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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东方偏爱月亮西方喜欢太阳?英国学者揭示不同文化的信仰差异

上海人民出版社 36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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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信仰、希望与仁慈 第九章 信仰、希望与仁慈

何谓信仰—信仰与信赖—信仰与创造上帝—何谓存在与真理—道德与真理—希望的实体—信仰的形式—何谓真善美—善行的苦涩与甜蜜—生命的实质—人格的根本—爱是慈悲与同情—罪恶的起源—社会与人

开始时,信服可亲近的或是有生命的上帝,尔后离开逻辑的或是逝去的上帝,然后回过身又信服“他”,这就是信仰的途径,但不是理性的或数学的确信概念的途径。

那么,什么是信仰?

这个问题,早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基督理论的教义问答中就已经提出来了。答案就是:信仰就是相信我们不曾见过的事物。

关于这个问题,十几年前我在改写一篇论文时,我就说过:“相信我们不曾见过的事物,不对!而是‘创造’我们所不曾见过的事物。”并且,我也一再说到,信仰上帝,首先或至少对你来说是祈望有上帝,即渴望上帝的存在。

信仰在神学上的品德,根据使徒保罗所下的定义,可作为传统基督教有关信仰的专论的基础。按照保罗的说法,信仰乃是“所祈望得到的事物的实体,不曾见过的事物的证据展示”。

祈望的实体,或者确切地说,祈望的基础或实证,就是它的保证。由此而把信仰与祈望连结起来。通常,并不是由于我们相信,我们才寄以祈望,而是由于我们有所祈望,所以我们才相信。事实上,就是由于对上帝寄以祈望,以及祈望能有一位上帝可以保证我们意识的永恒性,就是由于这种热切的渴望而引导我们相信它。

然而信仰,它毕竟是一种复合的心态,本身包括有认知的、逻辑的、理性的成分,以及情感的、生物的或伤感的、实际上是非理性的成分,它必得通过认知的形式才得以呈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如果想把它跟任何教义脱离开来,是有着不可克服的困难所在。我已经不只一次地表述过,纯粹的信仰,不受教义束缚的信仰,那是一种幻象。同时,在信仰当中虚构某种说法,也是违反常规的。信仰唯有仰赖实体才能发生作用。

信仰是求知的一种形式,即使它只不过是对于我们生命的渴望所产生的一种求知欲望甚至可以用固定的格式加以表述。然而,在日常的语言当中,“信仰”(creer)这一个字眼往往包含有双重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意义。一方面,它可以表示对一件事情的真理所怀抱有的最高程度的心性上的信念,而另外一方面,它也可能只是表示对于某一真理所具有的一种脆弱的、犹豫不决的信服。其实,当我们对某些事情表示特别同意的时候,也常常不乏用下面的表达方式:“是的,我相信是这样的,虽然我没有多大把握”,这种表达方法在日常言语上是非常普通的。

同时,这也符合我们在前面所提过的说法,即不确定性是信仰的基础。最旺盛强烈的信仰,因为它区别于其他不属于(虔诚的)信仰方面的知性,必然是基于不确定性。这是因为:信仰(对于祈望的事物的保证)它并不把自己合理地依附在理论性的原则之上,它宁可深信那可以向我们保证某些事情的人物。信仰假想了一种客观的、人格的因素。例如,我们对某些事物并不特别相信,但我们却能够相信允诺我们或者向我们保证某些事物的某些人。相信一个人和相信上帝,是因为确信他是人和宇宙的人格化。

信仰当中所具有的人格的或宗教的成分是非常明显的。信仰,既不是理论上的知识,也不是对于真理的理性上的黏连或拥护,其实,就其对上帝的相信本质也不能自圆其说。德国哲学家泽贝格谈到信仰时曾说道:“信仰就是对于上帝的精神上的权威所产生的内在顺服、直接的听命。并且,当这种顺服是达到某项理性原则的手段时,那么信仰就是一种个人的信念。”

信仰这个词本身就暗含信任的意思,暗含顺从别人意志的成分,即信任某一个人。只是对人的一种信任而已。相信对我们说真话的人,相信给予我们希望的人,不是直接或间接地相信一项真理,也不是相信希望本身。

这种人格的意识或者说信仰的人格化揭示出信仰的最低级的形式,这是天赐良知的信仰。众所周知的关于巴黎医生的故事。有一位巴黎大夫,发现在他行医的那个地区有一个庸医,求医的人很多。这样就抢走了他的病人顾客。于是,他就迁到另外很远的地方去行医。开始那里的人谁都不认识他,他也像庸医那样与病人签订包医合同。后来,有人告发说他是个庸医,非法行医。于是他就出示了行医执照,不厌其烦地向大家解释:“我是医生,但是如果我说我是医生的时候,反而没有人到我这里看病。现在,我的病人知道了我是研究医学的,而且有行医执照,但是他们还是跑到没有医学知识、看病没有保证的庸医那里去。那个庸医公然敢说他没有学过医学,他行医只靠灵感。”这就是向医生证明,你没有向人们出示行医执照也没有说你是研究医学的,人们就不会相信你;这也是对庸医证明说,你只要行医,你就是有执照的医生。因为,一些人相信科学、相信知识,而另外一些人只相信人,相信所谓的灵感,甚至相信无知。

著名的英国主教菲利普·布鲁克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次宣讲圣经的集会上说:“涉及宗教问题,在确定人们的不同的思想和渴望的时候,从世界地理位置的角度看,是有区别的。我们知道整个地球分为东西两个半球。一半是黑暗的东半球,神秘的东方。在那里很多事物并不明朗,你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东方。有人会本能地跟你说,人类的头脑装不下那些无边无际的思想,如此之多的思想会破坏大脑的自然功能。相反,在西方,人们要求明朗,对神秘的东西没有耐心。西方人喜欢当机立断的建议,东方人则不大喜欢。西方人想知道永恒、无限的力量对他们的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如何使个人生活更幸福更美好。他们迫切地要求把住人的房子盖好,以便在炉子上做饭吃……但是,海洋和山脉都不会把人们完全隔绝开。比如在英国,犹太人和英国人通婚是十分普遍的事。但是,一般来说,世界各地是有很大差别的。东方人信仰神秘的月亮,西方人信仰太阳。东方人要求上帝模糊的冲动,西方人抓住现在不放,非要讨一个合理的、理念的说法不可。每个人对另外一个人都抱有成见,不信任他,甚至蔑视他。但是两个半球还是要和睦相处,任何一方都不能称其为地球。”

