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1864一1957)，湖南湘潭人，二十世纪十大画家之一，是我国20世纪著名画家和书法篆刻家。曾任北京国立艺专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北京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荣获世界和平理事会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1963年获得“世界文化名人”称号。他一生痴迷艺术创作，衰年变法，自创红花墨叶一派，留下画作三万余幅，诗词三千余首，刻印三千余方，代表作品有《花卉草虫十二开册页》，《白石草衣金石刻画》等。

作为20世纪举世闻名的中国大画家，有“画圣”之称的齐白石，早年还只是个仅念了半年私塾的“农民雕花木匠”，他是如何由一个识字不多的木匠师傅，成为诗文高手、篆刻名家、书画大师的？除了他的过人天分与惊人勤奋，以及在湘潭老家得到胡沁园、陈少蕃等师友指点外（后来还拜在王闿运门下。清末民初，王门弟子这一身份本身就是上流社会的通行证。齐白石后来有三张润格，两张为樊樊山所书，一张为吴昌硕所书。三件润格无一例外都在开头即强调齐白石乃“湘绮高弟子”），北漂无疑是他大器晚成至为关键的“成龙”之道。从某种意义上看，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北漂，就没有后来的齐白石。

在齐白石的北漂路上，尽管不无崎岖坎坷，风雨颠簸，但也不乏师友们的指引、支持与提携。知己中有的是“副省级”官员，有的是京官、画坛领袖，有的是海归翘楚，关键时刻的知遇之恩，玉成了齐白石艺术创造的伟大，也留下了不少让我们至今乐道的佳话。

樊樊山：力促白石居北京

俗云“出得湖，方成才”。

齐白石1917年5月避兵匪之乱到北京，10月归湘，仍不安宁。

1919年，57岁的齐白石重来北京，此次是正式定居，从此在古都一住就是40年。

北漂赴京，是樊樊山一封北京来信促使他下的决心。

1902到1909年，前后八年期间，齐白石曾“六出六归”，走遍了半个中国，游经洞庭、华山、嵩山，后又到南昌、西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香港等地，游览了不少名胜古迹，画了不少画，也结交了不少诗朋画友，樊增祥是他“一出一归”时在西安结交的诗友。

樊增祥（1846—1931），晚清官员，文学家。别号樊山，湖北省恩施市人。光绪进士，历任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曾师事张之洞、李慈铭，为同光派的重要诗人，死后遗诗三万余首，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高产诗人。

樊樊山在陕西臬台（掌管一省的司法、监察以及驿传事务的官）任上，见到齐白石的印，十分喜欢，亲自为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齐白石撰写了治印润格：“常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广以汉尺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樊增祥。”这等于替齐白石做了一个最好的广告。当时，身为“副省级”官员的樊甚至还准备推荐齐白石进宫当内廷供奉。只不过齐白石志不在此，樊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1917年，兵匪之乱更甚，齐白石在家乡过着一夕数惊，“一时逃窜计都无”的生活。在京的樊樊山闻讯后，致函齐白石，力劝他早作移居北京之计，说在京卖画刻印，完全可自谋生活。齐白石在乡正一筹莫展，终于下了北漂的决心 。

对于自己才艺的评定，齐白石素来认为“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他对自己的诗是颇为自许的。

樊樊山也很喜欢他的诗。齐白石说：“樊樊山是看得起我的诗的，我把诗稿请他评阅，他做了一篇序文给我，并劝我将诗稿付印，隔了十年我才印出《借山吟馆诗草》，樊樊山的序就印在卷首。”

樊樊山在序中说：“濒生书画，皆力追冬心，今读其诗，远在花之寺僧之上，真寿门嫡派也。”

惺惺相惜友谊深，齐、樊相交长达30年。1931年樊逝世于北平，齐白石亲往吊唁，并刻“老年涕泪哭樊山”石印寄托哀思。

陈师曾：白石“变法”引路人

1917年是齐白石一生中关键性的一年。这一年，他结识了陈师曾。

陈师曾，名衡恪，号朽道人、槐堂，是湖南巡抚陈宝箴孙，陈三立(陈散原)长子，陈寅恪之兄，鲁迅的同窗好友，1876年出生于凤凰县，在长沙教过书，曾留学日本，攻读博物学。他自东瀛归国后，从事美术教育工作，1913年到北京，历任北京各大学教授，善诗文、书法，尤长于绘画、篆刻，当时已是京华画坛领袖。

齐白石结识陈师曾，是来京寓居法源寺的时候。其时陈师曾已是教育部编审，而齐白石却十分落寞，作品两元一幅还无人问津， “冷逸如雪个，游燕不值钱”。

陈师曾在琉璃厂看到齐白石的篆刻，大为欣赏，遂到法源寺访齐白石，看了齐白石的《借山图》等画作后，更是赞赏有加，题诗道：

曩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

束纸丛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

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

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

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

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

同时，陈师曾也指出了齐白石的不足。他对齐白石说，画要有性灵、有思想，有活力，不能像照相一样千篇一律。又说，工笔画梅，费力不讨好，画花鸟不必太工，可采用大写意。他劝齐白石自创风格，不必求俗媚世，“自出新意，变通画法”。齐白石大以为然，下决心衰年变法。

