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础知识

1.作者简介

朱自清 (1898-1948)，原名自华，号实秋，后改名自清，字佩弦。中国现代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1922年发表长诗《毁灭》，引起当时诗坛广泛注意，继而写《柴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被誉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所作《背影》《荷塘月色》等篇，为中国现代散文早期代表作。

2.作品简介

《经典常谈》是朱自清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为中学生撰写的一部介绍我国传统文化经典的著作。

全书共13篇，按我国古代经、史、子、集分类法的顺序介绍了《说文解字》《周易》《史记》等经典著作，并概述了诸子百家、辞赋和历代诗文的情况，以此展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面貌。

3.内容简介

《经典常谈》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十三部分，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脉络。文字要言不烦、通俗流畅，讲透我国文化遗产中的典籍精髓。《经典常谈》写于1942年，80年来广为流传，成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经典。全书通过对经典的梳理与讲解，让读者对古文更亲近、熟悉，从而产生兴趣，是读者概览中国古典文学的首选佳作。此外，书中还特别收录《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以飨读者。

4.创作背景

在写作《经典常谈》的1938至1942年间，朱自清不仅同时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与其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而且还自1934年开始即参与到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主持的中小学国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中，并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10月，负责统筹这一工作的杨振声建议朱自清“可自己写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课文”，这成为了他在日后写作《经典常谈》的直接缘起。而朱自清在写作过程中，自觉遵循的标准也是完成一部“一般的读物”而非“考据的著作”。可见在他的自我期待中，相比于追求学术与文学层面上的价值，此书的主要功能乃是实现对于传统经典的教育普及。

5.艺术特色

①内容简洁精辟。不故作高深。

②不仅有高度和深度，更有大众所能接受的广度。

③这是一本写给中学生看的书，所以普及性和通俗性强。

④语言流利畅达，娓娓道来，常有引人入胜之处。如“他们铺张局势，滔滔不绝，真像背书似的；他们的话，像天花乱坠，有时夸饰，有时诡曲，不问是非，只图激动人主的心。”（《文第十三》）

6.名家评论

先生一向在发扬、介绍、修正、推进我国传统文化上做功夫，虽说一点一滴、一瓶一钵，却朴实无夸，极其切实。再加上一副冲淡爽旷的笔墨，往往能把顶笨重的事实或最繁复的理典论，处分得异常轻盈生动，使人读了先生的文章，不惟忘倦，常且可不费力地心领神会。这本《经典常谈》就是我这话一个确切的明证。

——吴小如

书中随处可见那一时代学若共有的严谨的治学方法，并不时闪现真如灼见。他的文化观，历史观，不拘守一家之说，新旧兼容，通达平和，足以给后学者有益的启示。

——钱伯城

这本书所说经典，不专指经籍，是用的“经典”二字的广义，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共十三篇。把目录抄在这儿：《说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四书”第七；《战国策》第八；《史记》《汉书》第九；诸子第十；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前头十一篇都就书讲；末了“诗”“文”两篇却只叙述源流，不就书讲，“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

——叶圣陶

二、章节梳理

1.《〈说文解字〉第一》

秦以前：战国末期，由于文字统一的需要，进而出现了仓颉造字的传说。

秦以后：始皇时，文字统一为小篆，又形成隶书；汉末时，隶书由椭圆变为扁方，称作“汉隶”；魏晋之际，隶书变为“正书”；晋至唐朝，又称为“隶书”，称“汉隶”为“八分书”；晋代正书简化形成“行书”，晋代也称为“楷书”，宋代又改称为“真书”。

2.《〈周易〉第二 》

战国末期道家、阴阳学说盛行，儒家借卦爻辞发扬儒家哲学，留存下来的便是《易传》；此外还有《文言》《系辞》两传；到了汉代，又新发现了《说卦》《序卦》《杂卦》三种传，后称为《逸易》。

3.《〈尚书〉第三》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大都是战国末年人制作。

4.《〈诗经〉第四 》

春秋时通行赋诗；孔子时代，用《诗》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孔子以后，“《诗》三百”成为儒家的“六经”之一。

