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后工业时代：意义互联网的兴起

20世纪至今，电子设备、互联网和个体自组织将会引领社会进入下一个时代。在这一过程中，改造社会的主导力量不再是资源、生产资料和科层化组织，而是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及其塑造的组织形态。如今，信息革命的深入开始掀起一个新的趋势：一条与科层制商业公司大相径庭的进路，个体的、开放的、非营利和自组织的力量借助互联网不断发展。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研究领域包括新媒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网络政治学、互联网治理、数字经济与管理、中国当代纪录片。著有《众声喧哗》《知识论导言》《信息渴望自由》《网络政治》《网络为王》等。

王俊秀：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互联网实验室和苇草智酷创始合伙人、阿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席。IT技术进入中国大众传播领域的推动者之一，也是“博客”中文概念的创造者之一，著有《新经济》等。

段永朝：

苇草智酷创始合伙人、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信息社会50人论坛执行主席。长期担任多家互联网公司企业顾问，著有《互联网思想十讲：北大讲义》《互联网：碎片化生存》等。

何种意义？哪个互联？

正如18—19世纪，钢铁、煤炭和商业公司铸造了工业革命的时代，并强势地改变了田园牧歌式的社会形态，20世纪至今，电子设备、互联网和个体自组织将会引领社会进入下一个时代。在这一过程中，改造社会的主导力量不再是资源、生产资料和科层化组织，而是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及其塑造的组织形态。如今，信息革命的深入开始掀起一个新的趋势：意义互联网的兴起。它昭示着一条与科层制商业公司大相径庭的进路，个体的、开放的、非营利和自组织的力量借助互联网不断发展。

何为“意义互联网”？为何不是技术的互联网或者商业的互联网？如今互联网所颠覆的不仅是技术结构或商业模式，更是人们对自己和世界的认知，从而使人们看待自身和环境的方式与以往大有不同。新的认知将驱动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改变，进而塑造一个具有新特征、新形态的世界。

互联网时代的意义与意义互联网

意义是人对现实世界打上的烙印。意义将自然的环境赋予人的痕迹，从而摆脱了纯粹客观的状态而与人相关联，并影响着人的认知和行为。对于意义的生成，一种观点认为意义是外在于人、先于人存在的，它需要人通过理性之光去挖掘掌握。自柏拉图开始，外在于人的意义观念就成为主流思想，人类需要通过认识活动来发现意义、认识世界。这种观点造成了主客两分的局面，意义如同真理是外在的、绝对的、一成不变的，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然而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开始意识到意义是多元的、动态的、瞬息万变的。这种复杂多元的状态冲击着过去对意义的主流理解，使得意义生成于人的观念开始引人注目。这种观点认为，意义的生产是在人的参与下完成的。对于每个人来说，意义都是他自己生成的，没有先于人而存在的绝对真理。而每个人所生产的意义如此特别，以至没有两个人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不同时间的意义也是不同的，意义在不同的主体中都是相异的、动态的。正是这种相异性和动态性，决定了意义本身的不可言说。一旦意义被表达出来，它就固化为一个静态的标本，而这个标本与原先的意义很可能相异，因此意义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勉为其难”的。但交流毕竟存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着意义的感知现象，特定意义的某些特征在人们之间流动，每一次流动都伴随着意义的重新创造。符号互动的过程如同波浪一般，水分子（意义本身）没有直接转移，但波浪（意义的生成模式）却扩散开去。

在网络上，信息生产的普遍存在性使得观点异常多样，绝对真理的权威性被无数个体消解掉，意义由人生成的观念愈加具有说服力。由此，一个复杂多元的意义互联网正在形成。

意义互联网的结构转型

如今随着新的转型的到来，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已不再是“谁接入谁”的问题，而是更为彻底的“互嵌”关系。这种结构的转型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数字鸿沟到认知盈余。如今的互联网是信息流的世界。数据并不是存放在某个网站，而是被推送给任何可能对它感兴趣的人们手中。每个人只需付出一点努力，就会处于信息饱和状态，从而造成了普遍的认知盈余现象。

