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提问的力量 |提问改变人生|

1990年，丹·罗斯坦（Dan Rothstein）在马萨诸塞州一个名为劳伦斯的老工业小镇从事社区组织工作。这个小镇曾以兴隆的纺织工业而闻名，而如今，昔日的繁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失业率和犯罪率，无数贫穷的家庭需要依靠社会救济来维持生计。罗斯坦负责一个降低辍学率的项目，他会接触到一些孩子不去上学的家庭，并试着将孩子劝回学校。他知道如果这些孩子在现在的年纪就放弃了学习，那将会对他们的前途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在罗斯坦所接触的家庭中，大部分家长都很有爱心也很善良，真切地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上好的生活，但他们大都被艰难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其中不乏大量的单亲父母，他们需要打两份工，甚至更多工，才能维持生计。通常，英语在那里只作为第二语言使用（小镇大部分人口属于拉丁裔），于是语言成为了家长们与自己孩子的老师或者社会福利工作者交流沟通的障碍。然而罗斯坦很快就发现，困难远远不只是语言的问题，似乎有什么东西阻碍了他们大声地进行自我表达。罗斯坦说道：“他们愿意在接到通知后去学校见校长或者其他老师，坐着听完一场关于自己孩子出勤率的报告，然后便各自回家，然而他们对此问题的无力感从未得到过任何改善。”

在了解了上述情况后，罗斯坦找到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其实并不是家长不知道要问什么，而是不知道应该如何问。他们无法通过提问来获取有用的信息或获得行政官员的帮助。

于是，罗斯坦及其同事们便开始了援助行动。他们打算从给家长们编写出一个可能会用到的问题列表入手，可是他们很快发现，很难为每个具体的场景预先拟出合适的问题。有时候他们甚至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家长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他们的帮助。

显然仅仅建议家长们问什么问题是不够的，罗斯坦和其他组织者需要教会他们如何自己提问题。罗斯坦解释说：“提问是一项复杂而精妙的技能。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人会从小学习提问技巧，之后进入精英阶层所在的专业领域（如法律或教育）继续深造这一技能。”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学习提问，因为我们从没有上过一门叫作“如何构建一个问题”的课程，也没有从父母那里听到过相关的讲解。我们是在生活的环境里学会的。

罗斯坦总结了几条关于如何提问的简单原则，比如如何问一个封闭式问题或者一个开放式问题。前者可以仅用“是”与“不是”回答，而后者则会引出与对话者更深入的交谈。他发现与他配合的家长们很快就领悟了那些要领并开始应用，且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成效。

罗斯坦意识到学会提问有着改变人生的潜在意义。它可以帮助每个家庭面对很多不同的场景，比如家长会、失业管理处，或者跟警察、商业服务者打交道等。他越想越觉得这项技能非常重要。他越来越坚信，提问对人类而言应是一项基本的能力。“你应该知道，它几乎是一种生理上的感觉，不是吗？”他说，“当你与一个偶然碰到的人别过之后，不禁会想‘我多么希望刚才问了那个问题’”。

尽管我们天生都具有提问的能力，然而这一能力的高低却因人而异。

|探索知识的通路|

1930年，心理学家多罗西娅·麦卡锡（Dorothea McCarthy）在明尼阿波里斯市研究了140名年纪在18到54个月的儿童。她记录下了每个孩子对研究者说出的前50句话，结果她发现，上层社会家庭的孩子比底层社会家庭的孩子会提更多的问题。这种阶层带来的差异从孩子2岁就开始凸显。

英国研究者芭芭拉·蒂泽德（Barbara Tizard）和马丁·休斯（Martin Hughes）在1984年所做的一项实验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记录了许多4岁女孩在家与母亲之间的对话，同样发现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谈话内容中问问题的比例高于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并且，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尤其喜欢问由好奇心引发的问题，例如关于“如何”和“为什么”的问题。他们还更有可能让自己的母亲参与到被研究者命名为“知识搜索的通路”的实验当中，实验者会问一系列有关联的问题，每个问题都是由另一个问题推导而产生的。