5.《三礼第五》

汉代学者所传习的有三种经和无数的“记”，三种经是《仪礼》《礼古经》《周礼》；“记”是儒家杂述礼制、礼制变迁的历史，或礼述之作。汉代的“记”很多，流传到现在的只有三十八篇《大戴记》和四十九篇《小戴记》。

6.《〈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

三传为《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传特别注重《春秋》的劝惩作用。三传解释经文时，常常不顾上下文穿凿附会起来；三传之中，公羊穀梁均以解经为主，左氏却以叙事为主，参考群籍，详述史事。

7.《四书第七》

《四书》按照普通的顺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礼记》里的《大学》，本是一篇东西，朱子给分成经一章，传十章，传是解释经的。《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是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书中所述的人生哲理，意味深长。《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的，能够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道理: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孟子》据说是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的。

8.《〈战国策〉第八》

战国时期诸国关系紧张，战争随时可起，担负外交的策士开始受到重用。当时各国所重的是威势，策士所说原不外战争和诈谋;但要因人因地进言，广博的知识和微妙的机智都是不可少的。汉代刘向在汉初著名说客蒯通整理和润饰的基础上，把这些策士的说辞，编成了《战国策》。

9.《〈史记〉〈汉书〉第九》

司马迁早年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汉人称为《太史公书》。《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

《史记》以后，续作很多，但不是偏私，就是鄙俗；班彪加以整理补充，著了六十五篇《后传》。

10.《诸子第十》

春秋末年，周王室衰弱，礼崩乐坏，在这个大变动当中，一些才智之士“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便是诸子之学，大部分可以称为“哲学”。诸子都出于职业的“士”。“士”本是封建制度里贵族的末一级，但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士”成了有才能的人的通称。

11.《辞赋第十一》

屈原是我国历史里永被纪念的一个人。《楚辞》中《离骚》和《九章》的各篇都是屈原放逐时所作。荀子的《赋篇》最早称“赋”。《赋篇》安排客主，问答成篇，开后来赋家的风气。《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分赋为四类。东汉后班固作《两都赋》，张衡仿作《二京赋》，晋左思作《三都赋》。

12.《诗第十二》

汉武帝立乐府，采集代、赵、秦、楚的歌谣和乐谱，以备传习唱奏。汉末，一般文体都走向整炼一路；晋代诗逐渐排偶化、典故化，玄言诗兴盛；唐代谐调发展，成立了律诗绝句；宋初的诗专学李商隐，末流只知道典故对偶；南宋的三大诗家都是从江西派变化出来的。

13.《文第十三》

春秋时期列国交际频繁，外交言语关系国体和国家的利害更大，也称为“辞”；战国时代，游说之风大盛；孔子开了私人讲学之风，从此便有了私家著作；记事文也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汉武帝时期盛行辞赋；梁昭明太子在《文选》中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后出现佛典和义疏两种新文体；欧阳修和苏轼以后，古文成了正宗；宋代出现了“话本”；明清八股文盛行。

三、分类整理

1.经典常谈之“小学”

经典的重要就不用赘述了，要读懂这些经典书籍，特别是经、子，就得得懂“小学”，也就是文字学，代表书籍就是《说文解字》，因此它也是经典的一部分，需要作为基础来阅读。

先生从仓颉造字说起，相传仓颉有四只眼睛，间地上兽蹄儿、鸟爪儿印着的痕迹，灵感涌动造成了文字。可是这一说法也经历了很多的更迭，始皇为了统一文字，教李斯作了《仓颉篇》七章，赵高作了《爱历篇》六章，胡母敬作了《博学篇》七章。有了这些标准字书，文字统一就容易进行了，才形成了“车同轨、书同文”的一统局面。

东汉和帝时，许慎作的这一部《说文解字》，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他讲历史经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都搜罗这部书里，所以足足有九千字。这部书的作用是要帮助人们通读古书，它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

中国的汉字，从造字和用字的角度来讲，有六个条例，称为“六书”，分别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从书法角度讲，秦始皇用小篆统一了文字，不久有了隶书，到了汉初有了草书，晋朝有了行书，宋代形成楷书。现在通用的是楷书，同时为了便利的缘故，行书、草书也同时流行。

