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论视角与研究设计

本章在绪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研究思路，选择合适的理论视角，建构整体篇章的结构框架，并针对这些研究内容进行具体的研究设计。

第一节 理 论 视 角

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生命历程（lifecourse）”的概念。这种观点主张不考虑作为社会集团的家庭，而是把重点放在个人身上，将与其一生的过程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事件视为他的“家庭”。生命历程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埃尔德（G.H.Elder）。他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一书中，以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1910年左右出生的两代青少年为样本，研究了社会事件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在埃尔德看来，生命历程是指个体在一生中会不断扮演的社会规定的角色和事件，这些角色或事件的顺序是按年龄层级排列的。这里的“年龄”概念本身就跨越了个体层面，体现了一种从微观到宏观、再到纵向的空间对事件和角色等生命历程轨迹的建构[1]。生命历程理论有两个主要的目的：一个是解释在普通概念和经验的框架（acommonconceptualandempirical framework）下，个人的生活事件（individuallifeevents）和生活轨迹的社会形式（socialpatternsoflifetrajectories）；另一个是说明产生这些事件和轨迹的社会过程[2]。社会科学领域对个体的关注有两种视角：心理学主要强调微观水平上个体的功能与发展轨迹；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主要关注宏观水平上不同领域的社会影响与外部动力。很少课题在对个体进行研究时能将宏观与微观相联系、领域与领域相沟通。生命历程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联结了个体生命、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能在多个水平上、联合多种领域开展研究。显然，生命历程理论已经成为社会学和心理学界研究个体发展与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之一。

轨迹和变迁这两个概念是目前生命历程范式中基本的分析主题。生命历程理论包括四个主要原理，即一定时空中的人类生命、生命的恰当时间、互相依赖的生命、选择和行动中的人类主动性，具体如下所述。第一，出生在不同年代的个体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时代的影响，其面对的社会景观是不一样的，因而个体所拥有的社会机会和个体所受到的社会限制也是不同的。当社会变化对一代又一代的同龄群体（cohort）产生了不同影响时，生命轨迹的历史效应就会以同龄群体效应（cohorteffect）表现出来。第二，个体的发展除了受到其所处时空的影响之外，还要受到个人经历和个人性格特征的影响。即生命的“恰当时间（timing）”，其中暗含社会路线、个人路线以及发展路线等多层面的含义：它是一种以年龄层级的概念来对一生中社会角色和事件进行组织的方式；它也是一种以恰当的方式安排生命中各种变化的过程；它还反映了个人生命历程和历史的位置。第三，个体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中，因此，个体的生命历程受到其所处社会关系中其他成员的影响。第四，个体应该在社会规定的适当时间来扮演社会规定的人生角色。根据这种既定的时间表，个体可以知道他们的角色和行为是否适时，从而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发展。[3]

在社会学、人口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生命历程既被看作一种理论取向，又被看作一种研究方法。生命历程方法的本质是分析单位为处于地理、社会、历史和政治空间的个人，家庭户或家庭的研究成为与生命历程连接在一起的研究。生命历程可以解释为包含各种发展阶段的发展过程，其中，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表征，内化以前的经验并影响后来的发展。以动态的视角看，生命历程中，行为及其意义依据不同经历的发展而改变。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概括出行为变化和运行的机制：个人通过这一机制接受他人和社会背景资源的信息，组织和处理这些信息，赋予行动意义，并把生命发展起伏过程中的不同生活领域和阶段与其他领域和阶段相调适[4]。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涉及生命过程中的一些事件和角色（地位），及其先后顺序和转换过程。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所谓的生命事件一般包括接受教育、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结婚或离婚、生养子女、参加工作或辞职、居住地的迁徙、退休等；通常考察的角色或地位大致包括阶层或家庭成员资格，教育、婚姻和受雇的状况。在上述研究中，个人的生命历程被主要看成是更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的产物。生命历程研究不仅要求在一个共同的概念和经验性研究的框架内对个体生命事件和生命轨迹的社会形式作出解释，并且注重考察影响这些事件和轨迹的社会进程。[5]

