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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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商业在唐朝时期空前繁荣,逐渐兴盛的出境贸易使得铜钱大量流向海外,而偏偏唐朝时期佛道盛行,铸铜像法器耗铜极多,铜的价格上涨,唐朝中央政府的铸币速度完全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钱荒”。于是能够省去铜钱的运输成本、又能减少铜钱流通的“飞钱”登上历史舞台。
茶商逐渐壮大,钱荒随之而现诞生了飞钱“云支付”
1、 商人的智慧
尽管“飞钱”主要由官府实行,但最早的“飞钱”的使用者应是以茶商为主的商人。
《因话录》记载“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以川途之难赍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而以归,世所谓便换者,置之衣囊。”这反映了蜀地已出现了能够汇兑钱币的机构,而当时蜀地茶商云集,各类在备受青睐的茶品都出自三川之地,茶商利用从蜀地收购茶叶后运到上都或是东南沿海的集市贩卖,所谓“便换”——也就是后来所称“飞钱”的出现,茶商功不可没。
而在官府记载的有关“便换”的文献中,茶商也多次被提及,《旧唐书·食货志》上明言“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禁断”,《旧唐书·庾敬休传》也有“剑南西川、山南西道每年税茶及除陌钱……当司于上都召商人便换”,均特别点出了茶商在飞钱发展的重要地位,我们可以看到使用飞钱的多是茶商酒商,并没有普通商人使用飞钱的记录。
2、 官府的“妥协”
安史之乱后两京失守,唐玄宗曾一度带领百官西迁入蜀,大批富商也随之而来,后来玄宗返京,蜀地与京师的联系却依然紧密,又由于“钱荒”的现象开始出现,各地都限制了铜币的出境和流通,这极大程度影响了正常的商业往来,但生意不可能不做,于是由蜀地产生的“便换”被引入朝廷,进奏院的“飞钱业务”从此开启。
元和六年,时值钱荒严重,缺少铸币,统治阶级主观地认为飞钱会使富商们更多地积敛铜钱,于是又禁止了飞钱,不料人们依然藏钱不出,物价进一步下跌。
事情在元和七年五月出现转机,户部王绍、度支卢坦、盐铁王播等奏:“伏以京都时用多重见钱,官中支,近日殊少。盖缘比来不许商人便换,因兹家有滞藏,所以物价转轻,钱多不出。臣等今商量,伏请许令商人于三司便换见钱,一切依旧禁约。
伏以比来诸司诸使等,或有便商人,钱多留城中,逐时收贮,积藏私室,无复流通。伏请自今以后,严加禁约。”可见原来禁止飞钱引发了商人甚至诸司诸使的不满,他们报复性地藏钱不出,使京师的货币更加不足,而统治者同意恢复飞钱,略有不同的是而后的“飞钱”业务由中央政权的三司垄断了。
但商人依然很少到三司“飞钱”,原因在《册府元龟》中有纪录:“先令差所由招召商人每贯加饶官中一百文换钱,今并无人情愿”,原来是在三司办理“飞钱”需要商人交纳百分之十的手续费,自然被商人们反对,朝廷最后还是取消了这笔费用。到了后来,节度使的地位上升,各镇节度使在京师设置了更多的办事机构,即诸军诸使,他们也有了如“进奏院”的经办“飞钱”的权力,打破了三司的垄断。
官办飞钱爱坑人,还是私营飞钱照顾人
1、 官办飞钱遍地开花,但太过坑人
官方所开设的“飞钱”业务,主要由一个叫“进奏院”的地方来办理。唐朝各个地方的驻京办称为“进奏院”,它有一个重要功能:负责地方向朝廷的纳税和进贡;同时商人们运送商品到京城贩卖,又赚取钱币返回地方,还需要定期通过进奏院向中央缴税,也就是说,进奏院中总是有大量的钱币在地方与中央之间流转,它相当于是一个钱币的“中转站”,“飞钱”在进奏院开始推行就不足为奇了。
商人们可以将在京城做生意取得的钱币交到各自的本道进奏院,得到一张叫做“公据”的文牒,其上写明交钱人的姓名、钱款数额以及取钱机构的名称地点,一份交由商人保管,一份由专人送往本道的取钱机构。
当商人从京师归来,需要支取钱币时,只要到地方政府出示文牒,将其与进奏院送至的文牒核对无误后,就可以将钱如数收回。而进奏院接纳在京商人们缴纳的钱,并非全数运回地方,而是抽取一部分作为赋税上交中央,这样又省下了本道向中央交税时运送钱币的舟车劳顿。