认知盈余不仅意味着信息获取的饱和，也意味着信息生产的繁荣。广泛的个体获得了信息创造的生产资料，他们使用电脑或智能手机即可参与内容创作，并通过互联网分享出去。而源源不断的信息流则为他们提供了素材。信息的流动本身也在创造更多的信息，这种再创造是以全球范围内的个体用户为基础的。

第二，从社会计算到情境计算。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以被信息化，这种广泛的信息化现象似乎仍看不到边界。

自社会计算开始，互联网开始构建更加智能的个性化信息流。数据来源的多样化和数据量的攀升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云端的计算越来越基于整个情境，而这种情境计算则是依托于广泛分布的传感器。情境计算同样得益于信息处理能力的提升，整个社会的计算能力在飞速地进步着，对大数据的处理已经日臻成熟。2013年，IBM发布了基于人脑特征的计算架构，使得计算的智能化获得更广泛的空间。

更多元的数据来源、更大规模的数据量以及更高的数据处理能力，将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紧密地互嵌在一起。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技术，更加智能的网络服务指日可待。

第三，从PC互联到移动互联。互联网的移动化趋势由来已久，这种使用场景的转化越来越不可逆转。由于上网场景不再限于桌面和办公环境，而是渗入更广泛的时间维度，并对信息推送具有更多的依赖，移动互联注定是实时的联网。实时的和移动的特性，赋予互联网更多的可能性。手机的使用场景不再固定，联网时间不再受限，移动互联打通了线上和线下的隔膜，使得现实世界和网络空间的互嵌成为可能。移动互联大大扩展了互联网的应用平台，将上网入口伸向更广的时空维度和使用场景。所有这些都让地球变得更加互联互通，成为一个智能化的星球。

认知盈余、情境计算和移动互联，都是互联网发展历程的延续，但它们共同将互联网的变革和重组推向新的高度。它既是对过去的延续，也是转型的开始，一个生根于工业时代的产物却开始撼动工业时代根基，意义互联网的兴起只是更大变革的开始，它在很多方面都在预示着一个更加多元、民主、紧密且透明的社会。

意义世界：互联网经济体

信息时代的经济

工业革命以来，能源技术的进步提供了生产的动力，机械化生产创造了大量产品，而商业的发展则刺激了消费的需求。这种经济进步基于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和消费驱动的商业模式，同时也依赖着对能源的高消耗。

如今，意义互联网的兴起正在动摇着工业时代的根基，这就为重新定义经济模式创造了机会。新的经济形态正在形成，而它所预示的是一个以异质性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多元的、去中心化的、非利益驱动的生产行为已经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更多的商业模式开始涌现出来。

这些新的商业模式以互联网为依托，走上了与工业时代截然相反的发展路径。个性化定制生产重获新生，并且同样转向了规模化生产。生产过程不再是集中式，而是分散的，由多方合作完成。这种分散不只是地理位置的分散，也是生产过程在环节上的分散，由过去的中央控制转为自组织的合作方式。更重要的是，非商业化的社会生产日益显露出重要的作用，并且开始创造前所未有的价值。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变化，是由于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信息代替能源和资本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产生了新的结构性力量。信息本身的特点与资源和资本都不同，因而当它贯穿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时，新的特征也就随之涌现出来。

第一，信息本身是非对抗性（nonrival）的资源。非对抗性，是指信息产品数量增长过程中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信息的传递过程体现为复制而非转移，信息的非对抗性激发了分享型经济的繁荣。

第二，信息技术大大提高了远距离沟通和协作的效率。电子邮件、即时通信、网络论坛等工具为人们提供了便捷的交流渠道，为跨地域的合作创设了条件，这种效率的提升还在持续。

第三，信息可以为产品增添附加价值。交付产品的价值等于信息量除以规模。现如今，开源设计配合3D打印和更灵活的机器人组装线，使得企业能够以合理的价格销售小规模生产的产品，实现规模化的定制生产。而定制生产实际上是在每个产品上附着了特别的信息以迎合不同人的期待，这种做法无疑增加了产品本身的价值。

互联网经济体的表现形式

互联网经济体的表现形式众多，发展阶段也各有差别，但大体上有三个特征：社会生产、权利分离和产消合一。

首先，社会生产。工业时代的一大成就，便是采用商业公司的形式来组织生产过程。而商业公司成立的最低条件，是生产的产品有足够的盈利能力来支付管理过程所消耗的成本；而那些不足以负担沉没成本的事情，自然没有商业公司愿意涉足，这个临界点被舍基（Clay Shirky）称为“科斯地板”（Coasean Floor）。

