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背景音一般的疑问，渗透在当今许多话题之下：大停滞将始于何时？

许多人作此猜疑，是因为后冷战的全球化蓬勃期已显疲态。本文与此关系不大，而是关乎遥远的未来。无人能知大停滞何时会来，但是它迟早会来，因为技术发展终有尽头。技术革命对经济、社会与政治的最大影响不在于其发达程度，而在于技术的突飞猛进冲击出的偶然与不确定；关键不在于技术的既有成就，而在于变化率。正是它的冲击让社会关系陷入不确定，迫使现代人将政治和经济的确定性理解为规则与规律的普遍有效性，且它们只能基于平等的道德人格；现代人以一种更费力而抽象的规范，取代了静滞社群中更易得的规范。技术进步一旦停止，我们习以为常的许多制度与思想都会面临危机。

科技进步终有尽头，正如人终有死。工业革命已有两百年，它还会持续多久？三百年也好，五百年也好。人类又将存在多久，十万年，还是百万年？我们身处的“变化社会”仅是漫长历史中的白驹过隙。进步的无限可能性只是生活在高速发展期的幻觉，就像古人因视域受地平线所制，就说大地是平的，但地球在更大的尺度上仍是圆的。有人认为技术停滞太过遥远，就像青年觉得死亡遥不可及；但进步的放缓会更早来临，如同人至中年就能初步体会到衰老。除了科学与精密工艺的极限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条件限制着人类，例如生态环境，但这个因素理论上可能通过“更高”的技术克服，并非终极的限制；本文不讨论其他问题，尽管它们会与本文所谈内容构成合力。

有人认为，可控核聚变等技术能实现“后稀缺”社会，这是对经济学的基础误解。一切成本皆机会成本，而最常见的机会成本是时间，其稀缺性源自人终有死与时间偏好。无论物质多么丰富，欲望总会排序出新的稀缺性、新的成本、新的经济均衡。还有人想象，未来会是人类奴隶主和机器奴隶的世界，人人都是诗人或哲学家。这是时代错乱地将未来机器智能接入了当今教育和经济体系，导致旧教育不适应新世界，新供给远大于旧需求罢了。诗人与哲学家只可能涌现于历史激变，例如轴心时代或启蒙时代，尘埃落定之时最不需要也最难产生诗与哲学。即便在完美的再分配制度下（这依赖制度化的广泛政治参与，本文正要讨论其危机），静滞时代的失业者得到的也不是闲暇而是无聊。经济与人性的基本原理不会被核聚变与人工智能的乌托邦消解。

讨论技术停滞的影响似乎只是科幻小说般遥远的问题，却不是一个假问题。社会科学擅长把握原理与极限，不擅长刻画历史轨迹，但是遥远的极限却如地心引力般影响历史轨迹。本文描述的是一组相互关联的历史因素，并标记出能够应对这种趋势的原理。文化必然对后世有长远影响，人们无法像更新机器那样更新文化，因此文化事业必须目光长远，不能仅满足同时代的需要，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迈过了三百年，从古典文化衰落到中世纪也是如此。

技术停滞的可能社会后果

在关于政治与社会经济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政治哲学提供的视角是单向的。它关注什么是善或公正的制度，将政制当作因，将科技、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与凋敝当作果，讨论何种制度鼓励或压抑人的创造。其原因如霍布斯所说，政制乃人为装置，它以人的意志（或公共意志）为转移，可能通过立法、改革或革命立竿见影地改变，而物质条件和精神资源则需要漫长的积累。将政制视作因，将科技、经济和文化视作果的思想，即政治的实践理性，其实是历史的解释理性的一个环节。我们不能忽视反向的视角：将科技、经济与文化视为因，将政制视作这些力量的果。

人们常以为自由主义随着技术进步大获成功，然而现实却是，自由主义是随着技术发展变慢赢得最大优势的。集体主义擅长横向调配众人的资源，为追求确定目标作短期大规模动员，非常适应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需要，却会打断个人的时间规划。自由主义强调个体权利，更保护个人基于现有信息作出的未来预期，在难预测、高风险、需要长久技术积累的技术创新与精密工程上有优势。