蒂泽德和休斯记录下了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与父母之间具有独到严谨性的对话。4岁小女孩罗茜与她妈妈就为什么要付钱给窗户清洁工的问题进行了很长的交谈。妈妈回答说：“窗户清洁工需要钱，不是吗？”“为什么？”罗茜问道，她明显不满意这样的答案。“为了给他的孩子们买衣服和食物。”妈妈回答道。接着罗茜似乎挺在理地指出：“不是所有的窗户清洁工都有孩子。”这样的交谈在如今服从意识逐渐减弱的社会习俗下并不少见。科学家和教育学家内森·艾萨克斯（Nathan Isaacs）在1930年曾写道，一个4岁左右的小女孩问她的妈妈：“我们为什么不挤猪的奶呢？”妈妈回答道：“因为它们需要喂养自己的孩子。”同样，这个小女孩也不满意妈妈的回答，它接着说：“那牛也有小牛要喂养啊。”蒂泽德和休斯回应说：“小孩子能够以敏锐的、无休止的逻辑来探求知识。”

为什么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用问题来探寻他们的好奇心呢？不一定是因为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回答，因为蒂泽德和休斯发现，工薪阶层的母亲同样也会回答她们子女提出的问题。原因是这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被问了更多的问题。母亲对孩子提的问题越多，孩子相应地也能回问更多的问题。提问是具有传染性的。

1992年，美国的一项研究提出了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这一发现。研究者研究了40个孩子在家里与父母的谈话互动情况。他们发现在不同的家庭里，父母问孩子问题的数目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问问题数目较多的情况往往是发生在父母与孩子以你来我往的对话形式进行交流时，父母会回应孩子提的问题，进而扩展开来一起讨论。而问问题较少的父母则更经常发出禁止的命令，比如“停”或“别那样做”等。若父母将语言作为工具来进行认知探寻而不是发号施令的话，那孩子往往会在耳濡目染中也做出同样的表现。

好奇心的差异不仅存在于各个家庭之间，也存在于不同的文化当中。2011年的一项研究记录了一群3岁和5岁儿童的日常会话。他们来自四个不同的洲：伯利兹城（拉丁美洲）、肯尼亚（非洲）、尼泊尔（亚洲）和萨摩亚（南太平洋群岛），但他们都居住在农村或是乡村小镇上。他们的家庭都很贫穷，父母都是农民或者低收入的劳动者。寻求信息的问题大概占据了他们会话中1/10的比例，这和美国儿童会话中的相关比例结果近似。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儿童所提出的寻求信息的问题有1/4都是以“如何”或“为什么”开头的，这在非西方社会非常少见。事实上，大概只有1/20。

这项研究成果的拥有者之一、人类学家罗伯特·芒罗（Robert Munroe）指出，在他们所观察的那些社会中，母亲往往向她们的孩子传递的信息是服从和恭敬。若认定孩子说错话或是做错事，她们几乎会毫不犹豫地严厉责骂甚至动手。与孩子的对话仿佛也只使用功能性的语句表示指令和安排，而不是交换信息和想法或者开玩笑。在这四个国家中，萨摩亚孩子寻求信息的问题所占比例最大，肯尼亚孩子寻求信息的问题比例最小。

保罗·哈里斯（Paul Harris）推测这种差异可能源于那些国家的教育水平。萨摩亚的父母更有可能在小时候上过学，因此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伴随着用于信息交换的对话模式。“当他们最终成为父母时，就有可能重启这种模式，并将它作为自己培养孩子的一种指导。”这项研究同时也指出，人们在满足了温饱之后才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那些无拘无束的耗费脑力的问题。如果说生活在富足经济条件下的中产阶级家庭成员更具好奇心，那大部分原因就是他们能够承担得起这额外的“支出”。在衣食无忧且安全有保障这些基本需求被满足后，他们能将一部分认知资源用于追逐自己的好奇心。

|不平等的童年|

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比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学习到这样一种语言使用习惯，即将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来满足和推动好奇心。这种习惯的欠缺不仅阻碍了贫穷家庭孩子的心智发展，还延续和加剧了他们一出生就身处的不利的社会地位。

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在过去的20多年里记录和分析了美国贫穷或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有哪些差异。可以说，她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无人能及。这项研究的深度超越了事实与数据，直指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她的工作本身同时也是好奇心力量的又一次实证。