这个格局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而被打破，借助越来越廉价而便捷的通信工具，组织和管理成本急剧降低，这就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过去很多无法通过组织化生产实现的事情如今因为沉没成本的降低而变得可行了；二是创造高价值产品的生产不再仅仅依赖于商业公司，因为个体自组织的生产方式如今也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这一过程被本科勒（Yochai Benkler）称为社会生产（Social Production）。

有关社会生产最典型的例子，是维基百科和Linux的编写，它们都是由来自全世界的志愿者共同参与的非营利性项目。社会生产没有集中式的管理机构，没有报偿的承诺，也没有营利的目标，它所追求的就是生产过程本身所带来的益处。项目的参与者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可以自愿加入或退出，社会生产往往是开放的、自由的、非营利的。

其次，权利分离。权利分离指的是使用权和所有权之间的分离。在人类社会的初期，人们并没有所有权的概念，对一个物品的占有是以现实状况来决定的。在物质条件相对困乏的时代，这种权力结构必然导致对使用权的争夺，因而所有权的概念也就随之产生。所有权完全是人为规定的状态，它建立在一系列社会规则之上，体现为所有人与他人的共同确认。

如果说所有权的诞生源于物质条件的稀缺性，那么它的重要性在信息社会中将大大降低。因为复制信息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信息产品不再具有稀缺性，因此对信息产品的排他性占有本身显得不再重要了。

对使用权的让渡，也就使租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普及开来。不仅信息产品可以租赁，越来越多的实物资产也可以提供租赁行为。使用权与所有权重新分离，跨地域沟通的低成本、信用体系对风险的降低，以及让渡使用权所带来的收益诱惑，都使得更多的租赁行为取代了购买行为，从而在网络时代打造出繁荣的分享型经济。

最后，产消合一。在互联网经济体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变得愈加模糊，这种现象根据消费者参与生产过程的不同程度，可以分出几种情况。

第一，由生产者提供渠道，消费者部分参与到生产决策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个性化定制产品的诞生。

第二，企业依赖于用户的生产活动。这种情况已经在很多互联网公司中成为普遍现象，网络公司搭建平台，用户进行内容生产，而最终的产品则是内容与平台的打包运营。用户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他们依靠开放的平台来搭建内容堡垒，而自己也是内容的消费者。

第三，纯粹的生产者不复存在，人们进行生产的目的是自己消费。在网络视频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大量根据电影片段改编的“恶搞剧”就层出不穷。借助网络技术的普及并得益于信息产品的非对抗性特征，如今自产自消的作品也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

社会生产、权利分离和产消合一，揭示了互联网经济体所涌现出的新特征。互联网经济体是对工业时代所打造的消费生活和丰裕社会的反拨，它将多元、自由、情感等人的气息带回到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让经济活动重新彰显人类的特征。

意义世界：网络国家

意义互联网对现实世界的结构性影响，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同样体现在政治领域。如果说经济领域的结构是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那么政治领域中的结构则是权力分配。

信息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信息的不对称造就了控制力的巨大差异，牢牢控制着信息资源的一方在无形中拥有巨大的权力优势。这些技术优势往往被国家政权所掌握和控制，并发展出一套官僚组织来与之适应。近代社会建立起一系列大规模的技术系统，它们本身往往是组织化的，而个体对技术优势的缺失导致他们不得不被这些技术系统所裹挟。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最初用于军事和科研机构，局限于小规模的可控的应用范围。然而一旦它走向商业化和大众化，便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趋势。互联网体现出与过去的传播媒介所不同的特性，使得国家权力失去了对信息强有力的控制权，从而使得技术系统的垄断局面被打破。

改变局面的，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独有的特性。（1）信息产品的非对抗性。复制信息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让信息的传播变得高效而便捷。（2）信息生产的遍在性。随着Web 2.0的成熟以及个人电脑的普及，信息生产遍及网络的各个角落，使得过去给予事先审查的控制体系骤然崩溃。（3）信息流通的即时性。在网络上，信息的收发是即时的，流通过程不再有延迟，因此事先的审查和过滤不再可行。国家权力仍然试图为网络信息的流动设置障碍，他们却发现控制能力已经大不如前。