生命历程理论所试图建立的是一种跨水平、跨领域的宏观视域，但其落足点还是更多地在于个体生命的发展轨迹，它以轨迹（trajectory）、转变（transition）、延续（duration）三个概念来对变迁社会中的个体发展进行描绘。轨迹，指一生发展中的某一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心理或社会状态，转变往往以入学、毕业这样社会规定的事件为标志，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延续则是轨迹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用系统观分析个体发展动力的最重要体现。简而言之，轨迹、转变和延续强调的是环境与个体交互作用下个人发展的方向和路线，尤其是其中的“转变”，被生命历程理论视为联结社会背景与人类主动性的节点[6]。生命历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始终围绕的是一个主题：如何在特定的时空中勾勒出特定的生命轨迹，如何从历史、社会、个体三个层面综合分析个体发展的动力。因此，从社会学的层面来看个体的生命历程，可看到个体与社会结构及文化之间的互动；这样的生命历程是复杂的，是充满权力的，也是流动变化的。社会中每个个体的生命历程相依而存，但也各有各的发展，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个体的能动性）。社会对个体生命的每个历程都有所“期待”，也赋予各个历程不同的“任务”与“角色”，个体顺应着社会期待，即称“社会化”。婚姻移民面对生命历程的转变，在不同的生命历程中，尤其是在城市社会结构、文化当中，都有不同的“任务”与“角色”。因此，“外来媳”的城市适应必须放在一个大的社会脉络中来分析，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

中国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开创了一个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互动作用的新历史，在对外开放扩大、市场化转型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人们有了通过调整自己的选择来改变自身命运的更大可能性。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笔者选择以生命历程理论为分析视角，通过考察婚姻移民的生命历程中的接受教育、辍学、进城就业、结婚、生养子女、失业等重大生活事件，注重考察个体的禀赋、意愿和行动对改变自身生活轨迹的影响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建构意义，探讨其城市适应的过程以及代际差异。

第二节 概 念 界 定

本文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主要概念——婚姻移民、城市适应与代际差异，为了使研究能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进行，一般需要界定研究中涉及的主要概念。

一、婚姻移民

关于移民的涵义，学者们的解释并不同。葛剑雄等认为移民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7]。陈孔立认为移民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一种行为或社会现象，二是指一种人或人群。前者指较大数量、有组织的人口迁移活动，后者指参与上述迁移活动（被迁移）的人或人群。[8]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特别是女性人口的流动，为城乡联姻提供了良好条件，在我国各地的城市甚至农村都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婚姻移民。城乡联姻或者两地婚姻成为民工潮的逻辑延伸，规模和范围逐渐扩展。学术界对女性婚姻移民、城乡联姻，以及打工妹婚姻逆迁移形成的农村外来媳都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现有研究文献对外来媳的定义和称呼各不相同，比较常见的有“外来媳”“农村外嫁女”“婚迁妇女”“江苏外来婚嫁女”“外嫁京媳妇”等。

上文学者的概念界定对本研究具有借鉴意义。笔者在研究中采用的概念更接近于学者葛剑雄对移民的界定。本研究中的婚姻移民或者外来媳指的是具有非上海户口的女性，与上海户口的男性结婚，以婚姻形式定居在城市，但是她们需要在婚姻关系存续15年之后，户口才能迁入上海的群体。她们主要具有两个特征：（1）配偶是具有上海户口（包括市区和郊区）的常住居民。（2）本人户口性质是外省市城镇户口或农村户口。上海市关于两地婚姻的户口政策规定：两地婚姻中外省市农民和上海市农民结婚，婚后外省市一方在上海市居住满六年以上的，本人和子女的户口可以迁入上海市；两地婚姻中外省市农民和上海市城镇居民结婚，婚后外省市一方在上海市居住满十五年以上的，其本人可以申报上海市常住户口，子女在入学前也可申报上海市户口。本研究中婚姻移民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指具有其他省市城镇户籍、与上海男性结婚的女性；另外一种是具有其他省市农村户籍、与上海男性结婚的女性。无论是否具有农村户口，在上海本地人眼中，她们都是“乡下人”，她们在本地社区工作人员和本地居民当中，还有一个比较通俗的称呼——“外来媳”。因此，笔者在行文中根据不同语境使用这两个概念，但其所指一致。另外，因为婚姻移民的劳动力移民身份，她们在很多地方和他们有共同之处，加上专门研究婚姻移民的文献并不多，文中也会经常引用针对“农民工”这种劳动力移民的数据和研究成果。

二、城市适应

在国内外相关文献中，研究者们对“适应”的论述有很多，只是在对移民的社会适应方面上的称谓就有“适应”“移民适应”“生活适应”“社会适应”“社会适应性”“文化适应”“城市适应”“城市适应性”等，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定义也不尽相同。

