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年11月13日

作者简介：刘军平（1962-），哲学博士，武汉大学教授，中国哲学、英语语言文学、翻译学三个学科博士生导师，现任湖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翻译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翻译协会理事、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等。1998年至2000年在哈佛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从事中西比较文化研究。2005年至2006年作为中美富布赖特基金研究学者在耶鲁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在《中国翻译》《外国语》《外语与外语教学》《中国图书评论》《文史哲》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CSSCI及A&HCI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编著及译著共22部，翻译作品数百万字。专著《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曾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科）三等奖、中国大学出版社第二届优秀图书奖二等奖。合著《翻译学概论》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优秀成果二等奖。其他研究成果也多次获奖。兼任多所高校兼职和客座教授，湖北省教育厅“彩虹学者”特聘教授。

翻译的历史与语言的历史一样久远亘古，自从有了人类有了语言交往的能力，就开始了翻译。可以说，人类的翻译活动伴随着人类的文化、文明一同进化发展。一种文化文明能否历久弥新，与翻译有着密切的渊源。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古世纪的欧洲模仿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无不显示着翻译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就是说，翻译作为一种互鉴互赏，就是把自家的“良辰美景”介绍出去，把别人家的“赏心悦目”引进来。

然而， 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问题是，翻译活动持续这样久远，翻译标准百花齐放，翻译高潮反复迭起，翻译作品目不暇给，翻译前言和后跋如影随形，伴随着每一部译作，然而，迄今为止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翻译”这个本来语义非常简单术语，在不同人的心目中，产生的共鸣和反应竟如此不同。它可以指一种活动，一段历史、一种产品、一种过程，一种身份、一种功能，甚至一种隐喻。此外，翻译作为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一项方兴未艾的学科，正在不断拓展着其丰富的涵义。翻译概念本身的内涵和外延越来越指向德里达所说的滑动漂浮的所指，且不说外行人，就是翻译研究专家谈及翻译史的划分，无论是奈达（Eugene A. Nida）和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四个时期的划分, 还是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十二个时期的划分或国内学者谭载喜先生的六个时期的划分，一般总是把“翻译”看成一种历史活动。易言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翻译史的研究替代了翻译理论史的研究，这一切指向一个事实：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一方面有必要澄清有关概念术语，一方面亟待重建其翻译学的理论框架结构，彰显其各个部分的关系和作用。翻译史和研究虽然与翻译理论研究有部分重叠，随着我们对翻译现象日益深刻的认识，更加廓清了二者的不同之处。“史”与“论”的分道扬镳必然提及到议事日程。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西方翻译理论的话语必须区别于翻译作为历史本身的活动。前者是对翻译的现象、本质、特征、范畴、规律、规范、语境和接受等共时方面的研究，后者指的是翻译活动的真实叙事，突出的是译者、译作、事件、时间的历时探究。前者是一种理论自觉和反思，后者梳通古今翻译活动之变迁。总的来说，“翻译理论需要系统地研究双语转换规律，通过描述翻译过程，总结一定的原则、理论与模式，以解释和预测一切在翻译范畴之内的现象，从而构建一套宏观结构框架和微观操作原则的翻译理论体系”（刘军平，2009）。

在笔者看来，西方翻译理论大致可分为三个大的时期：一是从公元前3世纪到19世纪末的语文流派；二是从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阶段；三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巅峰阶段。分别可以用《周易》中的“潜龙勿用”、“见龙在田”、和“飞龙在天”三个事物演变的规律来代表其三个不同的阶段。

