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真是一本“神奇”的书！我断断续续学习它已近10年。可以说《易经》是我近10年来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说“神奇”是因为它总能说中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并给予启示性的帮助。尽管不会帮助解决那个困扰我的问题，但它总会在我需要的时候在我耳边窃窃私语，告诉我它对那个问题的看法。开始接触《易经》的时候，我是带着现代人的傲慢和好奇去看待它的启示。直到它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中我的想法的时候，才开始对它肃然起敬起来。但这种认识仍然是很浮浅的、很混沌的，仍然处在迷信权威者的教导的阶段。只是最近一、二年因身边的一些怪现象，多次引起我占卦的兴趣，其间对《易经》书籍看得多了一些，才感觉自己对这本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古书有了些许更进一步的认识。《易经》很“神奇”，因为以我的知识水平实在搞不清为什么50根筹措的算法会得到我们想要的那个启示性结果？我用过扑克牌代替筹措，效果是一样的。据说用三个铜板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这个原理倒底是什么呢？目前我所能了解的只是这个算法是一种古老的“术数”。这种“术数”的方法是如何得到的？有多大的可信性？或者说是准确性？事实上，我占卦的经验告诉我，这个准确性几乎是百分之百。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倍感亲切。如果这种“术数”方法是可渐进推算的，是否会有更新的演算方法呢？就象代数代替四则运算那样。那样是否人们就会更接近那个启示性的运算结果了？我的经历告诉我，这种算法的科学性是存在的，尽管还不清楚这种科学性是什么。

《易经》陪伴了我这么久，给了我那么多的快乐，帮助我克服了那么多的困惑与烦恼，所以我心中产生了一种一定要为《易经》写点儿什么的冲动。不是要证明《易经》有多么的伟大、神奇。因为这无需我来证明，它二千多年的存在足以说明其在过往的岁月中有多么的伟大、神奇。在今后的岁月里，如果《易经》仍然会给予象我这样的人那些可贵的启示与教导，它将会继续陪伴人们度过漫长岁月，并给他们带来信心与温暖。如果人们因为某些原因，完全不再需要它的帮助的时候，《易经》自然会消失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就象其它那些已经逝去的事物一样。我把对《易经》的感动与体会写下来，只是要记录下它给我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对我个人来说太深刻、太重要、太可贵、太亲切。我一定要用自己熟悉的表达方式，把对《易经》的认识记录下来。我把当下对《易经》的认识，概括为“三难三贵”。

一难在年代久远，一贵在恒久陪伴

如果只是研读《易经》和《易传》的文字内容，很可能会因为忽视其存世年代久远的事实，进而思路完全被那些古老晦涩的文字及其用法所迷惑。这也是我个人学习《易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刚开始接触《易经》的时候，大概是因为《易经》往往被列入儒家经典范畴的原因，我是先入为主地接受了传统儒家教育对《易经》的解释。其实我对其它儒家经典的学习也有类似的体会：那些经典中的话，也许不只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对客观世界的系统的认识和体会。后来又看到一些诸如用五行、天干地支的学说来解释《易经》的书籍。一来我对五行、天干地支这类被称为奇门遁甲的知识了解甚少，二来我也认为这些属于过时的“科学知识”，我喜欢把这部分知识划入“归类法”的逻辑思维范畴，有了现代科学系统，这部分知识的作用应该不大了，除非有一天时代流行科学可以证明其归类的正确性或部分正确性。所以主观上是回避用《易经》与五行、天干地支交织在一起的。我更喜欢把这种现象理解为《易经》在特定时代与当时的“时髦科学”相交织的产物。《黄帝内经》和中医也有这样的特征。《易经》产生的年代更久远，从一个侧面说明，用五行之类的学说解释古代经典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是比较流行的。但是，我想古代的学者恐怕也认为五行之类的学说的准确性还有待考证，因此没有将其主流思潮纳入作为儒家经典的《易经》和《易传》的范畴。但是《易经》与《易传》亦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是我在将两者同时用于解释某一占卦结果时总会感觉到风马牛不相及而逐渐产生的认识。真正说中我的心思的是卦名及卦、爻辞，而《彖》、《大象》、《小象》更象是对卦名、卦爻辞伦理性质的评价。我想，这种不同仍然是来自于产生的年代不同。不同的年代会有不同的伦理观念，不管怎样，对一个占卦结果的评价总会受到那个占卦者所处的年代的伦理观念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只是年代更久远的伦理也许更接近于人的本能。

