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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部门合作如何协调？四种有效模式了解下》一文中，为了更好地描述组织合作方式的方法，作者们提出了“社区系统解困框架”，以帮助组织找出与合作伙伴一起协调和实施针对其具体社区的合作方式。

SSIR中文版特邀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尹珏林为此文撰写点评。尹珏林强调，集合影响力模型并非一成不变，也并非“一刀切”，参与者可根据自身资源和目标选择适当的合作方式。

在中国国情下，通过发起或参与跨部门合作，创造集合影响力需要注意什么？本文提出了三点建议，以供参考。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集合影响力。不管是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还是气候变化、生态破坏、水资源缺乏、根深蒂固的贫困和不平等系统性问题等，都亟待不同部门、组织乃至国家的通力合作。

集合影响力（collective impact）作为一种解决系统性社会问题的方法论，能够很好地引领这种合作。然而，集合影响力模型并非一成不变，也并非“一刀切”，参与者可根据自身资源和目标选择适当的合作方式。

王瑢等撰写的《跨部门合作如何协调？四种有效模式了解下》一文，通过对美国多家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项目官员的走访和多项合作倡议的整理，对集合影响力这一单一模型进行了补充，提出了基于跨部门参与数量与联盟治理集中程度的“社区系统解困框架”，帮助组织找出与合作伙伴一起协调和实施针对其具体社区的合作方式，进而解决社区面临的真正社会问题并产生系统性变革。

近年来，我国已经有不少跨部门合作行动在实现集合影响力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例如，成立于2008年的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简称“真爱梦想”）融合了企业界、政界以及社会各界力量，为实现“帮助孩子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的共同愿景而努力。为了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真爱梦想定期举办“局长工作坊”“校长训练营”“梦想沙龙”等活动，并建立“看见未来教育研究院”“学习共同体研究院”“真爱家长学院”等跨界交流平台，鼓励社会各界新鲜血液持续涌入。

此外，真爱梦想高度专业化的骨干组织也值得关注：其创始人和管理层团队由来自商业机构的资深管理人员、专业人士组成；在公益服务体系的全流程中引入了高效成熟的商业化管理工具；还通过与当地教育局的配资合作实现了从点到面的跨越式发展。截至2020年底，真爱梦想累计募集善款人民币11.84亿元，服务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2158所学校，这一卓著的跨部门合作行动已让467万偏远地区的学生受益。

在游戏领域，跨部门合作也在悄然进行着。《游戏星球》是首档以电子游戏传递绿色环保理念的纪录片，于2021年中在Discovery探索亚洲频道播出。

在“游戏能改变世界吗？”这一问题的驱动下，三个游戏团队将探索中国宁夏、内蒙古和甘肃的沙漠，并在两个月时间内设计出一款与他们所体验到的我国治沙的理念与实践相关的游戏。这是游戏先锋与绿色卫士的跨圈层碰撞，也是融合竞技与科学的纪实节目。制作相关方不仅包括纪录片制作方，还囊括了游戏开发团队、电竞人、国外沙漠治理研究者、本地治沙乡亲们和游戏学者。虽然其是否能促成破圈效应的影响力有待观察，但打破部门壁垒的合作为集合影响力之路开启了一扇门。

这些例子都表明，更大程度上的社会性变化来自更好的跨部门合作，而非来自单个组织的孤立干预。从孤立的影响力到大规模的跨部门协作，集合影响力能够助力复杂性社会问题得到解决。

然而，通过跨部门合作来实现集合影响力，不管是从理念到行动，再到效果评估，都并非易事。集合影响力对各参与方（包括非营利组织、资助者和政府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毫无疑问非营利组织是其中的重要一方，承担着促成多方面合作的责任。首先，社区本身是集合影响力取得长期性成功的关键部分，非营利组织应积极提高社区在跨部门合作中的参与度。其次，与商业组织合作能够为跨部门合作带来新的活力。最后，将成熟的社会解决方案过渡到政府，或撬动政府网络和资源，有利于扩大其服务范围，并发挥长期的社会影响力。

其次，在集合影响力概念下，资助者在跨部门合作中扮演的不仅仅是提供资金的角色，还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他们将不同的行业领域和社区聚集在一起，解决复杂的问题，以及带来持久的变革。资助者应该了解与权衡合作伙伴的多样化需求，带有关切地促进联系，并且为合作提供资金。

对于资助者而言，兼顾资源和成本的最优化，实现经济与社会利益的双赢，是其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秉持的基本准则。从这一角度来透视跨部门合作，其核心要义便是：如何将商业理念与社会使命整合起来，创造出新的共享价值。只有当资助者与非营利组织结盟的出发点更多源于内部价值理念的认同和知识共享的需要时，双方才能更大程度地参与联盟战略制定。同时，联盟过程和治理的复杂性也将进一步加剧。

再次，政府应制定更为友好的公共政策，助推集合影响力的实现。中国情境下大规模的跨部门合作尤其有赖于政策制定者的支持与参与：一方面，将政府责任的定位从直接的“公 共服务供给方”转变为“公共服务价值共创者”；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建立以人群和问题为关注点的跨部门机构，为跨部门合作提供资金场地、政策配套、信任背书等各方面的支持。

在中国国情下，通过发起或参与跨部门合作创造集合影响力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 从合作发起动机来看，跨部门合作是一个连续体的概念，各联盟形态在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不能以单一标准来判断联盟动机。

第二，从合作过程来看，跨部门合作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不同联盟关系在不同阶段有其专有的目标和意图，并且可能会随着时间演进而持续变化，以满足各方需要，联合各方参与者，特别是在骨干组织的协调下，应当动态地调整联盟关系。

第三，从合作效果评估来看，跨部门合作效果是一个多层次构面：第一个层次强调联盟短期的、直接的绩效，即对预期实现目标及利益相关群体的直接影响，这是大多数联盟着眼于达成的目标；第二个层次是联盟对参与方能力建设、知识技能和声誉资本的提升作用，强调合作对组织长期成功的影响；第三个层次则为创造更长期的效果，例如解决公共问题的新制度、创新服务方式的普及等，较少数联盟能达成并清晰地衡量这一目标。

近些年来，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与互动越来越多，这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增长，解决目前的社会不公平、环境保护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不过，在慈善公益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危机事件，也使公众和社会对一些跨部门合作提出了较多质疑。

一方面，非营利组织、社区、捐助者、政府等在特定社会问题的跨界合作，有助于整合不同部门的资源、技能和核心能力，接触不同的知识和利益相关群体，更有效地处理社会、环境事务；另一方面，由于使命、价值观、目标、客户承诺和绩效度量等各个方面的差异，跨界参与方也经常难以磨合，实现基本的合作目标已经不易，更不用说进一步的知识转移、能力培育和社会政策推动。因此，如何推动非营利组织、捐助者、社区、政府，甚至学术界、媒体各方更有效地合作，以融合更多跨界资源，更好地发挥集合影响力的作用，成为当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和公益研究及实践领域面临的重要挑战。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正如王瑢等所强调的，解决复杂社会问题并不能依赖“集合影响力”这种单一模式或话语体系。不管是联盟主导方还是参与方都应当充分识别和利用自身资源和目标，找到最适合自身的可行方案；一味追求大规模集合影响力不一定是每个跨部门合作追求的终极目标。“大而全”固然有利于推行大规模的社会问题解决框架，“小而美”亦有助于联盟专注于社区和自身需求，应探索根据社区实际需求制订量体裁衣的联盟方案。

本文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11期

原标题：集合影响力：从孤立的影响力到大规模的跨部门协作

作者：尹珏林，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