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渴望效率，甚至赞美效率，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悖论，也就是低效率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刻意的低效率也很有必要。在大多数情况下，效率是好的，但同其他所有好东西一样，它也有可能过犹不及。就如同过量饮水都能致命一样。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效率悖论：如何突破系统困局》，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文作者丨[美]爱德华·特纳

摘编丨安也

《效率悖论：如何突破系统困局》，[美]爱德华·特纳 著，肖茜 译，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1月。

在20年前互联网兴起之初，我正在写第一本关于技术带来的意外后果的书——《技术的报复》。这本书于1996年出版，当时我从未想过效率本身可能会成为威胁。事实上，同那些自称为“新卢德主义者”（这个称呼如今也被他们的朋友和敌人共用）的批评者不同，我很早就接受了新技术而且是一个狂热的技术爱好者。我是科学刊物的一名编辑，该刊物在全球范围内招募作者，而且用大学提供的电子邮箱同这些作者保持联系，我早已习惯使用这种方式来联络并约见作者。

作为一位很早就使用电子数据库的研究人员，我发现新的网络浏览器和图形界面进行了受欢迎的改进。作为一个总是修改自己文字的作家，我自里根时代初期使用TRS-80笔记本电脑时，就已经开始使用文字处理软件。一想到重复输入的枯燥乏味和那些乱糟糟的复写纸，我就对自己的打字机没有任何怀旧之情，虽然我也发现由于字符压入纸张的力度和碳素色带从饱和到模糊的不同，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母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图形风格。

我见过也写过新技术的缺点，比如，久坐不动的办公室生活造成的长期背部疼痛和腕部疾病，以及无纸化办公带来的滑稽命运。但我也认可20世纪90年代末期技术乐观主义的很多内容。互联网最初被视为取代报纸和杂志的天赐之物。无论电子出版物是否会取代印刷品，出版商看重的是：它们对能够吸引大量读者的高质量内容拥有无价的特许权，而这正是广告商所梦寐以求的。到21世纪初期，技术本身就成为一种赚钱的广告焦点。我偶尔发现在我的剪报中也存有厚厚的《纽约时报》中关于技术的文章，这些文章得到硬件和软件制造商以及电子销售商的慷慨资助。高效的电子新闻编辑室让一切成为可能。

看起来社会上也有利润丰厚的蛋糕，并且已经被吃掉。亚马逊出现了，但它仍然可以同有利可图的大型连锁书店共存。很难想象亚马逊会威胁鲍德斯和巴诺书店，因为这些书店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用横扫一切的规模和较早一代的技术摧毁了独立书店。机器人的出现并没有威胁就业水平。老式的商业杂志同以技术为导向的新秀《连线》杂志和《产业标准》分享仍然兴旺发达的报刊亭。技术乌托邦作者传播个体赋权的福音，而企业精英则挣到比以前更多的钱。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是经济腾飞的年代，那么20世纪90年代则得益于互联网的高效而成为双赢时代。

算法取代了直觉判断，

过于高效成为诸多问题的一部分

自2005年起，全新的高效世界跨入了一个不同的阶段。随着2007年苹果手机的问世，电脑处理速度的快速演变使电子设备不再是人们用完就放置一旁的工具，而成为人们自己及其职业网络的延伸。与此同时，尤为高效的搜索引擎谷歌和社交网站脸书同亚马逊一道，通过为因特网增加一个新的层次——介于公司网站和开放网站之间的平台，改变了电子商务。

电影《摩登时代》（1936）剧照。

自2008年起，通过不断提升电子效率来建立乌托邦的梦想开始变得黯淡。那一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有很多根源，但部分原因是，银行家和证券从业人员能够借助技术轻松地管控风险。与此同时，能放入电脑芯片的晶体管数量的增幅开始放缓。这个数量过去大约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这一规律自1965年起被称为“摩尔定律”（以戈登·摩尔的姓氏命名，他是占统治地位的芯片生产商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但自2005年起，这一频率被拉长到2~3年。此外，新平台成功吸引了广告商和市场营销人员，却付出了放弃报纸和杂志收益的代价。（广告收入的历史峰值直到网络问世后的第10年即2005年才出现，当时纸质媒体的广告收入为474亿美元，网络媒体为20亿美元，而到了2014年，这两个数值分别为164亿美元和35亿美元。）