多主体政治：权力主体间性的复归

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d Brand）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信息渴望自由”。在互联网上，人们获得了对信息的控制能力，集聚、沟通和表达观点的限制条件被打破，因而更多的权力主体涌现出来。国家，包括政党和官僚机构，开始失去其以往在权力结构中主导性的地位，更多的群体开始独立地发出声音、组织行动。这些在互联网上涌现出来的权力主体可以称为网络国家。它们在网络空间拥有自己的居民，遵循自己的规则，实现自己的目的。网络国家缺少强制性的约束力，但它们凭借自身所创造的意义来吸引网民的入驻和参与，甚至拥有一定程度的执行力和影响力。网络国家正在发挥着日益凸显的作用，有些组织在获得民众的认同方面甚至超过了国家机关，进而有可能消解掉国家权力的正当性。

2010年谷歌宣布退出中国、维基泄密事件以及2013年的“棱镜门”事件都引发了大量社会讨论，它们集中反映了人类社会面临的更为广泛冲突的一部分，那就是网络国家正在崛起，并且可能威胁到近代以来所产生的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

更多权力主体的涌现，打破了近代以来单一而强势的国家权力的垄断，多主体政治的时代重启。获得了对信息生产与流通的控制权，新的权力主体可以分享过去由国家所垄断的权力；而获得了信息生产资料的公众，也可以公开向权力体系问话。其导致的结果是，权力的主体间性重新凸显出来。

流动性政治：社运化与网络化

随着互联网与现实社会的互嵌，在新的权力结构中，权力执行者与授权者的距离显著缩短。社会的可见度更高，社会事件更透明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而即时性的讨论可以随时开展，这就构成了一个广泛而随时存在的线上议政厅，国家权力被置于流动性政治的环境中。在这里，社会个体的态度、观点和情绪都是高度可见的，个体不断地对现有权力结构提出反馈或怀疑，考验着执政者的处理与应变能力。而那些无法适应新环境的权力主体，试图像过去一样保持沉默，或者采取非正面的态度应对公众的质疑，都是在消耗着自身的正当性资源。

互联网对于政治候选人的展现是实时的和全方位的，一旦拉开帷幕便没有中场休息。在这种情境下，掩盖事实、编造谎言比过去困难得多。此外，政党还可以利用社会媒体，在社区中动员选民，从而拉进了政党与社会个体之间的距离。例如在2012年美国大选中，奥巴马的胜出得益于出色的新媒体数据挖掘小组，对选民和竞选情况进行分析，制定相应的策略。政党的运作开始呈现出社运化的特点，新媒体在其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其他权力主体同样加入流动性政治的情境中，借助网络技术加强同社会个体之间的联系。例如免费午餐计划在组织过程中，借助微博平台发起一系列线上线下活动，积累了大量的社会关注。该项目还利用淘宝所搭建的支付平台收集捐款，从而解决了跨地域的款项聚合问题。大量社会组织利用网络技术开展活动，通过即时性的、动态的交流反馈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源。

生活政治：社会个体的登台

互联网的遍在性给予社会个体前所未有的信息控制能力，让他们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可见度和更大的话语权。信息的不对称被缩小了，个体不再受限于国家权力的信息垄断，因而有条件拥有更高的理性程度和对社会现状的认知。当前，政治回归生活，个体的政治宣誓不必囿于国家权力介入的场景，而可以发生在生活的点滴之间。当个人对生活的界定不同于国家权力或官僚机构对生活的界定，并且个人在坚持着自己的生活，那么他就参与了生活政治。

借助网络技术所带来的信息控制权，每个人都拥有了更高的自主性，手中也都握有这样的选择：是践行自己所认同的政治理念，还是背弃它？对于自己所不认同的权力结构，是漠视它还是迎合它？互联网作为技术因素，终究无法决定未来权力结构的发展进路，但人们可以。如果说在极权社会中的个人坚守政治理念的代价很大，那么，在意义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今天，个体拥有了更多机会在生活中完成自己的政治宣誓。