按照一般逻辑分析和古籍资料的介绍，《易经》与《易传》产生的顺序应该是：卦象、卦名、卦辞、爻辞，《易传》的内容出现的年代要更晚一些。按照《周易集解导读》总序中的介绍：“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本为卜筮之书，生活在春秋时的孔子及儒家在传授、整理《周易》时，首先把它视为诠释的对象，以儒家独特的语言和思维对《周易》成书（包括成书的过程和时间、作者）、主要概念、符号系统、思想内容、卦爻辞、筮法和治易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解说，在保持对象性质不变的大前提下，极大限度地促进了《周易》与儒家的思想会通，使其诠释客观上远远超越了《周易》本义，开了易字诠释学的先河”。《易传》中的《彖》、《象》应更接近于这个时代。现存的版本似也以说明这种情况：东汉熹平石经版的《周易》经文原本是与易传分开刻的，唐代开成石经版的《周易》中，《彖》、《象》的注释才被混在经文中。这种现象出现或许是《彖》、《象》的地位逐渐提升的结果。《系辞传》中夹杂有五行学说的内容，成书的年代应该更晚一些，而且其中对卦象形成的说法在《易经》经文中并没有明确的体现。至于《序卦》和《说卦》重在生活性的积累，尽管还看不出产生的实际年代，但从其对社会现象的归类方法来看，应是在《易经》应用过程中逐渐积累的结果，应该晚于卦象、卦名、卦爻辞产生。

刚开始学习占卦、解卦的那几年，我是不太关注卦名的含义的。这主要是因为我学习占卦、解卦是从观看学者讲解《周易》的视频开始的。在这些视频中，卦名的解释是不作为重点的。这些学者的关注点似乎多集中于卦象和卦、爻辞的解释上。直到我近一、二年接触到了《说文解字》的相关知识，才感受到卦名的使用与卦象更加接近，或者说是更早时代对卦象的解释。卦名对卦象的解释更直接、更简洁。比如《乾》卦的卦象是六根阳爻，乾字也最早出现在《易经》中，后代人还用乾字表示“干燥”的含义，这个“乾”字也就有了“躯壳”的含义，因为只有没有“水份”的躯壳才是最“干”的事物，后人取象比类乾代表“天”，也许是因为“天”是世上最大的“躯壳”。坤卦是阴实之象的聚集，后人取象比类坤代表“地”，也许是因为土地是世上最大的“实物”。再比如《大有》卦，唯一的阴爻在五爻，其有实于大，大有之名十分直白！《同人》卦，城市与其郊外巨大的隐蔽物恰恰组成了“同”字，“乾”又取象于“人”，“同人”之名可脱口而出！《蒙》卦，蒙蔽九二的并不是那个阳爻，而是六五阴爻，但没有了那个阳爻就变成了《师》卦，因为九二孤阳可帅众阴。但六五上有了阳爻，与六三构成了“坤”卦，就同四爻共同起到了蒙蔽九二的作用。“蒙”字的本义恰用来表示用草类植物遮蔽下面的“豕”。当然，同一个卦象可以用多个汉字来解释。当初人们用现在人们看到的这个卦名来解释，也许是源于当时的社会伦理和生活习惯。这些产生于文明形成之初的伦理和习惯直到今天仍可感受到其踪迹。也许人们的生活原本就一直包含这些因素。

如果《易经》的卦名把我们带回了文明初创时期人们的伦理和生活习惯，那么卦爻辞看上去则象是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那个久远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融合以及人们日常的生活内容。如《姤卦》卦辞：女壮，勿用取女。因女壮而勿娶，这在今天的生活中至少会认为是偏执，但在《易经》中却成为了说服占卦者的重要依据。这恐怕不会是记录占卦者的个人好恶，而更可能是社会性的普遍态度。《大畜》卦四爻辞：童牛之告，元吉；五爻辞：豶豕之牙，吉。很形象地展示了古代人生活中“大畜”的内含。《大过》卦二爻辞：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五爻辞：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很清楚地展示出古代社会男女关系中两者同时存在：老夫女妻，老妇士夫，以及社会的伦理上的评价。