当然，面对新的高效网络，有很多成功者，也有很多失败者。在这种网络中，电脑技术——算法——取代了直觉判断。价格竞争的加剧使会上网的客户受益。但对许多经济学家而言，关于更高效的生产与分配所带来的好处能提高公众生活水平的梦想正在褪色。知名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和罗伯特·J.戈登（Robert J. Gordon）分别在其著作《大停滞》和 《美国增长的起落》中，进一步阐述了之前与众不同的想法，即到20世纪，“摘容易的果子”的时代已经终结，用今天的标准来看，那些变革性发明的开发成本相对较低。即使在2008年的经济衰退中，这种乐观情绪也出现了急剧转变，当时计算机科学家和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重复了他在2000年的预测，即到2020年，人们仅花100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台能模仿人类大脑运作的电脑。

不仅一些经济学家，就连很多西方国家的公民也对产业和学术精英为中产阶级或穷人提供好处的能力失去了信心。除非这个趋势得到逆转，否则无论哪个政党掌权，全世界的政坛都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数年中动荡不安。因此，现在是时候考虑过于高效是否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了。我认为，我们不需要放弃效率的观念，而需要培养低效的行为方式，从长远来看，这些行为不仅会使技术更有效（完成更多工作），而且会更有效率（使用更少的资源）。

电影《永无止境》（2011）剧照。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效率的定义。我在这里不会遵循经济学家在技术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方式，否则这将变成另外一本书。我将效率定义为最大限度地生产商品、提供服务或信息，或以最少的浪费处理交易。效率这个词在19世纪得到广泛使用，当时科学家和工程师将效率这一物理概念扩展至人类劳动，即单位能量所做的有用功。

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社会科学家反过来将这一概念扩展至社会所有的投入和产出，实际上也延伸到“社会效率”这一领域，即合理优化人类福利。尽管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很天真，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它不仅植根于技术理想主义，而且还植根于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这一理念的先驱、社会学家爱德华·A.罗斯（Edward A. Ross）在1900年因发表反亚言论而被迫离开了斯坦福大学。在后来出版的《社会控制》一书中，他向“躁动不安，努力拼搏，像雅利安人那样做事，怀有令人尊敬的个人抱负，对权力充满渴望，激起自身怒火以及愿意颠覆世界以赢得名望、财富或想要的女人”等行为致敬，但同时担心，这种浮士德式的个人主义如果不受约束就会毁掉社会。

电影《社交网络》（2010）剧照。

作为一位本土主义进步派，罗斯希望学校利用工业合理化的方法向新一代灌输善政伦理。这种效率意识形态早就消失了，但以较少努力获得更多成果的目标依然盛行。我将把“效率”一词用于所有旨在减少人类完成任务所需时间的技术，无论是购买产品、学习某个主题、计划一次旅行还是做出医疗决定。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30多年前的1987年曾说过，计算机已经无处不在，但生产力统计方面除外。如今，除了实际个人收入统计方面，算法效率的优势随处可见。

我对未来不持特定立场，不管我们是否注定裹足不前、不平等是否会日益加剧，或者某种新的超级高效技术是否会使今天的担忧看起来像是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经济学家抱有的那些悲观看法，战后繁荣的技术基础实际上是在抗生素、洗涤剂、塑料以及个人电脑领域奠定的。如果可以对技术预测进行什么概括的话，那就是许多预料中的革命都已胎死腹中，而其他一些原本不起眼的创新则改变了社会。科幻小说也不例外，儒勒·凡尔纳的出版商认为他在《20世纪的巴黎》中对未来进行了最准确的展望，凡尔纳本人也令人难以置信地同意了这一点，于是那本书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版发行。