我们可以更确切地说,在整个世界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理性主义者都在寻求定义,他们相信观念,生机论者在寻求灵感,他们相信人。一些人研究宇宙目的是为了揭开其中秘密;一些人面对宇宙良知(上帝)念经说道,乞求与世界的灵魂(上帝)直接建立关系,以求找到不死的保证和希望的实体,哪怕是看不见的显示。

由于人是一种意志,意志永远涉及未来;有信仰的人,相信未来,相信所渴望的事物。没有信仰的人,不相信现在也不相信过去,实际上是相信保证和实体。信仰基督教的耶稣复活,其实就是信仰传统,信仰《福音书》,而这两股强大的力量都是人性范畴的事物。所谓复活是别人跟你说的复活,是相信他有一天会因为基督的恩赐能够复活。甚至于科学性的信仰,确实存在这种信仰,也是对未来而言,无非是一种信任的举动而已。有知识的人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出现日食,相信支配现今世界的法律会继续支配未来的世界。

让我再重复一遍,信仰就是对某人怀有信赖之感,它永远是指向一个人。当我说我知道有一种名字叫作马的动物,并且指称它具有某种特征,这是因为我曾经看见过它;如果我说我相信长颈鹿或鸭嘴兽的存在,同时知道它们有某种形象,这是因为我相信那些肯定见过它们的人说的事实。需要说明的是,信仰本身就带有不确定性的成分。因为有可能一个人既能自欺也能欺人。

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信仰中的个人因素赋予信仰以情感的、可亲可爱的特点。同时最重要的,它能在宗教的信仰中还涉及人们对信仰的祈望。也许,从来不会有人为了坚持“一个三角形的三内角之和等于二个直角三角形之和”的公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这样的真理并不需要我们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却有一些人为了维护他们的宗教信仰而丧失生命。的确,以下的说法更为真确:与其说殉道者造就了信仰,还不如说是信仰造就了殉道者。因为信仰对抽象原则不是单纯的智性皈依。信仰不是对于理论真理的承认,而是让意志驱使我们去理解信仰。信仰是意志问题,是精神向实际真理的运动,向一个人的运动,向某种让我们活下去的方向运动,不应只是理解生命,应该注重行动。

信仰使我们活下去,同时也向我们表明:生命,尽管它仰赖于理智,但它仍然可以从某些超自然的与充满奇迹的方面拥有它自身根源和力量。科纳特(1)这位哲学家兼数学家,具有非同寻常的平静心态和丰富的知识,他曾说:给予超自然与奇迹以生命的是倾向或趋势,如果没有这种倾向,所有理性研究都只会停止在对精神的折磨。但是,我们都期望能够活下去。

然而,与其说信仰属于意志问题,也许还不如说是意志本身,是不会死亡消失的意志。或者说是有别于智慧、意志和感觉的精神力量。因此,我们才有了感觉、求知、欲望,才有了信仰,或曰创造。因为,不管是感觉,也不管是智慧或意志,它们都不能创造。唯有在早已存在的物质之上,即由信仰所给予的物质之上,才会有所作为。信仰是人的创造力量。然而,既然信仰与意志比其他的力量具有更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将信仰就以意志性的方式予以解释和介绍。我们必须提醒诸位:愿意“相信”,可不是愿意“创造”,相信(creer)并非创造(crear),这可是不能含糊的问题,虽然两个字只是一个字母之差(2)。

如是,既然信仰不属于创造的强大力量,那么它起码是意志之花,而花的功能还是在于创造。就某种意义而言,信仰创造了它自己的客体。信仰上帝就在于创造上帝。并且,既然上帝赋予我们信仰,那么,上帝就一直在我们心中创造它自己的形象。圣奥古斯丁就说过:“主啊,我将追寻你,我祈求你,主啊!我祈求让我信仰你啊!我的信仰是你赐予的,你以你的圣子的人性感召我,唤起我对你的宣道者的神秘感。”按照我们的模式创造一个上帝,将“宇宙”人格化,都不意味着我们已把上帝放在心中作为我们祈望的实体。因为上帝在按照他的模式不断地创造着我们。

如是,上帝是造出来的。即上帝出于怜悯和爱心在我们身上创造了他自己。相信上帝就是爱“他”,因为爱他也怕他,在认识他之前就开始爱他。爱他,最终还是为了看见他并发现他的全貌。

那些说相信上帝的人,既不爱他也不怕他,那不是相信上帝,而是有些人给他们指出上帝是存在的。其实这些饱经风霜的人也算不上相信上帝。那些没有激情、没有忧伤、没有犹疑、没有疑问和处在安慰中没有绝望的人,他们以为相信上帝,实际上,他们只相信上帝概念,并非相信上帝。如此说来,可以因为爱而相信上帝,也可以因为害怕而相信上帝。甚至于因为恨也可以相信上帝,就像被但丁在《神曲》地狱篇里辱骂的那个窃贼班尼。同样,魔鬼也相信上帝,还有许多无神论者也是。

相信上帝,对于那些不愿意“他”存在的或者没有赢得相信他的人,也许是一种复仇,以此拒绝他,甚至于侮辱他。他们希望像信徒那样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他们是软弱被动的人,或许就是恶人。在他们身上,理性高于意志,他们被理性所牵制。或者是由于内心的悲痛使他们绝望,因为绝望进而拒绝上帝。当他们拒绝的时候,又肯定和相信他们拒绝的事物。但是,上帝还是在他们身上显灵,对他们的拒绝给予肯定。

对所有这一切,有人又会对我说:指出信仰创造它的客体是指出这一客体的创造无非还是为了信仰,因为信仰在其之外缺乏客观实际。另外,有人会说,坚持说为了控制或安慰百姓需要信仰,实际上是申明信仰的客体是不存在,是虚幻的。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今天,所谓信仰上帝,尤其是,特别是,对于知识界的信徒而言,只是希望上帝存在而已。

希望上帝存在,就等于将人们导向似乎感觉到上帝的存在。沿着希望上帝存在的这条路走下去,在行动上符合这一愿望。这就等于说,我们创造了上帝,上帝在我们身上被创造出来。也就等于说,凭借着我们的身体,上帝才能展示,展现和显灵。因为,上帝要碰到的人是用爱和为了爱而正在寻找他的人。而上帝要避开的人是对他不爱的人,不爱是因非爱慕的严肃理性。对上帝而言,他希望心脏休息,头脑不要休息。因为在肉体生活中它处于睡眠和休息状态。然而这时,心脏正在值班工作。如是,无爱的科学使我们远离上帝。而爱,尚没有科学的爱(幸亏没有),把我们送入上帝的怀抱。因有上帝才有了智慧。心地纯净的人们是多么幸运啊!他们能见到上帝。

