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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霍尔 编码与解码理论

斯图亚特·霍尔，英国文化研究的杰出代表人之一。曾任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霍尔的文化研究成果颇丰，研究范围也较为广泛。终身致力于媒介和大众文化的研究。

在担任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期间，霍尔率领“媒体小组”对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和传媒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文化理论著作迭出，先后发表《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解构“大众”笔记》、《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等著名文章。

其最广为认知的贡献是提出了一种有关编码与解码的理论。

编码与解码理论

编码——解码由斯图亚特·霍尔在《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一文中提出。

一、编码——伪装、分裂和重新组合

任何信息在进人大众传播领域之前都必须先进行“编码”。首先，信息必须以某种符号的形式在传播领域中流通，因为“没有符码的操作就没有明白易懂的话语”；其次，“加工”就意味着材料的取舍，这就难以避免倾向性。事实上，它是一种有选择、有目的的加工，它所反映和表达的是新闻媒体所代表和希望促进的舆论。

霍尔用“伪装、分裂和重新组合”来描述媒体意识形态化过程。伪装，是将社会和经济体系的真实特性隐匿起来的过程。分裂是指社会的整体性分裂为孤立的无联系的部分，这些部分再接着以假想或误导的方式重新组合”。传媒通过其过滤作用，把人们的视线集中到某些事件上，而使人们忽略另一些事物，霍尔称之为“选择性结构”（selectiveconstruct）。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符号权力受制于社会权力。传媒利用它的话语特权，生产另一套意义体系。

二、解码——主导、协调与对抗

大众传播并不是单向的传达，而是双向互动，循环往复的过程。编码只是大众传播的一个环节，它是否在社会实践中收到预期的效果， 还有赖于接收者的解码活动。解码是信息被阅读和理解的过程，一条信息正是通过解码而进入到社会实践的结构中，产生一定的意义效果和一系列“复杂的感知、认识、情感、意识形态或者行为结果”。

但是，编码与解码之间并没有构成一种“直接的同一性”，二者的符码并不是完全对称的。某一信息可以由不同的读者以各异的方式解码，编码过程具有多义性与复杂性。在《编码、解码》 一文中，霍尔提出了三个“假想的立场” 来描述话语的各种解码过程。

①主导一霸权立场

新闻传播者的理想的传播方式是“完全清晰的传播”，即受众在主导符码的范围内进行解码，对信息解读的过程方式与完全符合编码时刻所设定的预期。但是，这种预期的实现要依赖于媒体的暗中操作，即用职业符码来置换主导符码。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便是通过这一不为人知的操作得以实现。

②协调的符码

在协调的看法内解码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的混合。相容因素使信息得以顺利地运行和传播，对抗因素则使它保留自己的独特权力。这是一个包容与抵制的双重运动，其效果使各种主导的规定与自身局部条件及团体地位相协调。

③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解码

观众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他/她不愿以主导符码所设定的方式来解读信息所指涉的意义，而是在某一个参照框架中将信息再次总体化。他/她以一种完全对抗的符码来操作，在这种情况下，接收者具备完全的自主意识，有意识地避免受传媒的操纵。

三、意义

霍尔的论述改变了实证主义研究对信息传递者与受众关系的线性理解，认为意义不是传者 “传递”的，而是受众 “生产”的。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仅意味着发现了积极 “生产”意义的受众，而且把受众纳入了主体间传播关系之中，揭示了阐释过程中所隐含的社会经济关系。意识形态被传送不等于被接受。霍尔模式强调了受众，把受众放到了传播过程的本原地位，使传媒的信息内容成为新的文化和社会研究资源，打开了受众研究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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