美国社会学家高斯席德（Goldschilder）认为，移民的适应可以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9]。沃德（Ward）和肯尼迪（Kennedy）认为，适应是文化适应的产物，进而划分出两种最基本的跨文化调整模式，即心理调整和社会文化调整。前者指心理上的舒适和满意，后者与社会技能相关，指成功应对新社会的能力。[10]

国内学者对社会适应的界定也很不相同，苏红等人在总结了国外学者对“适应”一词的界定后，认为适应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移民改变现有的技能并学习新的技能，以便在新环境中创造一个令他们自己满意同时也被别人认可的活动环境[11]。朱力认为，“适应”一词与社会学中的“同化”“调适”两词比较接近，但是，“适应”不是简单地被“同化”，因为从字面上看，“同化”有消极、被动的含义，而“适应”比“同化”更具主动积极的意义，因此“调适”更加接近“适应”的本意。另外，适应与社会化是一个事物从两个方面的不同表述。社会化是从社会对人的教化角度出发，强调的是执行社会化的各种主体对个体进行教化的过程。而适应主要是从接受社会化的个体的角度而言，强调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对周围的环境和社会化的过程的接受程度。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面临着生活环境和社会角色的变迁，迫使他们进行自身调整，因此进城农民的适应是他们在新的环境下的继续社会化。[12]

但是由于目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所以很多学者强调对“城市适应”与“城市适应性”的研究。朱力认为农民工进城后的转变及对城市的适应过程实质上也是农民工城市化的过程，不仅仅是一群人共同居住的地域，它还是一种“城市性”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在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13]。陆芳萍把城市性作为移民适应城市的一个基本维度，把社会适应界定为，在特定的生活情景中，个体控制和理解生活情景、应对情景压力、调整心理状态，从而达到和生活情景保持和谐关系的平衡状态的过程[14]。符平认为，适应是一个过程，更是一种状态。作为状态的适应是一种实践感，通过生活中持续不断、往往不被人们明显觉识的系列磨合、矛盾和冲突（不适应问题）的解决而达成。适应城市的状态应该是心理和行为上都接受和习惯（并不一定要求心理上完全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15]马旭从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综合视角界定了“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从个体的层面来看，适应是指个人为与环境取得和谐的关系而产生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它是个体与各种环境因素连续而不断改变的相互作用过程。从文化层面上来看，适应是文化变通的一种形式，也就是通过调整或变通自己的文化来与另外一种文化保持一致或减少冲突。[16]

根据以往研究成果、调查和相关文献资料，基于城市化这一宏观背景，本研究从个体层面把婚姻移民的城市适应理解为，在城市生活世界中，个体与各种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的生活实践。符平认为，城市适应鲜明地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适应的形态是文化、经济与社会结构再生产和社会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城市适应的实践而言，生活经历和经验本身是说明社会事实的最有力资料。对城市的适应本身是生活世界的一种表现，其意义也是由生活世界赋予的。而在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中，最大的表征莫过于生活的结构和行动的转变。[17]这种观点与生命历程理论的两大主题——转变和变迁不谋而合。婚姻移民作为主体性的日常生活实践，是一种弱者利用或者逃避各种强制性力量的策略性生存。城市适应的具体过程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进行界定，从纵向上看，包括婚姻移民在上海流动、落地与生根的全过程。因为婚姻移民从进入上海这个城市的第一天开始，就面临着人类生态学意义上社会 经济 文化属性不同的空间隔离，以及人们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之间的频繁流动。[18]而从横向上看，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涉及新的居住地，也涉及新的情境和新的社会规范，可以具体化为经济、社会、家庭和心理多个方面，而且在不同阶段这些方面的城市适应又包含着不同方面的具体内容。

三、代际差异[19]

埃尔德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一书中认为，“由于不同时间段上历史逻辑与共同成长经历的不同，也由于各个生活阶段的互相关联的活动、资源与义务的不同，每一代人都是独特的，特别是急剧变迁的时期，每个人都从他所处的历史世界（historyworld）——由他们的出生日期决定的——中获取与众不同的世界观和处世哲学，这种观点是对处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相互依赖的生命个体的反映”[20]。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三十多年是经济体制变革、社会急剧转型的大变迁时期，各种制度性因素与非制度性因素的相互作用同时叠加，对横跨20世纪50—80年代的社会个体有不同的作用，也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后果。本研究之所以把代际差异作为分析婚姻移民的一个视角，并不是凭空设想，而是借鉴了当前对农民工代际差异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认为，当今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农民工由于出生和成长的时代背景不同而具备了显著不同的个体人格特征。他们在迥然相异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不再是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抽象群体，而是分化为文化、观念和行为上都有着明显差别的两个亚群体。[21]那么，婚姻移民作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一小部分，当然也存在这种分化和差异。