年代久远就意味脱离现实生活的危险。可以设想，今天的人们占到相应的卦象、卦名、卦爻辞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下是很难认同的。因为今天的人们并不是生活在古代社会，无法用古代社会的伦理和生活习惯来评价现代人卜筮的内容，即人们很难用《易经》中的吉、凶、悔、吝的标准来指导现代生活。但是《易经》的抽象的评价标准却蕴含古代与现代共有的因素：阴、阳，及其相互关系和影响。《易经》的卦名、卦爻辞以及后来的《易传》都在不同的年代努力给那些抽象的阴阳符号赋予鲜活的生命。正如《周易集解导读》总序中所指出的那样：“......易学正是以诠释、诠释、再诠释这个独特的形式完善自己，拓展自己，有更多的机会或条件与中国其他文化发生碰撞、渗透、融合，对当时的社会发生影响。......如果没有......易学就不会融旧铸新，伴随时代的发展改变自身形态，建构自己生机勃勃的、充满活动的思想体系，也就不会迎合不同时代的需要，对中国古代哲学、宗教、伦理、心理、科技和社会各个层面发挥如此大的作用。......”。二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用各个年代最新的理念来不断诠释《易经》：“西汉今文易学家在儒家取代黄老之时，以张扬儒家思想为己任，以《易传》为最高权威，运用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说和天文历法，探求《周易》微言大义，重建了偏于天道、以占验为功用的易学诠释体系。东汉古文易学家轻视今文易学比附的诠释方法，绝对崇拜易学圣贤和权威的言论，主观上严格遵循注不破经的原则，专以象数、训诂为工具，通过对《周易》经传的文本整理和文辞的注释，力图恢复《周易》经传作者本意，凸显圣贤的易学思想，建立了貌似规范的诠释体系。......两宋易学家以反对佛教、复兴儒学为旗帜，通过对《周易》经传的文辞的训释，以自己的悟性和智慧体察和提示圣贤之道，建立了......融儒道释为一体的易学思想体系。......”这一切行为的根源也许源自人们对《易经》曾经据有的巨大的成效的无限崇拜之情。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情绪，才激励人们不断地想办法完善它，以使之能够与时代同发展，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展示它那伟大、神奇的魅力。但是，人们对《易经》这样持久的激情，绝不会仅仅是因为书籍中记载的伟大、神奇，而必然是因为它对人们现实生活所产生的伟大、神奇的作用。长达二千多年的陪伴，绝不会仅仅因为遥远的记忆，必定是相互持续性帮助与支持和共同发展。

工业化的出现使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相比，形成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足以使人们对二千年来被奉为最高权威的那部分内容《易经》和《易传》产生了怀疑，甚至蔑视。但是当现代人能够暂时放下高傲的目光或在某时不那么自信，怀着谦逊平和的心态去学习《易经》的时候，仍可能会被它的伟大、神奇所震惊：它所描述的那些古老的伦理和习惯似乎就一直藏在某个角落里，一直在那里默默地陪伴着现代人，直到被发现的时候，就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旧知己。或许，令现代人震惊的不是那些古老的伦理和习惯，而是阴阳组合的卦象与那些古老文字间的内在关联。

二难在术数之理，二贵在其义为一

《易经》最令人不解之处是它的“大洐之数”算法以及据说是朱熹总结出的解卦方法。实在说不清楚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但就是能够得到那个直指人心的结果。这个算法和解法的理由找不到就无法按照现代科学的演绎推理和实证方法来解释它的正确性。这个课题必须由数学家来解答，也只能由数学家来解答。那个数学天才居然会想到用“50（49）”这个数字来进行演算！三个铜板的方法直接将演算简化为阴、阳二者的变化。这应该是一个有关概率的数学问题。总之，这个“术数”的结果是卦象和卦名。这是《易经》的基础。从这里它把卜筮者带入了阴阳的神奇世界。这也是《易经》最令人佩服的地方之一：它用占出来的卦名一下子就打动了那个占卦者。至少我是这样。有学者说这个是“共时效应”的作用。这应该是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但《易经》的世界开始于一种古老的数学演算而不是心理学测试。

