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欧洲在黑死病的间歇性席卷下，各国人口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位于欧洲边缘的小国——英国，更是如此。

然而自16世纪起，英国人口呈现出不断向上攀升的趋势，特别是在18世纪中后期更是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人口的急剧增长给生存资源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其次，圈地运动的兴起也给穷人的生活带来了痛苦不堪的体验，18世纪后期更是进入到议会圈地阶段。

农民被赶出世代赖以生活的土地，沦为失业农民，他们或被雇佣，或涌入城市成为流民。

最后，在人类历史上闪闪发光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后期率先在英国轰轰烈烈地开展。

然而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给工人带来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他们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着。

总之，这些原因引发了底层民众因生存问题而做出相应的反应，爆发了抗议行为，其中最多的是粮食骚乱。

人口增长造成的生存压力

中世纪晚期，英国所拥有的人口总数和领土在西欧大国中都是那么的不起眼。在十六世纪中叶，法国的人口是英国的5—6倍，德国和意大利是英国的4倍，西班牙是英国的3倍。

然而经过18世纪英国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到1900年英国已成为西欧人口规模领先的四个国家之一。

她的人口已经增长到3050万人，虽然比德国(4360万)和法国(3850万)略少，但与意大利(3250万)接近，远远超过西班牙(1860万)。

此时英格兰拥有大约15.1%的西欧总人口，同时英国的人口密度超过了西欧其他国家,就连荷兰和比利时也不例外。

其人口增长速度可见一斑。18世纪英国人口的快速增长首先源于人口出生率的不断提高。

人口出生率是一个国家人口增长最显著的指示器，最能明确直观地反应出一个国家人口数量

的变化情况。

18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口的出生率虽时有波动，但总体还是呈缓慢上升趋势。

但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期，英国的人口出生率与18世纪上半叶相比就呈现出一种快速上升的趋势。

此时英国的人口出生率确似阿基米德的杠杆一般，撬动了整个社会的人口。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英国社会盛行的是有限父权的核心家庭模式。

在这种家庭模式下，晚婚晚育是社会的主流形式。

例如，在1600—1649年之间，男子平均结婚年龄在赫特福德郡为29.1岁，在莱切斯特郡的波特斯福地方为29.2岁，在德文郡的科林顿地方为27.4岁，同一地方的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也和男性相差无几。

但在18世纪中后期，这种家庭模式受到工业革命的冲击，适婚男女此时能够为了爱情，完成婚姻。这一结果就是青年男女的平均结婚年龄不断下降。

18世纪上半叶，英国男性和女性结婚的平均年龄分别是27.5岁和26.2岁。在接下来的50年里，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到26.4和24.9。

在19世纪上半叶，这两个数字分别为25.3和23.4。随着18世纪英国平均结婚年龄的不断走低，加速了该时期英国人口的快速增长。

18世纪英国人口的快速增长，除了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外，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问题。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一个人只有吃饱了才能服务于社会，为国家创造价值。

但当农业的生产力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时，社会上就会出现粮食短缺、物价上涨的局面，从而产生相应的粮食问题。

18世纪上半叶，由于英国人口增长较为缓慢，同时也得益于17世纪发生的农业革命，使英国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因此，英国社会呈现出一种仓廪足、百姓富的祥和局面。

随着18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出现了“人口爆炸”。在“人口爆炸”后，要想满足人口的所需粮食，就需要农业方面也随之发生爆炸式的增长。

但18世纪下半叶，由于土地和劳动力的投入在此期间变化不大，这意味着生产率的大幅提高，然而，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中叶，英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估计——以产出和投入的公式计算，几乎没有。

所有对人均粮食供应的直接估计都表明，在工业革命时期人均粮食供应停滞不前，甚至还有下降。

圈地运动带来的不良后果

近代英国的圈地运动始于15世纪末，一直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

期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非正式圈地、协议圈地以及议会圈地，三者之间的时间界限较为模糊，但规模最大的议会圈地主要盛行于18世纪下半叶并持续到圈地的最终结束。

早期的圈地大多是自发的，并且在圈地过程中还伴随着相当程度的暴力色彩。

这一时期，拥有较大规模土地的租地农场主、贵族和乡绅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增加收入，他们开始将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赶走，将自己的土地连成片，改造成大牧场或大农场。