意义世界：数字化社群

意义互联网的兴起，显著地改变了社会的组织形态。网络社区正在蓬勃地发展起来，大量人际关系是通过网络渠道建立起来的。网络社区最初的形态是网友的公共交流平台，这种大规模的、公共的网络空间至今依然存在，例如主题各异的网络公告板。而随着人际关系嵌入互联网，更小型的社区则越发活跃起来。这里的人际关系往往是基于兴趣或者需求而建立的，相对于公共交流平台来说，这样的人际关系虽然不是点对点的，但联系更加紧密，交流程度也更加深入。

团结性与现代社会

团结性，意味着人们彼此之间的接受和认同，以及人们对共同体的感同身受。团结性是工业化社会不可或缺的黏合剂，“互惠、道德义务、社会责任与信任”等前现代的文化习惯，是社会繁荣稳定的必要条件。

工业社会在地理上的集中并没有导致心理上的认同，社会关系的松散造成人们彼此之间存在心理间隔，缺乏认同和信任，社会缺少团结性。当然，工业社会也从来没有如此纯粹地成为一个缺少团结的社会形态，这是因为任何社群都会通过补充性手段来弥合自身的弱点。正如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所说，“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都被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的生活……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在工业社会中，社区、行政权力、公民组织都在参与共同体的构建。

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普及，为弥补社会的团结性匮乏提供了新的机会。

数字化社群的兴起

数字化社群不同于线下的小型社群或大规模社群，它是扎根于网络空间的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虽然数字化社群本身是虚拟空间的一部分，但它所牵涉的人际关系却是真实的。在增进社会联结、提升社会团结性方面，它与线下的社群拥有同样重要的作用。而由于其不同于过去社群的特点，数字化社群毫无疑问在提升着社会的团结性。

第一，提高社会联结的紧密程度。即时通信应用和网络社区的活跃，表明互联网在显著增加社会联结的紧密程度。借助即时通信应用，人们沟通的成本进一步降低，彼此之间可以随时随地建立联系。如今人们关心的不再是沟通的不便，而是沟通太方便而可能导致私人空间缩小。如果说即时通信应用只是增加了强关系的沟通频度，那么网络社区则建立起更多的弱关系联结。在社交网络上，更多的人际关系被建立起来，社会中人们的横向联系比过去更加活跃了。借助社交化的网络社区和私人信息的共享，人们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频繁而深入。

第二，增加社会关系的透明度。对于任何一个社群来说，确保对成员的可见以及成员之间的可见，是增强认同感的必要方式。网络社群的透明度往往很高。在BBS中，网友可以回顾过去的所有讨论，所有对话都记录在案；在淘宝平台上，买家和卖家的信誉和评价也公之于众，来提升用户对平台的信任。在社交网络中，Newsfeed形式则是通过将好友动态公开，来提高人们对彼此的了解。几乎所有网络社区都保持着较高的透明度，通过建立成员之间彼此的信任以及成员对社区自身的了解，来提升社群内部的认同感。

第三，主动性的认同。主动的认同比被动的认同更具持久力。而在数字化社群中，人们往往是主动参与到不同的社区之中。当人们参加豆瓣的摄影交流小组，或者在微博上关注有关长跑的账号，他们都是基于自己的兴趣或需要而主动地参与到社区之中。在他们正式参与到网络社区的活动之前，或许他们已经对这个社区怀有心理上的亲近，这是从认同感出发找寻社区的过程。

因此，数字化社群很可能比线下的社群更具有团结性，同时也更难形成单一的大规模的网络社群。加入社群的主动性和认同感的强化，只会导致网络空间中的不同社区朝着多元的方向各自发展，因而数字化社群一定是多元的社群集合。

第四，跨地域的社群。在社会交往中，人们一直拥有跨越地域限制的冲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冲动促成了社群的流动性和规模的扩大。然而，线下的大规模社群始终无法摆脱地域的限制，因为社群成员必须在地理相近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高效的沟通。因此，虽然点对点的沟通早已实现了跨地域交流，但社群基本上还是扎根于特定地点的。

数字化社群改变了这一局面。在网络空间，由不同地域的人们所组成的社区早已不是新鲜事，这意味着社群这一形态可以摆脱地域所施加的障碍。跨地域的数字化社群将更广范围的人们联结在一起，摆脱了地点的标签实际上是增强了社群的影响力。由此，数字化社群超越了乡村的紧密联结的社群，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可以达到新的高度。