至于是几支爻变，以我个人的经历，往往与占筮者所占问的事情的复杂性有关。有时候，占筮者虽问的是一个问题，其中却由于多个因素受到困扰而进行占问，得出的卦也是多支爻发生了变化。所以占问者最好把所问的问题简化到只有一个，然后对不同的问题分别进行占问，再进行综合考虑。否则，不管是朱熹的解法，还是谁的解法，得到的结果太多，令人无所适从。即使被说成是朱熹的解法的，也有多个版本。当然，有的时候很难斟酌。因为确实被困扰的因素较多。这时候按照朱熹的解法确实比较符合占问的事实。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解法，或者说在朱熹之前人们如何解卦？是否有较统一的方法？这看上去也与概率有关，需要数学家的权威结论才行。

卦象和卦名确定下来后，接下来是对卦爻辞的理解。首先社会生活的伦理和习惯不会是一层不变的，二千年前的卦爻辞不可以用来解释今天的生活现象。将占问的问题生搬硬套入卦爻辞，不如将卦爻辞理解为特定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对卦象中阴阳关系所进行的趋势性的解释。其次《易经》的六十四卦来自于八卦的不同排列组合，而不是阴阳爻的不同排列组合。尽管两者的结果没有区别，但决定了《易经》解卦的前提：从卦名的确定来看，每个卦是由两组三爻卦组成的六爻卦，而不是六支爻的简单组合。从一般的逻辑来看，我们可以很容易把一个事物分成三个阶段或部分，却不适合分成六个阶段或部分。因为六个阶段或部分，很难找到其核心的阶段或部分。三个阶段或部分却很容易确定其核心的阶段或部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二爻和五爻。二爻可以理解为所占问事物矛盾斗争中“我方”的核心，而五爻为占问者所求事物的核心。因此，我在解卦时把卦爻辞中的“我”、“元”都定义为与二爻有关（我方的核心），“大”、“王”、“富”与五爻有关（所追求事物的核心），“小”、“童”、“壮”与四爻有关（所追求事物的非核心部分），“终”、“邑”、“易”与三爻有关（我方的边界）。一、四，二、五，三、六之间对应的阴阳关系，决定了下卦（我方）三爻是否有向上追求的动能。判断下卦（我方）每支爻的活动能力和趋势不宜超过该爻起向上的三支爻。理由就是三支爻可组成一个阶段或部分，即三支爻可组成一个八卦卦象。因此一卦的六爻之中，重点在二、三、四、五爻。初爻只能与上卦的四爻发生关系，二、三爻与初爻同在下卦。上爻只能与下卦的三爻发生关系，四、五爻与上爻同在上卦。二爻虽与五爻是对应关系，但上卦中直接与其发生关系的是四爻。三爻与四爻、五爻、六爻都有关系，与二爻、初爻共同构成了下卦。

不论抽象的事物或形象的事物，都由其核心部分与外围部分形成。当两个事物相遇时，在某一个时点，总会先在接触面相遇，这就是三、四爻的意义。核心部分会根据这种接触做出判断，这就是二、五爻的意义。即便是两者未相遇的背面也会有所反映，这就是初、上爻的意义。

如《姤》卦，古代社会人的生活内容和社会身份与今天相比要简单很多吧，“取女”应算是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女壮”在四爻，“壮”有护卫核心五爻的含义。四爻与三爻、二爻构成乾卦，压制下卦二阳；三爻不应上九，与九五成乾，没有向上的动能；四爻甚壮！二爻不应五爻，两个事物的核心部分相排斥或没有吸引力。但是初爻与四爻相应，有求其阳之义。卦名为“女”与“后”构成的“姤”字，《说文解字》解释为：“偶也”。有被摆布的木偶之义。卦辞进一步解释不要受四爻吸引初爻的影响，“勿用取女”，求之不能有功也，但未有吉、凶、悔、吝之断。生活中《姤》卦描述的情形有很多，并非只有“取女”一种。如遇到强势的人，又不能或不愿回避，诸如此类情形均有“姤”的含义。