拉鲁的研究核心是密切的观察，密切到如同小说里的故事情节般的程度。她和她的团队与被研究的家庭一起生活了数周，与家庭里的父母、孩子谈论有关每天的日常生活以及自己的期望和担忧，并记录下这些信息。然而，他们真正在做的是观察。这种观察时刻地进行着。当早上一家人为新的一天做准备时，他们就已经开始观察；当孩子放学回家或吃晚餐及看电视时，他们还在继续观察。他们陪同家庭成员去参加运动、学校活动及看医生，见证了他们的争执、哭泣、拥抱、交谈、嬉戏和应付各种家务琐事的情况。

研究者们会记录下他们看到的所有情况。当对某个家庭的观察结束后，拉鲁便把他们的观察所得以及对此的思考整理成一个描述这个家庭日常生活真实情况的叙述性文本。同时，她还运用自己丰富经验及清晰的分析思路对这些材料抽丝剥茧，找出每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这些家庭与周边环境交互的方式有什么关键的相似和不同之处。

在基于大量的近距离的观察研究工作之后，拉鲁的结论是工薪阶层家庭与中产阶级家庭采用了非常不同的育儿方式。这一差异最终微妙但却强有力地导致了社会不平等性的永久存在。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往往追求“协同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的观念。他们认为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培养自己子女的才华，并会为之倾注大量的资源。他们会将家庭生活调整为以子女的需求为核心，为他们提供各式活动来最大限度地培养孩子各方面的特长。

拉鲁曾住到威廉姆斯的家，并同时收集了许多材料。在此基础上，她写出了一本很具影响力的书籍《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s）。威廉姆斯一家住在城市里，有一个布置得非常豪华的家。这个城市被拉鲁称为“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大城市”。威廉姆斯夫妇都受过大学教育。儿子亚历山大·威廉姆斯在当时只有9岁，是一个快乐、阳光、活泼的小男孩。在一周里，亚历山大会去参加钢琴培训、合唱排练、主日学（Sunday school）[1]以及棒球、足球训练和其他运动的训练。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会读书给他听，现在则是鼓励他自主阅读。此外，父母还会帮助他完成学校的功课，在共进晚餐时让他参与一些锻炼脑力的对话，并且不停地鼓励他让他说出自己的想法、观点和感受。他们都各自从事着耗费精力的工作，但生活的重心依然是在他们的孩子身上。

工薪阶层家庭所追求的育儿方式更多的是拉鲁所谓的“自然成长”模式。尽管他们对子女的关爱并不比中产阶级父母的少，但却不会花很多时间、精力及费用去培养子女的才能，也较少让他们参与到有组织的活动当中去。这也可能是出于无奈，因为贫穷的父母需要努力去挣钱才能维持家庭生活。如果还能有剩余的金钱、时间和精力送孩子去学钢琴或给他们读书，那就算幸运的了。工薪阶层家庭里的孩子可能更多的时间是在自娱自乐。

拉鲁并没有更赞同或不赞同哪一种育儿方式。在自然成长模式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孩子通常都很快乐，他们的生活体现着一些我们对童年的完美构想：长时间地做着白日梦，其他什么都不用想，独自或者与朋友一起玩上好几个小时属于他们自己的游戏。而拉鲁的研究发现，中产阶级家庭里的孩子在无所事事时更容易有挫败感，而且他们的权利意识常会以令人不快的方式显露出来。

拉鲁说，毫无疑问，在“协同培养”方式下长大的儿童能在将来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对成年人的要求。现代职场，甚至包括教育机构在内的公共部门都会给予那些果断、自信且有着强大语言和推理能力的个人更高的奖励。“协同培养”让孩子们学会的最基本的技能就是如何提出自己的疑问。

当威廉姆斯夫人带着亚历山大去做常规身体检查时，拉鲁也一同前往。在去的路上，威廉姆斯夫人对她的儿子说：“亚历山大，你应该想想一会儿要问医生一些什么问题。你可以问他任何问题。不用害羞，什么都可以问。”亚历山大琢磨了一下，然后说：“我在腋下涂了除臭剂之后长了一些小包。”“真的吗？”妈妈问道，“那你的确应该问问医生。”之后在检查室里，医生开始按照常规程序一一做检查。在量完身高后，他指出亚历山大的身高是在95%的位置上。

亚历山大打断医生问道：“我在什么上？”