第五，感性的、情境的、日常生活的社群。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大大降低了人们集聚的成本，社群的建立变得非常容易，结果是大量非使命驱动的社群建立起来。人们因为更多感性的理由而参与到社群当中，当他们参与其中时，没有使命感驱动着他们。数字化社群不再囿于理性的、正式的、目标驱动的形式，从而提高了社群的活跃度。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跨地域的、多元化的数字化社群在网络空间建立起来，为人们增强联系纽带、加强彼此了解提供了机会。前工业时代团结的小型社群的某些特点可能会回归，但不同于以往的是，信息时代的社群将是在大规模、跨地域、多元化的基础上实现共同体的复归。

意义再生产与适当社会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信息成为核心的社会资源。而信息生产的遍在性和广泛的网络关系，使得信息得以替代资源和资本，对社会形态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市场、利益与个人自由主义

在工业时代，资源和资本是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随着人类对资源和环境的开发，以及资本在市场中的流转，工业经济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它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并为个人创造了更多自由的条件。工业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它始终建立在资源和资本的基础之上。直到今天，工业的产值仍然依赖于对物质资源的消耗和资本的积累。

生产过程对物质资源的消耗是持续不断的。可持续发展的口号呼吁了这么多年，工业经济仍然没有真正步入可持续的轨道。当然这并不是说，工业始终处于粗犷式生产的阶段。但很多欠发达地区宁可重复发达国家以资源环境换取发展的路子，只为加快追赶发达国家的脚步。在市场行为的引导下，人们并没有坐下来一同商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对策，而是将地区利益置于人类共同利益之前，这不能不说是理性市场神话的破灭。

工业社会所塑造的是市场行为、利益驱动和个人自由主义盛行的社会。当信息代替资源和资本成为主导型的社会资源时，它将有机会重构意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扭转现代性所形成的既有社会结构。

信息社会的意义再生产

信息生产的普及和广泛的网络关系，使得信息的流动性大大增强，信息在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凸显出来。个体和自组织社群的活跃实现了对意义的再生产，社会形态呈现出新的趋势和新的结构。

在经济方面，异质性成为有别于过去的显著特征。标准化生产和利益驱动的市场行为受到削弱，而个性化的生产方式、分享型经济以及社会生产开始活跃起来。

在政治方面，正当性重新成为人们的关注点。随着个体地位的提升以及个体间联结所发挥的更大影响力，国家权力的垄断性正在被打破，更多的权力主体涌现出来。而决定权力正当性的，是流动性政治和生活政治中的人们，体现了权力主体间性的复归。

在社群方面，意义互联网正促使人们回到团结性的共同体。跨地域的、紧密联结的数字化社群蓬勃发展，基于兴趣、需求和价值认同的社群以跨地域的方式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纽带重新接合，社会团结得以重建。

适当的社会特征

这些新的结构显示出几个新特征，与工业社会所缔造的消费社会和丰裕社会的进路呈现出不同的趋势。个体的权利不再是人们最终的追求，它只能是最基本的底线；利益驱动的行为也只是众多行为动因之一，还有更多事情比追求利益更重要；自由的概念体现出自由获取的积极自由，人们有权利获得他们应有的东西，垄断在道德上是可耻的；而平等的涵义也不仅是冷冰冰的平等原则，更多的人要求公正和良心，要求对弱势群体的尊重和保障。

第一，从个人走向他者。承认他者的存在，即是承认其他个人拥有与自己相同的权利，并愿意为维护其他人的权利而做出努力。严格来说，他者同样属于个人主义的范畴，此时“个人”不只代表“自我”，而是抽象地象征社会中的个体。如果个人主义仅仅建立在对自己权利的维护上，而对其他人的境况视而不见，那么这种个人主义就会萎缩成私利的考量而非一种社会理念。从个人走向他者，其实正是对个人主义的完善和补充。

第二，从市场走向社会。从市场走向社会，就是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所指出的，经济学应当嵌入社会学而不是相反。个体行为的动因并不仅仅是机械的趋利避害，社会中人际关系、道德习惯的作用对人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仅强调市场和商业化的角度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充分考虑社会环境的相关因素。而反过来，经济发展也不应只考虑市场结果，相关的社会效益也必须考虑在内以确保利于全局和长远的利益。