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潜龙勿用”的萌发阶段，指的是从公元前3世纪到19世纪末期。这一时期所有的关于翻译的探究可以归结为语文学（或前语言学）研究，因为这一时期无论是译者，还是研究者，或者是二者合二为一，对翻译的认识还处于一种感性、印象式和非系统性阶段，所涉及的无非是就译事的标准、类型或方法而论辩。西方翻译自公元前250年前宗教典籍翻译《七十子旧约圣经》肇始，也有2260多年的历史。然而，在20世纪以前西方有翻译理论自觉意识的人凤毛麟角。从杰罗姆（347-420）的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主张、奥古斯丁（354-430）的翻译指号论、多雷(1509-1546)的五种翻译方法、德莱顿（1631-1700）的翻译三分法、泰特勒（1747-1813）的翻译三原则、到施莱尔马赫（1768-1834）的解释学翻译观，其主要涉及的内容不是宗教文本翻译，就是文学翻译。古罗马的贺拉斯、西塞罗、昆体良把翻译看作是一种征服和修辞力量，他们的观点可看作是一种变奏曲。其探讨的主要问题是直译或意译、等值或风格、忠实或背叛等方面的问题，其中的翻译探讨主要就语言本身的对等来谈，缺乏较为深刻的理论思辨。有的译家如法国翻译家多雷甚至把翻译标准、译者的要求、翻译的风格等作为翻译方法而混为一谈。奥古斯丁的翻译的指号论虽然给后期索绪尔语言符号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其理论性与系统性不能与后者相提并论。后期的泰特勒和施莱尔马赫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觉醒意识，这种崭露头角有点现代翻译理论自觉意识的苗头，但由于其研究缺乏一套明晰的翻译学话语概念，其深度和广度尚有待拓展。这一切还要等到索绪尔（1857-1813）《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的出现，彼时语言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的确立才给现代西方翻译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是“见龙在田”的崭露头角阶段。二战以后，世界各地兴办的大批翻译专业见证了西方翻译理论的成长和勃兴。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开拓者如雅各布逊、卡特福德、纽马克和奈达具有深厚的语言学涵养，纷纷借鉴语言学理论的概念术语，将传统的译技蜕变上升为现代翻译理论，技进于道，将翻译实践和片断思考上升为系统的翻译理论。其中，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旗帜鲜明地提出建构现代翻译理论，一生孜孜不倦著述40多部，撰写翻译研究论文250多篇，为现代翻译学科的建立研精覃思，席不暇暖，居功甚伟。德国的功能学派赖斯、弗米尔、诺德等借助功能语言学及目的论（Skopostheory）的理论资源，异军突起，提出的翻译的目的论理论，一时被应用文本研究者奉为皋臬。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是量变到质变的“飞龙在天”阶段。随着特拉维夫描写学派的佐哈尔、图里等人的崛起，其提出的“多元系列理论”一时大行其道，给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以极大的启迪。西方翻译理论者巴斯内特、勒费弗尔、赫曼斯等人聚啸山林，以英国华威大学“翻译与比较文化中心”为大本营，奔走大西洋两岸，与欧洲大陆、北美学者遥相呼应，摇旗呐喊。他们不仅探讨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副的编码和解码、翻译的等值、不译与不可译等方面的问题，更提出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一系列关键概念和形态如“折射”、“操作”、“意识形态”、“诗学”、“改写”、“共谋”、“伪翻译”等，他们纷纷著书立说，探幽发微，推陈出新，促成了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实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此后，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或不同的视野，纷纷提出了构建西方翻译理论的主张和洞见。北美的斯皮瓦克、巴巴、韦努蒂、根茨勒、罗宾逊等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理论出发，思考翻译的自我与他者、混杂与同质、主宰与臣服、归化与异化、抵抗与接受、中心与边缘等与翻译研究密切相关的概念与学科范式；加拿大和美国的女性主义翻译学者如西蒙、弗洛托、张伯伦等从女性主义话语理论和差异理论出发，考量作者、译者、文本、读者的关系，颠覆了原文与译文的主仆关系，彰显了女性译者的主体地位，通过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突出女性语言和身体翻译，改写男性作者（译者）中心的神话。上述研究极大地丰富了翻译学、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和女性主义等畛域，拓宽了跨学科的研究主题。英国、爱尔兰及北欧等国的译者如贝克、克罗宁、切斯特曼则另辟蹊径，将定量与定性、微观与宏观、语料库与实证、民族与叙事、文本与话语等相结合，使翻译研究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进一步夯实了翻译研究的基础。近年来随着西方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理论出现，语言学家、计算机专家、神经科学家纷纷汇入了双语转换的大潮，机器翻译给翻译理论带来的新的增长，进一步丰富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实质和内涵。这一时期的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力量从个体译者转向了专业人士，他们既有大量的翻译实践，也擅长理论思辨。在其努力下，各种流派如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直达鼎盛时期，这种情形真乃谓“潮平两岸阔，风正‘译’帆悬”。

在全球化与多元主义背景下，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呈现了众声喧哗，精彩丰呈的局面。除了传统的语言文学资源之外，接受美学、符号学、解释学、解构主义、批评理论等学术思潮，纷纷汇入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大合唱。当代西方翻译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议题，通过借鉴吸收不同的文化资本模式，拓展其疆域，在满足目的语文化诉求的同时，在翻译的文化、社会、历史、政治及读者之间建立了起密不可分的关系，激发了翻译研究的范式转变，给其它学科以极大的启迪。“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看如今，译者不再是一个亦步亦趋的仆人，翻译理论遵循的也不再是单一的等值模式。无论如何，在成功实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它是否开启了“亢龙有悔”由盛转衰的模式？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