《西部世界》剧照。

苏联早期的迅速工业化堪称经济奇迹，然而到了这种粗糙的机械化临近饱和的上世纪70年代后，在科技创新与精密工程上便再不能匹敌西方。罗伯特·戈登认为，1870-1970是一个“特殊的百年”，其间涌现了电力、内燃机、抗生素、核能、集成电路等大量革命性发明，此后的进步难度上升，依赖成本越来越高的渐进研发。卡尔·本内迪克特·弗雷则指出，该时期的粗糙工业正是低技术工人担当主要生产者的工业。百万劳动大军能够制造无数履带，却造不出一台精密机床。技术进步越简单、越易模仿，溢出的外部性越大。然而今日的科技创新已不再是“灵感”的产物，而是在黑暗中摸索出的无数细节，无法计划且极难模仿。泰勒·考恩说，科技进步放缓是因为“低垂的果实”已被摘完。这对不同制度的冲击是不同的：计划经济只适合大规模量产“低垂的果实”，它攀登“较高的果实”的能力要差得多。

技术精密化让自由市场相对于计划经济获得了优势，但精密化意味着创新的成本变高且进步放缓，所谓相对优势只是受损较小。随着技术难度以几何级数上升，迭代周期延长，仅是变化减缓已会影响社会形态。当技术每进一步都万分困难，必定已经凝结了海量的细节与成本。一个贴切的例子是游戏业对“3A”大作的解释：a lot of time, a lot of resources, a lot of money（很多时间，很多资源和很多钱）。如果将来所有技术领域都变成“3A”的，资本与机构也将比个人才能更重要；个人无论多么有才能，都将越来越依附于机构。经济学史本身是经济史的一面镜子。

当创新的难度只在于“天才”难得，就像核能受惠于爱因斯坦那样，上世纪50年代罗伯特·索洛就认为技术是经济的外生变量；当技术发展的成本升高，需要大量工程师才能将集成电路精密化，当代许多经济学家就主张技术是内生的。百年前，熊彼特说市场的勃勃生机就在于“创造性破坏”；而在创造变得困难、资本与机构的重要性上升的时代，人们相信“大到不能倒”。一种生产要素越重要，它的回报越大。根据托马斯·皮凯蒂的研究，本时代的资本回报率已经大于经济增长率。随着发展日趋减缓，经济增长率终将逼近零，只有资本回报率仍是正的，一方面是需要更海量的资源进行更缓慢的研发，同时会产生大量帮助资本规避风险的金融业，大卫·格雷伯说这些“狗屁工作”是资本主义走向封建化的前兆，其实也是说滞固的利益正在取代风险的利益。高速发展时期风险偏好的资本，发展速度越慢越会变成风险厌恶的，这也是创新的成本上升、风险增大、效用下降使然。

纵向改进越困难，经济越是投入横向扩张，企业不会量产尚可轻易改进的产品；横向扩张越困难，竞争越是渗入细节，精细的竞争也将让人性从宽阔变得狭窄。高速发展的世界促进了阶层和地域流动，变化减慢则会导向阶层滞固和生活视域封闭。人的身心习惯会变化：如果不可预测的偶然不再能带来改变，人与人为什么还要偶然相遇？当争夺注意力成为一种设计，生活世界的视域就成为经济机器的一环。商业越是拉扯人们的注意力，人们的注意力越是收束，并先入为主地将更多信息和旁人视作不相干的。有统计称，当今美国的跨阶层婚姻远少于半世纪前。轨迹越是确定，路旁小径越是无意义的干扰，在充满机遇的发展时代，好奇心是一种登陆火星的德性；在静滞时代，好奇害死猫。进步的难度越大，需要的专注就越长久，甚至超过一代人的时间。

《相对宇宙》剧照。

分工带来效率是《国富论》开篇的经典论题，却并非现代经济学的发现。柏拉图就已说到过分工的必要性与益处。分工的效率也体现在家族世代为一个分工服务的封建制。甚至可以说，封建制是社会分工的最极端形态：世代传承的整个生活世界，及其从小到大培养的身心习惯，都被用来支持一个分工。甚至诸分工的道德“义务”也不同，武士和工匠的道德本身就是其技艺的一部分。环境变化的减慢意味着“适应”的标准趋于固定，过往经验的力量将胜过大胆想象，子女受到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可能重复父母的命运。在技术近乎停滞的中世纪，工匠们会根据百年前的图纸，花费百年建造一座大教堂。

这种专注却狭隘的视野不适合创新，却适合“know how”（知道如何做）与默会知识的沉淀积累。现代经济学的真正创新，是将劳动从人的生命整体中单独离析出来，达到分工的流动性和可重组性（保守派批判的“完整性的丧失”和激进派批判的“异化”皆由此而生）。然而人们不断跳槽尝试新工作的世界，必是迅速发展的世界，如果这一前提消失了，最有效率的分工就是每个人只专注于自己的技艺；如果一个社会变化极慢，父辈青年时的技艺直到子辈退休时都不会过时，老人的经验就必然占据优势，子承父业将是再自然不过的分工。

