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导读”在全书正文之前，总体评述了《史记》及其作者司马迁，能使读者对《史记》的结构、宗旨、史学和文学艺术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五体说明”分别置于构成《史记》的“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之前，条理分明，对《史记》五体特点及篇目系统做了简明概说。

“题解”则加在每篇文章之前，夹叙夹议、简明扼要地介绍篇题、传主、文章主旨、作者意向，更有助于读者品味原文的内容。例如：《五帝本纪》写的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个人，司马迁在叙述他们的事迹时，叙事套路雷同，容易让读者感到重复累赘，似乎远不如后面的《项羽列传》等文精彩。再加上很多文字不容易理解，不利于普及。据张大可先生自述，他在北京大学上学时，也是感觉《五帝本纪》的内容支离破碎，不明白司马迁的写作旨意。反复阅读了多次，还是没有感觉，就有点垂头丧气了，把《史记》搁置了一段时间。在大学讲课时，也遇到这个问题，觉得上第一节课时没什么兴奋点。好在，多年的阅读和体悟，让他最终搞清楚其中的真意，非常兴奋。原来：“五帝相继，写出了国家草创的一步步演进，这不就是司马迁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吗？！《五帝本纪》是《史记》全书的开篇，其作用非同小可，对全书都有发凡起例的作用，司马迁写三千年历史，‘通古今之变’，阐释的不是循环论、天命论，而是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点……”这些体悟和精解，简明地在该书“题解”中加以阐释，可以成为开启读者“理解之门”的钥匙。

第三，该书采用金陵书局张文虎校本为底本，与中华书局点校本对照，做了全新的技术处理，号称“全书”。“全”，是指内容和文字没有短缺。很多《史记》读本会略去“十表”，本书则予以保留。

例如，在读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时，读者可能会产生该书是不是出现排版错误的疑问。因为这部分内容不仅没有序，更是在表格中有不少文字是倒着写的。这是怎么回事？答案是，这里面有司马迁的深意。张大可特在“题解”中阐述：“本表无序有倒书，为司马迁匠心独运的奇作。……贤相良将既是民之师表，治平天下的保证，所以专列将相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特设‘大事记’一栏记载治行。但在专制政体下，贤相良将多无好下场，特别是汉武帝一朝，丞相多不善终。所以司马迁用倒书，将丞相之罢废死免倒书于‘大事记’栏，太尉之废罢及将军的下场倒书于‘相位’栏，御史大夫之去职倒书于‘将位’栏，‘御史大夫位’中则无倒书。倒书升栏，与顺书形成鲜明对照，恰似两表之重合。顺书是记载将相的治行，倒书是揭示将相的危境和不平际遇的下场。不创倒书，这一层的意义就不明显。可以说倒书就是《将相表》的无字之序。因当世多忌讳，故司马迁特出此创造。”看到这些文字之后，我们会恍然大悟，然后再阅读表格中的文字，无疑会体会更多。

由于《史记》是两千多年前的著作，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免不了出现一些残缺、增补甚至篡改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经过长期研究，张大可最终清晰地掌握了原著的真实面目，并把这些研究成果巧妙地体现在《史记全本新注》中。正如该书“例言”中所写：“为求索司马迁原著之真，对《史记》全书正文及续、补、篡、附作了不同字体的排版技术处理。《史记》全书原文用宋体；正文中司马迁引录的完整文献用仿体，对补缺文字已考订资料来源者，视同司马迁引用，亦用仿体，已确定的司马迁附记，亦为仿体；对褚少孙续，以及增窜，用楷体。好事者补亡共四篇，《孝武本纪》截自《封禅书》，用仿体，《礼》《乐》《律》三书序文排宋体，正文为引用资料，排仿体。……这样，既完整地保留今本《史记》全书，又廓清真伪，一目了然，以供学术界研究。”

第四，“新”是该书的另一特点。早在1990年，三秦出版社即出版过该书；2013年，凤凰出版社又予出版；此次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看似旧，实则不仅在装帧排版上做了全新处理，而且在注释上也是精益求精，已将原来的四分之一内容加以修改。

第五，书中采用了南京三江学院许盘清先生创作的75幅古代地图。地图的内容相当丰富，有“黄帝活动路线图”“颛顼、帝喾活动路线图”“五帝都城图”“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殷都五迁”“秦都的变迁”“垓下之战”等，把它们直接配在《史记》原文及注释的相应位置，原本抽象难解的内容会瞬间清晰。

第六，简洁明快的表格。张大可显然是善于制作和利用表格的高人，该书所用“本纪目次”“夏代帝系”“商王世系”“《史记》大一统历史观结构简表”等表格，能让读者一目了然地掌握很多内容。

第七，在排版上，该书既采取适合普通读者的横排简体，又在分段、标点、难字注音、频繁出现的通假字和异体字方面，进行了适于普及的处理，很大程度地消除了普通读者的阅读障碍。比如通假字、异体字处理中，将“蚤”改为“早”，将“说”改为“悦”，将“句践”改为“勾践”。该书没有采取一篇文章后再整体注释的方式，而是每段话之后即用区别于原文的字体字号加以注释，也是方便阅读的。类似的细节还有很多，不一一赘述。（张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