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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读了四本印象比较深的书。第一本是清华大学王东杰教授的《乡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转型》（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该书除了梳理传统思想史的脉络之外，还从微观的地域史角度考察了颜元生活的明清之际保定府社会及其民风、颜元独特的家庭与早期经历，并使用心理学等方法梳理颜元独特思想风格的形成。

作者认为，颜元身上那些“革命性”的符号，其实是近代学人附会的产物，就其本身而言，其实就是保定府一带具有农村性格、甚至算命方士、神医、江湖侠士之类非正统读书儒生的形象。作者研究发现，当时华北乡下有很多“圣人”，一般是要符合当地民众心目中期待的形象，尤其是能算命和行医，有很多神通之类的能力，便容易被尊为“圣人”。颜元当然反对这些迷信，在他生活的华北地区，皇门会、皇天道、九门会、无为教、大乘教、龙华会、清茶会、归一教之类的民间草根宗教极其流行，他为此撰写《通俗劝世集》《唤迷途》等文，抨击这些民间迷信。但社会风气如此，他自己能算命行医、武打走江湖，在民间传说中颇有神通，被深度绑定到这种农民“圣人”形象之中。颜元的另类，需要放到当时保定府那个环境下去看，如他习武谈兵，嘲讽宋明儒者“习成妇女态”“胥天下而为妇人女子”，而自己则以刀法精妙而深得大侠李木天的钦佩。习武谈兵的趣味，这在保定府一带读书人圈子中很常见，如孙奇逢、王延善、王余佑、陈国镇、李明性、吴洞云等很多人都是如此，如王余佑到老都能善用刺枪，一跳超过一丈，这是不同于江南读书人的社会氛围，颜元重视身体素养、重视习武谈兵，正是这一氛围下的产物。

颜元是个苦命人，四岁时父亲离家出走，养祖父对他并不好，这是一生的阴影，作者使用了心理学的方法，去分析揭示这种创伤对颜元一生人格以及其学术思想的隐蔽影响。父亲的缺失，却又给了颜元一个机会，去创造“父亲”这个符号，并形成一套以“父亲”这个抽象符号为中心的祭祀礼仪，某种意义上是儿子在文化上成为父亲的“父亲”，即这一符号的创造者。颜元一生反朱熹，甚至读《朱子语类》发现朱熹腰痛，说是读书多了所以遗精，身体不好。颜元懂医书，尤其重视身体，问题意识和朱学对着干，但却一生没能跳出朱熹的窠臼，说是要关心民生，却连就在身边发生的满清圈地运动都很漠然。书中指出“满人在河北的‘圈占’，只是偶尔出现在他笔下，并未成为其持续关注的一个主题。对于一个关心民瘼的儒者来说，这种‘沉默’不同寻常。其中可能不无自保意味，但亦和他终身为朱子学所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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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孙家洲教授的《汉文帝入继大统前后的政治博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本书从吕后打破白马盟搞刘吕联合政权开篇，吕后统治的手段是打击不服从的刘姓诸王，而拉拢联合其他刘姓宗人，但其实收效不大，尤其是诸吕的封王，得罪了军功集团，掀起了政坛风云诡谲的风暴。陆贾在周勃、陈平之间穿针引线，实现了军功集团的文武联合，灌婴则假意效忠于吕氏，相机而动。

吕后死后，吕禄、吕泽掌握军权。齐王刘襄三兄弟为代表的宗室集团首先发动倒吕，齐军西进，而灌婴与之达成口头协议，陈平用计“郦寄卖友”引出吕禄傻乎乎放弃北军之权（司马迁、班固对郦寄卖友的不同评价，又反映了“友”与皇权关系的变迁，后者鼓励为忠君而卖友，而西汉人和司马迁认为这是下作，显现了时代风貌和观念的变化），朱虚侯刘章消灭吕产并控制皇宫，军功集团与刘姓宗室联合倾覆了吕氏政权。但军功集团最终没有选择敢于首义的刘章，在宗室长老刘泽的舆论配合下，选择了代王刘恒。刘恒率宋昌、张武等入京，迅速控制皇宫武力，并以残酷手段“清宫”，直接继承高祖，成为汉文帝。文帝后又拉文丞相陈平而打击武丞相周勃，并消灭了潜在竞争对手淮南王刘长，展现了一系列残酷的权术斗争，而另一面则是文帝实行废除株连和诽谤罪，开启了政治改革。此外，本书配合了一些“延伸阅读”系列，将正文中提到的内容如监酒官、周亚夫、以“犬马”比喻君臣关系、城阳景王崇拜、京剧中的刘长、诽谤罪等加以补充说明，并利用了清华楚简等出土文献，尤其是拿孟子论“君之视臣如犬马”和战国秦汉流行的臣以“犬马”自称进行对比，显现出儒家义理对君权高涨的批判。

