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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悬崖村,村民进出爬800米悬崖木梯,如今过上好日子

朱小鹿 165999

前言:

此刻同学们对“为什么会有免费的梯子”大体比较珍视,咱们都想要学习一些“为什么会有免费的梯子”的相关资讯。那么小编同时在网络上网罗了一些有关“为什么会有免费的梯子””的相关知识,希望我们能喜欢,兄弟们快快来学习一下吧!

四川凉山,悬崖之上,有个小村庄。

天刚微亮,村民拉博的家里早已乱成一团。

全村青壮年都拎着棍棒,阵势汹汹地等在院子里。

就像一群找茬的人来打群架。

有人催拉博:“快!天快亮了,赶紧走吧,再等下去要出事!”

拉博急得满头冒汗:“天黑,路不好走,摔下去,命就没了!”

其他人受不了他的怂样,骂他:“难道让你嫂子在家里等死?”

原来,他们不是要连夜去打群架,而是着急去“救命”。

他们住在悬崖之上,上山和下山,需要攀爬落差高达800米的悬崖,相当于200层楼房那么高。

最要命的是,下山最安全的路,是一条用木头和藤条编成的木梯子。

如果不小心一脚踩空,就会摔下万丈深渊,粉身碎骨。

拉博的嫂子难产,疼了一夜,人已经快不行了。

天还没亮,热心的村里人就过来帮忙,准备合力把人抬到山下医院。

(从悬崖上下山的路,只有一条简陋的木梯)

白天,一个人爬悬崖尚且不安全,因为踩空,村里已经有10个人摔下悬崖,死了。

连夜赶路更不现实,何况还要背着一个即将生产的孕妇。

等到天蒙蒙亮,村民们再也坐不住。

村里20多个青壮年同心协力,轮流背着孕妇爬悬崖下山。

一个人背着孕妇走在中间,前后各一人保护,像蚂蚁抬虫子那样,慢慢顺着木梯子往下挪。

为了活下去,他们拼尽全力。

可天公不作美,梯子才爬到一半,人就没了。

一尸两命。

这是发生在“阿土列尔村”的真实事件。

那里平均海拔在1400米到1600米之间,相当于一座泰山。

而村民进出,必须经过垂直高度800米的悬崖,感觉在演武侠电影。

可他们只是凡夫俗子,不会飞檐走壁。

(村里的孩子们爬木梯下山读书)

村里人哪怕下山买包盐,都要冒着生命危险,花一天时间,从早上走到晚上,才能往返。

村里的小孩下山读书,也要爬木梯。

天还没亮就出发,走到晚上才到学校。

上学放学都需要父母全程护送,父母用绳子把孩子拴在腰上,防止踩空。

因为没有路,村里人生病只有苦熬。

等到病得快死了,才会由亲属背在身上,冒着生命危险下山买药。

这些年,因延误治疗,最后离去的鲜活生命,不敢细数。

那么,既然不适合人居住,他们为什么要住在那里?

为什么不搬下山?为什么不修路?

悬崖村的故事,很复杂。

古时候有句话,叫做: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

400多年前,正值明末清初。

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四川被多股势力看作“必争之地”,连年战乱。

再加上干旱、瘟疫、饥荒、虎害等灾害频发,多种因素影响下,四川人口大量死亡。

史书记载:“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

后来还引发“湖广填四川”,湖北、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人,大规模迁徙到四川定居。

(位于大山深处的阿土列尔村,也就是悬崖村)

四川凉山本就位于大山深处,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彝族。

当时,一家姓阿土的人到草原上放牛。

看到这里阳光充沛,与世隔绝,适合躲避战乱,索性举家迁徙,在此隐居。

一般人上不去悬崖,土地多,气候适宜,粮食产量高,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是绝佳的保命之地。