如果有人要问我是怎么相信上帝的,或者说上帝怎么样在我身上创造自己并在我身上显圣的,我也许会对他微笑、大笑或者对提问的人发火。

我相信上帝就和相信我的朋友一样。我呼吸他的温暖气息,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手把我拉过来扯过去,要把我揉碎。我感到一种特有的被上天保佑的内在意识,一种宇宙的智慧给我勾画出我自己的命运。天意!最终的审判!上帝没有对我说什么也没有给我什么暗示。

在我的一生中,我不止一次地体味到陷入深渊的那种精神恍惚的境遇,不止一次地处于进退维谷的境遇,我站在十字路口,呈现在我面前的是几条沟壑坎坷的路,我只能选择一条舍弃其他几条。人生的道路是不可逆转的,在几次关键的时刻,有时需要作出唯一选择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感到冥冥之中有一股智慧的、至极的、仁爱的力量在推动着我,使我摆脱危险的境地。请给我们开出这条通向上帝之路吧。

一个人能感觉到“宇宙”正向他召唤,并像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那样启发着他,让他在内心听到一个无语的声音对你说:“去吧,向所有的人去布道!”你怎么知道站在你面前的人会拥有像你一样的意识?你怎么知道一个动物或多或少也有隐而不彰的意识,而一块石头却不能拥有?因为是人就以人的方式,用你们的模式去引导你们,而石头的模式却不能如此,它只会使你们的行为遭受折磨。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宇宙”也像我一样拥有意识,并和我一起做出自己具有人性的行为举止,我感觉到一个伟大人物在包围着我。

这是一种没有固定形状的群体,似乎是动物种群;肢体模糊不清,不好辨别。我所看到的只是两只眼睛,两只类似人性的眼神,向我乞求怜悯的眼神。同时,我也听到它的气息。我判定:这个没有形状的群体,依然也有意识的存在。它还以另外一种方式,观看充满星辰的苍穹,以超人性的、神圣的眼神,渴慕最高的怜悯与最高的爱;清澈宁静的夜晚,它听到了上帝的气息,而且,上帝在他的心灵深处抚慰着它,向它显灵。这就是实际存在的、蒙受苦难的、可亲可爱的并祈望爱的宇宙。

从喜爱那些可爱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它们轻轻地走来,又轻轻地离去,不曾对我们表示出任何的眷恋,到我们去喜爱那些最常在的、但又抓不住的东西。从爱普通的好事到爱“善”;从爱普通美丽的事物到爱“美”;从爱真实的事物到爱“真理”,从爱享受到爱的“幸福”,最后的境界就是爱那高尚的“爱”。一个人常常走出自己。目的是为了向至高的“我”不断前进。个人的意识也常常从我们自己走出,目的是去融入自己所属于的整体意识,而自己却不必因此而毁灭。上帝就是从宇宙苦难中生成的“爱”,然后成为智慧。

对此,有人会说,这是在一个铁环内的转圈活动,这样的上帝不是客观存在的上帝。然而,这里首先说是合乎理性的,然后再检验到底什么是某些事物的存在问题,这是客观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存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说一件事物是存在着的?一件事物的存在,首先是某种事物外在于我们,它来自我们对它的感觉,当我们消失的时候,它仍然继续存在。那么,难道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某些事物的继续存在一定会在我存在之后吗?我的意识能够知道在它之外还有某些事物吗?但我可以说,我所知道的或我能够知道的事物,都在我的意识范围之内。因此,我们不会卷入一些不可解决的问题的困惑里,那些我们感觉之外的客体里。只有行动的事物,才是存在的事物,存在就是行动。

现在,又有人会说,在我们心中行动的神,不是真正的上帝,而是上帝的观念。对这些人,我们的回答是:折射上帝并依照他的观念而有的行动,甚至有时候根本就是上帝自己在我们心中的行动。接着而来的是说出上帝存在的客观真理的证据,因为我们都要求所谓的记号。对此,我们用彼拉多(3)的话来做回答:什么是真理?

当彼拉多提问完这个问题之后,他掉头就走,也不想知道答案是什么,接着他清洗他的双手,为的是使自己能免于因宣判基督死刑的这个罪名而承担责任。也有许多人提出同样的问题:真理是什么?我们也没有兴趣想要等到答案,为的是能够马上转身离开并洗净双手,免得背上扼杀自己本身意识或他人的意识中的上帝的罪名。

什么是真理?真理有两种类型,逻辑的或客观的,而它的反面就是错误。另外一种是道德的或是主观的,它的反面就是虚假。而且,我早期曾经写过的一篇论文《何谓真理?》(1906年出版)当中企图说明,错误是虚假之子。

道德上的真理,可以导向另外一条也是道德真理,它教导我们去研究科学。然而,它首先是,尤其特别是——一所真诚和谦恭的学校。事实上,科学教导我们,理智应服从真理,并依照事物本来面貌,对其进行研究和判断。应根据它们各自选定的样子,而不是根据我们所希望的样子加以认识与判断。在宗教上的科学探究方面,其资料应是实在的资料,应是我们从外在世界接受的感觉,是使我们在头脑中形成法则的感觉,而并不是我们自己在自己身上进行的数学演算。科学是顺从和谦恭的,是最容易接受的学校。因为它教导我们如何在那些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面前卑躬屈膝。这是通向宗教殿堂的大门。但在圣堂之内,科学的功能则被扼杀。

如是,逻辑真理的对立面是错误,道德真理的对立面是虚假,所以同样也会有美学上的真理或逼真的真理,它反对肆无忌惮的言行。而宗教上的真理或祈望,则反对完全绝对的、不安分的焦躁。美学上的逼真的表达方式是感觉,以真心展示感觉,它是逻辑上的真理;宗教上的真理,即信仰的真理,它祈求事物的实体。然而,两者都不等于是道德真理,而是置于道德真理之上的真理。如果一个人宣称他自己把信仰置于不确定性的基础之上,那么他就不会说谎,也不可能说谎。

