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浮沉：唐宋时期的漕运与古都洛阳兴衰

演讲人：张显运演讲地点：洛阳市图书馆演讲时间：二○二二年七月

张显运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宋史、中国经济史、河洛文化。现为中国农史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宋史学会会员，黄河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历史学会理事，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发表论文50余篇，著有《宋代畜牧业研究》等专著3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项目7项。

繁盛：隋唐之际的运河洛阳段漕运

狭义上讲，运河是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广义上讲，运河是用以沟通地区或水域间水运的人工水道，通常与自然水道或其他运河相连。除航运外，运河还可用于灌溉、分洪、排涝、供水等。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就组织开凿了人工运河——邗沟，其目的是沟通南北、便于当时的吴国北上争霸。世界上著名的运河有基尔运河、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等。在2014年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在内的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5月18日，市民在位于河南洛阳市的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内，参观复原的隋唐时期新潭码头。黄政伟摄/光明图片

隋朝大业年间，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南起余杭，北到涿郡，开凿了隋唐大运河。隋唐大运河从北往南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段，全长2000多公里，沟通海河、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当时联系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隋唐大运河带动了沿线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运河沿岸区域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正是因为隋唐大运河的兴旺，处于其中心位置的洛阳在当时成为商贾云集、物资集散的大都市，由此开启了洛阳城与运河之间的历史叙述。

在隋唐时期，大运河洛阳段发挥了重要的漕运功能，堪称交通枢纽中心，每年“郡国舟船辀轳万计”（唐·杜宝：《大业杂记》）通过运河抵达洛阳。初唐陈子昂在《上军国机要事》中也提到“即日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唐末五代人王溥于《唐会要》中亦言：“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藉洛京转输价直。”每年数百万石的漕粮，经江南运到洛阳，再由洛阳运到长安和北京等地。这一时期的洛阳城“皆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货易，车马填塞，如西京之崇仁坊”。（元《河南志》）

隋唐洛阳城玄武门遗址张怡熙摄/光明图片

万船竞发，商贾云集，极尽繁荣的运河运输，使洛阳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重要的都市。从西域运来的马匹、玉器、玻璃制品等商品，从洛阳源源不断地流向东南腹地和东北边塞，甚至日本等地；从各地转运而来的绸缎绢帛茶叶等物资，又从洛阳贩往西域。

隋唐大运河之于洛阳有着巨大的意义，没有当时东都洛阳的桥梁和枢纽地位，隋唐大运河也就没有了核心和灵魂，其沟通南北的作用就无从谈起；而没有大运河和洛阳，隋唐时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会大幅减弱。隋唐大运河不仅为当时的洛阳输送养料，更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的大动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洛阳的千年古都地位。

式微：唐中后期的运河洛阳段漕运

然而到了唐朝中后期，随着安史之乱以及唐末农民起义，战火频仍，隋唐大运河已失去了昔日“百舸争流”的繁忙景象，一片萧条。

据隋唐史家潘镛先生的研究，唐代大运河漕运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唐高祖至唐中宗时期，每年漕运粮食一二十万石；第二阶段为唐玄宗开元至天宝年间，岁漕粮二三百万石；第三阶段为唐宪宗元和以后，漕运日益衰落，岁漕粮多则四十万石，少者十万石。

河南洛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内展品。新华社发

其实，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粮食漕运早在玄宗开元年间就日益式微。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唐玄宗任用裴耀卿进行漕运改革，裴耀卿改以前的“旷年长运”为分段转运。他析汜水、武陟、荥泽地置河阴县，设置河阴仓，在清河县（今洛阳吉利区）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峡之西设三门仓，改陕州（河南三门峡）之常平仓为太原仓，华州之广通仓为永丰仓，形成了以河阴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为枢纽的新的转运仓布局，不仅提高了漕运效率和漕粮数量，还大大改变了以往西京长安就食东都洛阳的传统，使关中地区能够通过漕运获得更多的粮食。如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间，运抵关中的漕粮多达700万斛，关中粮食供应得以好转。正是由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漕粮运往关中的困难，唐王朝对东都洛阳的依赖从此大大减弱。唐朝后期，漕船甚至一度不经过洛阳，《资治通鉴》中就提到“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正因为如此，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后，唐王室很少再行幸洛阳，东都洛阳作为漕运枢纽的地位已成了明日黄花。