后来,这里世代繁衍生息,逐渐形成村落。

这就是如今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的“阿土列尔村”。

彝语含义是“阿土放牛的地方”。

因为村民进出村庄,需要攀爬落差800米的悬崖,也被称作“悬崖村”。

现在,悬崖村有98户常住人家。

其中有76户人家,共计358个人住在山顶。

(红色标记是进出悬崖村的路线)

想要上山,勉强有三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路是沿着一边的山体蜿蜒直上。

相当于垂直爬上悬崖,一路上全是碎石,稍有不慎就会打滑。

一旦摔下去,小命不保。

第二条路同样是沿着山体爬悬崖。

不过有用木头和藤条编成的梯子,相对安全,村民最喜欢走这条路。

第三条路是走河谷。

这条路比较平,可以多带一些东西,但比爬悬崖要多绕行十几公里。

对悬崖村的村民来说,十几公里的山路不是问题,不过多走几小时而已。

可惜的是,这条路常年有湍急的河水,只有每年枯水期才能通行,为期三个月。

(悬崖村用木头和藤条搭建成的木梯)

三条路,无论选哪一条,出入村庄都要冒着生命危险。

一次,有记者去悬崖村采访。

木梯还没爬到一半,记者就被吓得直哭,抓着藤条,蹲在原地哭了半个小时。

无论别人怎么鼓励,绝不肯再走。

上也不敢上,下也不敢下。

无奈,4个同行保护的年轻小伙只能轮流背着记者,慢慢把人挪下山。

就连央视新闻的记者,也在采访视频里抓着藤条崩溃大哭。

爬到半路,往上是悬崖峭壁,往下是万丈深渊,进退两难。

可以落脚的地方,只有巴掌那么大。

记者语带哭腔,惊恐地问:“非要从这里走吗?”

得到的答案毫不意外:“只能从这儿走,只有这一条路最安全。”

记者没办法,只能由两个年轻力壮的老乡拽着上山。

可这样的路,是悬崖村的村民和外界唯一的联系。

山下才有医院、学校、集市,他们别无选择。

(家长护送孩子们下山读书)

路不好走,村里人都尽量减少出入村庄的频率。

即使想下山卖个玉米增加收入,也恨不得要飞檐走壁。

山下的人贼精。

他们吃准悬崖村的人进出不便,背下山的东西,卖不掉不可能再背回去。

所以,只要遇到悬崖村的村民下山卖东西,附近乡镇的人就会往死里压价。

市场上价值100块钱的东西,悬崖村的人却只能卖四五十块。

运气差一点,二三十块都有可能。

年成好的时候,村民们一亩土地,一年的收入才七八百元。

一旦遇上干旱等天灾,后果无法想象。

当地的教育条件,也是大问题。

为了安全,学校特殊照顾,让孩子们在山下上十天课,放五天假。

但孩子们一般要七八岁才会下山读书,有的甚至十四岁才上小学。

而且不少孩子小学毕业就辍学打工、嫁人,甚至有不少孩子放弃入学,目不识丁。

村里很多孩子在出门打工前,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没有见过高楼大厦,不知道去别的地方可以坐汽车。

对他们来说,悬崖村闭塞落后的生活,就是整个世界。

(父母送孩子下山,把孩子拴在腰上)

白天独自一人上下悬崖,尚且有很大的风险。

如果再背着人,等于是在刀尖上行走。

所以,村民生病,只有在病得很严重的时候,才会由家人背着,下山看病。

这样的地方,根本不适合居住,他们为什么不搬走?为什么不修路?

实际上,不是他们不想改变,而是现实不允许。

生活没有容易二字。

跟他们比起来,我们已经拥有太多。

抱怨日子太难,只是因为欲望遮住了双眼,忽略了那些幸福瞬间。

悬崖村想改变有多难?

首先,修路不现实。

根据评估,修一条通往悬崖村的路,大概需要4000万元资金。

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才1亿元。

但整个县不通路的村庄还有33个。

如果给悬崖村修路,会花掉全县一半的财政收入,那其他地方怎么办?