如此“飞钱”使商人们的钱币往来省去了许多麻烦,还十分安全,而政府省下了缴税时的往返,自然也十分喜闻乐见,正如《国史旧闻》所云:“商人纳钱京师,可少慢藏之患;地方纳钱中央,可省转搬之劳”,因此官办的“飞钱”方式一度很受欢迎,后来诸军、诸使、三司等机构也纷纷加入“飞钱”的业务中,《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宪宗)时,商两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可见官办飞钱业务可谓“遍地开花”。
2、 私办飞钱后起之秀,存钱不仅不给利息,反而收钱
在政府主办的“飞钱”业务中,出现了地方政府故意刁难商人的情况,《新五代史》中便有记载这样的例子:“犹有商人例换,赍省司便换文牒至本州府请领,皆被诸州府称准供军使指挥占留,以此商人疑惑,乃至当司支用不充。”这样便招使了商人们的不满,便也发展了由私商发行的“飞钱”。
这些私商多是在各地拥有自己的分店的大商人,他们利用总店与各地分店的联系,向不便携带钱币远行的商人发行票据,商人可以凭票据在私商所开的连锁店内取兑货款,商人可以“轻装趋四方,全券乃取之”,这样一来既方便了自己的经商,避免了大量的现钱输送,又能从中牟利,因为古代交通不发达,合券付款最短也往往在一两个月后,这样的时间差使得私营的“飞钱”实际上也为私商获取了利息收益。
带动商业繁荣发展,可视作交子与汇票的祖宗
1、 促进唐代商业繁荣
“飞钱”的出现减少了商人和官府对于铜钱的需求,缓解了商业贸易中因钱币不足产生的矛盾,使得大宗生意得以继续进行,这在当时“钱荒”的年代极为重要;再者“飞钱”让商人往来各地进行商业活动时不再需要携带笨重的铜钱,也节约了护送钱币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为全国各地的商业活动都带来了极大便利,让各地商业往来更加频繁便捷,促进唐代商业的繁荣。
因为“飞钱”在中央及地方政府具有重要地位,商人也因此在国家财政中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甚至在《唐大诏令集》的战乱时期“渐至虚折,商徒则获利倍于往日,所司则侵损转难任持”,由于三司过于依赖商人交纳兑换的货币,商人得以利用政策之便大肆敛财,所以“飞钱”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商贾的势力。
2、 与“交子”和“汇票”的渊源
回顾中国纸币的发展历史,宋代诞生的“交子”毫无疑问是中国最早的纸币,而唐代的“飞钱”为“交子”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飞钱”的汇兑形式被宋代官府所沿用,宋开宝三年(971年),官府在开封设置官办汇兑机构“便钱务”,为走南闯北的商人们直接办理异地汇款的业务,直到交子的出现。而《宋史》提出:“交子、会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可见飞钱与纸币交子的重要渊源。
有些人会认为,唐代的“飞钱”具有纸币的某些特征,但实际上,它的本质只是一种钱币的兑换工具,一种汇兑业务,本身并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并没有发挥货币应有的流通手段的职能,无论是官办还是私办所开具的“文牒”或是“公据”,都是一种汇票。“飞钱”对于现代汇票的诞生十分重要,它的产生标志着货币流通价值与货币实体分离过程的开始,可以看作是我国现代汇票的起源。
总结
“飞钱”是我国古代钱币史的重要发明,由官方进奏院发行的“公据”文牒不但方便了商人们进行商业活动,还为地方政府节省了每年向中央缴税时所需的运输成本;而由私商签发的票据不仅能为自家商铺的钱币流通提供便利,还能利用时间差来从中牟利。
飞钱是商人和官府共同缔造的结晶,来自蜀地茶商的“便换”是“飞钱”的前身,飞钱的使用者也是茶商酒商居多;而官府也并非由飞钱自由发展,而是曾经将其禁止,后来也曾有过收取手续费和垄断的举动,却都在商人的阻挠下妥协。
飞钱缓解了钱荒带来的矛盾,为商人的商业活动带来便利,还提升了商人的政治地位。飞钱所履行的汇兑业务被宋代政府沿用,衍生出了我国最早的纸币“交子”,还被视为现代汇票的起源。
参考文献:
1、《唐代“飞钱”若干问题考证》
2、《试论唐代飞钱的产生及性质》
3、《“飞钱”的产生与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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