进入唐朝中后期之后，随着安史之乱以及后来藩镇割据愈演愈烈，经由大运河的漕粮数量越来越少，相关史料记载众多：

广德二年……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新唐书》）

（广德二年三月）自是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资治通鉴》）

建中元年……岁入米数十万斛，以济关中。（《唐会要》）

（建中元年七月）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资治通鉴》）

（元和）初，江淮米至渭桥者才二十万斛。（《新唐书》）

（大中五年二月），漕米四十万斛，其能至渭仓者，十不三四。（《旧唐书》）

唐末的运河漕粮，经刘宴改革，曾一度改变了安史之乱后漕运中衰的现象，但就整个长时段来看，大运河漕粮数量仍旧是日渐减少。尤其是在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严重影响了江淮通往东都洛阳的漕运路线。如唐德宗建中年间，藩镇李正己、李宝臣、田承嗣、梁崇义等雄踞山东、河南、江南、河北等地，切断了江淮粮食运往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的交通路线，致使漕粮数量急剧下滑：

筑汴州城，初，大历中李正己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曹、濮、徐、兖、郓十五州之地，李宝臣有恒、定、易、赵、深、冀、沧七州之地，田承嗣有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之地，梁崇义有襄、邓、均、房、复、郢六州之地，各聚兵数万，始因叛乱得位，虽朝廷宠待加恩，心犹疑贰，皆连横盘结以自固。朝廷增一城，浚一池，便飞语有辞，而诸道完城缮甲，略无宁日。至是田悦初禀命，刘文喜殄除，群凶震惧。又奏计者还，都无赐与，既归，皆构怨言。先是，汴州以城隘不容众，请广之。至是，筑城。正己、田悦移兵于境为备，故诏分汴、宋、滑为三节度，移京西防秋兵九万二千人以镇关东。（《旧唐书》）

唐朝后期中央与藩镇之间壁垒森严，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尤其是江淮地区的藩镇严重阻碍了江南粮食漕运通道。《旧唐书·张万福传》记载，李正己叛乱后进驻江淮，阻断了朝廷漕运的通道，朝廷最终是依靠名将张万福之威，漕船才勉强通过涡口。对于唐后期隋唐大运河漕粮减少甚至断绝的情况，经济史家全汉昇先生总结了六方面的原因：一是唐末乱军劫掠漕运的粮食；二是乱军占据运河沿岸要地，据淮口，漕运断绝；三是运河官员贪污腐败影响运河粮食的漕运；四是咸通年间造船质量下降，偷工减料致使船只易坏，漕运遂废；五是唐末农民起义导致南方农业遭到严重破坏，粮食缺乏，漕运断绝；六是唐末藩镇割据，运河无法实现沟通南北的功能。覆巢之下无完卵，作为隋唐大运河其中的一段，这一时期的洛阳段漕运也受到了严重影响，直至一度断绝。

正在进行保护工程的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4月14日摄）。新华社发

存续：五代时期的运河洛阳段漕运

唐中后期至五代，洛阳所处的中原地区是当时各方混战的主要战场之一，遭到战火的蹂躏也最为严重。诚如唐代宗时刘晏就说过：“东都凋敝，百户无一存……起宜阳、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见户才千余，居无尺椽……兽游鬼哭”（《新唐书》）。曾经繁华的洛阳城由此变得满目疮痍。唐朝末年，黄巢起义迅速占领了包括东都洛阳在内的大片地区。黄巢之后，“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已。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四野俱无耕者。”（《资治通鉴》）此时的洛阳只剩下残垣断壁，人烟稀少。五代时期张全义任洛州刺史，“时洛城兵乱之余，县邑荒废，悉为榛莽，白骨蔽野，外绝居人。洛城之中，悉遭焚毁。”（《洛阳缙绅旧闻记》）五代时期的洛阳先后成为后梁、后唐、后晋诸王朝的都城。虽然张全义经略洛阳40余年，洛阳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再也难以重振往昔之盛。