要理解代际差异，首先必须对“代”做出说明。“代”是一定社会中具有大致相同的年龄和类似社会物质的人群。“代”具有自然和社会两重属性，自然属性指其年龄特征；社会属性则包含“代”的本质特征，即在于价值观和行为范式的选择，及“代”的层次特征，即“代”可分化成若干层次，不同层次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代”的自然属性，是判别代的标准或标识之一，其意义首先表现在，它“自然地”把不同代人区别开来。即不管某一代人具有多么复杂和丰富的社会文化特性，这一代人作为“自然的”一代人是无法改变的。我们只有在这一代人中才能理解他们独特的社会文化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构成一代人的年龄层中，来理解他们所面临的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和环境及他们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各代的价值观念、生活（存）处境、思维方式、情感体验乃至语言习惯。然而，“代”的自然属性仅仅具有形式的意义，即为人们理解和确定“代”提供一个自然框架或年龄范围。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无法接受以年龄作为划分代的标准。[22]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教授在1997年发表的《代问题》中，尝试说明社会变迁与“代”的关系，在他看来，“没有代，社会变迁是不会出现的。”“代”是社会变迁完成的基础，可过去的社会变迁研究只是把“代”看成一种生物因素而非社会因素，从而忽略它的作用。代际问题的探讨有助于理解社会结构，而且是了解社会变迁的一个必要向导。如果想了解我们时代中越来越快的社会变迁的特征，那么，“代”问题的重要性就更为明显。[23]

一般而言，代际间隔即代与代之间在时间上的跨度，处于不同时期的“代”，代际间隔是不同的，有的十几年，有的二十几年，甚至更长。代际差异主要受不同时代个体的生活环境、人生经历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笔者为了研究的方便，并结合访谈对象的特点以及研究内容的限制，我们把婚姻移民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改革开放前出生，最早进城务工并与上海男性结婚的婚姻移民群体，称为第一代婚姻移民或者第一代外来媳；而把改革开放以后出生并与上海男性结婚的婚姻移民群体称为第二代外来媳。本书之所以选择以1978年为界限，而没有以目前研究中普遍采用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或者新生代农民工[24]的划分方法，主要是因为运用了生命历程理论当中的把个体生命、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连接起来的年龄概念。首先，生命历程理论解构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年龄概念，从生命时间、社会时间和历史时间三个角度对年龄进行重新思考。生命时间是指实际年龄，代表个体在自身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即生命周期的阶段。这个维度符合人们日常概念中的年龄。但如果仅仅按生命时间划分群组，就很难用社会或历史因素解释群组之间的差异，也无法发现生命与时代变化的联系。社会时间，指扮演特定角色的恰当时间，反映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发展的实时影响。如个体离家、结婚和生育的恰当年龄这种家庭时间。历史时间指出生年份，代表个体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这一时间概念强调的是把个人置于一定的历史情境中，由此出发去关注历史事件和环境对人的影响。[25]为了更好地观察她们代际之间的差异，本研究粗略地把受访者大致分为两个代：A为第一代外来媳妇，在25位访谈对象中有16位；其余9位为第二代外来媳妇，归为B类，这些受访者的详细信息请见书末附录三。

第三节 研 究 设 计

研究设计是为实现研究目标而对研究活动开展的全过程的设计，是确保研究质量的关键环节。本节介绍本研究设计的调查地点、研究方法、研究过程、资料处理、研究伦理和研究限制。

一、调查地点选择

本次调查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市Z区进行，首先是因为本研究从一开始就以Z区为主要调查地点，和Z区人大、妇联以及几个街道等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利于笔者比较顺利地进入调查地点和选择调查对象。其次，在Z区的9个街道中，婚姻移民最少的街道也有500多人，笔者受时间、精力和经费的限制，很难对全部婚姻移民进行访谈。而如果选择一个居委会，人数一般不超过40人，加上人户分离的实际情况，实际居住的数量显得过少，可能难以把握婚姻移民群体的异质性。最后，笔者在和街道妇联主席协商的基础上，以社区为调查单位，以简要问卷的方式，先迅速收集愿意接受访谈的婚姻移民的基本资料，然后由笔者直接和婚姻移民商量访谈的时间地点，这样就减轻了街道的工作负担，也提升了笔者实施访谈的效率。但是问卷收上来以后，笔者发现愿意受访的婚姻移民90％的出生年代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笔者又请求街道工作人员协助，按照年龄选取了年龄较大和年龄较小的婚姻移民，以保证受访对象类型的多样性。