自圈地初始，随处都能听到反对圈地以及圈地所造成的不公道和困苦等怨声。在许多教区中，农舍和茅屋被拆毁或推倒。

以至于当时有人感叹道：以前农民居住的地方，现在都只能看到放牧的人和他的犬了。

但非正式圈地和协议圈地由于缺乏政府支持，故未形成大规模的圈地浪潮，且圈占土地的规模也不大。

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议会圈地与之前的非正式圈地和协议圈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议会圈地顾名思义就是圈地开始得到议会的支持，得到国家的许可，得到法律的保障。

如果说非正式圈地以及协议圈地就像蚊虫叮咬似的小打小闹，那么议会圈地可谓是猛虎出山似的的大刀阔斧。

据估计，从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在这150年间英国的圈地面积仅占圈地总面积的2%左右。

然而议会圈地仅仅在两个圈地高潮阶段就圈占了全英土地面积的20%左右。足可见，议会圈地规模之大，完成之迅速。

在所有支持圈地的法案中，38%的法案集中在1755年到1780年的第一个议会圈地高潮阶段。最活跃的一年是1777年，仅在一年中就通过了92条法案。

圈地法案出台得最多的时间是18世纪70年代后期，五年内通过了321条法案。

圈地法案的第二个高潮阶段是1790年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更为重要的是，它集中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战争年代出台的圈地法案占所有议会法案的43%，圈地法案出台最频繁的10年中有9年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议会圈地完成了英国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方式的转变，促进了资本主义大农场、大牧场的兴盛，但它也给底层的农民带来了不可挽回的伤害。

18世纪中叶前已经持续了两百多年的非正式圈地和协议圈地，总归是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圈地也只是断断续续，总体规模也不大。

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农民对圈地的反对，另一方面在于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对圈地也表现出一种打压的态势。

因此，议会圈地的出现则像是蓄势待发的大土地持有者听到了号令枪的打响，开始毫无忌惮，争当圈地中的急先锋。

谁能抢先完成土地所有权的重新配置，那么谁就离财富更近一步。因此，在没有后顾之忧后，大规模的圈地开始如火如荼的推进。

议会圈地对于那些想要建立大农场和大牧场的庄园领主而言，是千年一遇的福音，但对于那些主要依靠荒地和在公地上享有公共权利生活的人来说可谓是灭顶之灾。

遭受圈地打击的主要有三类人：一类是占有少量土地的自由持有农和公簿持有农，一类是占有茅舍、旅房、磨房以及其它建筑而享有公共权利的茅舍公权持有者，一类是享有习惯上公共权利的无地公权持有者。

这三类人中虽然有的人占有少量土地，但大多数人都是无地的农民，他们依靠享有使用公地的公共权利以及在荒地上放牧、伐树、采煤等权利，也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

但议会圈地后，他们丧失了原本享有公地和荒地的权利，因为公地已经被瓜分殆尽，荒地也沦为庄园领主的私产了。

对于那些拥有少量土地的人来说，他们虽然在议会圈地中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得到一块新的份地。

但这块份地需要自己出钱圈围，同时还需要分摊圈地所造成费用的一部分。

因此对于穷人而言，看着有利，实则有害。对于茅舍农和无地持有公权者而言，议会圈地对于他们而言可谓是灭顶之灾。

他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资源被掠夺殆尽，他们在农村中从此没有立锥之地，只得涌入城市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

圈地在一个又一个的村庄摧毁了勉强维持生活的贫民经济——养牛或养鹅，从公地上拾柴草取得燃料以及其他东西。

茅舍农无法从法律上证明他们的这种权利，因而极少能得到赔偿。

对于主要依靠荒地和公地生活的底层劳动人民而言，议会圈地更是将他们的生活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因为在公地和荒地上享有的权利是他们生活的主要依靠。

例如，18世纪无地的农民依靠公地和荒地饲养一头奶牛每年能带来7～9英镑的收入，相当于一个男性农业劳工半年的收入。

当圈地将他们从土地上面赶走之后，给他们留下的是生活的绝望与苦难。

当他们的生活经历了从温饱到饥饿、稳定到动荡后，这些农业工人迫于生存的压力涌入城市成为雇佣工人。

他们想要维持生活就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为他们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当所挣工资不够购买粮食或是失业时，就会加剧粮食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