“机器人带来大规模失业”

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假设

在全球层面上，真正的效率始终很难计算，因为提高效率的某些手段可能会降低地球的总体生产率，比如，化肥和杀虫剂会伤害河流中的鱼类和危及授粉的虫媒。事实上，我们整个工业文明一直在通过碳排放威胁自身的效率。如果对“效率”进行宽泛定义，那么其悖论就将包罗万象。它将回到罗马尼亚裔美国学者尼古拉斯·乔治斯库-勒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的生态经济学，他认为世界秩序的衰落——熵的增加——是人类试图挑战秩序的必然结果。气候变化有助于唤起人们对乔治斯库的想法的兴趣，但我把对这些想法有效性的评估留给其他人。

技术专家的个人传统主义可能被视为令人钦佩的实用主义和开明态度，以及在日益自动化的背景下促进就业的力量。这也可以被看作对社会分层的愤世嫉俗的认可：普通品为大众服务，奢侈品为创意创新者服务。（一直以来都存在这种极端情况，而优质中档产品的市场有所萎缩。布鲁明代尔百货店和沃尔玛还有发展空间，但经典的中产阶级百货公司如金贝尔百货公司在1986年已关门歇业，其昔日的竞争对手也在苦苦挣扎。）这又引出了对技术效率的另一种批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趋势会加剧不平等，从而危及公民生活乃至民主本身。

电影《中国飞侠》（2020）剧照。

阿瑟·M.奥肯（Arthur M.Okun）的《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出版40年后仍在经济学家中引发争论，并在2015年由布鲁金斯学会重新发行。可以想象，这个社会既高效又不稳定。硅谷对颠覆性的崇拜最初是建议把权力从寡头转向人民。但现在，这也可能意味着建立一个似乎更难推翻的新寡头政权。在硅谷，房价和公寓租金的上涨证实了经济学家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的分析，他在20世纪70年代预见，即使效率和生产率继续提高，也会出现一种基于“地位经济”的商品，永远不可能像信息技术产品那样让大众都买得起，就像热门演出好位置的票，或者全球经济中心的公寓，这两者都是赫希所说的“地位商品”。

即便如此，我认为，地位商品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和由此产生的挫折感，并不是反对效率的最佳理由。技术狂热者反驳说，即使贫富差距扩大，亿万富翁攫取了世界上更多的产出，地球上的人民仍然能生活得更好。如果没有像大多数企业那样承担风险和承受失败的动力，情况可能就不会如此。按照这种观点，硅谷有赖于一种看上去低效和浪费的创业文化来最终创造一个更有效率的社会。

电子化效率存在更严重的问题。在技术层面上，安全挑战和黑客威胁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如果对电子交易的恐惧达到了临界水平，那么电子商务可能会受到强烈的抵制，但到目前为止，银行和信用卡公司获利颇丰，它们至少能够忍受将一些欺诈行为作为做生意的成本。同样，20世纪90年代参与性民主的梦想至少因为边缘群体使用网站和社交媒体的能力而陷入停滞，但电子民主主义的捍卫者总是能够提出满怀希望的新倡议。技术评论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正确地指出，如果“一个民主管理的社区的审慎承诺”对“不人道的泰勒制（工作方式的组织化）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持反对态度，那么效率低下反而是好事。这并不妨碍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获得超级高效民主的认可。

同样，算法可以有意或无意地根据性别、种族、地理或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进行歧视，但捍卫者却可以说，它可以让违规的程序变得更公平，甚至更有效。算法收集了有关我们，或者至少是我们朋友的开支、旅行、投资、信贷和政治观点的海量数据，每天都有美国人的隐私受到威胁，一些人开始选择不参与网络生活，但迄今为止，无论是身份盗窃还是侵入式营销，都没有造成足够大的破坏，从而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行为。