我们不但不依靠理智确立信仰,不超乎理智之上但也低于其下,信仰应与理性抗衡,反其道而行之。应该不厌其烦地说:宗教信仰不只是非理性的,它甚至是反理性的。让我们再次引用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的话:“诗是先于理智的幻觉,而宗教信仰则是后于理智的幻觉。诗歌与宗教信仰都排除了尘世庸俗的所谓的学问闹剧。任何一个单个人,如果他不是生活在诗歌当中或者宗教信仰当中,他就是一个傻子。”而克尔凯郭尔曾告诉我们:基督教是绝望的一条出路。即使如此,也唯有凭借这一条绝望的出路,我们才能得到希望。这种希望所具有的富有生命力的幻想胜过所有的理性知觉。它可以向我们保证:对于理性而言总会有一些事物是不能征服的。对理性而言,可以对基督说三道四,不足为奇。因为基督不与之为伍,基督反对理性。不是理性的,就是反理性的。然而,这就是希望。

沿着整个这条迂回曲折的路线,我们总能到达希望的彼岸。

爱的神秘,即苦难的神秘,有其神秘的形式,这就是时间。我们用渴望的绳索把昨天捆绑在明天的身上。其实,不是在此时此刻,而是把从前的努力变成以后的毅力,把过去的毅力变成为未来的前景。此时此刻是一个点,但不是最突出的点,它处在消失的状态。然而,所有的一切永恒就在这个点上。这就是时间的本质所在。

即使刚刚存在过的事物都不能保有它曾经存在过的形质,而即使现在仍存在的事物,也已不是此时此刻的形质。任何的可能性通常都是对未来而言,它是自由王国的唯一活动空间。身处其中的想象,它是最富于创造和解放的力量,它是信仰的具体化身,它拥有广阔的空间为其徜徉驰骋。

爱既可展望未来,又能走向未来。它的行为就在于使我们得以永存。爱的特性就是希望,它的存在唯有依托希望。因此,一旦“爱”看见它所渴慕的事物成为现实,它即开始悲愁。因为在那时刻它才发觉它所渴慕的并不是它真正的目的,而上帝所赋予它的渴慕也只不过是用以激励它迈向行动的诱饵。当“爱”发现它的目标还在更遥远的未来,它必须再一次踏上通往生命的艰苦旅程,然后又一次一次地落入幻觉与醒悟的永恒循环。并且,它一再地把自己那充满绝望挫折的希望转换成记忆,再从这些记忆当中闪耀出新的希望。在记忆的隐蔽核心地带,我们精练出未来那充满绚丽多彩的景观:想象把我们的记忆琢磨成希望。

人类就像一个内心充满期盼的少女,渴慕生命,祈望爱情。她把她的未来编织成串串珍珠般的梦幻和希望。她坚持不懈地盼望她那永恒的、命中注定的情人能够来到她身边。而她的那个他,从开始记忆所及的最遥远的过去的摇篮时光,就已经注定是她的情人了。他将与她生活在一起并与她并肩走向无止境的未来,越过她所祈望的未来境域、越过死亡的墓穴。这位热恋中的可怜少女,怀有最深爱的希望,如同所有少女期盼情人一样,他们生命春天的甜蜜回忆,即使在寒冬,甜蜜的梦境依然甜蜜,往昔的甜蜜回忆将萌芽成为新的希望。平静的幸福生活多么丰富多彩啊!在阳光稀少的日子里,宁静至福与委顺命运的溪流必然会带来记忆中的希望,然而这些希望还没有变成现实。正是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实现,所以才能保有它们质朴的纯净。

爱祈望着,永远不会对于希望感到厌倦;而我们对于上帝的爱、对于上帝的信仰,首先就是对他所抱有的希望。因为上帝是永存不朽的,所以祈望于上帝的人也将永远存在。我们最基本的祈望,我们所有希望当中的根和茎,就是对于永恒生命的祈望。

如果信仰是希望的实体,那么,希望就是信仰的形式。在信仰给予我们希望之前,我们的信仰是没有形式的信仰,是潜在而混沌的模糊空洞,只不过是信仰的可能性和信仰的渴望而已。但是我们必须有所相信,相信那些我们祈望的事物,相信希望。应该记住过去,认识现在,相信未来。相信那些我们还不曾见的事物就等于是相信我们终将见到的事物。因此,容我再重复一次,信仰就是信仰希望;而我们相信我们所怀抱的希望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美好的愿景。

爱使我们相信上帝,在上帝身上寄托我们的希望,等待他赐予我们来生;爱使我们相信梦想为我们创造的希望。

信仰是我们对永恒,对上帝的渴望,而希望是对上帝的渴望,对永恒的渴望,对我们神性的渴望。当神性向希望走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得到升华。为了信仰,人类渴求上帝,对上帝说:“我相信,主啊!给我吧!我该相信什么!”上帝以及他的神性命令人类,把希望寄托在来生,目的是让我们相信来生。希望对于信仰而言是一种奖赏。只有相信的人才能盼望真理,盼望真理的人才能相信。我们只能相信我们所盼望的事物,我们只能盼望所相信的事物。

希望就是求助天父的希望,是希望继续给予上帝这一孕育着安慰的名字,神秘的名字。“父亲”给予我们生命,给予我们维持生命的面包,我们祈求上帝为我们保存生命。如果基督就是那个五体投地、诚心诚意地称他的父亲为天父的人,如果基督把上帝的永恒置于基督意识的最高处,那是因为人类种族的永存渴望在基督身上得到了升华。

也许可以说,信仰的渴望(即是所说的希望),从另外的层面说,就是美学的感觉。或者也可以说是美学的体现,但是并不能完全满足美学的要求。

确实,我们力图从艺术上寻找永恒的解决办法。如果美的事物能在瞬间使精神得到宁静,祛除忧虑,减轻痛苦(虽然不能医治忧伤),那是因为美的完整展示本身就是美,是事物的神化。这是因为美就是永恒事物的瞬间的永恒。犹如真理是理性知觉的目的,美是希望的目的,而在其本质上美或许是非理性的。

没有任何事物会消失,也没有任何的事物会全然飘逝而去。所有事物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永存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事物,必然会回归永恒。短暂的尘世有其永恒之根源。因为,按照宇宙的时间观念,昨天把今天和明天都连结在一起。生命的各项景观在我们面前犹如过眼烟云,一一飘过,就像电影画面一样。然而在时间的更远的端点上,胶卷则是始终浑然如一而且是不可分割的。