当人生的轨迹过于确定，每个人的比较优势就更多受限于初始条件，更少出于意志选择，这也意味着女性更牢固地与她们的先天优势（或资源诅咒），即生育，相关联。现代女性身份与生育天职逐渐脱钩，是因为少数人能够用稀缺的时间作出创造性的、比延续生命更大的贡献，且更多女性对此充满希望；如果创造性的时代过去了，工作的职责变成了维持而非改变现状，要作出比延续人类更大的贡献也将更难（也许会有人造子宫技术，但这要取决于未来女性自身是否想要它）。在飞速发展的时代，女权主义更强调外出工作的贡献与机遇；而在发展变慢的时代，女权主义更强调生育和家务的价值不可忽视。当进步放缓，“进步”就不再意味着能让志向远大的人飞得多高，而是能在多大程度上惠及安于日常的人，对此的经济解释是成本与效用的相对变化。

人类有一种心理倾向，即用最好的经历代表自己的本质或最大舒展状态，而把较坏的时期解释成一时的歧途或环境扭曲的结果。人们用最高可能性定义自我，因为“希望”是生存的必需。这种思维的问题在于它忽视了不可逆的结构性变化。美国梦是由高速发展期的人塑造的，后来的世代却再难企及。上世纪70年代后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之一，亦是生活水平进步放缓：整个经济结构需要抽调更多资源，甚至透支未来，才能勉强维持发展的势头。现代人有意识地用技术进步增加生活质量，而非生命数量，逃离了马尔萨斯陷阱，但也将“明天会更好”的希望改写成“明天必须更好”的命令，甚至维持积极的心理状态也成了一种“义务”。

当变化刚刚开始放缓，人们的心理仍习惯于高速发展的世界，结构却逐渐犟固如韦伯所说的“铁笼”；于是丰沛的人生叙事得不到伸张，无力追求完整的意义的人，便追逐碎片化的体验。人们转向内在，甚至看似对结构的反抗也多基于卑微的“心理理由”。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指出“后物质主义”始于上世纪70年代，正是从那时开始，美国的心理健康行业迅速膨胀。随着变化时代的旧梦逐渐脱离发展趋缓的现实，心理问题会越来越多。越重的病渴望越猛的药，而病态时代产生的药本身就有毒。当今美国已是一个“心理治疗社会”，这是走向忏悔型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危险信号。宗教在现代的衰落，原因之一是快速发展的世界将希望引向了未来；而在静滞世界中，未来只剩下无聊，希望又将寄于何处呢？

《黑镜》剧照。

我们时代反对刻板印象，是因为丰富的变化让个体差异能够轻易偏离群体平均。个人的诸方面有无穷的排列组合的可能性，很多知识、技能或经历的组合并无内在关联，仅适应剧变中的某种暂时未达均衡的环境，例如前些年许多人放弃了研习多年的学科专业，转行去学编程。

然而静滞社会不再有突破性的冲击与震荡，从零开始的临时转行将是不经济的，这意味着人们的行业选择会更早受到初始条件约束。灵活是变化时代的德性，静滞时代则更强调忠诚。更恒定的人生轨迹会带来更易判断的属性组合，刻板印象的出错率变小。人们常觉得现代都市丑陋杂乱，但这正是它生机勃勃的体现，因为高速变化的世界必是为求实用拼贴、嫁接而成；优美完整的秩序总是被时间缓缓打磨的结果，在变化最慢的自然环境中，演化最协调紧凑、易于辨认，有羽毛的动物不会有鳃，有鳞片的动物不会有肺。快速变化的环境，是强调个体学习与可塑性的“用进废退”的拉马克社会；静滞不变的环境，则是更受制于先天因素和世代积累的达尔文社会。随着社会变化趋缓，个人奋斗逐渐沦为神话，社会结构性因素越发明显。今人爱说“年龄不是限制，启程永不过迟”，这只在飞速更新迭代的世界成立；这句口号是如此被强调，其实已经透出焦虑。