再如《大畜》卦，“畜”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如银行存款、股票投资、粮仓、养殖等等，只要是把某种能量以某种形式储存起来，都可理解为“畜”。二、五爻相应，彼此吸引，下阳可畜上阴。《小畜》卦，二、五不应，上下相争四爻之阴，畜积的力量不足，“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同人》卦，二、五相应，但二爻先遇到四爻为阳，可能得了四爻，不入五爻之阳。故卦辞提示“同人于野”而非四爻，过四爻可入五爻，“利君子贞，利涉大川”。“大师克，相遇”，亦为过四爻入五爻之义。《蒙》卦，九二上行遇坤，未遇阳相争，与五爻相应，动能强劲，上行取五爻无阻。但初爻只能到四爻，二爻、三爻已遇上九之阳，初爻与四爻不应，称“以往吝”。

又如《谦》卦，《说文解字》：“谦，敬也”。“兼”又有兼得上下卦阴爻的含义。有实力才有“敬”，否则为弱，不为谦。下卦有九三，称“君子有终”。九三得下阴，又应上六，可得上卦坤阴。但二、五爻不应，故上卦卦辞多言征战之利。《豫》卦，《说文解字》：“豫，象之大者”。下卦皆阴，又皆与四爻发生关系，四爻应是“豫”中之“象”。尽管二爻不应五爻，下卦仍要入四爻争取主动，故卦辞为“利建侯行师”。

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的卦名所要体现的是该卦上卦与下卦之间形成的最基本的规律。卦名的特点是概括性强。这种规律和特点也是“大衍之数”围绕二、四、六、八、七、九，这几个数字形成的概率游戏，演算出卦象的神奇之处。如果仅理解为归类的一种方法，不能解释如此准确的演算结果。如果仅理解为一种心理暗示，不能解释如此准确地演算到这个心理暗示。这恐怕也是数学的神奇所在吧。或者我们可理解为卜筮者将庞大复杂卜筮结果归纳为与人的生活内容有关的六十四种情况并与六十四卦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至于占问者如何找到那一种情况，则交由无数次占问经验归纳出的“大衍之数”的数学方法来处理。这个数学公式（“术数”）也许源于归纳法的推理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一旦形成了数学公式就变成了演绎推理的方法。

这个推理的范围是有限的，只有六十四种情形。原因也许是由于将事物分成三阶段或部分，是最简洁的分析方式，以此推算出的两个事物发生的关系只有六十四种。这个推理的范围又可以是无限的。一个事物又可以拆分为两个事物。这在《易经》的思维体系中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事物可分为阴阳，一阴一阳又可分为阴阳。可以无限小的拆分。作为一种产生于二千多年前的分析工具，只能将事物拆分成最基本的三个阶段或部分，这已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即便二千多年过去，对一个事物的三分法（三爻）和二分法（阴阳）仍然没有过时。这是一种现实的存在。现在说《易经》分析事物的方法已过时，似乎还为时尚早。在特定的情况下，这种分析事物的方法也许仍然是最有效率的方法。

三难在世事变化，三贵在如临父母

世事变化，无法预测。现实社会不同于一盘棋类游戏。它是由亿万人参与的活动。尽管有些事情只有两方参与，似可预测，但参与双方的行为都会受其主观意识的影响。人的主观意识会混杂着经验的判断、博弈的考量、信息的多寡、以及周围环境的影响等等。即便这些因素都能考虑到，如果双方或一方都对事情的结果进行了预测，那么真实的结果就会改变。也就是说，预测的方法也已成为了被预测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件事情参与方越多，结果越难预测。主要是因为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其中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事情的结果。假设一个人在某时对某件事情进行了预测，在那件事情尚未发生之前，每个因素都有可能人为的被改变，哪怕只是微小的改变，都有可能影响到事情的结果。就现代社会的技术条件而言，这种改变并不难做到。从这个角度讲，《易经》的设计者是荒谬的，希望通过《易经》预测事情的结果是愚蠢的。

世界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今天的情形，也许明天就会改变；此时此刻的情形，也许下一秒就会改变。一个人对某件事物的喜好和追求亦如此。吉、凶、悔、吝的结果或情绪，通常会随时间的移动而改变。当然，有些事情也可能很长时间不会改变。如《易经》就二千多年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许多传统思维在1840年以前也没有改变过。《易经》中许多社会生活的描述和评价标准在1840年之前也许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每天都可见到、感受到。但是在1840年之后，《易经》中所描述的内容就开始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了，或者存在的形式已完全不同了。继续用《易经》中的文字来解读现实生活的内容是固执的、不合情理的。希望用《易经》中的文字来对现代生活进行指导的思维是僵化的、不近人情的。