物理学家宣称任何事物的微小碎片或者能量的任何微小的振动都不会丧失殆尽,其中的每一分子每一振动都会变形、传导以及存留。那么,任何的形状,不管它的存在是多么地短暂,难道有可能消失吗?我们必须相信,相信而且希望!它是不会消失的,而且会在某些地方记录在案且永不消逝。我们必须相信有那么一面永恒的镜子,它能够留存那些历经时间劫难的意象而不使其完全消逝。每一项我所接受的印象都将贮存在我的脑海里,即使有些印象因为过分模糊过分古老以至于被深埋在我的潜意识的底层。然而,它们仍然在我的潜意识里鼓舞着我的生命。假如我的整体精神,假如我的灵魂的全部内容,处在完全清醒的状态,那么所有那些晦暗的、早被遗忘的不固定,甚至那些不曾意识到其存在的印象,将会重新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每一件曾经出现在我面前的事情,都深深保存在我的内心当中,而与我共同迈步走向永恒。再者,下面的言说也是很有可能的:它们都全部渗入我生命里,深入到我的胚胎里,活在我所有的祖先身上,而且将与我和我的子孙后代共同永存。或许,我,完全的我,和我的宇宙,将和我的所有的行动,至少是我的本质与我的行动一起,我的本质使我成为我,即我的个体本质。

每件事物的个体本质,构成此项事物而非其他事物,那么美又是如何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呢?如果说把过去和未来结成一体的那一部分,以及停留在永恒内部核心的部分,都不算是永恒的本质,那么美又为何物?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神性展示又意味着什么?

美,它是永恒之根,它依托爱展现在我们面前,它也是上帝之爱最伟大的表现,同时也是我们能够赢得时间的标志。爱,是展示着我们本身的永恒及我们邻人的永恒。

到底是因为事物所具的美与永恒唤醒我们进而点燃我们对它们的爱,还是由于我们对事物的爱而使我们能够揭示事物所具有的美与永恒?难道说美不是爱的创造物?而在同样的情况同样意义之下,可感觉的世界不就是保存本能的一项创造,而超感觉的世界不就是永存本能的创造物吗?难道说,美以及随之而来的永恒,不是爱的一项创造吗?“虽然我们的外在形体日益枯萎”,耶稣的使徒保罗如此说道,“但是,我们的内在生命却日新月异”。人那暂时的外表形体日益枯萎、日渐消逝。然而实在的人仍然得以保存,并且内心一天新似一天。“因为我们这暂时轻微的忧伤,只是瞬间即逝的忧伤,它将会为我们成就重极无比而且永远的天福与荣耀。”苦难带给我们身心极大的忧伤,而苦痛将因为过度积累而迸裂开来,这对我们而言则是慰藉。“我们不能只顾念那些看得见的事物,我们应该顾念那些不可见或不曾见的事物:这是因为那些可见的事物必然是瞬间即逝的;而那些不可见的事物则是永恒的。”(《圣经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16—18节)

苦难奉献希望,它是生命之美、至极之美,抑或至极之慰藉。既然爱充满苦难的质性,既然爱即为同情、即为怜悯,那么美则缘自同情,并且也是同情所一再追寻的暂时的慰藉。充满悲剧气息的慰藉!而至极之美即属于悲剧之美!感觉到所有的忧伤终将飘逝而去,我们也将成为过去,我们周围的事物也将成为过去,而悲痛则又向我们展示那些不会飘散消逝的事物,那就是属于永恒的、美的事物。

如此展现出的美丽,瞬间的永存,唯有通过实践才能实现,唯有通过慈悲善举才能生存。行动之中的希望即为慈悲,而行动之中的美丽即为善举。

慈悲之根本,在于它将所爱的每一件事情予以永恒化,并在它带给我们善举的同时,也为我们析出隐而不显的美。这就是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慈悲、对上帝的怜悯。我们说过的,爱、怜悯,把一切都予以人格化。当发觉每一件事情都经受苦难,一切事物都在人格化,“宇宙”自身也在人格化,因为“宇宙”也同样受苦蒙难,同时它也向我们展现上帝的存在。而上帝之所以向我们显现,是因为上帝在经受苦难,同时也因为我们在经受苦难。上帝因为经受苦难,所以它需要我们的爱;因为我们也经受苦难,所以上帝给予我们他的爱,同时以他永恒的、无限的至极悲痛抚慰我们的悲痛。

这就是在犹太人和古希腊人之间、法利赛教派和禁欲主义者之间所发生过的基督教风波,这一风波是十字架的风波,将是基督徒之间长期存在的风波。这是一位为了受难和死亡要变为人的上帝,一位为了复活已经蒙受苦难和死亡的上帝,一位正在经受苦难和死亡的上帝。上帝遭受苦难的事实,面对人类感到惊恐的事实,就是宇宙自身核心深处的启示,宇宙神秘的启示,就是上帝派遣圣子为拯救我们而遭受苦难和死亡给予我们的启示。这是苦难的、神性的启示。因为只有遭受苦难才是神圣的。

人把上帝变为受难的基督,并由于上帝,人们发现了一位活着的、人性上帝的永恒实体,就是一位受难的(只有死的、无人性的才不会受难)、善于爱的、渴望爱的、渴望悲怜的基督,他是人。不认识“儿子”,就永远不会认识“父亲”,而唯有通过“儿子”,“父亲”才能被认识。不认识“人之子”(即饱受血的忧伤及心碎痛苦的折磨,带着痛苦无比的灵魂生活直至死亡,并深受死亡的苦痛与再生的悲苦的基督)的人,就永远不会认识“父亲”,并且永远对受苦的上帝一无所知。

一个没有经受苦难的人,所以没有经受苦难是因为不曾经历生活过程(这是符合逻辑和肯定无疑的),这是一位没有感情的实体。因为没有感情,所以它只不过是纯粹的观念。属于哲学范畴的观念是不会受苦的,当然它也不会像人那样生活着或存在着。而世界又如何能从没有感情的概念中去获取它的根源与生命?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世界,也必然只是一个概念的世界而已。然而,世界和悲愁苦难是感受现实的肉身意识;完全是精神的感受,是自身的自我意识,是即刻的现实。

苦难是生命的实质,也是人性的根本。因为唯有经受苦难才能成之为人。经受苦难是普遍性的,我们所有的这些生物得以结合在一起,是因为苦难,是因为那流淌在所有人身上的宇宙或神性的血液。我们说的所谓意志,除了是苦难之外,它又能是什么?