(央视新闻公布的昭觉县财政数据)

其次,大规模搬迁短期内排不上号。

在凉山州,有40%多的村庄,海拔都比悬崖村更高。

平均海拔2500米左右的村庄,情况更严重,气温低、日照少、土质差。

住在这些地方的老百姓,在石头缝里种土豆、种玉米,靠天吃饭。

种上之后,收一点,算一点。

年成不好的时候,甚至颗粒无收。

还有1600多个村庄,石漠化严重,岩石裸露,土地不断退化。

悬崖村的人,穷。

但比他们更穷的地方,昭觉县乃至整个凉山州,实在太多。

况且,搬下山后,靠什么生存?

悬崖村大部分村民,一辈子没下过山。

不但没有一技之长,很多人连字都不认识,只会用彝语交流,不会说汉语。

连种地,都只会种土豆和玉米,别的东西见都没见过,不会种。

而且只会野蛮耕种,种子撒下去就算完事,收成好不好,老天爷说了算。

不懂科学,什么时候该给农作物施肥、浇水,一窍不通。

这样的人怎么谋生?

也有年轻人去城里打工,但家里的老人孩子就没人照管。

况且只能做苦力,薪水极低,根本没法在城里买房安家。

等到年纪大了,还要回悬崖村生活。

(石漠化地区的种植情况)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国家扶贫,是为了让他们挖掉穷根,学会谋生的手段,懂得“自救”。

而不是让他们坐以待毙,等着天上下钱雨。

2016年,为了脱贫,四川从全省各级机关,选派1.15万名优秀干部到基层。

这批干部亲自驻扎贫困村,利用在城市生活工作的经验,帮助当地老百姓脱贫。

28岁的彝族小伙“帕查有格”,被选派成悬崖村驻村书记。

有格是土生土长的昭觉县人,从小在大山里放牛放羊,再高的山他都不怕。

他在州委有大好前程,听说他被派去悬崖村,家里人都表示反对。

母亲反复劝他不要去:“可不可以不去?”

舅舅说得更难听:“那里是猴子住的地方,根本不适合住人!”

总之,大家是一个意思:连路都没有,还怎么致富?老实等国家修路吧!

有格却满怀激情,执意要去:

不可能因为没有路,就等着来修个路,脱贫的这个任务,它等不起了。

人民想要致富的愿望,我们也等不起了。

我们自己打退堂鼓的话,那老乡该有多伤心啊。

可还没到地方,他就差点没命。

(悬崖村驻村书记帕查有格)

第一次爬悬崖,有格腿都软了。

爬到一半,他脚下一滑,踩空!

千钧一发之际,跟在他后面保护他的老乡,用双肩顶住他的脚,成功地把他从死亡边缘拽了回来。

有格平时是个铁骨铮铮的男儿,差点没忍住当场哭出来。

他体重可有100多斤啊!

如果老乡没成功托住他,自己也会被他连累丧命!

老乡们却反过来安慰他,后半程用绳子把他拴在腰上,护着他往上爬。

一直以来,悬崖村保留着一项传统。

每个第一次到悬崖村的人,当地老乡都会安排三四个年轻力壮、经验丰富的小伙子护行。

一端拴着老乡,一端拴着那些来帮他们的人。

路上一旦踩空,老乡就会各尽全力,把人往回拽,哪怕自己有可能被拽下悬崖。

其实,这何尝不是以生命为交托呢?