对移动技术效率的另一种批评指向了它对人际关系的损害，不管是商业关系还是个人关系。美国人至少一直对商业关系没什么感情，甚至在电子商务兴起之前，他们就抛弃了当地的大型百货零售商。虽然许多人，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的父母，在社交媒体对注意力集中和人际关系的影响方面持保留态度，但在硅谷的许多文化中，磨耗仍然是一个特点，而不是一个缺陷。

对于效率拥护者来说，硅谷内外的反对声只是下一轮算法技术能够解决的暂时性问题。“机器人带来大规模失业”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假设，而机器人的倡导者可以指出先前世界末日的预言同样落空了。效率仍然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虽然硅谷的亿万富翁现在面临着更多质疑，但他们并没有失去作为托马斯·爱迪生、约翰·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等美国文化缔造者继承人的衣钵。史蒂夫·乔布斯有时和他们一样冷酷无情，但仍然受到数百万人的广泛怀念，因为他们相信乔布斯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算法不仅可能导致不良后果，

且有可能导致工作浪费和机会错失

现在，质疑效率必须超越效率和有效性之间的常见差异。考虑到击败敌人所需的子弹或炮弹的数量，战争是极其低效的。但由于战争失败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因此，效率低下也会带来有效的结果。反过来说，“清洁柴油”汽车发动机在燃料消耗方面是高效的，但由于它们的排放难以控制，因此不能被认为是有效的。

算法——使计算机硬件能力倍增的编程技术——带来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大多数时候，它们既高效又有效。例如，尽管遭遇了许多成功的攻击，但公钥密码术利用了解析非常大的数字的难度，以确保电子金融交易的安全和互联网通信的总体安全。从长远来看，其他算法可能不仅会危及效率，还会危及有效性本身。也就是说，它们不仅有可能导致不良后果，而且有可能导致工作浪费和机会错失。它们可以被分为以下七个部分。

第一，反偶然性。大多数偶发事件都是不利或中性的，效率使世界变得更可预测。但是，如果一切都尽可能直截了当，我们也会失去邂逅偶然的随机化和生产性错误的好处。传统算法以限制正面影响的高额代价来减少负面冲击，二者密不可分。

电影《社交网络》（2010）剧照。

第二，过度关注。效率通常表现为专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积极和必要的。但进化却给我们和其他动物提供了第二种视角，即周边视角，它对细节不那么敏感，但能让我们看到较大的图案和动作。在天文学的早期历史中，人们就知道通过稍稍远看，“偏向视觉”可以更好地看到不显眼的物体。正如埃德加·爱伦·坡在《莫格街凶杀案》一书中写的：“一眼就可以看到一颗星星，可以通过将其转向视网膜的外部侧面来进行观察，这样更容易受到微弱光线的影响，能更清晰地看到这颗恒星。”

第三，自我放大量级。效率在日常操作中不可或缺，不管有意无意，算法都可能无法通过放大最初的细微效果来做出最优选择，其早期的选择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这是自动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风险，从金融交易到自动驾驶都会遇到。在这个过程中，多种算法——其中没有一种是完美无瑕的——相互作用，有时不可能进行快速的人工干预。

第四，技能腐蚀。自动化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它们几乎总是更加高效和连贯，这就是它们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原则上，一名技术人员和电子系统的合作比任何一方都能提供更好的业绩。但当机器人伙伴发生故障时，可能会出现严重问题。如果人类，不管是医生、飞行员还是普通的驾车者，没有掌握相关技能，结果将会对整个系统的效率造成灾难性影响。

第五，固执反馈。当要求自动化系统不仅执行人类目标还提供激励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变得更加棘手。通过不满足真实预期结果的方式来达到某种标准（如考试分数）是有可能的。在社会科学中，这被称为坎贝尔定律。

第六，数据泛滥。当精通基本流程的技术人员使用巨大的数据集时，可能会提高效率。但使用这些数据集也会威胁到效率。在许多领域，自动获取的数据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数据的存储成本，从而增加了支出。大数据还可能提示假阳性和错误的假设，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进行评估和排除，从而导致（尤其是在医疗保健领域）警报过多和警觉疲劳。最终可能造成实际效率下降。