根据在心灵深处被伤害的程度,苦难也有程度多少大小之分。从那种漂浮在大海之上作垂死挣扎的表面苦难,到永恒忧伤,而后者乃为人生之悲剧意识的根源,然而这永恒的忧伤将沉淀在永恒的最深处,在那里,慰藉被唤醒。从那被扭曲的肉体之上的生理痛苦,到把我们投入上帝怀抱的宗教性忧伤,虽其程度有所不同,但都在那里领受神圣泪水的浇灌。

忧伤比之痛苦而言,更强烈,更隐蔽,更伤神。身心上的极度苦痛比苦难更深沉、更内在,同时也更触及灵魂。即使是在我们所谓的幸福的最深处,我们也常常感到苦痛的触摸,并且也就是因为幸福本身,我们不愿意使自己顺从于它,而且我们在幸福之前也感到颤栗。那些把自己顺从于肤浅和暂时幸福的快乐人,他们似乎是一些不曾发觉自己是具有实体的人,至少他们没有接触过实体。这一类人通常不具备去爱或被爱的能力(对男人而言即为阳痿)。他们虽然历经沧桑,但永远不会真正尝试苦痛或荣耀。

除非经受过苦难,否则不会有真正的爱。在这个尘世里,我们必得选择爱、受难,或者是幸福。爱,除了引导我们走向爱自身以及来自不确定希望的悲剧性慰藉之外,它并不能引导我们走向其他任何的幸福。一旦爱转成为喜悦而且感到满足,它便不再有所渴求,而且也不再是爱。得到满足的人,已经是幸福的人,他们都将不会再有爱。他们跌进习惯所造成的睡眠状态,而这样就几乎等于是全然的毁灭;习惯成性即为不存在的开端。人类越接近成熟越是饱受苦痛,或者越具有接受忧伤的能力,他就越具有人的质性,越具有神性。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我们就注定要在爱与幸福之间作出抉择。然而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儿却要二者兼而得之:爱的幸福与幸福的爱。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幸福,而是爱。如果不极力使自己避免昏昏沉沉地滑入世俗的束缚,我们将很快进入一种永不苏醒的睡眠状态,因此而丧失心性并不能恢复常态。我们必须要求上帝能够使我们在自身之中,在我们的苦痛之中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何谓天意?何谓命中注定?这里谈的不是爱和苦痛那样的亲如兄弟的关系。难道天意的神秘真是那么可怕?当爱向幸运靠近时,一触即亡,真正的幸运将与爱同归于尽吗?爱与苦难相互生成。爱就是慈悲与同情。凡是不具有慈悲性的爱都不是我们说的那种爱。简言之,爱就是顺从命运的绝望。

数学所称之为极大和极小的问题,也同样可以被称为经济规律,事实上也就是所有存在的运动的法则。这是个富有激情的问题。在物质力学、社会生产力,在工业与政治经济的结构当中,每一个问题都遵循一条规律:试图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可能的、最有用的收益,以最小的支出换取最大的收入,以最少的苦痛换取最大的欢愉。二者必居其一。但肯定的是:谁能接近爱的极限,谁就能接近极限的爱;谁能接近幸福的零点,谁就等于接近忧伤的最高点。当然,接近了幸福的零点,就等于脱离了置人于死地的苦海。“重新做人,你将是人上人。”西班牙神秘学家胡安·德·罗斯安赫雷斯神甫(Juan de los Angeles, 1536—1609)在他的《关于征服上帝王国的对话》的一书里如是说。

没有比遭受折磨更为痛苦的事。

当一个人遭受致命打击的时候,他希望承受剧烈的苦难,以至于有可能屈从于苦难。而一旦这种打击真的降落到他身上时,他却几乎没有感受到丝毫的苦痛。随后,当他清醒之后,并且意识到自己处于麻痹无意识的状态时,他整个人已经陷于恐怖状态,这是悲剧性的恐怖,也是最恐怖的状态。在他因悲痛感到窒息时,他喊道:“作为一个人,我是不是不存在了呢?”试比较你觉得哪一种情形更令人胆寒:当你感觉到一块炽热的铁片将刺穿你的身体而剥夺你一切的感觉,或者是你眼睁睁看着铁片刺进你的身体时,你却丝毫不感觉任何的苦痛?当你感觉自己无能面对苦难、欲哭无泪,这时候,难道你不曾感觉到这是一种更惨烈的恐怖吗?苦难证明我们的存在;苦难证明那些我们所爱的事物的确存在;证明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存在;证明上帝也存在,他也同样受苦。但是苦难是忧伤性的苦难,是求生与企望永恒的苦难。忧伤向我们揭示上帝的存在,并且要求我们敬爱上帝。

相信上帝就是爱上帝,而爱上帝你才能感觉他是遭受苦难的上帝,因此而怜悯同情上帝。

认为上帝也正在受苦这种提法也许是亵渎神明的。但应明确,受难包含着有限度的意义在内。尽管如此,上帝,即宇宙的意识,他的确是受制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粗俗事物,受制于企图解救自己和解救我们的无意识。同样,我们应该将他从受到的限制中解救出来。上帝在所有的人中受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蒙受苦难。所有的意识,每一个意识都被禁锢在瞬间即逝的物体之中,同时我们也都在为上帝受苦。宗教性的忧伤是神性的苦难,感觉到上帝为我受难,而我也因他而受难。

普遍的苦难就在于试图使个体的整体存在成为其他所有的存在却又没有能力获取而引发的忧伤悲痛。存有的本质,除了极力想坚持自己的存在以外,就像斯宾诺莎所说的,它依然极力想使自己普遍化,其实还是对于永恒与无限的渴慕。所有被造物不但意欲保有自己,它更想使自己得以永存,而且更有甚者,它又极力想侵犯所有其他的存在,并在不需要放弃自己存在的前提下就能成为其他的存在,它极力想把拓展自己的界标达到无限而又不必断裂原来本身的成分。它并不打算推倒它的壁垒,使之夷成平地,成为平庸,无任何抵抗能力的、失去个性的事物。它是想把原来的壁垒拓展到它所创造的疆域,然后接纳所有的每一件事物,并将其纳入它的领域。它追寻个体性的最高境界和人格的最高境界。它热切渴望宇宙成其为它自己的宇宙,同时渴望成为上帝。

这位巨大无边的“我”,在其内心深处试图将天地宇宙纳入每个“我”之中,这不啻为一位上帝。为了渴望成为上帝,所以“我”爱上帝,“我”渴望成为上帝,就是“我”对上帝的爱。“我”之所以经受苦难是因为“我”想成为上帝,上帝经受苦难是为了成为“我”,成为我们每个人。