医生回答说：“这就是说当你10岁时，在100个跟你同龄的小朋友中，你比95个小朋友高。”

亚历山大接着说：“我不是10岁。”

医生回答说：“呃，他们按照10岁的生长曲线来给你做的比对。你现在9岁10个月，通常他们都是取最近的整岁来进行计算。”

拉鲁并不是想表达亚历山大在这个对话中显得没有礼貌，而是想指出用自己的疑问来打断某个权威人士的做法，体现了一种自信的好奇心和对自我价值的认可。这种行为大概只会出现在中产阶级家庭里长大的孩子身上。

拉鲁说，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能利用他们更优异的语言能力去定制任何自己所在的场景。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中，无论是求学的过程还是进入社会开始工作，这都会使他们获益匪浅。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成年人善于将抓住的机会最大化利用起来，并且他们获得的机会本身就比工薪阶层的人多。他们有着将形势引导为如自己所愿的技能。而来自工薪阶层家庭的成年人往往就像丹·罗斯坦在马萨诸塞州所调研的那些人一样，不懂得主动向那些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的机构寻求帮助，还老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记录威廉姆斯家庭生活时还有另外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亚历山大和他的妈妈在厨房餐桌上讨论一项家庭作业，而他的爸爸在一旁洗碗。当爸爸开玩笑说他应该从书里复制一些答案时，他故意虚张声势，吓唬他爸爸说真会采纳这个建议。

于是他的爸爸连忙反对，妈妈也对他说：“有一个词形容这种行为，你知道吗？剽窃！”亚历山大明确地说他知道这个词，并在他们的谈话中引出了“版权”这个概念。然后一家人便开始就版权的定义展开讨论（他们三个都立刻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这种类型的对话往往是中产阶级家庭里的家常便饭，它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孩子的好奇心以及追求这种好奇心所需要的表达上的自信。

当然，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不是天生就不够好奇。事实上，拉鲁曾在一封发给我的电邮里说过，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来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好奇，因为他们不像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那样被放在温室里，每天的生活都被安排得满满的，因此他们就能有更多的时间去追寻一时燃起的兴趣。拉鲁告诉我，当这些孩子真的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东西时，他们更有可能去掌握它。她说：“在极少的情况下，如果一些工薪阶层的孩子能够报名参加一些有组织的活动，那他们就会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会比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更能充满由衷的兴趣和热情。[2]

但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更擅长给他们的孩子循序渐进地灌输提问的习惯。他们会经常测试孩子，也会让孩子来自测。拉鲁说，通过这样的方法，他们就能训练孩子保持好奇心。

就算我们在孩提时代有着问问题的好习惯，成年后也很容易丢失或者在关键时刻忽略了这样做。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米特尔施泰特（Robert Mittelstaedt）在他的著作《关键决策：阻止错误链摧毁你的组织》（Will Your Next Mistake Be Fatal?）里提到，不及时提出疑问经常是导致灾难的根本原因。他引用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灾难为例——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当它开始了首次航行后，便收到了来自附近关于冰山的报告。“泰坦尼克号收到了很多冰山警告的信息，但是却没有作出回应，来寻求更新的情况或者更多的信息。要是有人好奇地问一下自己区域里的其他船只，结局会怎样呢？”在灾难发生之后，多名泰坦尼克号的筹划者和设计师都承认他们曾经对安全性有过疑问，但却没有对同事提起，只因怕所提的问题显得很可笑。

问题可以把好奇心武装成为一个改善行为方式的工具。《问对问题，做对事》（Leading With Questions）一书的作者迈克尔·马奎特（Michael Marquardt）引用了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前首席执行官麦克·帕克（Mike Parker）的一段话：

许多糟糕的领导与管理都源于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提问题。我见过一些智商在我之上的很有天赋的人才无法胜任领导的职务。他们很有学问，能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但却不太擅长问问题。所以尽管他们的知识水平在一个很高的层次，却不知道自己管理系统的底层正在发生什么。有时候他们惧怕问问题，不曾意识到哪怕最傻的问题都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这样的问题可以打破交流的屏障。[3]