你带给我们希望,我们以命护你。

如此朴实,又诚挚动人。

(悬崖村的村民在耕种)

驻村扶贫干部的任期只有两年。

有格不想敷衍两年,等自己任满离开,村民们却一无所获。

他刚到悬崖村时,村民们不相信他,怕他工作搞到一半,撂挑子跑掉。

因为以前来的干部,没人愿意留下来。

有格却信心满满,在村里办养羊合作社,让会养的人集中养羊,村民分红。

什么是合作社模式?村民们完全没听说过。

有人指着有格鼻子,大声质问:

如果你给钱,我可以拿起来修整我的土地。

钱现在变成大家的了,我缺什么也不能去买了。

有格却很高兴,有人提意见,说明村民们真正思考过这件事是否可行。

新生事物,一时无法接受很正常,坐下来一起商量通就行。

他挨家挨户做工作,说得嗓子冒烟,总算组织起悬崖村第一次村民大会。

(有格组织村民进行投票)

大会上,组织村民对是否合作养羊这个项目进行投票。

村民不识字,说是大会投票,其实选票是土豆,投票箱是水盆和啤酒箱。

有格反复解释:

两个字的是同意,三个字是不同意,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土豆放到相应的地方。

村民们这才勉强理解,票该往哪里投。

原本,悬崖村的农作物只有土豆和玉米。

但养羊和种植玉米,只能解决吃饭的问题。

有格又带着村民种植脐橙、青花椒、核桃等,增加村民收入。

新奇的养殖、种植模式,全都靠有格手把手教。

本来,有格打算在这里干满两年就走。

没想到,悬崖村,来了就走不了。

悬崖村第一书记,他一当就是5年,往返“天梯”无数次,膝盖严重损伤。

如今,他在悬崖村所在的古里镇当镇长,生活仍然和悬崖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农产品该怎么运下山去卖呢?

如果光靠人背下山,就没法扩大经营,彻底改善村里的生活条件。

路,成了悬崖村绕不开的坎。

2016年7月,凉山州、昭觉县两级政府,筹措100万元资金,打算把悬崖村的木梯改造成相对坚固、安全的钢梯。

100万,还不够在大城市买套房,却能给悬崖村的村民架起一条路,改变几代人的命运。

可施工队到现场一看,说什么也不愿意修:

开玩笑,这样的路100万怎么修?

无数施工队,来了又走。

没办法,负责修路的干部,只能从凉山州的州府西昌市区,忽悠回来两个经验丰富的工人,当指导员。

剩下的活,全村人自己干。

(悬崖村的村民背着钢管上山修路)

村干部亲自带头,全村青壮年轮流上阵。

6000多根、总重120多吨的钢管,全靠村民们一根根背上悬崖。

从下往上开始修,背到哪里,路就修到哪里。

钢管最长的有六米,一不留神,前端和后端很容易被路两边的东西挂住,人就会被扯到万丈悬崖之下。

却没人退缩。

2017年8月,历时一年,2556级钢梯建成,一眼望不到尽头。

最陡峭的地方,垂直度高达90度,被称为“天梯”。

3个月后,可以运送货物上山的索道也进入调试阶段,很快投入使用。

有了钢梯和货运索道,山下的货物和人进村都更容易。

以前,村里水电不通,靠篝火照明。

饮用水则要去附近的村子背回来,但人家村里的水也不够用。

为了成功抢到水,村民早上5点就要出发背水。

现在,工作人员和货物可以进出村子。

村里不但通电通网,还开起了小卖部。

(悬崖村的货运索道)

有网络之后,村民们第一次坐在灯光明亮的屋子里看电视。

一开始,很多人不识字,根本看不懂剧情。

但随着和外界联系的增加,村民们还学会了用智能手机。

甚至有不少人在网上直播,售卖农产品。

每次直播,都要村书记有格特意守在旁边。

因为村民不识字,播着播着就要问:

书记,粉丝说什么?这个字我不认识。

如果有格恰好不在,粉丝们互动留言,“主播”只好装作没看见。

互动多了,大部分村民都能听懂汉语。

虽然不会写,但读懂基本汉字,已经没问题。

网络在悬崖村,产生了正向引导。

同时,因为媒体大力度宣传,当地逐渐兴起旅游业。

世界各地的人来悬崖村“打卡”,不少村民成为旅游向导。

比如悬崖村的苏不惹,他是一个单亲父亲,妻子生下三个孩子后,因肾衰竭去世。

现在,他在旅游公司当导游,每月固定工资2000元。

闲暇时,可以在网络上直播,足以养活一家人。

还有村民某色拉博,以前他在广州打工,家里年迈的父母无人奉养。

现在,他回家乡开直播,当户外导游,被网友称为“悬崖村飞人”,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的很多节目。