《黑镜》剧照。

发展时代的人们需要随时在新起点上学习新东西，到了技术精进完美的时代，旧知识不再会过时，人们穷其毕生也很难学完其中一门。分工的宽窄受限于人的时间，这即是为何许多学术分科在学理上十分勉强，只因个人时间有限而不得不分立。知识爆炸是学科细分的原因，世界的无限是有限之人自甘狭隘的原因。当今许多交叉学科是变化社会的临时产物，而在静滞社会中，留存下来的交叉学科将凝固成细分行业，新的交叉学科无法诞生，大学的任务将集中于传承而非开拓。当今高等教育规模百倍于百年前，却产生不了那么多革命性突破；今日人人都要上大学的热望，其实已是高速发展期的余火，它导致高等教育供过于求、大量高学历者学不致用。未来静滞社会一旦供需平衡，高等教育的萎缩会大于科研岗位的萎缩。现代大学大多本就脱胎于技术院校，多数人是为了掌握谋生技能上大学的，受教育带来的素质提升只是副产品；高等教育萎缩会降低人口素质，并降低政治理性，这对于静滞时代承受着更大社会压力的政治更是雪上加霜。

若要在静滞社会维持高等教育规模，有一种副作用强烈的简单方法，即脱离实用的文凭崇拜。兰德尔·柯林斯（1979）指出：大学从来就不是实用主义的，它一旦完全契合实用，就等于放弃发放文凭的权力。某些学科专业的真正社会功能，其实是拣选出擅长服从、能忍受枯燥与无聊、适合做螺丝钉的人。技术发展越慢，教育就越是消费品而非投资品，它的功能就越是政治的（无论是维持还是打破阶层分化），越远离实用。这个趋势的极限推论是：在完全静滞的遥远未来，大学要么缩减回工业革命前的规模，收缩至《玻璃球游戏》中的象牙塔；要么它将如科举制一样被社会功能吞没，仅沦为“阶层流动”的调节阀。

《玻璃球游戏》，[德] 赫尔曼·黑塞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4月。

“阶层流动”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高速发展时代的产物，静滞时代的古老观念视阶层流动为坏事。因为如果你在中世纪鼓励阶层流动，就等于鼓励造反，而在本时代鼓励阶层流动，则是鼓励创业。阶层上升仅在高速发展期是规模性的，在人类历史的其他一切时期，阶层上升都是小概率事件。在历史学家的俯瞰视角上，重要的是工业革命时代工人的真实工资，而他们上升到资产阶级的概率则可忽略不计；在个人生涯的第一人称视角上，“阶层流动”却带来了巨大的希望。这两种视角的落差本身就能说明，这种希望其实只是比例失调的虚假希望。发展越是趋缓，阶层流动就越沦为一个时代错乱的、自欺的意识形态。

思想史中也发生了与技术史同步的创新成本与效用变化。二战后的左翼进步思潮于1968年到达顶点，之后的社会思想意识到：在已建成大众民主与福利制度的国家，突破性的进步困难且危险，因此倾向于维持大局已定的“良序社会”。在此之前，思想界倾向于灵活的功利主义；自约翰·罗尔斯（1971）始，思想界转向稳定的契约论，然后是社群主义。幸福的尺度因抽象而自由度极高，无论好坏都潜能极大。准则与契约越具体繁复，越是对希望的限制，却是对底线的保护。人们舍弃天花板高但地板低的道德哲学，转向天花板低而地板高的意识形态，是因为随着新思想带来进步的可能性衰减，自由度引起的焦虑超过了效用。

当朱迪斯·施克莱说“希望的自由主义”变成了“恐惧的自由主义”时，她其实描述了二十世纪更广泛的精神气候变迁：人类的勇气在消磨，纪律却在增长，社会越趋于停滞，人们越是将力量的硬化当作力量的增强。然而不可忘记：契约论本不是近代的发明，而是源自封建法。中世纪的封建契约零碎又混乱，近代思想预设全体公民订立的非历史的原初契约，其实是新生的“国家”整合历史中离散、杂乱的封建契约的意识形态，而近代国家真正整合社会的工具是财政流动性。待到发展停滞，流动性大幅削弱，契约论会不会与社群主义结合，变回封建法呢？功利主义在发展放缓的今天也出现了变种：“长期主义”，强调平等对待今人与后世的幸福与痛苦。后世的苦乐确定性不如今人，长期主义的出现反映出解决当下问题的难度上升了，其效用确定性甚至低于某些为遥远未来谋福利的行为，就连本文也是一篇长期主义的预警。