2002年2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召开新闻发布会，讨论美国施加给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巨大压力。会间，拉姆斯菲尔德被问及是否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证明伊拉克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支援恐怖组织。他的回答包含了一个日后成为其经典名言的复杂的系统性阐述：“据我们所知，有已知的已知，也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有已知的未知，也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但也存在未知的未知——那些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在当时，这段陈述遭到大家的讥笑，被认为是拉姆斯菲尔德脑子糊涂才说出的绕口令。尽管大多数人认为这标志着拉姆斯菲尔德领导的对伊拉克行动的失败，但后来这一阐述却被多次地重新审视。语言学家杰弗里·普勒姆（Geoffrey Pullum）将它描述为“在语法、语义、逻辑及修辞上都是无可挑剔的”。拉姆斯菲尔德也曾谈及美国情报机构的权限问题，他同样提到如何思考我们的知识缺口问题。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行动所遭遇和制造的灾难性问题都被完整记录在案。布什政府严重低估了维持伊拉克秩序所需要的军队数量，也高估了当地政府及机构在战争后还能正常运转的可能性。美国记者詹姆斯·法罗斯（James Fallows）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了一篇经详尽调查后写下的文章。文章里提到布什内阁并不是没有收到关于这些问题的警告，而是故意地忽略掉，尽管有些警告还是来自内阁内部。

美国国务院里一批有经验的伊拉克及中东问题专家曾提交了许多篇幅很长的报告，预先指出美国在入侵后可能将要面对的问题，包括萨达姆武装力量转向游击战役的撤离、伊拉克基础设施的大面积毁坏，以及那些能保持国家运转的人同样也是萨达姆政党成员这一事实。然而，这些报告及其报告者们都未被予以理会。布什、拉姆斯菲尔德及切尼在制订计划之后便想要坚决地执行下去，这就使他们完全不会对任何质疑这个计划的声音感到好奇。他们没有去问那些应该问的问题，因为他们不想知道自己的信息缺口所在。拉姆斯菲尔德所号召的要考虑“未知的未知”并不荒唐，事实上非常明智。但是可悲的是，他并没有按照自己的建议去行事。

|提问在商业中的重要性|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小公司在成长为大型企业之后，他们的创造力及前进的动力就渐渐降低了，对企业的生存环境的感知也变得迟钝了。他们往往会基于不完整的信息做出不佳的决策，还常常使自己陷入与同行或客户的误解之中。他们的视野几乎被缩小成隧道般狭窄。导致这种局面产生的一个原因是在官僚主义形成之后，高级管理人员经常会受到一种无形的“鼓励”，从而让他们停止问问题。弗朗西斯·培根爵士的至理名言被颠覆了，变为“无知就是力量”。

2010年10月，前法国兴业银行交易员热罗姆·凯维埃尔（Jérôme Kerviel）被判入狱5年。在这之前的两年中，他所完成的一系列交易导致银行承受了将近70亿美元的损失。在这一事件曝光后，兴业银行的高层们就发表声明称凯维埃尔完全是暗箱操作，他们对于他的行为毫不知情，更不可能授权。但凯维埃尔却坚持声称，一直以来他的经理们都知道这些情况，只要他还在盈利，他们便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的经理们当然对此予以否认，并且也无从证明他们知道。在2011年和2012年间发生的新闻国际公司（News International）窃听丑闻也带来了类似的争议。以詹姆斯·默多克和他的父亲鲁伯特·默多克为首的高官们都纷纷强烈表示全然不知道自己的员工的所作所为，不惜将自己置于仿佛与这个公司完全脱节的难堪境地。在法国兴业银行和新闻国际公司里，知道什么事情不该知道这本身就是一种必备技能。

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的社会学家林赛·麦乔伊（Linsey McGoey）一直在研究“策略性忽视”（strategic ignorance），也就是在某些情况下，保持无视比积累知识更有利。保持无视是一个故意而为的选择，可以被用来强化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歧视。麦乔伊以美国司法部在1986年所作的一个裁决为例。当时正处于艾滋病的高度恐慌期，这一裁决规定雇主可以合法开除患有艾滋病的雇员，只要能够声明并不知道艾滋病对工作场所没有构成威胁这一既定医学事实。