(悬崖村网红某色拉博)

每件事都朝着好的方向转变,唯一无法改变的事,就是村里没有老师。

以前,村里的孩子读书有两个选择。

要么七八岁再下山上小学,要么干脆不读书,到了年纪就出去打工,或者嫁人。

很多女孩子没有读书的资格,十几岁就出嫁。

而男孩子结婚,彩礼要十几万,堪称天价。

为给男孩攒结婚的彩礼,曾有父母收男方20万,“半卖半嫁”的,把小学刚毕业的女儿送出门。

班主任上门劝说,父母就一句话:“我们的孩子上不上学,关你什么事?”

他们根本不明白读书有什么用,软硬不吃。

有钢梯后,政府在悬崖村设立幼教点,悬崖村的小孩终于可以上幼儿园。

从小接受教育,以后才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但问题是,没有老师。

来了好几拨大学生,可刚呆几天,人家就受不了当地的生活环境,卷铺盖走了。

直到悬崖村的“大学生媳妇”吉伍尔洛,掉进这个天坑。

悬崖村,人均学历小学毕业。

吉伍尔洛只是西昌学院毕业的大专生,但在悬崖村,却是不可多得的大学生人才。

她的丈夫吉巴日洛是个退役兵,在郊区乡镇当交通辅警。

结婚前,尔洛每周放假回家,总会在十字路口看到站岗的日洛。

日洛阳光帅气,不经意间,尔洛的目光总会在他身上短暂停留。

偶然之下,通过社交软件上“附近的人”这个功能,两人结识。

2015年3月,吉伍尔洛嫁给悬崖村的小伙子吉巴日洛。

婚宴摆在出租屋附近,连放菜的桌子都没有,菜只能摆在地上。

亲朋好友热热闹闹地吃顿饭,就算礼成。

(留在悬崖村教书的吉伍尔洛)

但在悬崖村,很多外来媳妇无法忍受穷苦,抛夫弃子,偷偷走掉,再也不回来。

结婚后,丈夫不愿意带尔洛回老家:

我的房子烂了,院子里的草比人高,住两天她就会跑掉!

尔洛却对丈夫生活过的地方充满好奇。

找工作时,她应聘到丈夫家乡悬崖村的幼教点当老师,打算回家给丈夫一个惊喜。

没想到,带给日洛的只有惊。

日洛好不容易才从悬崖村逃出来,现在又要再回去生活,天都塌了!

他第一次对着尔洛大发雷霆,把尔洛臭骂一顿。

尔洛却笑嘻嘻的,她铁了心,一定要去丈夫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眼。

可现实却啪啪打脸,尔洛连肠子都悔青了!

尔洛的家离西昌市区只有几公里,家庭条件很不错,生活安逸幸福。

正式出发去悬崖村之前,她以为只是翻座山而已。

从小在四面环山的凉山州长大,她心想:翻山有什么了不起的,谁还没翻过似的。

可路越走越危险,尔洛又累又怕。

想臭骂丈夫一顿出气,却累得连骂人的力气都没有。

身上背的东西全丢下,丈夫在前面拉,亲戚在后面推。

从早上一直折腾到晚上九点多,才安全到达悬崖村上的家。

家徒四壁,尔洛差点骂娘!

说是家,其实就是一间小破屋。

黑漆漆的灶台,乱七八糟的杂物,睡觉的床铺,全在同一间屋子里。

(吉伍尔洛一家三口正在爬天梯上山)

住了两天,尔洛只想赶紧离开。

床摇摇欲坠;一下雨,破房子就漏水;就连买包盐,都要花一天时间下山。

村里老人连火车是什么都不知道,小孩子已经8岁,却连汽车都没见过!

