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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以来，语言规划研究正逐步成为中国语言学的一个新领域。语言规划的研究队伍、学科建设、学术组织、学术刊物等相继产生，政府支持与社会需求也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但我国将语言规划作为一个学科研究的时间并不长，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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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规划语言就是规划社会”》

作者 |同济大学语言规划与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沈 骑

图片 |网络

01 语言规划活动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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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的学科使命是分析和研究现实生活中的各类语言问题，研究世界上不同语言自然演化规律或者社会变异特征，从而探究和比较人类语言结构的规则与差异。近百年来，人类社会的语言格局经历了沧桑巨变，世界语言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语言生态危机四伏，语言安全问题迭出，濒危语言问题日益严峻，语言矛盾与语言冲突频发，由语言引发的战争也是屡见不鲜。因此，语言规划作为一种人工调节或者干预语言发展和变化的社会活动，对人类语言的结构、功能与习得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人类社会很早就开始语言规划活动。

从秦始皇时期的 “书同文”，到古巴比伦国王聘用双语者从事商业贸易，从古“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充当中国与中亚各国交往的语言中介，到我国唐代长安城开设译馆，提供语言服务，再到我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这些都是早期的语言规划活动。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语言规划逐步成为社会规划的一个部分。在多语社会，不同语言给人们带来了思想沟通、文化交流、信息传递与知识传播等方面的障碍。为此，从国际组织到专业机构，从地区组织到各国政府，从跨国公司到学术团体，从学校单位到家庭个人，都是语言规划主体。此外，互联网时代的语言规划还超越了地理疆域，进入虚拟网络空间。可以说，语言规划活动无处不在，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规划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工程。正如《语言规划与社会变迁》一书作者罗伯特·库珀所言，“规划语言，就是规划社会”。

02 语言规划重点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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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科发展史看，语言规划研究兴起于二战之后，学科发展的初衷是解决战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语言问题，应对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沟通与交际问题。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语言规划的目的较为简单、一致，即把语言规划看成国家与政府为解决多语世界的交际与沟通障碍，自上而下实施的“语言工程”。

英国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就指出：“多语社会中的语言规划是一种积极的活动，而语言学家的角色就是土木工程师，负责实施政策，并帮助社会避免由于实施某项不可能成功的语言政策而造成灾难。”从学科知识体系来看，语言规划涉及诸多学科知识和多种研究方法。它不仅需要语言本体知识，也需要诸如社会语言学、教育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等应用语言学理论，乃至需要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

早期的语言规划主要涉及对语言本体领域的规划，如围绕语言文字现代化、标准化与辞书编纂等开展的规划活动。随后，各国政府开始重视语言地位规划，对多语社会中不同语言的地位和使用功能进行分配与规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语言规划经历了后结构主义转型，当时语言规划领域中产生了语言问题观与语言权利观的争论。就在此时，美国学者理查德·鲁伊兹提出了语言资源观。他认为，在语言规划中，将语言作为问题或者将语言作为权利的主张，并不利于解决现实社会的语言矛盾。为此，他提出应把语言作为资源来看待。在他这一具有生态主义取向的语言资源观中，语言被认为具有多元的资源价值，具体表现在智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权利六个方面，因而语言不能仅仅被视为工具。由此，缓和语言矛盾、维护语言生态、避免语言冲突的学术主张，成为当代语言规划研究的重要范式。

随着全球化日渐加速，语言规划的视野开始从社会语言学转向语言社会学，关注重点也逐步从语言本体与语言使用状况转向语言的使用者与语言更为广泛的应用功能，语言资源观日渐深入人心。因此，语言规划的重心开始转移到“人”的维度上，日益关注人类语言多样性与整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

对于语言规划学的学科属性，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教授认为，语言规划是重要的社会治理活动，是研究语言功能之学，涉及政府或学术部门对社会语言生活及语言本身所进行的干预、调整与管理。同时，他认为，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区都在主动进行语言规划，语言规划具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相辅相成的规划路向并存之势。

03 语言规划研究面临的“真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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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语言学研究始于真实世界的问题。全球化浪潮夹杂着“去全球化”声音席卷而来，全球语言生态也处在激烈的竞争之中，强势语言抑或霸权语言借全球化浪潮长驱直入，地区语言、本国语言、族裔语言又当何去何从？

事实上，语言的竞争是全球竞争的一个侧影和真实写照。当下语言规划研究所面临的“真实问题”主要表现为三大语言矛盾。

01 单一性与多元性的价值困境

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人类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相互交流与沟通。从表面上看，以单一语言作为主要沟通方式似乎是最为经济和理性的选择。通用语规划问题体现了将语言作为问题的传统语言规划思想，单一性的优势在于注重简单和实用性，可以有效降低人们的交流成本，世界通用语、区域通用语和国家通用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语言不仅是简单的沟通工具，还是身份认同的“标记”，也是族群记忆的“容器”。当前，由全球化引发的国际人口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混杂型多语社会的语言身份认同正成为世界性的问题。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表现之一，然而，语言在全球化浪潮之下正面临着单一性与多元性的价值困境，人类语言的整体安全与生态发展正受到严重的威胁，也随之给国家语言能力和语言资源带来了严重的价值困境。当前我国的语言规划注意到了单一性与多元性的问题。国家在积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在推进“语保”工程和各项语言规划工作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对各民族语言与方言文化的保护。

02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价值悖论

语言规划以促进对外沟通和相互理解为追求目标。然而，何以沟通？以何种语言沟通？

这是一个推进语言国际化与捍卫本土语言和文化的重要命题，涉及语言规划的价值冲突，事关一个国家对全球知识体系的掌握和创新以及对知识话语权的参与和主导，其战略意义深刻、影响深远。在“全球英语化”这个充满价值悖论的命题之下，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给非英语国家的语言规划带来极大的挑战：在高等教育领域，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课程，成为一些国家追求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指标；在国际学术交流领域，英语作为科学语言的趋势更是“畅通无阻”，不免引发各国对本土知识传播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文化焦虑。对以上几种现象，我们都不能简单贴上所谓“国际化”标签，听之任之。

在现有的国际格局中，这些语言现象背后充满知识权力和国际力量的较量与角逐，我们需要从语言战略规划角度加以思考。例如，最近备受关注的科研领域对SCI评价指标的争论，说到底也是学术研究领域的语言选择问题。国内学者提出的科学研究论文以中文首发或是中英同发，乃至推动汉语成为第二国际通用语的观点，都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03 工具性与资源性的价值博弈

语言究竟是工具还是资源？这是语言规划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问题。自鲁伊兹提出语言资源观之后，这一语言政策与规划的价值范式得到广泛接受和好评，但也遭受到一些“非议”。国外有学者指出，鲁伊兹的语言资源观过于强调语言的经济效用，体现了一种实用主义，从而忽视了语言公平性和语言权利等问题。对此，鲁伊兹作了澄清和回应。他认为，语言规划的价值定位主要分两类，一类是规范性价值定位，另一类是描述性价值定位。语言作为资源的价值取向属于规范性价值范式，而语言工具主义价值取向属于描述性价值取向。但他强调，语言资源性包括语言工具性取向，但并不仅限于此，因为如果过度强调语言工具性，就会致使语言资源性在智识、文化、政治、社会和权利等方面的价值被忽视。鲁伊兹对于语言工具性和资源性的辩证论述阐明了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而非二元对立关系。这一点对语言资源价值取向的研究影响深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02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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