不过，这一时期由于江南地区相对稳定，以洛阳为政治中心的北方诸政权仍旧要倚重江南漕粮，因此运河洛阳段的水上运输依旧存在。如后梁朱温开平年间，魏博节度使罗绍威考虑到当时洛阳人口众多，粮食不继，曾上书提出伐木造船，“绍威尝以临淄、海岱罢兵岁久，储庾山积，惟京师军民多而食益寡，愿于太行伐木，下安阳、淇门，斫船三百艘，置水运自大河入洛口，岁漕百万石，以给宿卫，太祖深然之。”（《旧五代史》）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年），三司官员上奏要求在洛河北岸开凿湾潭，以便于漕船牵引并卸载漕粮：“洛河水运至洛口至京，往来牵船下卸，皆是水运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至洛岸至仓门稍远，牙官运转艰难，近日例多逃生。今欲于沿河北岸，别凿一湾，引船直至仓门下卸，其工欲与诸军傔人内差借。”这一奏请得到了唐明宗的赞同。不久明宗诏令捧圣卫指挥使朱洪实凿开河湾，至赡国仓门。（《五代会要》）这些材料都说明了，五代时期的洛阳段漕运仍继续通航，但已经很难再现盛唐时期漕运的辉煌。

恢复：北宋时期的运河洛阳段漕运

北宋时期，运河洛阳段漕运功能得到恢复、加强，首先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重视。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并定都开封。建国伊始，宋太祖就有迁都洛阳的想法。“上生于洛阳，乐其风土，尝有迁都之意”。（《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宝初年，“太祖皇帝将西幸于洛，命修大内，督功役甚急，兼开凿漕河，从嘉猷坊东出，穿掘民田，通于巩，入黄河，欲大通舟檝之利，辇运军食于洛下。”（《洛阳缙绅旧闻记》）开宝九年，即公元976年，为在西京洛阳举行南郊大礼，宋太祖曾动用5000人开凿从洛阳菜市桥到漕口的35里漕渠，此举不仅恢复了当时洛阳漕渠建设，还为宋神宗时期的导洛通汴工程打下了基础。《邵氏闻见前录》亦记载：“午桥西南二十里，分洛堰引雒水，正南十八里龙门堰引伊水……以大石为杠，互受二水。洛水一支自厚载门入城，分诸园，复合一渠，由长厦门以东以北入罗门，二水皆入于漕河。”

当然，此时的洛阳段漕运，从规模上说无法与隋唐时期相提并论。宋太祖在开宝九年曾提出西迁洛阳，遭到了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等人的反对，其中一条反对理由就是，“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续资治通鉴长编》）东京开封漕运方便，是百官、军队衣食的重要保障，一旦迁都洛阳，立即会遇到漕运不便的难题，文武百官和军队的粮食供给都难以为继。这也侧面反映了北宋初年洛阳漕运的尴尬情况。

北宋初年虽对洛阳段运河进行了修复，但通航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再加之洛河水患导致洛阳段运河时常淤塞，为了进一步保障汴河漕运的畅通，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实施了“导洛通汴”工程，即把洛水引入汴河，通过增加汴河水量，保障汴河到江南粮食漕运的畅通。重新疏通西京河南府洛阳通往偃师、巩义的旧漕渠，恢复漕口、罗门等水利设施，修建长堤47里，疏浚漕渠52里，西京洛阳到京师开封的运河段得以重新通航。

不过，这个导洛通汴工程，因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实施效果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洛口虽云经冬行运，其实水浅易冻。又置打凌兵士，虚费钱粮，终是饥冻，逐年死亡极多。每至冻合，凌蹙岸决，民田被害。又流既浅，船小载轻，其害非一，公私阻滞。今遇开黄河闸口，放水入清洛，即舟船方行得一番，闸水已尽，船复留滞。此可见洛水浅涩，无济于行船也。”由于洛河冬天上冻，为解决通航问题，还需要雇佣大量人力去“打凌”破冰。而冰块冲击河岸，摧毁农田，导致水患，同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得不偿失；黄河汛期时，开闸放水，行船较为通畅，闸口闭合，洛河水浅，船只无法通行。不过，考虑到导洛通汴工程是在神宗熙丰变法的大背景下实施的，李焘本人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后世推测他的相关记载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导洛通汴工程的弊端。