2.经典常谈之经部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适用于传统文化典籍。朱自清先生分别挑选了其中较为重要且适宜入门的几部做了介绍。比如，经部是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所形成。朱自清先生挑选的分别是《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

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八卦及阴阳五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其中蕴含的道理直到现在还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信仰，在日常生活不知不觉之中让这些道理支配着。讲五行的经典，是《尚书·洪范》，讲八卦的便是《周易》。八卦相传是伏羲氏画的，也有说是上天所赐的。与八卦相伴而生的是占卜，古时候的人们看见数字整齐而有变化，认为是神奇而有魔力的东西，比如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就是一生二、二生四的意思。在太极八卦中，一横来表示阳，两横表示阴，分别配出八个卦，名称分别是乾、兑、离、震、艮、坎、巽、坤，八卦之间两两组合就成了六十四卦，简而言之，八卦的基本原理是靠了数目来判断吉凶的。而《周易》这部书，就是把那时候人们占卜的卦辞按着一定的顺序编辑起来的。后来，儒家为《周易》卦辞做了种种新解释，加入了君子父子的儒家典型思想，于是《周易》便成为了儒家第一经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儒家哲学体系。可以说，儒家的《周易》是哲学化了的；而民众的《周易》倒是巫术的本来面目。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内容包括了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其主要思想是“鬼治主义”，就是遇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天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在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书法沿革等历史原因，在西汉时期流传着《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两个版本，也造就了西汉《尚书》“古今之争”这一经学大史迹。之后一番战乱《古文尚书》便失传了，但三国时期出了一位孔安国又伪造了一部《古文尚书》，冒名顶替一千年直到清初才被人们彻底识破。

《诗经》是在五经中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一部。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后来有了文字，人们便将歌谣记录下来，形成最初的诗。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失传，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形成了《诗经》。到了儒家这里，孔子用“思无邪”一句话概括“诗三百”，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来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成为儒家五经之一，主要作教化之用。而教化的方法，主要是建立在“六义”上，所谓的风、雅、颂、赋、比、兴。

《周礼》、《仪礼》、《礼记》三礼的根本是“礼治”，儒家有拿礼来包罗万象的野心，他们认为礼为治乱的根本。那什么叫做礼治呢？儒家说每个人一味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得定出森严的等级制度、长幼次序，是所谓“天地君亲师”等，这便是礼治主义。由此引申出一切日常生活都有了一套程序和规矩。甚至王道不外乎人情，礼也是王道的一部分。此外，从来礼乐并称，但其实乐附属于礼，是用来补助仪文的不足的，因为乐的可以让人平心静气，互相和爱，有改善人心、移风易俗的功用。

“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是因为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举行。而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相传是孔子修订的《鲁春秋》。古代史官记事，有两种目的：一是征实，二是劝惩。《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三传特别注重《春秋》的劝惩作用；征实与否，倒在其次。《春秋》大义可以从两方面说：一是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提倡德义，从成败里见教训；二是夸扬霸业，推尊周室，亲爱国家，排斥夷狄，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理想。

“四书五经”到现在还是我们口头上一句熟语，其中四书分别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旧时科举私塾里，学生入学，便是从四书读起的。《大学》是古来大学里教学生的方法，循序渐进地阐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奋斗理念；《论语》是弟子记录孔子的言语的，传达了“君子”、“仁”、“忠恕”等可以终身应用的学问；《孟子》是孟子及弟子共同编定的，说“仁”兼说“义”，提出要养“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不偏’叫作‘中’，‘不易’叫作‘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

3.经典常谈之史部

史部收录了15个大类的史书，朱自清先生挑选了《战国策》、《史记》、《汉书》三部。

《战国策》的缘起于战国时代，朱自清先生用通俗诙谐的语言讲述了春秋末年列国纷争的盛况。最后形成了齐、楚、秦、燕、赵、魏、韩等“战国七雄”相互之间战乱不断硝烟弥漫的局面。为了避免战争，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手段便显得十分重要，游说之士便应运而生，也叫策士。根据对最强大的秦国的态度不同，策士们形成了“合纵”、“连横”两个派别，代表人物便是大名鼎鼎的苏秦、张仪，都以能言善辩巧舌如簧而著称。用编者刘向的话来讲，《战国策》就是记录了战国时代“高才秀士”们“奇策异智”的一部重要古史。