第七，单一文化。如果没有细心的设计，算法可能会制定成功公式，使系统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反应能力降低。例如，社会心理学家承认，他们的一些实验无法被复制，不是因为最初的设计、分析或数据收集有任何错误，而是因为社会及其价值观发生了变化。生命科学家使用的老鼠的基因是标准化的，但人们生活在一个不断演变的技术环境中，而且会经常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行为。

有关汽油短缺的假新闻

有时会造成真正的汽油短缺

效率悖论是对技术乌托邦主义持怀疑态度的作者提出的问题之一，他们未必会对崩溃的可能性感到担忧。有一些问题尤其值得讨论。硅谷最彻底的反对派是叶夫根尼·莫罗佐夫，他将思辨的头脑与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结合在一起。莫罗佐夫早年生活在苏联时期的白俄罗斯，这让他意识到规划者的傲慢。他成长于一个浓厚意识形态的社会，对西方信息技术产业及其崇拜者的缺点有着敏锐的眼光。他的著作《技术至死》批评了他所谓的解决主义（采纳自建筑评论家的一个概念），即认为人类问题完全可以用技术进行补救的观点。他认为对效率的追求忽视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和伦理后果，以及毫无根据地将创新等同于改进。

他同样会称之为“新效率”的是“效率低下、模棱两可和不透明的，不管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新掌权的极客和解决方案制定者毫无疑问地会一道提出反对意见”。莫罗佐夫观察到，“恰恰相反，这些恶习往往是伪装的美德”。事实上，他反对“互联网”的存在本身，反对利用网络资源的强大组织提出的议程。同时，他嘲笑一些网络批评者试图推广他们自己的进步解决方案，他认为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更有效的沟通没有也不会解决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

电影《永无止境》（2011）剧照。

用莫罗佐夫的话说，我可能是一个“技术结构主义者”，不太关心“直接、有预期和理想的创新后果”，而更感兴趣的是“间接、意外和不受欢迎的后果”。然而，我依然赞同莫罗佐夫的“后互联网”观点，并会援引社会学家威廉·艾萨克（William Isaac）和多萝西·斯温·托马斯（Dorothy Swaine Thomas）提出的托马斯定理。即如果人们相信某样东西是真的，那么它的后果就是如此。举一个平淡无奇的例子，有关汽油短缺的假新闻有时会造成真正的汽油短缺，因为惊慌失措的司机会更频繁地加满油箱。

与控制有影响力的网站的人的操纵相反，“互联网”可能是一个神话，但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接受谷歌和脸书网站算法的中立性，那它就成了现实。由于基于网络的商业和出版不会消失，而且它们已经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结果，我认为应该接受这种情况，并找到新的方法来融合直观和算法，模拟和数字。值得赞扬的是，莫罗佐夫并不惧怕否定，正如我不惧怕消极一样。我记得我的本科老师、科学史学家查尔斯·C.吉利斯皮（Charles C. Gillispie）在演讲中说过这样的话：“受过教育的人所面对的尴尬莫过于真正的陈词滥调。”

大卫·萨克斯（David Sax）的《模拟的复仇》令人信服地证明，从化学胶片到机械手表再到零售商店等旧媒介和体验具有极强的弹性，能够提供数字生活无法满足的人类需求。自2001年史蒂夫·乔布斯创立苹果专卖店以来，从苹果专卖店的蓬勃发展，到笔记本再次广受欢迎，都生动地说明了触觉、具体体验的持续相关性，以及硅谷对它的认可。这是对算法和人类直觉共存表示乐观的最佳呈现方式之一。