故意忽视的策略经常被那些希望守住自己权力的人所采纳。这种现象在大型机构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管理者层级复杂，所以他们的首要目标不是创新或者提高效益，而是保住自己的职位。正如麦乔伊所指出的，“策略性忽视”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些银行家们并不是没有看见灾难将要发生的警示，而是选择了无视。在那场金融危机中倒闭的银行，其董事会成员都是一些经验老道的执行官，他们知道公司有一部分高风险的投资，本来名义上是由他们负责，但他们却故意选择不予关注，以防影响到自己的权力和获益。

成功能滋生故意忽视的行为。企业越壮大，就越容易无视困难的问题，这仿佛已经成为了一条商业规则。为什么要质疑那些（明显）可以运行的东西呢？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其经典商业类著作《创新者的窘境》里阐述了一些最精明的公司是如何因为不再为改善而殚精竭虑，从而最终导致失败的。市场导向的公司会因为非常成功地迎合了客户需求、售出了自己最能盈利的产品或服务而忽略了对自己没有吸引力的低端市场的动向。规模小一些的竞争对手会向市场提供相对廉价的替代品，并通过不断探明客户需求的变化来驱动前进。这就使他们更具有创新性，并且能够生产出廉价但具有效果的产品，渐渐瓦解并最终推翻大公司的市场优势。不断提问是弱势一方抗衡强势一方最有力的武器，但这仅仅是因为强势一方单方面缴械了的缘故。

迈克尔·马奎特总结了四个当我们应该提问却未提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会有自我保护的意图，不愿让自己看起来很傻。还记得有多少回当你和别人聊天时，心中有个很困扰的疑问却因为担心自己受到嘲笑而不敢问出来，但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有另一个人提了出来并引发了大家纷纷赞同的低语。更糟的情况是，这个疑问没有被任何人提起也就没有相应的解答，之后就真的演变为一个本可以避免的麻烦。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太忙碌了，而好的问题需要时间来孕育和成形。当我们被太多事情缠身时，就只能专注于完成任务，而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和提问。第三个原因在于有些文化环境并不鼓励提问。在独裁国家里，因为内心的好奇而激发出的疑问是被压制的。在一些饱受“群体盲思”［groupthink，由心理学家艾尔芬·詹尼斯（Irving Janis）提出的概念］困扰的机构里，提出不合时宜问题的人会很快感受到被排挤。甚至在那些崇尚不同观点的文化背景下，也有一种不易察觉的禁锢力量在起作用。社会发展趋势研究专家丹尼尔·杨克洛维奇（Daniel Yankelovich）认为，美国的文化主张急于行动。他说，通常唯一能引起注意力的问题就是“我们打算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第四个原因是我们普遍缺乏提问所需的技能。

提出好的问题可以打开一个振奋人心的“已知的未知”的新世界，从而激发我们的求知欲望。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六年级的学生对丹·罗斯坦说道：“当你认为自己知道了所有需要知道的东西时，如果再问另一个问题，你就会发现还有更多的知识需要去学习。”

注释

[1]主日学是基督教教会每周日早上在教堂或其他场所进行的一种宗教教育课。——译者注

[2]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那些在安排紧凑、提倡超前教育的学校里，表现非常好的学生在离开了学校之后很难获得进步。为美国贫困区儿童提供教育的KIPP特许学校，以帮助那些无力完成大学预备课程的学生而著称。他们的策略是尽可能多地占据孩子的时间，所以他们每天有更多的课时数及更短的课间休息，并且还紧凑地安排了各项课后活动、精神辅导课程等。然而，KIPP的学生进入大学后会有高于平均值的辍学率。导致这样的结果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可能就是完成大学学业比完成高中课程需要更高的自主性，尤其对于那些一直掌控学生注意力的高中来说，尽管它们的初衷是很好的，事实证明也有显著成效。

[3]当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用来引出信息的。有时候甚至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我们会以问题作为掩护来委婉表达不愿直截了当说出来的陈述，例如用“你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吗”这样的问题来证明自己是多么地聪明或别人是多么地愚蠢。组织心理学家及管理咨询师罗杰·施瓦兹（Roger Schwarz）提醒我们：“只是提问是不够的，你需要有一颗真正的好奇心。”他建议他的客户使用一种名为 “你这个傻子”的小技巧。也就是在提问之前，先在脑子里面过一遍要问的问题，并在问题的末尾加上“你这个傻子”几个字。如果这个问题依然听起来挺自然的，就不要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