说起《史记》、《汉书》，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是因为这两部书是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可称为正史的源头；二是因为这两部书都成了文学的古典。《史记》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列传，但列传占了全书的过半数。司马迁的史观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实称得上“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是一本记录汉朝各项大事的断代史，起于汉高祖，终于平帝时王莽之诛。记录范围更为广大，涉及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艺术、文章，包罗万象。虽然两部书内容不同，但其博大精深和精彩绝伦确实相通的，并称为良史也绝不是偶然。

4.经典常谈之子部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等14个大类的著作，朱自清先生概括为诸子。诸子百家思想的产生也在《战国策》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有志之士们对于局势提出了种种的主张，并且开始开门授徒，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各“思以其道易天下”。

第一个开门授徒的便是孔子了，提倡“有教无类”，他学说是“正名主义”，定下了君臣父子的社会秩序。孔子之后，儒家还出了两位大师，分别是孟子和荀子。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主张施“仁政”、“王政”，即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制度都是为民设的，君也是为民设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注重圣王的威权，圣王建立社会国家，是为明分、息争的。

与儒士产生于上层社会不同的是，产生于下层社会的便是武士，墨家的创始人墨翟便是其中之一。不但是打仗的专家，还是制造战争器械的专家。与穷兵黩武的普通武士不同，墨家反对侵略的打仗，他们只帮助弱小国家做防卫工作，这就是他们的“非攻”主义；天下的祸端都起源于相互争斗，人们应该视人如己，互相帮助，这就是他们的“兼爱”主义。

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的是道家。部分有知识的人看见时世太乱，难以挽救，便消极起来，取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老子留下一部《道德经》得以流传千年，他认为宇宙间事物的变化，都遵循叫做“常”的公律，其核心是物极必反，所以具体应用就是排除一切制度，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自然就是“道”；庄子则更进一步，主张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平等，甚至死和生也都是自然的变化，都是可喜的。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以荀学、老学为基础，从实际政治出发，创立了一家之言，就是将尊君权、禁私学、重富豪的趋势加以理论化，以至于中国后来的政治，大部分是受法家的学说支配的；以驺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学说出自于古代方士，研究五行之德：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这样“终始”不息。

到了战国末期，人们感受到了统一思想的重要性，秦相吕不韦便做了第一个尝试同统一的人。他教许多门客合撰了一部《吕氏春秋》，以道家为基调，将诸子书统一了起来。到了汉武帝时期，接着社会大统的东风，董仲舒成功地实现了全社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全新局面。

5.经典常谈之集部

集部收录楚辞、词曲等5个大类物的著作，朱自清先生选取了辞赋、诗、文三个部分。

辞赋其实专指辞，后称为赋，浑言称辞赋，统统起源于《楚辞》，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屈原的《离骚》。朱自清先生称屈原为缠绵悱恻的忠臣、清白不染的节士，永生在我们的敬意尤其是我们的同情里。《离骚》和《九章》的各篇，都是他放逐时候所作。他感念怀王的信任，却恨他糊涂，让一群小人蒙蔽着，播弄着。他高唱着“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走投无路，满腔委屈，千头万绪，无人可诉，只能告诉自己的一支笔，“离骚”就是“别愁” 或“遭忧”的意思。他用了许多神话和动植物的譬喻，委曲地表达了他对于怀王的忠爱，对于贤人君子的向往 ，对于群小的深恶痛疾。

到了汉代，出现了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一大批模仿《离骚》的文人，汉人称这些作品为“辞”，一并纳入了《楚辞》一书。荀子的《赋篇》是最早称“赋”，荀赋和屈辞原来似乎各是各的，这两体的合一，朱自清先生推断也许是在贾谊手里。因为汉武帝好辞赋，所以繁荣一时，发展到唐初，称为“俳体”的赋；后来宋代不再注重排偶而趋向散文化，欧阳修、苏轼等人的赋便称为“文体”的赋。总体来看，赋虽然有韵，但更像是文而不算是诗。