最要命的是,当地村民是“直过民族”,直接从奴隶社会,跨越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建国后50年代,这里才废除奴隶制度,村民第一次有财产的概念。

工作?教书?

全部化为泡影。

家长连幼儿园是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明白老师和学校是什么意思。

教育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意义。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尔洛忍着气,挨家挨户走访,花费两个月时间,磨破嘴皮,才说服家长把孩子送到幼儿园。

开学那天,确实人山人海,可都是来看热闹的。

大人带着孩子转一圈,看完新鲜就回家,剩下上课的孩子不到10个。

而且没有学校和教师,没有纸笔、课本,更没有建设经费。

只能临时找个废弃民房,买几张塑料凳,再买一块巴掌大的小黑板,开始上课。

没人帮忙看孩子,尔洛只能背着孩子上课。

(悬崖村的小孩在教室上课)

来上课的小孩们,衣服脏得黑漆漆的,却不懂换洗,手上满是泥垢。

尔洛只能先从个人卫生讲起,教孩子勤换洗衣物,勤洗手。

孩子们似懂非懂,睁着水灵灵的大眼睛,盯着尔洛瞧。

尔洛自己也身为人母,看着孩子们这样,心软得一塌糊涂,再大的怨气都散了。

她每天上课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每个孩子的衣服和手,看他们头发里有没有长虱子。

然后温声把每个孩子都叮嘱一遍:“明天记得穿干净点,记得戴好手套……”

然而,别人的孩子管好了,自己的孩子却饿得哇哇直哭。

山上实在太穷,大人孩子只能吃玉米。

尔洛的孩子才1岁多,吃不惯玉米,又没有大米,每天都要因为吃饭问题,哭哑嗓子。

她只能从邻居家里买米,后来又借来一包面条,每天省着给孩子煮,吃了两周面条糊糊。

环境恶劣,自己受再多苦都行,可孩子遭罪,实在不行。

生活成了问题,尔洛觉得没办法再坚持不下去,她也想逃!

听说她要走,孩子们主动把家里的土豆、大米带到学校送给她。

山下买来的饼,孩子们自己舍不得吃,却全带到幼儿园,喂给尔洛的孩子吃。

孩子们虽然不会表达,但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挽留尔洛。

这是他们内心深处,对知识的渴望,对七彩世界的向往。

(尔洛背着孩子给学生上课)

尔洛感动得落泪:“孩子们多好,却被耽误了。”

她决定留下来,用她有限的力量,帮助悬崖村的孩子,创造无限的未来。

这一留,就是数年光阴。

当年的同学,不少已经是公务员、律师、翻译官,最差也是城里有编制的教师。

只有尔洛,窝在悬崖村,成了混得最差的那个。

她不敢跟同学联系,怕走漏风声,遭受白眼。

连父母也要瞒着。

直到父母看到新闻,才知道她在那么艰苦的地方教书,心疼得直哭。

以前,丈夫日洛错过读书的机会,就业和升职加薪都很困难。

看到妻子为悬崖村做出的贡献,他终于明白:

村里孩子,缺的就是引路人。

而今,她就是那个引路人,确实有点伟大。

吉伍尔洛的故事曝光后,知道的人都赞美她,说她和丈夫之间,是“悬崖村最美爱情故事”。

可她在镜头面前眼含泪花,哽咽着说:

我发现我不能走,我舍不得这群孩子。

他们实在让我太感动了,他们是悬崖村的未来。

悬崖村很穷,很苦,可村民们一直积极向上,努力用双手改变生活。

多年来,同胞们用青春和热血帮助他们,站在他们身后的祖国,一直是最强大的后盾。

万众齐心,悬崖村的村民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新时代,新生活。

从2016年开始,国家累计投资超过600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修建了266万间安置房。