我明白,尽管我已经提醒过,这里所谈的是给缺乏逻辑的情感系统予逻辑形式,还会有不止一位读者因此而恼怒地说,根据你说的,上帝也在受难,上帝岂不成了一位被动的上帝;这不是把责任都归因于上帝吗?不是归因于上帝,而是归因于基督的狂热。所谓理性神学的上帝,实际上已经排除了所有的苦难。读者应该会想到,这里所谈的上帝受难只不过具有形而上学的价值而已。相同论述在《旧约》里讲到以色列人的上帝和人类的狂热时,也出现过类似的提法。没有受难就等于没有暴怒、愤怒和报仇之类的情绪存在。希腊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普罗提诺(Plotino, 205?—270?)说,如果非要把遭受苦难与物质捆绑在一起,那么整体灵魂不会处于被捆绑的状态,因为,肉体或物质是处于被灵魂捆绑的状态。

下面要谈的问题是牵涉有关灾难起源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罪责引发的灾难,也包括伤心的灾难。因为如果上帝不经受苦难,他就要引发苦难。如果不是他的生命受难,那是因为上帝还活着,不断形成整体的意识,并使其不断完善,成为日臻完满的上帝。这个过程等于把一切事物带入他的身上,不断给予一切没有意识的每一个事物的部分进入他的整体意识,他自己的他逐渐成为所有事物的他。这是根据基督教第一位神秘主义者圣保罗的文字。我们会更详细讨论的。然而,却要留待下一章讨论“灵魂归复”说,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神秘的、从肉体中的“解脱”(apocatastasis),或在宗教上称之为赐福融合。

目前,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有一股非常可怕的苦难力量,它把一些人推向另外一些人,它驱使他们互相接近,强制他们彼此相爱、彼此相互需求、彼此能够成为完满的存在,既能保有自己又能够包容他人的存在。在上帝的怀抱中,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生命的,而在其苦难当中,经受苦难。由于爱上帝,我们也爱活在他怀抱中的创造物,爱屋及乌。同时,由于爱一切造物主的创造物,所以我们也怜悯他们。我们在他们身上表示我们的爱,同时怜悯上帝。只要还有人在上帝的世界里遭受桎梏的束缚,那么就没有任何单一的灵魂可以称得上是自由的,即使是上帝自己,亦不能幸免。只要我们的灵魂还没有得到自由,上帝也就不是自由的,因为他就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之中。

我最直接的感知和爱就在于,感知我自己的忧伤、我的苦痛,自己为自己饱受苦难,自己爱自己。并且,当同情拥有生命力并且处于超常丰盈状态时,它便从我的身上流向其他的人。当同情拥有多余的部分时,我便转向同情我的同类人。但当我所忍受的悲痛之多,以至多于我自己对自己同样抱有同情的时候,我即刻清醒。当自己不能忍受自己悲痛的时刻,同情从我身上倾泻而出,这是宇宙悲伤的启示。

现在我们来谈慈悲,何谓同情的倾泻?何谓反射型的悲痛?悲痛过度继而同情别人的灾难,然后引发善行,这叫反射型的悲痛。

当我们所怀有的同情达到制高点的时候,它即将上帝的意识引发到我们身上,当四溢的神圣灾难使得我们内心充满如此深度的悲伤,以至于我们必得把自己的忧伤苦痛倾泻出来的时候,这一切都是以慈悲的形式表达出来。当我们把神圣的灾难倾泻出来的时候,我们体验到惬意、舒慰以及善行的苦涩甜蜜。即是我们西班牙神秘论的饱学之士特蕾莎·赫苏斯(Teresa De Jesús, 1515—1582)所谓的“夹杂甜蜜的苦行”,同时她也的确悟觉到痛苦的爱这项传统训诫。这就好像当一个人欣赏到美的事物时,他感觉到他必须和其他人分享是一样的。因为创造的冲动就蕴涵着慈悲,就是苦行之爱的表现。

事实上,当我们内心的善性异常丰满充沛时,当我们满怀同情时,我们对于自己所行善事感到非常满意。并且,我们满怀同情的时候,上帝充满我们的灵魂,给予我们对宇宙生命的痛苦感觉,对永恒的神圣化的普遍渴望所具有的痛苦感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仅和其他的人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对他们的命运并不是无动于衷,他们的苦痛甚至也刺戮着我们的心,我们为他们的忧伤而忧伤。我们已经感到我们来源的一致性,也为对来源一致性的无知感到悲伤。苦难和同情向我们显示出我们和他们共同拥有生命的血缘关系,虽然不知其渊源,但或多或少地已经有所意识。“野狼兄弟”,圣法兰西斯·德·阿西斯曾经这样称呼一只狼,它感到一种渴望吞吃羊群的苦痛。并且,或许也会因为它必须吞吃羊群而感到苦痛。就是这一血缘关系使我们展现了上帝的父权地位,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上帝就是父亲以及他的存在。他身为我们的“父亲”,他必然会庇护我们免于受到那共同的苦难与不幸。

因此,慈悲就是使自己解脱苦难的驱动力,也是使我的同类从苦难中解脱出来的驱动力,同时也是把万有的上帝从苦难中解脱出来的驱动力。

苦难在某种程度上应属于精神的。它也是意识最直接的展现。而所以没有给予我们其主体部分,或许就是为了给苦难得以展现自己的机会。一个从来没有或多或少地经受苦难的人,也几乎无法拥有自身的意识。人出生后的第一声哭声,是当空气进入他的肺部并使他领受到约束的时候,空气似乎对他说:“你必须呼吸我,才能活下去!”

感官为我们创造了物质或感官世界,它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让想象所创造的另一个想象或精神世界能够显现或有所依凭。意识试图不断使自己的领域能够扩大到意识化,试图拥有自我完满的意识及其整体内容。我们必须依凭信仰而相信,不要理会理性的谆谆教诲。在我们的身体深处,在动物、植物、矿物的深处,在每一件有生命的事物深处,在整个宇宙当中,存有着急欲了解自己的精神,它想拥有自我意识,它想成为自己,因为成为自己就是认识自己,它想成为纯粹的精神。而既然精神唯有凭借肉体(或主体)和物质才能达到这种种境域,它便创造了物质,利用物质的同时,又成为物质的俘虏。一个人只有通过镜子的反映才能看清自己的面孔。然而为了看清自己,它不得不一直受制于镜子,而它的影像也就听凭镜子的约束,容忍镜子任意扭曲。但是,如果镜子模糊不清,影像也随之模糊不清。一旦镜子破碎,影像也随之破碎。