我们都知道诗的顶峰在唐朝，其实在唐以前，诗也经历了很长的演化过程。汉文帝设计了乐府这个机构，专门采集古时的歌谣和乐谱，后来乐谱渐渐失传只留下歌词，便形成了乐府诗。这些诗以叙事为主，多写社会故事和风俗，是五言诗的源头。到了建安年间，出了曹植这个大诗人，但真正奠定了五言诗基础的，则是魏代的阮籍，他正式成立了抒情的五言诗。晋代的诗，渐渐排偶化、典故化，渐渐千篇一律，但正是这种影响下，却孕育了陶渊明和谢灵运另个大诗人。陶诗教给人怎样赏味田园，谢诗教给人怎样赏味山水；他们都是发现自然的诗人。

到了李、杜这两座高峰自是不必细说，大家都耳熟能详。李白因触犯杨贵妃而不能得志，纵情山水间，人称“天上谪仙人”；朱自清认为真正继往开来的诗人是杜甫，李白用诗来抒写自己的生活，杜甫用诗来抒写那个大时代，诗的领域扩大了，价值也增高了。也因此而影响到两宋时代，“没有一个诗人不直接、间接学他”。宋诗有了散文化的倾向，到了苏轼最为明显，他将禅学大量放进诗里，开了一个新境界。

现存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也就是一种官文书。后来到了春秋的时候，外交的言语也称为“辞”，孔子说辞的要义在“达”，也就说说明白。到了战国，又说之风大盛，辩士们的说辞可谓天花乱坠，可以成为议论文。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春秋左氏传》是写事的丰碑，《史记》是写人的丰碑。汉武帝时候，盛行辞赋，赋的特色是铺张、排偶、用典故，汉、魏之际，排偶更甚。

真正开了文体宗派的，是唐代韩愈。他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换去排偶的句子，句逗总弄得参参差差的。他的标准是“气”，就是然的语气，并且有意将白话的自然音节引到语言中去。成为了新体的“古文”、宋代所成的“散文”的创立者。之后经过欧阳修与苏轼的发扬，古文成了正宗。唐代的发展出的新文体“传奇”，到了宋代有了“话本”，也就是白话小说的老祖宗，演化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直到《红楼梦》成为了白话小说集大成者。

从明代开始用八股文取士一直到清末，可谓盛极一时。可是因“古文不宜说理”，总是一大大家曾国藩也没能补救这一缺陷，八股文逐渐没落。到了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可算登峰造极，但也未能长久。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胡适之等人提倡的白话文搭上中国现代化的马车，一直驶近了新中国。

四、思维导图

五、读后感

皓首穷经典，青灯书常谈

——朱自清的《经典常谈》

脑子和书都是好东西，脑子是天生的，经不起折腾，书是别人写的，总归是该拿来多读。我读书有个习惯，有趣的书大多坐着读，一口气读完，腰不酸腿不疼还特有劲。而不有趣的书我得躺着读，读着读着也许就困了，刚好把书和被子一起盖上。机缘巧合或者不巧，朱自清先生的一本《经典常谈》落入了我床头的待读书堆里。大概是出于对书名的理解不够透彻，亦或是心中遗留着求学时对“熟读并背诵全文”的敬畏，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打开这本书。然而刚刚翻过序，我就被“仓颉泄露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这样的句子吸引，之后便像瘾君子吃到久违的鸦片一样，一口气把它读完——并且读完后发现自己是坐着的。

以上便是这篇读后感的由来了。

但凡是读后感，写的人总是会例行公事一般地介绍一下作者，一来显得做学问严谨有序，二来可以表一表对著作版权的尊重，三来——三来不可明说，要是作者生平颠沛起伏又多风流往事，还能加上一两段纪实描写，不仅能吸引那些喜好八卦但不知《周易》的读者，无形中还能起到凑篇幅的妙用。

