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里限韵作诗有两处。第三十七回里宝钗与迎春作七言律诗，结果“就是门字韵，‘十三元’了。头一个韵定要这‘门’字。”到了第七十六回里，湘云与黛玉做五言诗，结果“偏又是‘十三元’了”，湘云还抱怨“这韵少，作排律只怕牵强不能押韵呢”。两次都选中了“十三元”，背后有什么缘由么？

从《切韵》说起

“十三元”其实是韵部的名称，提起“韵部”，就不能不先说《切韵》。

先秦两汉时期，中国其实没有韵书（为写作韵文的人检查哪些字可以押韵而分韵编排的字书），而“音韵蜂出”要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方面是为了审音，一方面是为了作文。这是和当时文学创作中声律论的兴起，文学形式上讲究辞藻，讲求声律和形式美有很大关系的。此外，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之后，受梵文的影响，齐梁时期沈约等人发现了汉语的“四声”，为了让梁武帝明白“四声”是怎么回事，还拍了一个高级马屁，“天（平声）子（上声）圣（去声）哲（入声）”。文学界讲求声律的风尚和音韵研究的兴起互为因果，相互启发也推动了韵书的大兴，而《切韵》就是其中集大成者。

沈约塑像

根据《切韵序》记载，隋朝开皇（公元581-600年）初年，有一次，颜之推和刘臻、魏渊、卢思道、李若、肖该、辛德源、薛道衡等八人，一同到陆法言家，“夜永酒阑，论及音韵”。他们谈论了古今语言的不同，南北方言的差异，按照颜之推的说法，是“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又评论了当时各家的韵书，由于分韵辩音的不同，“各有乖互”，所谓“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 吴楚则时伤轻浅， 燕赵则多涉重浊， 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因此，他们讨论了“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又进一步“除削疏缓”。他们根据晋以来的韵书以及方言材料，通过集体讨论，初步拟定了《切韵》的编写大纲，并由陆法言记录下来。十八年后，陆法言罢官居家，才根据上次的讨论，加以整理修订，于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才把《切韵》编篡完成。

虽然《切韵》的原书已经亡佚（只剩下保存在《广韵》里的《切韵序》），但根据文献记载以及今存残卷，还是可以知道它的大概内容和体例的。《切韵》全书共有五卷，按四声分卷，其中平声分上下两卷，上、去、入三声各分一卷，共收字12158字。《切韵》共分韵部193个，其中平声54韵，上声51韵，去声56韵，入声32韵。每一韵以常用字作为韵目，每个韵目下的字是同韵字。至于“元”韵正是其中之一，主要包括“元袁愿劝言晚”这些字。当时还没有拼音，所以用“反切”为汉字注音。所谓“反切”就是用两字表示一字之音，前字决定声母，后字决定韵母和声调。比如“东”是“德红切”，即“德”的声母（普通话是d），红的韵母（ong）和声调（阳平），拼出“dong1”这个音。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残卷

《切韵》一问世，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推祟。直到宋代，前后七百多年，《切韵》一直处于官韵的地位，大家都得遵循，最多只能“刊谬补缺”，不得作根本的改动。至于唐代的《唐韵》和宋代的《广韵》都不过是《切韵》在唐代和宋代的修订本，其主要内容和体例都是一样的。现存的《广韵》是在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由陈彭年丘庸等人主持修订定名为《大宋重修广韵》，简称《广韵》。所以说隋以后的各种韵书几乎都没有跳出它的框架，它处于韵书的支配地位长达一千多年之久，难怪早在唐代的王仁煦就在《刊谬补缺切韵序》中称赞它是“时俗共重，以为典范”。

伤脑筋的《平水韵》

问题在于，《切韵》反映的只是公元六世纪后期的汉语共同语语音，距离现实的语音变化越来越远了。所谓的语音变化大体言之是两种，一种是音值上的。譬如“日母”字，在《切韵》时代的声母是n，这从今天日语音读里的“人”是“nin”，“日”是“nichi”也看得出来；而这些字今天在普通话里的声母已经变成了“r”。这样的变化在语音上很明显，在文字上却很无关紧要——因为不影响分韵（和押韵）。另一种音类上的变化就显得麻烦许多，譬如“打”字，反切是“德冷切”，这无论如何也切不出普通话里的“da”来，对于实际语音里已经发生了这样变化的人来说，遇到诗文写作只有一个办法，死记硬背。

早在晚唐时期，就有人抱怨过这个问题。李涪就批评《切韵》“舅甥之舅则在上声，故旧之旧则在去声”。当时的北方语音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一部分上声字归入了去声，所以李涪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的——在科举时他必须人为背出那些归入去声的上声字，这当然是记忆上的负担。但他接下来就有些偏激地攻击《切韵》是“吴音乖舛，不亦甚乎”，等于是质疑《切韵》的共同语合法性，这就显得没有什么道理了——“陆”虽然是个典型的江南姓氏，陆法言却是个鲜卑人，本姓步六（陆）孤，所谓“惟陆氏《切韵》盛行于世，但人不注意其出于鲜卑耳。”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涪的批评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切韵》仍旧是官方的权威韵书。