当人的诸生活形式被习俗组织成稳定的整体，就可能为人生提供更容易的答案，并危及现代道德理念。现代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无论是“尊严”还是“效用”，都非常抽象。正是变动不居的开放世界，迫使现代人费力地接受了这种抽象的、基于普遍的理性能力的尊严观。一切坚固的社会关系都烟消云散了，更确定的哲学原理才裸露出来并获得自明性。然而静滞的生活形式会积淀出一套审美习惯，当人们想活得轻松，想逃避某些责任，就可能规定出各类不同的“身份尊严”，例如武士的尊严与工匠的尊严、男人的尊严和女人的尊严，甚至认为武士的理性和工匠的理性、男人的理性和女人的理性不同。

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和保守的社群主义立场相左，思维方式却一致；立场是易变的、局限于共同体内的，而思维方式是稳定的、渗透广泛的，这种心智将如何影响历史，取决于经济构造将以何种形式强化哪些社群。因为发展正在放缓，所以哈贝马斯的警告才是正确的：后现代思想最终会为保守主义铺路。其实，上世纪70年代后的技术进步减速，也是后现代思想兴起的原因。现代思想认为“求好”需要“求新”，后现代主义将“求新”解释成“求异”，非常迎合充满创造欲（它本身是进步叙事的遗留）却很难真正超越前人的时代，它确实发明出了许多细分市场需求，对维持技术进步减速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功不可没。当今有很多荒谬，都可归因于现代化进步减速之后的病急乱投医。而笔者想说：进步的放缓不是一种病，它是衰老。

《星际穿越》剧照。

静滞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现代世界如此深地依赖技术的不断进步，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进步一旦停滞的后果。变化社会中的资本如水一样流动，让依附关系无法获得稳定的政治表达，并带来远超出个人经验的未知与机遇，所谓自由便是无人能预言一代人之后的世界，因此无人有权阻挡他人的人生希望。流动性意味着交易对象不固定，人们常说资本无情无义，因为流动的人际关系不黏滞。

相反，静滞社会中长久牢固甚至跨世代的社会关系就像古代社会的土地，会自然生长出贵族。假设某企业连续百年从固定的另几家企业购入原料，生产同类产品，雇工子女上企业子弟学校，长大后有很大概率服务于企业，那么企业主就相当于地主。在十八世纪英国的信用与地产之争中，地产利益的支持者一直批判金钱的易变性和投机性，博林布鲁克曾将乡绅比作“政治之舟的真正主人”，而富人不过是“舟中乘客”。资源自由重组的流动性，名义上能让所有人受益，但是越有流动能力的人越受益，因此流动性最坚定的支持者一直是城市中产。

然而上文说过，创新困难会增加资本的权重和回报，扩大贫富差距，可以想象静滞世界中的中产阶级也将大为削弱，不仅数量会降低，也会产生质变：认为中产阶级天然开明进步是肤浅之见，那只是因为中产阶级扩张的时代必是发展迅速、乐观自信的好时代罢了，而大萧条后的德国中产阶级却支持纳粹。中产阶级因流动性而对时代变化更敏感，无论好坏。社会发展越快，灵活流动的正效用越大，工业革命以来这种正效用明显大于负效用；当发展放缓甚至停滞，流动性的正效用就会减小，其负效用被理解为逃避责任。笔者指的不是避税天堂等法律空子（它们是可修正的），而是经济规律：流动性意味着压力总会被更大比例地传递给弹性较差者，例如出租房的房产税大部分会由租客而非房东支付。

《爱，死亡和机器人》剧照。

解决流动性之弊端的简单方法当然是限制流动性，然而这样做的副作用巨大：如果地主以非流动形式负担了更具体的社群责任，也就可能会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权。流动性的另一弊端是会产生搭便车者，然而只要开放仍是总体最佳选择，它们就可容忍。尼采说，“宽容”就是健壮机体对渺小疾病的不在乎。待到发展速度减缓、开放规则的效用下降，人们就会排斥搭便车者，并出现歧视性规则。社会中的一些社群这样做，会刺激其他社群采取相同的策略。合作机制会变得精准，关系网络会加固，而规则的开放性会削弱。社会越开放，人们越倾向于用对世界的贡献评价人，这是功利主义；社会越封闭，人们越是将相互性（reciprocity）道德化，这即是“报”。然而一些社群之内暂时的搭便车行为，对于整个社会有长远的效用，它们或将一并损失。