依我浅薄的阅历，大体上人们说起朱自清先生，往往都会说到《荷塘月色》和他那背影苍老的父亲，就好像一说起鲁迅，则都说《狂人日记》和他那会使钢叉的好哥们闰土，一说起钱钟书，则都说《围城》和他那很会写书的夫人。思之原因也非常朴素——他们都是中小学教材上的红人，他们所作的那些课文大多数人没背过也抄过，没抄过也读过，没读过也听语文老师苦口婆心地拿着考卷讲解过。至于《且介亭杂文》《管锥编》《人·兽·鬼》这些有趣的书集，自然是读者甚少也不被“流行”的，这便是我们过去教育的风格。

朱自清先生著这本《经典常谈》，也许正是认识到了在他那个时代，我们过去的教育在某一个方向有所缺失，或者太超前，或者太落后——总之不在中间。朱先生在序里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这句话放在哪个时代都是受用的。不论是学生还是学者，平民还是教授，在求知的路上，人们总会错过一些，迷失一些。而这本《经典常谈》，正是引导那迷途之人，迷茫之人，去“见识经典一番”的指明灯。

《经典常谈》可以算是一部“指南”，朱先生将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精粹一一梳理成篇，仿佛列了一个书单。而他对这份指南的度把握得也非常耐人寻味。论《尚书》，他不征引这部被称为“中国最古的记言历史”的古典中的人言，却不惜笔墨地叙述《尚书》流传的曲折，探究今古文之争的渊源，让人不禁好奇，是怎样的一部《尚书》，能在千百年里演绎出如此惊心动魄的史迹。谈《史记》，他也不拿那些流传千古的列传本纪说事，却讲太史公一生如何坎坷，如何发愤，如何终成一家之言，在史记的大身影下画出了司马迁的小身影——他和《史记》一样伟大。这也让读者不禁想去窥一窥那部“无韵之离骚”的华彩。

朱先生无疑是很懂人心的，他的这部《经典常谈》，虽为“指南”，却只告诉你南方很有趣，而不告诉你南方的具体模样。他只跟读者介绍经典，却不把经典直接搬出来给读者看，既保留了原著的神秘，又从更立体的角度推广了那些著作，引导更多的读者去向往经典，读后感去研读经典，足见其用心之良苦，笔力之精道。在读完《经典常谈》后，我就去把书柜里积灰了的那套《史记》重新翻了出来。很久以前对它只是粗粗略读，如今我依着朱先生所说，去书中品读那些作者对“天道的无常，世道的无常”有感而发的抑扬之辞，体会到了过去未曾感悟到的、历史之外的情韵。“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我想我所体会到的那种意外的情韵，也许正是朱先生所指文化里的一部分。经典不仅是学术的，历史的，它更是人文的，智慧的，是一个民族的情怀。

朱先生是作家，也是诗人，更是一名学者，他对经典的理解，以及在著书时的考究都非常严谨。因此对于这本《经典常谈》，我觉得光拜读是不够的，拜读完了还要百度——去找寻那些原著篇章、青史典故细细品味。书中提到的《四书》《五经》《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典籍，任何一部都是常人穷毕生之力也难以研读透彻的。一叶可障目，一叶亦可知秋。朱先生敢于编撰这样一本《经典常谈》，足见其博览群书，学富五车的底气，也能让人感受到他对国学、对中华文化的一种坚持和珍爱，实乃学者典范，让我十分敬佩。

在这样一部充满“学术”气息的著作中，朱先生的文笔还时不时地透露出一种智慧和幽默。不像钱钟书式的机智戏谑、讽刺辛辣，朱先生的幽默平缓轻松，又通俗有趣。他在《战国策》里写到苏秦连横失败，“妻子、嫂嫂、父母，都瞧不起他”，他发奋努力，夜里读书“倦了要睡，用锥子扎大腿，血流到脚上”，后来合纵功成，“父母郊迎三十里，妻子低头，嫂嫂爬在地下谢罪。”在朱先生笔下，寥寥数行就把“引锥刺股”的故事讲得通俗易懂，妙趣横生。他写屈原著《离骚》，因为屈原“是个富于感情的人”，悲愤而发，“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就像人在疲倦或痛苦的时候，叫‘妈呀！’‘天哪！’一样；心里乱极了，闷极了，透一口气，自然是顾不到甚么组织的。”