尽管实施受到限制，这次工程仍旧在客观上对促进西京洛阳的漕运交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仅漕河得以浚修，西京罗门也因此得以修葺一新，洛阳运河段于这一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昔日的风采，出现了百舸争流、万船竞发的繁忙景象。洛阳段漕运的繁荣，不仅促进了西京洛阳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推动了南北物质和文化的交流。而这一时期运河洛阳段的繁盛，我们能够在北宋文人士大夫的文集中找到相关的记录：

万艘潭汇嘉猷里，分洛疏伊尽北驰。远引驶风通越货，肇营胜迹在唐诗。（文彦博：《文潞公文集》）

古来无奈洛阳尘，兴属今朝谁与亲……波声有喜咸通汴，云影相随直到秦。（晁说之：《景迂生集》）

洛水沄沄天上动，道入隋渠下梁宋。宋都堤上十二亭，一一飞惊若鸾凤。（秦观：《淮海集》）

君爱洛阳官，弃我淮上翁……此行君乐否，一千五百里。未见洛阳山，先见洛阳水。（徐积：《节孝集》）

近年来对洛阳含嘉仓的考古挖掘，也为运河洛阳段在宋代这一时期的通航情况，提供了实物证据。考古人员在含嘉仓160号窖内发现了保存完整的一窖粮食。被发掘时窖内粮食粒粒分明，有的呈棕色，有的发黄。窖遗址中出土的铭砖则记载了储粮的时间、数量、品种、来源、仓窖位置及授领粮食的官员姓名。160号窖一直沿用至宋代。专家猜测，该窖之所以能够满藏粮食保存至今，很可能跟北宋末年战乱之下粮仓突遭变故而被仓促废弃有关。

在导洛通汴及后续调整之后，运河洛阳段得以恢复。而运河洛阳段的恢复，也让这一时期的洛阳城重现繁荣景象。“神宗导洛通汴，而主者遏绝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颇患苦之。彦博因中使刘惟简至洛，语其故，惟简以闻。诏令通行如初，遂为洛城无穷之利。”（《宋史》）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辙在《洛阳李氏园池诗记》中写道：“洛阳古帝都……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川广衍，东西数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冈峦靡迤，四顾可挹，伊、洛、瀍、涧，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盛，泉流之洁，虽其闾阎之人与公侯共之。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贵家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邵氏闻见录》记录则说：“元丰初，开清汴，禁伊洛水入城，诸园为废，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势遂减。四年，文潞公留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复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师与伊洛汇，以通漕运，隶白波辇运司，诏可之。自是，由洛舟行河至京师，公私便之，洛城园圃复盛。”

小结

从中唐至五代，大运河洛阳段因战乱频繁、藩镇割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漕运能力大为萎缩。至北宋初年，宋太祖为了迁都洛阳，曾一度修缮旧渠，虽未完成迁都计划，但却为神宗时期“导洛通汴”工程的实施打下基础。尽管经历几番恢复，大运河洛阳段却再也难以重新恢复盛唐时期交通枢纽的中心地位。究其原因，虽然有诸多主客观因素，但不可否认，唐末五代以迄于宋，洛阳地位的陨落与汴州开封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

唐朝后期，汴州逐渐发展成为当时的运河要冲，“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唐·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较洛阳更加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使开封一跃而成为五代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的都城，取代了洛阳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从此以后，大运河洛阳段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到了南宋统治时期，宋廷政治经济重心移到东南，宋金以淮河为界，处于分裂对峙时期，大运河无法再将东南的粮食运到北方，漕运功能无从谈起。至元朝，政治中心北移，以及海运开通，大运河经过裁弯取直，不再经由洛阳和开封，洛阳段由此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京杭大运河则愈加繁盛。而纵观唐宋时期大运河洛阳段的兴衰沉浮，几乎也与古都洛阳在这一时期的命运相对应。

历经千年岁月沧桑，隋唐大运河洛阳段尽管已经风华不再，但它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它与千年古都洛阳一起，仍旧是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我辈学人来说，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研究好大运河文化自是责无旁贷。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7日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