上述变化无疑有深远的政治意涵。笔者关心的是：鞋匠们和主妇们还能否保持政治参与的权利，例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尽管“谁说了算”在逻辑上独立于、先于“谁得到什么”，然而政治哲学常被批评为忽视社会经济条件，因为它很少讨论，在实际操作中这种逻辑上的独立性何以保障？压力不仅来自保守派，在一个静滞和分化的社会保留普选权，激进派也会攻击“民主的虚伪”。共和制在古代史上只是少数例外，而普选权仅诞生于人类发展最快的二十世纪。未来历史学家可能会将二十世纪看成空前绝后的狂飙突进，其历史经验是：尽管强化专制是权力应对激变与动荡的本能反应，最终反而是民主制通过将合法性下放到全民，容纳了激变、化解了动荡。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里指出：时代变化越剧烈，政治参与的规模越广、程度越深。反过来说，在一个变化缓慢的世界，政治参与的欲望也会相对冷却，一个典型的征兆是投票率降低。尽管静滞社会中的政治参与欲望较低，从变化社会变回静滞社会的历史过程却会加剧动荡。正如同在地方社群或封建社会，经济发展会带来政治危机；在现代国家与自由市场，经济停滞会带来政治危机。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塞缪尔·亨廷顿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

何种力量支撑着民主共和制？政治思想史上一组老生常谈的对立是：工业革命前的思想家多强调德性，而德性源于独立且勇敢的生活方式，商业、艺术与“精致”常被警惕地视为腐蚀共和德性的力量；在现代人看来，发展与创新的需求是自由的一大工具价值，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另外，前工业时代的人并不认为君主制注定比共和制坏，否则马基雅维利不会在《论李维》之后再写《君主论》。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人统治、少数统治、多数统治各有良好与腐败的可能性。雅典公民自觉比波斯大王的臣民更自由，却仍然承认另一种制度，并认为波斯大王是庄严的而非邪恶的。民主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道德的现象，在二十世纪之前从未有过。静滞时代的人更容易轻视自由，因为人们不知道要自由能做什么。

创造性的进步强化了自由的力量。热爱自由的人，多是有独一无二的想做之事、想实现的梦的人，他们厌恶被阻碍和打断。这即是为何在向往自由的时代，出现了大量冲破社会藩篱的爱情小说，因为爱情是平凡个体独一无二的梦。爱情属于充满希望的乐观时代，那时人们感到没能幸福就已是痛苦；到了悲观幻灭的时代，人们觉得只要没遭遇痛苦就已是幸福。当社会从运动变得静滞，“动物灵魂”也会变成“植物灵魂”。自由将变得脆弱，因为即便消极自由的权界也不是现成给定的，它必须被勇敢地使用自由的人及其使用自由的最富创造性的形式撑起来。

自由的直接受益者是内在充实、需要施展空间的人，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强调：天才最需要自由，也最能发挥自由之效用。历史上赞颂自由的时代，也是个人天才大有可为之时。相反，静滞时代不需要天才，出自创造性想象力的知识已沉淀为工匠技术，创新越困难，工匠精神越受重视。静滞时代也轻视独一性，因为社会结构远强于个体潜能。那些认为幸福源自攀比物质与地位的人，终将在自由不再能带来物质优势后背离自由，毕竟专制社会也能提供诸如科举制度等往上爬的途径；但他们终不能如愿，因为越是由将幸福等同于做“人上人”的个体组成的社会，在集体层面越倾向于平均主义，因为众多“人下人”的痛苦远大于少数“人上人”的幸福。

同理，言论自由的最大受益者既非穷人，亦非富人，而是知识分子，因为复杂的知识需要不被打断的完整表达。静滞时代没有知识分子，中世纪的学者自居为“精神工匠”。发展的减缓会削弱言论自由的效用。直到弗朗西斯·培根的时代“invention”（发明）才是褒义，稍晚的约翰·弥尔顿最初主张言论自由，是为了通过广泛试错与讨论寻求真理。我们宽容很可能是错误的新想法，对歧途的宽容基于创新可能的盈余，有时一次成功就抵得上一百次失败。剧变时代的人批判地看待过去的权威，因为旧规律可能已经过时；时代变化越快，新观点与已有成功经验的旧观点越接近平等。而在静滞社会，新观点会被先入为主地怀疑为前人已经尝试过的死胡同，或因考虑不周而低估了变革的困难。到那时，言论自由的唯一支柱将是表达主观体验的自由，只因每个人最了解自己的体验，它通过试错与交流寻求主体间的真理的功能将被大幅削弱。