也是几句俏皮易懂的话语，就把《离骚》的韵律特点和屈原的感性形象丰满地展示了出来。书中类似的桥段还有许多。如今《百家讲坛》栏目中红极一时的易中天、王立群等教授都以平民视角、通俗风趣的方式来谈历史、谈文化、谈学术，朱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在自己的书中开展了，我对先生的这份敬佩之情不禁又加十分，达到了二十分。

《经典常谈》是一部有趣、丰满的书，它讲历史，讲古人，讲文化，它是“常谈”而不是“长谈”，不啰嗦也不说教，只是告诉你，那边放着一些书，它们很老，很旧，里面沉淀着许多东西，欢迎你去看。

皓首穷经典，青灯书常谈。在读《经典常谈》的那个夜晚，我仿佛看到一位学者，他伏在案前，耐着性子，把那些宏伟而磅礴的羁绊，一笔一划地写到纸上。他单薄的身形摇曳在光里，那仿佛是巨人的背影。

叶圣陶读《经典常谈》

学校国文教室的黑板上常常写着如下一类的粉笔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公米传，穀梁传，左传。“学生看了，就抄在笔记薄本。

学期考试与入学考试，国文科常常出如下一类的测验题目：“史记何人所作？资治通鉴何人所作？”“什么叫四书？什么叫四史？”“司马相如何代人？杜甫何代人？他们有哪一方的著作？”与考的学生只消写上人名、书名、朝代名就是。写错了或者写不出当然没有分数。

曾经参观一个中学，高中三年级上“中国文学史”课，用的是某大学的讲义《中国文学史要略》，方讲到隋唐。讲义中提及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杜佑的《通典》，王通的《中说》等，没有记明卷数，教师就一一写在黑板上，让学生一一抄在本子上。在教室里立了大约半点钟，没听见教师开一声口，只看见他写的颇为老练的一些数目字。

书籍名，作者名，作者时代，书籍卷数，不能不说是一种知识。可是，学生得到了这种知识有什么受用，咱们不妨想一想。参与考试，如果遇到这一类的测验题目，就可以毫不迟疑地答上去，取得极限的分数，这是一种受用。还有呢？似乎没有了。在跟人家谈话的当儿，如果人家问你“什么叫四史？”你回答得出“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你的脸上自然也会有一副踌躇满志的神色。可惜实际上谈话时候把这种问题作话题的并不多。

另外一派人不赞成这种办法，说这种办法毫无道理，不能叫学生得到真实的受用。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他们主张，学生必须跟书籍直接打交道，好比朋友似的，你必须跟他混在一块，才可以心心相通，彼此影响，仅仅记住他的尊姓大名，就与没有这个朋友一样。这个话当然也没有错。可是他们所说的书籍范围很广，差不多从前读书人常读的一些书籍，他们主张现在的学生都应该读。而且，他们开起参考书目来就是一大堆，就说《史记》罢，关于考证史事的有若干种，关于评议体例的有若干种，关于鉴赏文笔的有若干种。他们要学生自己去摸索，把从前人走过的路子照样走一遍，结果才认识《史记》的全貌。这儿就有问题了。范围宽广，从前读书人常读一些书籍都拿来读，跟现代的教育宗旨合不合，是问题。每一种书籍都要由学生自己去摸索，时间跟能力够不够，又是问题。这些问题不加注意，徒然苦口婆心地对学生说：“你们要读书啊！”其心固然可敬，可是学生还是得不到真实的受用。

现代学生的功课，有些是从前读书人所不做的，如博物、理化、图画、音乐之类。其他的功课，就实质说，虽然就是从前读书人学的那一些，可是书籍不必再从前人的本子了。一部历史教本就可以摄取历代史籍的大概，经籍子籍的要旨。这自然指编撰得好的而言；现在有没有这样好的教本，那是另一问题。试问为什么要这么办？为的是从前书籍浩如烟海，现代的学生要做的功课多，没有时间一一去读他。为提现代切用的一些实质，分散在潜藏在各种书籍里，让学生淘金似的去淘，也许淘不着，也许只淘着了一点儿。尤其为的是从前的书籍，在现代人看来，有许多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先秦古籍更有脱简错简，传抄致误，清代学者校勘的贡献虽然极大，但是否定全恢复了各书的原样，谁也不敢说定；现代学生不能也不应个个劳费精力在训诂校勘上边，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为实质的吸收着想，可以干脆说一句，现代学生不必读从前的书。只要历史教本跟其他学生用书编撰得好，教师和帮助学生的一些人们又指导得法，学生就可以一辈子不读《论语》、《庄子》却能知道孔子、庄子的学说；一辈子不读《史记》、《汉书》，却能明晓古代的史迹。