帮助将近1000万贫困人口搬迁,规模相当于一个小型国家的人口迁徙。

2020年5月,悬崖村84户贫困户搬进他们的新家。

水电气全通,网络全覆盖,客厅宽敞明亮,厨房干净卫生,楼梯安全好走,还有热水可以洗澡。

以前,这是悬崖村的村民不敢想的事情。

不敢相信,这样的房子真的是给我们住的,连做梦都不敢梦到这样的事情。

100多平的房子,在昭觉县城的价格在40到60万之间。

但在安置小区,村民只需要交1万元钱,就可以拿回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悬崖村的村民搬迁后的新家)

而且,沙发、电视机、床,都由国家免费统一发放,这些东西是他们的新家唯一的家具。

他们很满足:

我想对全世界的人说,以后不要担心我们了,我们都过得很好,不比城里的人差。

在小区周围,国家还配套设置了学校、医院。

以后看病打针,孩子上学,走路只需要十几分钟,再也不用冒着生命危险爬悬崖。

从2016年至今,6年时间,悬崖村大变样,村民过上了好日子。

在中国,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宿命,变成了换一方水土,富一方人。

这一切,是奇迹。

同样的事情,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根本不可能发生。

美国曾放过豪言,要建设阿富汗。

结果,20年过去,投入3亿美元,美国人仓皇离开阿富汗,当地人至今仍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也扶贫,结果10年后,贫富差距更大了。

美国博主郭杰瑞,曾到悬崖村旅游。

他惊讶地感叹:

这里居然有手机信号,还通电通网络,这样的地方怎么可能?

他直言,在美国,这种地方不可能有信号。

就连伦敦的地铁,都做不到全部覆盖4G网络。

国家不计成本,默默做了这么多事情。

(悬崖村风景)

为了帮搬下山的村民谋生,国家牵头,企业合作,投资成立生态农业园,教当地老百姓科学种菜。

以前在山上耕种,辛苦且没有收入,现在只要种出菜,国家包销。

悬崖村的村民种的菜,远销深圳、香港等地,每个月有三千元左右的稳定收入。

实在困难的人家,还可以拿国家补贴和低保。

国家和同胞,在不遗余力地帮他们,解开贫困的死结。

一次,一个大姐到悬崖村旅游,借住在村民家里。

看到老乡还在用几百元的手机,顿觉心酸。

第二天临走时,她悄悄把身上的钱压在枕头下面。

还承诺等她回到城里,一定买一部好手机送给老乡。

当时,没人把大姐的话放在心上。

可两个月后,果然有一部价值5000元左右的智能手机,从城里寄到悬崖村。

其实,老乡们不把大姐的话当回事,是因为他们从没想过索取。

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生妄念。

而大姐践行她的承诺,是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身体里流淌着同样的血液。

面对世间万物,中国人骨子里,有着天然的慈悲。

悬崖村的故事被拍成纪录片,外国人看完后质疑声不断。

中国扶贫一定是假的,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实现?

美国政府还把和此有关的视频,全部下架。

他们永远不会理解,明明稳亏不赚,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去做。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任何一个同胞都不会被放弃。

(悬崖村的孩子在新家里玩耍)

以前,悬崖村生活很难,他们却不觉得苦。

因为他们不知道,深山之外,还有其他生活方式。

现在,他们步入新生活,感觉到满足和幸福。

读过他们的故事,感慨万千。

单从物质条件来说,世间大部分人,都比他们更优越。

可悬崖村的村民身上,有一种精神,却是世间人少有。

他们没有高学历,没有读过很多书,却淳朴、真挚、积极向上,懂得自救,懂得知足。

很多时候,精神世界的贫瘠,比物质世界的贫瘠更可怕。

在物欲世界里挣扎求存,学会慢下来,用心感受生活的温度,比什么都重要。

作者:朱小鹿&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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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朱小鹿博士,是90后,也是武汉大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

主业一门心思搞科研,副业用零碎时间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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