纪录片《失乐园》剧照。

开放社会在全球范围貌似同质，但多元的选择会增大群体内的个体差异。相反，静滞社会由于缺乏流动性可能非常分化，但在每一群体内部，欲望都将趋同。独一无二的梦将变得稀有，希望也会变得贫瘠，人们倾向于以邻人为准绳，并欲望着邻人的欲望。个人主义的源头活水是个人英雄主义，其关键在于个人与结构的力量对比，和另辟蹊径引发范式革命的可能性。社会对特立独行之异类的宽容，源自个人英雄带来的巨大盈余。正是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二十世纪初，本雅明说“英雄是现代性的真正主体”。对伟大灵魂的崇敬是进步时代的特征，因为伟大灵魂其实不是时代文化的典范，而是时代文化的敌人；他们通过与养育了自己的文化搏斗，才开创了未来。伟大灵魂只有在被崇敬的时代才能够被宽容，如果一个社会仅是宽容追求伟大的自由，则拥有这种品质的人必遭环境压迫。静滞时代的意识形态视伟大为傲慢之罪，并崇尚谦卑之德，因为自视为未来开创者的人是骄傲的，而自视为历史继承者的人则不得不谦卑。

笔者不主张物质决定论，而是想问，人性能在多大程度上超出物质决定论？内战前美国南方的奴隶主们曾说：北方工厂里工人们的生活水平并不比奴隶更好。笔者不确定未来人能否识破这个谬误。制度只是工具，但它是服务于整个生活的工具，不限于生活中的物质方面；由于制度工具太深地嵌入了生活，这种工具也有“内在价值”。人类能否在停滞期保持住在上升期赢获的制度？这要求在自由的生活方式的物质-经济效用不再明显时，甚至在它维持阶层流动的功能也被削弱时仍然热爱它。答案介于两者之间：最乐观的回答是，今天已经稳健地迈过了这道坎的国家，只要人民已经尝过自由的甜头，并训练出了与之配套的生活习惯，就很难退回去。然而这个乐观理由是脆弱的，它也可能意味着民众在高速发展期被娇惯坏了。最悲观的回答是，也许只有在工业革命前就已萌发了民主的国家，能够在技术进步结束之后回归他们的传统。英国议会早在资产阶级诞生之前就战胜了王权，这或许是相信它能够持存到资本主义终结之后的理由。

《爱，死亡和机器人》剧照。

这里涉及传统的危险。传统起源于并适应于静滞社会，当世界不再可能维持进步得最快的形态，人们就会转向那退化得最慢的。人类总是从熟悉的思想资源中找寻对策，传统在众多政治思想中远算不上效用最大，然而将传统塑造成公共知识的交流成本最小。传统浸透在生活与思维的细节中，最激进的思想大厦也时常由最保守的语言砖瓦搭建起来。问题在于传统是多样的，希腊人和日本人从各自的古代传统中发掘出现代政治诸要素的难度是不同的。

上述变化还会影响国际关系。现代思想将国家仅视作服务于生活的工具，领土兼并战争不仅不被允许，更沦为荒谬。在祛魅了“国家”之偶像的国家间，反而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稳定信任。不再有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因此也不可以有克里米亚问题，它们都必须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哈尔福德·麦金德说“民主国家从不做战略思考”，这句话在当年是批评，在当今却是以简单的力量取代了复杂的力量。然而，在一个政治哲学陷入相对主义的静滞世界，这种稳定的国际关系也将不再成立。另外，流动性的降低还将削弱贸易和平论，问题不仅是贸易去全球化削弱了国际的相互依赖，更关乎社会：在十八世纪，贸易和平论最初关乎的是“和气贸易（doux commerce）”的精神气候，商人的温和与尚武精神相对立。而在长久停滞的社会中，军事人口可能重新成为社会凝结核，甚至他们自身就有可能诞生于一种流动性更低、依附性更高的社会关系。

西方的贫富差距正在重回一战之前，那是茨威格怀念的缓慢而稳定的世界，今日许多人已在怀念一个充满活力且贫富差距较小的昨日。二十一世纪的危险之一，是它的财富结构或许会变得更像十九世纪，但更长远的危险不止于此。随着创新越来越难，经济中的继承因素的比例会上升，甚至可能将继承制度化。在发展的时代，遗嘱可以任意选定继承人，是因为默认财富是由死者个人创造的；然而静滞时代的财富本身来自继承，人们自由支配财产的权利就会削弱，“占有性个人主义”可能重新让位于家族与社会关系。上层社会的家产可能会如同爵位一般不可分割，否则会影响到随附于产业的契约，婚生子与私生子、长子和次子的区别可能再度重要，婚姻与离婚自由也可能受限制。重视继承的家庭结构不是父系的就是母系的，不可能是平权的。家庭关系会基于成员所扮演角色的权利与责任，而非独一无二的具体的人之间的感情。