可是，有些书籍的实质和形式是分不开的，你要了解它，享受它，必须面对它本身，涵泳得深，体味得切，才有得益。譬如《诗经》，就不能专取其实质，翻为现代语言，让学生读“白话诗经”。翻译并不是不能做，并且已经有人做过，但到底是另外一回事；真正读《诗经》还得直接读“关于雎鸠”。又如《史记》，作为历史书，尽可用“历史教本”“中国通史”之类来代替；但是它同时又是文学作品，作为文学作品，就不能用“历史教本”“中国通史”之类来代替，从这类书里知道了楚汉相争的史迹，并不等于读了《项羽本纪》。我想，要说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理由应该在这一点上。

还有一点。如朱自清先生在这本《经典常谈》的序文里说的，“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一些古书，培育着咱们的祖先，咱们跟祖先是一脉相承的，自当尝尝他们的营养料，才不至于无本。若讲实用，似乎是没有，有实用的东西都收纳在各种学科里了；可是有无用之用。这可以打个比方。有些人不怕旅行辛苦，道路几千，跑上峨睸金顶看日出，或者跑到甘肃敦煌，看一窟寺历代的造像跟壁画。在专讲实用的人看来，他们干的完全没有实用，只有那股傻劲儿倒可以佩服。可是他们从金顶下来，打敦煌回转，胸襟推广了，眼光深远了。虽然还是各做他们的事儿，却有了一和新的精神。这就是所谓无用之用。读古书读的得其道，也会有类似的无用之用。要说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这是又一个理由。

这儿要注意，“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万不宜忽略“学生”两字跟一个“些”字。说“学生”，就是说不是专家，其读法不该跟专家的一样（大学里专门研究古书的学生当然不在此限）。说“些”，就是说分量不能多，就是从前读书人常读的一些籍也不必全读。就阅读的本子说，最好辑录训诂校勘方面简明而可靠的定论，让学生展卷了然，不必在一大堆参考书里自己去摸索。就阅读的范围说，最好根据前边说的两个理由来选定，只要精，不妨小，只要达到让学生见识一番这么个意思就成。这本《经典常谈》的序文里说，“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 —— 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 —— 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地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现代学生要读些古书，急切要用这样的读本。口口声声嚷着学生应该读古书的先生们，似乎最适宜负起责任来，编撰这样的读本。可是他们不干，只是“读书啊！读书啊！”的直嚷；学生实在没法接触古书，他们就把罪名加在学生头上，“你们自己不要好，不爱读书，教我有什么办法？”我真不懂得他们的所以然。

朱先生的《经典常谈》却是负起这方面的责任来的一本书。它是一些古书的“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谁要知道某书是什么，它就告诉你个什么，看了这本书当然不就是变了古书，可是古书的来历，其中的大要，历来对于该书有什么问题，直到现在为止，对于该书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都可以有个简明的概念。学生如果自己在一大堆参考书里去摸索，费力甚多，所得未必会这么简明。因这本书的导引，去接触古书，就像预先看熟了地图跟地理志，虽然到的是个新地方，却能头头是道。专家们未必看得起这本书，因为“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序文中语）；但是这本书本来不是写给专家们看的，在需要读些古书的学生，这本书正适合他们的理解能力跟所需分量。尤其是“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序文中语），近人新说当然不单为它“新”，而为它是最近研究的结果，比较可作定论；使学生在入门的当儿，便祛除了狭陋跟迂腐的弊病，是大可称美的一点。

这本书所说经典，不专指经籍；是用经典的二字的广义，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共十三篇。把目录抄在这儿：说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四书第七；战国策第八；史记汉书第九；诸子第十；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前头十一篇都就书讲；末了“诗”“文”两篇却只叙述源流，不就书讲，“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序文中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