精神发现自己受到它所寄居的实体的局限,并可从中获取自己的意识。与此同时思想也受到具有社会主体意义的语言媒介的局限。没有实体,精神则无法存在。但是,实体却因为限制精神而使精神感受到苦痛折磨。不是苦难,而是实体对精神设置的障碍,造成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冲突。

实际上,苦难是障碍,而不是无意识的责任。或者说,是实体为意识和精神设置的障碍;以此障碍作为对意志的反抗,同时也是可见世界强加给上帝的限制。这一障碍在意识欲拓展自己领域并以无意识作为牺牲品时,就形成了一堵高墙,它是无意识反对自己受到意识化的渗透做出抗拒行动。

虽然神为我们创造了完美的肉体,但是当我们没有感到心脏、胃部或肺部疼痛、挤压或烦恼时,我们就忽视这些生理器官的存在。生理上的苦痛哪怕是一种烦恼或不舒服,都说明我们内脏的存在。精神上的疼痛或内心的烦恼,其道理是一样的,甚至于我们的心灵遭受创伤痛苦时,我们才理会到心灵的存在。

苦痛忧伤使意识回归到它本身,或者说才得以醒悟。一个经受过苦痛的人或许能够知道他在做什么想什么。但是他不是真正知道其所为其所想。表象是在思想,实际并没有思想。似乎他们的思想并不是他们的思想。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唯有经受苦痛、唯有渴求不死的激情渴望,一种人类的精神才能成为它自己的主宰。

苦痛即是一种解脱。苦痛能够使我们发觉自己的五脏六腑的存在。解脱的最高形式即为死亡。通过消亡所引发的痛苦,使我们达到我们暂时性内心世界的核心,即达到上帝,我们在精神的忧伤之中为上帝呼吸并学会热爱上帝。

如是,应以信仰树立信心,希望信仰为我们指出理性应该教会我们的事物。奥古斯丁“信仰寻求理解”的口号概括了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不把信仰放在第一位是傲慢,有了信仰之后不再诉诸理性是疏忽,两种错误都要加以避免。

邪恶的根源已经不是司空见惯的提法,而今已有另外的称谓,叫作物质的惰性,运用到精神上,则称之为怠惰。怠惰乃是所有恶习缺德的根源,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最不可赦的怠惰就在于不曾疯狂地渴望不朽。

不断扩展的意识,不断增强的渴望,对于永恒与无限的饥渴,对上帝的渴慕,所有这些是永远不会感到满足的。每一个意识都试图成为自己并保存自己,并且试图不必灭绝自己就能成为其他事物的意识,祈望成为上帝。然而,实体、无意识,却试图使自己越变越小,但不能成为空无,要成为一种宁静的渴望。精神说:“我祈望自己的存在!”而物质却回应道:“我不要存在。”

在人类生命的秩序上,作为物质世界创造者的个体,由于受到保存自己的单纯本能的驱动,使得个体倾向破坏以至乌有。而由于社会的原因,赋予个体永存的本能,又成为精神世界的创造者,社会把它带入并推向整体,踏向永恒化的过程。作为社会的对立面,人以单纯的个体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可以说都是恶行:抗拒社会,为保存自己,不惜牺牲社会。而当人以社会成员的身份所做的每一件事则又都是善行,因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社会,在社会中实现自己永存,同时也使社会永存。如此看来,好似极端自我主义者,他们为了使自己的行动能够成功,往往不惜把每一件事放在自己脚下加以践踏。而实际上,他们慈悲的灵魂却已点燃,到处洋溢着慈悲。这时,他们往往为了完成一项社会使命而不惜使个人的“小我”服从臣属于社会的“大我”。

一个人如果把爱、精神化、自由等种种行为以过度的和个体的形式束缚在一起,他必然会把上帝钉在实体的十字架上。他必然会牺牲上帝,其所作所为均为了使其理想有利于他个人的暂时利益或个人的庸俗荣耀。然而,像这样的一个人,不啻一位杀害耶稣的人。

慈悲的行动,即爱上帝的行动,就是试图使上帝能够从不纯净的物质当中解放出来,就是试图使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拥有意识,能够精神化、意识化或普遍化。它梦想着每一块岩石都能够拥有自己的声音,并且使它们的行为能够与梦想的精神相互协调。它梦想着每一件存在的事物都能成为有意识的,并等待“圣子”将其起死回生。

综观圣餐的象征意义就会一目了然。他们把圣子压缩成一小块象征肉体的面包让我们吃。吃的时候,要求再造我们的肉体。如此这般,我们的肉体里就有了耶稣的精神。然后祈望他的精神在我们的心里激动,在我们的头脑里进行思维并成为良知。他们把他压缩成面包片,为的是将其藏在我们的肉体里,然后在我们的精神里复活。

我们必须把每一件事物精神化。并且为了完成这一份工作,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精神分散给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而我们的精神散布得越多越广,其内涵也就越丰富。而把我的精神渗入其他人的精神之中,实际上就是使自己成为其他人精神的主宰。

综上所述,应该以信仰树立信心,但愿信仰能够教会我们理性所能教会我们的东西。

现在我们从逻辑的、美学的、伦理的,尤其是宗教凝聚力的角度来观察所有这些幻想性的学说的实际结果。也许能够发现最正确的结果,也说不定,尽管有我的提醒,也有可能寻找到科学的发展或许是非理性哲学发展。

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请诸位读者再一次参阅第六章《在深渊底处》的结尾部分。我们就要靠近以上所涉及问题的实际或实用部分。但在这之前,我们还有必要再从彼岸生命希望的角度看宗教意识如何能够具体化。

(1) 科纳特(Cournot, 1801—1877):法国哲学家、思想家、数学家,是一位颇具原创性的深刻思想家,为柏格森哲学的先驱。

(2) 西班牙语“相信”一词为“creer”,“创造”一词为“crear”,从书写的角度讲。两个字确是一个字母之差,但意义相差甚远。而且,这两个字确有容易混淆之处。例如:Yo espero que no lo crea.(我希望他不要相信这件事。)这里的“相信”第三人称单数虚拟式“crea”与“创造”的陈述式单数第三人称“crea”是完全一样的。书写完全一样,意义不同。在这一章里,这两个词的使用频率很高,由于动词的时态变化,确实容易混淆。故作者特别对读者予以提醒。

(3) 彼拉多(Poncio Pilato):出生年代不详,据记载死于公元39年。据《圣经》记载彼拉多是罗马执行官,官衔为巡抚。他是处死耶稣的执行官员。《圣经·马太福音》第27章第24节记载:“……把他钉十字架。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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