第三，从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走向自由获取的积极自由。倘若一个人没有受到他人的干涉和强制，他是否就完成了自由加之于自身的责任？远远没有。实际上他只是守住了自由的底线，而没有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人们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积极自由的延伸。一个尊重他人选择并勇于维护自己积极自由的人，才是一个完备的自由人。互联网诞生之后，网络空间成为自由分享信息的天堂，而人们对自由获取信息权利的争取，则可看作一种对积极自由的履行。

第四，从没心肝的社会走向正派社会。自由社会所宣扬的平等观往往也是基于个人自由主义之上的。在没心肝的社会里，人们往往会以自由的名义，理直气壮地指责弱势群体的缺点，而懒于思考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正派社会，要求人们对弱势群体给予最基本的尊重，至少做到不羞辱。这种起码的尊重建立在这样一个共识之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应当包括人格上的平等，贫穷和富有无法改变这一点。正派社会应是一个审慎而有同情心的社会。

适当社会的形成

意义互联网的兴起，以及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都体现出这些积极的趋势。为他者权利而做出努力、限制市场化的泛滥、争取自己的积极自由权利以及对弱势群体保持同情心，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新的社会结构在总体上显示出恰当性，因而形成了适当的社会。

适当社会，是指一个有节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不是无止境地索取，也并非醉心于不断积累财富，相反人们对自己的需求心中有数，当满足自己的所需之后，可以转而停下来为别人提供帮助。这是一个充满感性和觉悟的社会，它是对过度物化的消费社会与丰裕社会的反拨，是资本主义祛魅之后的重新返魅。而实现这种适当社会，让整个社会体现出人性的光辉，则是信息社会所要达成的目标。

这种转变如何可能？它取决于社会环境的变迁。在过去漫长的人类史中，人始终饱受匮乏的痛苦，生产和储藏作为与稀缺性对抗的有效手段得以广泛普及开来。然而每个人都心怀对匮乏的恐惧，试图尽可能多地拥有财富。最终，欲望造就的是一个幂律分布的社会，少数人拥有大量财富，而绝大多数人依然陷于匮乏的困境。

然而匮乏正在离我们而去，即便它的步伐还很缓慢。物质丰裕的社会已经出现，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必需得到了保障，在这样告别匮乏的社会中，欲望可以是生产性的、创造性的。信息的丰裕已经使得年青的一代忘记了匮乏的痛苦，如今当他们在网上漫游时，资讯以免费的价格呈献给他们，大量碎片化的信息可以被忽略掉。随着3D打印技术的成熟，实物甚至也将告别匮乏的现象。

共享经济在减少闲置方面功不可没。以Uber这家按需服务的租车软件为例，当人们需要搭车时，可以将自己的请求发送给Uber，而系统则会为他安排一位刚好路过的驾车者。通过闲置资源的共享（这里是指汽车空间），人们可以得其所需，实现共赢。Uber的按需服务和租赁共享模式还能够扩展至其他领域，整个社会将在持续流动的状况下提高效能、减少浪费，实现资源配置的恰到好处。

丰裕，让无止境的欲望不再必要。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满足欲望不是为了填补恐惧，而是为了创造意义。当普通人投身公益活动之中时，他们降低了对自己财富的期待，而将精力投入对他人生活的救济中。一方面，人对财富的需求有了可以触及的终点；而另一方面，对财富分配的期待也更倾向于平等和公正，这些无疑体现出恰当性的特点。

在适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平等的，没有某个主要的脉络或高峰存在，整个社会呈现出平等而互联的“块茎结构”。人对需求的满足、欲望的满足是适可而止的，社会对合意的、安逸的、妥当的状态形成高度认可。这就如同霍姆斯（Olive Wendell Holmes）的诗篇《奇异的单马车》所描绘的那样，一辆单马车的设计如此富于逻辑而精巧，各个零件的磨损程度都刚好与其他零件相同，以至在使用了100年之后，马车依然不会损坏。适当社会如同这辆奇异的单马车，各个部分恰到好处地相互妥当，从而形成一种合意的社会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