今天人们的社会生活内容与二千年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易经》的创作者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到这种变化。人已经可以飞到天上去、月亮上去，大地已不是最大的阴实之物，人对宇宙认识的清晰程度非古人可以想象；马匹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成为了娱乐工具，“君子得车，小人剥庐”之类的事情已无关紧要，现代人的衣食住行非古人可以想象；机械的动力已不再需要畜力的供给，“王用三驱”之类的情形已很少发生了，现代人物质生活之丰富非古人可以想象。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的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似与现代人的生活过于遥远，现代人际关系偏平化、独立化的程度非古人可以想象……,这些变化是《易经》的设计者们预想不到的，更无法事先做出恰当的评价。

随着人的社会生活内容的不断改变和丰富，生活中随机遇到事物的层次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简单的三分法或二分法的综合运用，往往派不上用场了。就象前面提到的那样，当一件事情多方参与的时候，或者占卦者要同时考虑多件事情的时候，三分法就会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所谓核心之中仍有核心与周围之分，周围之内仍有核心与周围之分，这个取舍往往只能由占问者独自判断与分析。阴中仍有阴阳，阳中亦有阴阳。如果过分纠结于阴阳之分，有时候会产生迷失感，对事物的判断反而模糊了。即使在《易经》之中，阴与阳的角色往往也是互为转化的：阳为容器，阴为实物，则阴求阳；阳为工具，阴为目标，则阳求阴。前者如《困》卦，四爻辞：“来荼荼，困于金车，吝，有终”。后者如《解》卦，二爻辞：“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事物的复杂性往往体现在阴阳功用的瞬间转换，不给占问者过多的时间和空间分析思考。从这个角度讲，《易经》的效率是极低的，低得可以被忽略不记。

但无论事物如何变化，人们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仍然存在，人在面临事物时的取舍仍然存在，人对未知世界的冲动和向往仍然存在，人的贪婪仍然存在。人们仍然是“善假于物”的万物之灵，仍然需要良师益友的交流互鉴，仍然需要父母亲情的疏导安抚。《易经》所总结出的人对客观世界的七情六欲仍然活在人们的心中。《易经》仍然可以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帮助那些需要的人们。

《系辞传》有句话是：“无有师保，如临父母”。世事无常，人们在茫茫人海中有时难免会感到些许无助。也许面临的问题没有想象中那样糟糕，但人的思维却走入了死胡同，没了头绪。也许面临的环境没有想象中那样险恶，但心中却对周围的人失去了信任。也许面临的选择没有想象中那样凝重，但贪婪却使判断失去了方向。总之，面对现实生活的决择时刻，往往没有了标准答案，师长的教导也失去了权威。这样的时刻，人们往往需要某种力量的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师长的教导，就象是父母对嘤嘤学步的孩子。《易经》就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它会用卦名启发占问者对局势的判断。如举棋不定时，可能会占出《蒙》卦，鼓励占问者“果行育德”，再用卦爻辞提示占问者努力的方向；与人发生隔阂时，可能占出《讼》卦，警告占问者“做事谋始”，再用卦爻辞提示占问者如何面对冲突的结果；对自身处境感到困惑时，可能占到《睽》卦，劝慰占问者“以同而异”，再用卦爻辞将“言不视听”时的种种情况展示给占问者，......。人们可以把这些占问的结果都视为心理暗示，也可以将其视为分析模型。不管怎样，《易经》就象父母对待嘤嘤学步的孩子，它不会告诉占问者如何走，但它会鼓励帮助占问者坚定地走下去；它不能阻止占问者做出决定，但它会提示占问者将会出现的行为后果；它无法决定占问者实现自己的愿望，但它会向占有问者展示行动的利弊得失。人们在生活中或多或少总会面临这样的情形。更加合理地解读和认识《易经》的内容，也许会帮助走过那些艰难的时刻。走过后也许会对《易经》的劝慰报以会心的微笑和真诚的感激。

2019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