话说回来，韵书分韵过细（《切韵》193韵，《广韵》更增加到206韵）实在不利于作文赋诗，所以从唐代开始，又有了变通的并韵做法，也就是把语音接近可以通押的几个韵部并作一韵。在世人普遍认为广韵韵目分得过细，应用不便而合并《广韵》韵目的风气影响下，金代出现了一部连“何以得名、何人并韵”都难以确知的《平水韵》，并在日后成为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官韵。

平水韵

这部《平水韵》将《广韵》的206韵合并为106韵，几乎减少了一半，自然大大方便了诗文写作。但它仍旧是沿袭《切韵》传统，与当时的现实语音已严重脱节的一部韵书，所谓“十三元”的问题，正是它从《切韵》系统带来的“胎里疾”。

在《切韵》音系成型的南北朝时期，“元韵”与“魂痕韵”关系密切，于是《切韵》就把元魂痕三韵排在一起，这三韵通押就成为当时的用韵规范，比如梁武帝在《二教钟铭》里的韵脚“门昏尊元”就分属魂元两韵。因此，到了《平水韵》里，更将“元魂痕”并作平声第十三元部，也就是所谓的“十三元”。

问题在于，元韵的实际语音在《切韵》时代以后，与魂痕韵早已经渐行渐远，就像普通话里的an与en一样泾渭分明。《平水韵》将两者并作一部，实在令人伤脑筋了。单凭普通话（与除福建一带之外的绝大多数现代汉语方言）的语感，“十三元”中的“魂浑温孙”诸音很容易和上平声的“十一真”、“十二文”和下平声的“十二侵”混淆；而另一些“元烦言轩”的读音又很容易和上平声的“十四寒”、“十五删”，下平声的“一先”、“十三覃”、“十四盐”、“十五咸”混淆。一个“十三元”就扯进去平水韵10个韵目，占了平水韵30个平声韵目的三分之一，以其不易分辨给人带来的记忆负担自然可想而知了。

“该死十三元”

实际上，元韵的“繁轩言原”和仙先韵的“员缘田年”相押本来很和谐，只是规则不允许，因此一不留意就会出错，有时即使是有名的文人也不能避免。由于《平水韵》是钦定的官韵，而在科举考试里用字出韵是大错，几乎意味仕途完结；所以读书人只能把所有“十三元”的字统统背下来。背得下来，自然可以故作轻松地说什么“今科举诗帖平仄拈背，本非难解”，背不下来，就是一出出悲剧了。

传说，清代后期的咸丰年间，江西湖口人高心夔（1835-1883年）才高一时，人称“文学为江右之冠”。他出身书香门弟，自幼好学不倦，颖悟异常。咸丰元年（1851年）十六岁时就中了举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描写的范进中举时已经54岁）。咸丰九年（1859年），高心夔应会试并进入前10名。然而到殿试时，鬼使神差，竟将命题律诗限押的十二“文”韵误入十三“元”韵，遂不与三甲之列，列为四等。状元的头衔就这样与他擦肩而过。

等到下一次科举考试，高心夔在会试又入了二甲。当时他是咸丰朝的权臣肃顺的幕客，人称“肃门五君子”之一。因此，肃顺也有心提携他，“必欲得为状元”。殿试之前，权势熏天、神通广大的肃顺居然在考前一日探听到诗题为“纱窗宿斗牛得门字”，出处为唐人孙逖之诗《夜宿云门寺》。肃顺立即将高心夔叫来，嘱咐他连夜赶做。第二日入场，果然是这个题目。当时殿试场中三百多人，几乎没有知道此题出处的。高心夔自然心中大喜，结果得意忘形之余，匆匆写就，出来就找肃顺报喜。肃顺接过诗稿一看，顿足捶胸，大呼“完了！完了！”原来，高心夔又记错了韵部，不知“门”字在“平水韵”中属于“十三元”韵，结果押到了“十一真”韵。考试出韵，内容再好也要被淘汰，结果发榜一看，高心夔又列四等。当时有人幸灾乐祸送他一幅对仗工整的对联，“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遂令“该死十三元”之称流传后世。

肃顺像

在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代，虽然“该死十三元”的说法尚未出现，但这个“十三元”在读书人中显然早已臭名昭著。《红楼梦》中的宝钗与迎春、湘云与黛玉都以元部限韵做诗，无疑也是一种显示小说人物文采的手段。但颇有些黑色幽默的是，小说第七十六回中湘云与黛玉连用30多个字做韵脚，即“元繁轩喧媛萱园宣暄坤昆门谖痕根吞奔孙存昏魂盆温鸳扪原蹲屯猿源村烦言”，结果曹雪芹居然也犯了一个错误，误将仙韵的“宣”字押了“十三元”。以曹雪芹之大才，居然也在“十三元”上跌跟头，可见用这个“该死十三元”做诗是多么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