本书两点似可稍作补充，一是吕氏集团尤其吕泽、吕释之等人确实有较大军功，对于建立西汉王朝有巨大贡献，是军功与外戚的双重身份，这是往往被忽略的。二是文帝打压齐王刘襄、朱虚侯刘章等背后的积怨，与后来七国之乱复仇的关系，尤其是齐地四王专门要求刘章之子不要参加叛乱，所谓“城阳景王有义，攻诸吕，勿与，事定分之耳”，就是怜惜他，要给刘章留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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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本是浙江大学副教授林晓光的《萧赜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南朝史较为冷门，该书更是少有的写南齐武帝的传记，文字清新，脉络流畅，颇能把握一些细节。书中专门强调，我们对中古史的认知，有时为了方便，会将历史简化为几条粗硬的线索，如皇权与门阀的斗争之类，这种叙事某种意义也是历史真相，并便于读者认知和掌握，但带来的问题则是忽略了皇权与门阀更多是合作与互相利用的关系，而不是随时都在斗争之中。作者以萧赜与宰相王俭的关系为例，指出萧赜与王俭的长期稳定合作，绝不是互相猜忌的画面，“毋宁说这种关系中包含了很多互相尊重的成分。王俭尊重武帝作为天子所代表的法统权威，而武帝尊重这个士族社会代言人的地位与才能”。作者在注释中，也认为谷川道雄、川胜义雄的“豪族共同体”论，将朝廷视为“权力承认机构”，而官僚组织控制在豪族贵族手中，以此来解释萧赜与王俭的关系是贴切的。

书中不时借用日本史武田信玄家族的关系，来说明萧赜、萧嶷兄弟与父亲萧道成之间的关系，或者借助美剧《权力的游戏》背诵各种家谱、纹章、格言，来增进读者对贵族社会独特谱牒之学以及贵族社会文化的理解等。最后王融领兵阻挡萧鸾的一幕，则使用了三种不同史料的对比，制造出一个“罗生门”的故事场景，非常生动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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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本是复旦大学侯杨方教授的《征战：大清帝国的崛起》（天地出版社，2022），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围绕满清灭亡明朝及南明的一系列战争过程，下篇介绍满清与沙俄、准格尔等战争，包括了乾隆“十全武功”的一系列战争。本书以比较精炼简洁的叙事手法，将晚明、南明时期的对清战争梳理为一些比较清晰的线条，介绍了明朝最初只是将努尔哈赤视为另一个王杲，并未引起重视，而当时女真兵的战斗力较高，李如梅甚至认为努尔哈赤七千兵战斗力等于十万日本兵。随着萨尔浒之战的失败，明朝陷入了守辽西和守山海关的争论，最终不免广宁大溃败，后来则依靠葡萄牙火炮取得了宁远大捷。在火器和技术方面，徐光启等有眼光的士大夫，在崇祯三年就提出从澳门输送一百多葡萄牙士兵帮助明朝训练一支两到三万人的欧洲式军队，但由于卢兆龙等人的反对，认为堂堂天朝岂能学蛮夷，最终未能成功。反而是孔有德投降皇太极后，满清一方高度重视火器，将其作为入关后攻城略地的强劲手段。

书中针对现在网上流行的一些舆论，如所谓东林党反对收商业税，阉党主张收商业税，袁崇焕杀毛文龙导致明朝灭亡之类的说法进行了驳斥，并利用《庸闲斋笔记》中记载纪晓岚看过毛文龙与后金交通的资料。对于袁崇焕杀毛文龙事件的结果，作者指出：“这种看法从本质上说，就是将明朝的灭亡归罪于某个人，甚至某个行为、某个事件，这是一种找替罪羊的自我安慰，它回避了明朝灭亡是系统性失败这一根本事实”。

李竞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