要避免以上状况，有一种副作用猛烈的简单方法：如皮凯蒂主张的那样征收财产税或高额遗产税，以消除财产继承。但皮凯蒂也指出，史上最高的遗产税出现于发展最快的战后三十年。其实在发展最快的时代和行业，富人的公益捐赠也最多，因为那时的人相信，此生积累的财富相比未来人的可能性仍属渺小；在夕阳产业则少有慈善家，因为慷慨是创造力的孩子，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如此。高额遗产税是飞速发展的时代能承受的，而在静滞社会征遗产税等于公有化，政府将垄断所有经济活动，我们所在的当下介于这两种状况之间。

《黑镜》剧照。

静滞社会中的遗产继承与家庭结构变迁势必带来诸多深远影响。笔者想问：私人领域的制度化，会不会带来公共制度的私人化？毕竟私域与公域之间并无先验的界限，二者的界限取决于力量与需要。在一个财产世袭化的世界，我们能否坚定地拒绝将公共权力世袭化？笔者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太重要、牵涉太多，且是原则上能守住的：“谁说了算”在逻辑上独立于、先于“谁得到什么”，民主的真正理由无关社会经济条件，仅在于理性是普遍可理解的，不独属于某一类人。但是人的理性是否坚强到了坚持原则性的区分，将经济差距仅理解为“量”的差别，不另赋意义，尤其不能关联到“高贵”等“质”的差别？这在今人听来仿佛杞人忧天，但等级制意识形态其实符合静滞社会的需要：它将停滞解释成永恒的秩序，让国王与士兵、主人和仆人共在同一幅世界图景，各自获得生命的意义。而在坚持人格的“质”不分高低贵贱的同时承认“量”的经济差距，反而会让心智软弱者更痛苦。

人们能否在稍稍懈怠就能轻松地自欺的时刻，仍然紧握灰白的理性？今天已经出现了“负产阶级”，即大批负债者，这在古代是奴隶制的危险信号；是高速发展的经济消解了这种危险，正如它催生了“提前消费”的奇特现象。在一个许多人刚出生就继承了父母辈的“负产”且缺乏变化与机遇的静滞世界，谁敢保证人类一定能坚定地反对奴隶制？幸好我们离最终的停滞尚有相当长的时间，足够长到让人们认清趋势，不再盲目地向未来借债。

对经济结构变化可能导致的政治影响的忧虑，总是对人类政治理性的坚强程度的忧虑。许多左派预设人的政治理性是脆弱的，受社会经济条件的支配。他们也不相信生产率会永远进步，而是相信资本主义必须奔跑才能维持不倒，资本必须流动，关键不在于它追求的目标，而在于必须有目标供它追求。以上观点并无问题。他们的问题是，在预设人类的政治理性无比脆弱的同时，预设人类仁爱无私的德性无比强大，误认为社会可以用社群的方式运行，社群德性可以取代政治德性。然而通过交往理性约定公正的政治规则，比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和谐大社群容易得多。当我们谈论遥远的未来，实际上谈论的是那些赖以理解历史的抽象规律，应对危机需要认识规律而非否认它们。

技术革新耗尽后，现代社会的危险在于可能退向准封建形态。个人主义、世俗主义、市场经济、普及教育、言论自由、民主参与、和平主义等现代价值是相互关联的，在发展迅速的时代相互促进着上升，在减速与停滞的时代则会同时遭遇危机，并可能相互牵扯着下坠。我们不能把自由的价值过多地置于促进经济这条理由上，因为技术进步必有一个尽头，届时德性的力量必须独力支撑自由的生活方式。对比李维和塔西佗，共和与专制的反差首先在于德性高低。德性腐败会推高维持自由的成本，却减轻了臣服于非理性的屈辱；过了某个临界点，专制也就更可欲了。因此人文教化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是复杂社会中诸德性的基石。我们时代的文化预设了高速发展的环境，这种时代错乱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有毒，而强行维持现状或扭转趋势的手段往往副作用极大。许多诞生于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经济思想，其实也不自觉地预设了技术发展与变化的世界，因此无力正确地诊断和应对停滞或减速带来的问题。但幸好这些貌似只在现代蓬勃兴起的价值，尚有更古老的源泉与更普遍的理由。

撰文／巫怀宇

编辑／李永博 朱天元 王铭博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