但自从苹果专卖店出现后，乌云又重新出现了。例如，从开业到2017年春天，美国百货商店的就业人数减少了1/3。虽然仍有实体利润市场，但除沃尔玛外，历史悠久的大型连锁超市都没有足够的资源与亚马逊竞争。西尔斯和梅西百货这两家大型连锁商店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反复萧条和衰退后，在2017年处境艰难。亚马逊自己的零售部门不大可能提供苹果专卖店里那种现场设备调试以及个人支持和维修服务所带来的令人振奋的感觉。宝丽来专利的新拥有者或许已经恢复了即时摄影，柯达公司也宣布了Ektachrome彩色幻灯片胶片的回归，虽然柯达的彩色胶片Kodachrome可能永远消失了，但35毫米电影胶片的制作仍在继续，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少数著名导演对制片公司和放映商的影响力。

经济学家兼作家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撰写的《混乱》一书在2016年问世，对自本杰明·富兰克林以来占据支配地位的商业模式进行了令人欣喜的纠正，之前的商业模式倡导组织、系统和有条不紊的习惯。在大西洋两岸，厌倦了管理术语的公众为甜蜜的混乱而欢欣鼓舞，因为这本书提出了一个绝佳的证明，即无序可以是有创造力的，即便它本身有可能成为一种反例。包括凯瑟琳·舒尔茨（Kathryn Schultz）的《错误》和哈福德早些时候的《适应》都提到了这一点。然而，和其他大多数商界领袖一样，哈福德低估了运气的作用。

借鉴20世纪8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的研究以及最近有关投资和管理回报的研究，金融经济学家摩西·利维（Moshe Levy）认为，归因于人才的大部分超额收益可以归结于运气。就像哈福德的幸存者偏差所反映的，关于成功的叙事只关注引人注目的例子，却没有考虑到有很多具有相同的特征、经历或战略的人并没有获得成功。就像在华尔街一样，在一种市场环境中表现出色的风格也可能在另一种市场环境中遭遇失败。考虑一下硅谷的大赢家的特点——亚马逊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就出现在《混乱》里，我们从书中能发现他们高超的战略。然而，我们同时也发现了潜在的致命危机。

赢得竞争的“混乱”行为可能在权力分配方面导致无所适从，哈福德大胆赞扬了唐纳德·特朗普的即兴风格，但使特朗普成为成功竞选者的原因似乎在其总统任期的第一年里未能获得广泛认可。当然，另一位声名狼藉的总统比尔·克林顿赢得了连任，躲过了丑闻和弹劾，并仍被数百万人怀念，因此，哈福德或许是对的。然而，批评人士也指出，混乱是导致克林顿在总统任期内毁誉参半的原因之一。

在最好的情况下，混乱充分说明了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提出的“计划中的成就实际上是一连串意外事件的产物”。但混乱并不是什么口号。首先，字面上的混乱将付出高昂代价。寻找放错位置的物品和文件所浪费的时间，或许没有得到真正科学的估计——相关研究似乎是由销售追踪密钥和商业记录解决方案的公司资助的，但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发现，创造力带来的混乱可能需要花费宝贵的时间来平息。其次，至少一位被哈福德描述为混乱的人，如查尔斯·达尔文可能曾经同时从事多个研究项目。但达尔文是一名谨慎而有条理的人。在剑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达尔文当年做的标签仍然受到高度重视。最后，公司管理层并不真的相信绝大多数员工会在混乱中做出贡献，符合要求才是主流。高效的绩效监控软件让大多数普通员工（不管是白领还是蓝领）不会发生创造性错误。

混乱可能只是另一个身份标志，是休闲过度阶级的特权。研究人员指出，精英阶层会通过不合乎常理的行为来表明他们对大众标准并不在意，比如，脸书网站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就会在正式场合穿连帽衫，这种行为也被称为“红色运动鞋效应”。这也难怪，因为哈福德的雇主、总部设在伦敦的《金融时报》在2017年5月说，该报读者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受众，拥有最强的购买力和最高的净资产”。换句话说，如果你还没有达到财富金字塔最上端1%的水平，那就不要轻易尝试扎克伯格的做法。

作者丨[美]爱德华·特纳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申婵

校对丨李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