更为可贵的是，陈师曾不但是齐白石的“衰年变法”的劝说者和引路人，还是齐白石画的热心宣传者。

1922年，陈师曾应日本画家之邀，参加东京府厅工艺馆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时，特意带去齐白石几幅山水，二尺山水竟卖到了250块银圆！法国人还将陈师曾和齐白石的画推荐入巴黎艺术展览会。正因陈师曾不遗余力的推介，齐白石得以跻身于一流画家之林，从此身价倍增。

后来，齐白石在《口述自传》中不无感慨地说：“我那时（五十八岁）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得交陈师曾做朋友，也是我一生可纪念的事。”

1923年，陈师曾病故，齐白石伤心至极。他对弟子张次溪说：“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我如没有师曾的提携，我的画名不会有今天。”

林风眠：首邀白石上讲堂

1925年春，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年仅26岁的林风眠就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开始施展自己的艺术抱负，实践伯乐蔡元培的“兼容并蓄”的治学思想，对教学进行布局和改革。

林风眠广纳贤才，一个大胆之举就是不顾大多数中国画教员的反对，聘请民间画师齐白石授课。

关于这件事，《白石老人自传》有明确记载：“民国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年），我六十五岁。北京有所专教作画和雕塑的学堂，是国立的，名称是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林风眠，请我去教中国画。我自问是个乡巴佬出身，到洋学堂去当教习，一定不容易搞好的。起初，我竭力推辞，不敢答应。林校长和许多朋友，再三劝驾，无可奈何，只好答允去了，心里总多少有些别扭。想不到校长和同事们，都很看得起我，有一个法国籍的教师，名叫克利多，还对我说过：他到了东方以后，接触过的画家，不计其数，无论中国、日本、印度、南洋，画得使他满意的，我是头一个。他把我恭维得了不得，我真是受宠若惊了。学生们也都佩服我，逢到我上课，都是很专心的听我讲，看我画，我也就很高兴的教下去了……民国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到了北京，因为国都定在南京，把北京称作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改为艺术学院，我的名义，也改称为教授。”

用今天的话来说，齐白石在当时，只不过是个有点技艺的“农民工”而已，海归校长林风眠独具只眼将只读过半年私塾的齐白石直接聘来大学任教，这是何等不拘一格用人才！

徐悲鸿：白石亦是我之师

1928年10月，留法归来的33岁的徐悲鸿受聘为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他大胆提出了革新的主张，提倡师法造化，学习西方一些优秀技法，但也非常重视中国画的学习，“草庐三请不容辞”，续聘66岁高龄的画家齐白石担任教授，并亲自坐马车接齐白石到校上课。

徐悲鸿对学生说：“齐白石可以和历史上任何丹青妙手媲美，他不仅可以做你们的老师，也可以做我的老师。”

齐白石后来赠徐悲鸿《鱼鹰图》，在题诗中有“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之句，对徐悲鸿的提携表示了由衷的感激。

论年纪，齐白石正好大徐悲鸿33岁，两人可谓忘年交。这种忘年交，一直在发展。1932年，徐悲鸿亲自为齐白石编选画册并作序出版。

1935年，徐悲鸿在艺文中学举办了一个小型画展，齐白石扶病前往参观并留言：“余画友最可钦佩着，唯我悲鸿。”

此外，徐悲鸿多次撰文对齐白石的艺术给予极高的评价。1946年抗战胜利以后，徐悲鸿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又续聘齐白石为教授。

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当时有人认为齐白石属于不上课的挂名教授，建议取消其关系。徐悲鸿认为“现时并无挂名教职员，齐白石、张大千为中国有数之名画家，虽不授课，但可请其来校指导”，因而继续聘齐白石为名誉教授。考虑到齐白石年纪大，徐悲鸿还每个月都亲自把工资送到齐白石手里。

每年春节，徐悲鸿都要早起去给齐白石拜年。齐白石过寿添孙，徐悲鸿也都有书画赠送致贺。

有一年春节，徐悲鸿夫妇派人为齐白石送上清江鲥鱼与粽子，还不忘嘱咐烹制时“不必去鳞，因鳞内有油，宜清蒸，味道鲜美”，体贴之细，足见二人情谊之深。

在北漂路上，齐白石的知己当然远不止樊樊山、陈师曾等四人，还有心心相印的瑞光和尚，礼遇有加的梅兰芳……

宣武门外法源寺、龙泉寺、石镫庵、跨车胡同15号……追寻齐白石当年的北漂足迹，不难发现，由开始步履艰难，到毅然“衰年变法”,正是有诸多好友的相知、相重、相荐，白石老人在艺术的攀登之路上，才能自创一派，风光无限。

在21世纪的今天，湖湘子弟北漂至京求艺者不乏其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在拼搏的北漂一族，还会遇到上世纪齐白石周遭那样的知己吗，还有那样感人的故事吗？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