A街道位于Z区的老城区，人口十分密集。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传统工业聚集地，也是难民、贫民聚集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城市建设迅速发展，大批居民迁入，人口猛增，成为新老市场比较集中的区域。20世纪90年代以后，Z区对旧区进行了普遍改造，住宅和交通有所发展，也带来了工商业的繁荣，辖区内囊括了几个比较大的批发市场。但是本研究的受访者多是生活在经过改造的棚户区当中，这些居住区域的主要特征为：房子建筑材料相当简陋，多为平房或自己搭建的两到三层楼房，室内拥挤，缺乏卫生设施，人口密度大，社区公共设施短缺，卫生状况差，外来流动人口较多。

目前，A街道户籍人口有30000多人，但是外来人口有20000多人，反映在婚姻方面，2001年下半年至2006年下半年，Z区共有婚姻移民6296人，但是A街道人数最多，有1063人，本研究选择这里作为调查地点，也正是出于这里婚姻移民最多的考虑。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婚姻移民人户分离现象比较严重。[26]2007年10月间，街道全面摸底调查的数据是200多户。

二、研究方法

（一）质性研究方法的确立

从女性主义理论观点来看，使用“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analysis，qualitativeapproach，orethnographicresearch）”，才能让被研究的女性被“听到”（或看到），才有可能从研究对象的立场去看、去理解这个世界。女性主义者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认为，不存在什么独特的女性主义方法，女性主义研究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方法论，它有三个特征：（1）以女性的经验作为社会分析的来源；（2）研究的目的是为女性说话；（3）把研究者和研究主题放在同一个批判的平面上[27]。而在社会学实际研究中，人们常用的抽样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以及田野调查、个案访谈等理解的方法，都早已被女性主义学者所采用[28]。因此，女性主义者并非完全反对社会科学中的定量研究，但是许多女性主义者更加推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口述史等质性研究的方法。

目前学术界对“质性研究方法”有几种不同的翻译，如质的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等。但定性研究这个译名很容易与中国社会科学界目前常用的“定性研究”混为一谈，而实际上它们的所指是很不相同的[29]。根据陈向明的定义，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这个冗长的定义包括如下几方面内涵。（1）研究环境：在自然环境而非人工控制环境中进行研究。（2）研究者的角色：研究者本人是研究的工具，通过长期深入实地体验生活从事研究，研究者本人的素质对研究的实施十分重要。（3）收集资料的方法：采用多种方法，如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实物分析等收集资料，一般不使用量表或其他测量工具。（4）结论和／或理论的形成方式：归纳法，自下而上在资料的基础上提炼出分析类别和理论假设。（5）理解的视角：主体间性的角度，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理解后者的行为及其意义解释。（6）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互动的关系，在研究中要考虑研究者个人及其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对研究的影响，要反思有关的伦理道德问题和权力关系。熊秉纯认为质性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界常用的定性研究也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定性研究，“质性研究：（1）不是空对空、思辨性的；（2）它也不是以由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推理来建构知识的；（3）它是以文字叙述为材料、以归纳法为论证步骤、以建构主义为前提的研究方法”[30]。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质性研究方法，是由这项研究的特点以及笔者个人的条件决定的。首先，质性研究的主旨就在于发觉当事人的经验，从当事人的经验、角度来了解她的世界，而不是用一些社会上或学术上的、已存在的偏见或刻板印象来了解或评断一个社会现象或一件事例，这对那些向来没有机会使她们的经验被包括在知识体系内的弱势群体特别有意义。而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婚姻移民，她们的城市生活经验很少被学术研究关注，而笔者正是力图使她们的经验、声音有机会被呈现。其次，进行量的研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的投入，而且需要通过专业的训练进行数据分析，而在这些方面，尤其是专业训练方面笔者存在很大的不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笔者在研究初期所做的一项调查问卷的过程中发现，调查问卷的方式不适合反映人的深层次生活经验问题。因此经过反复考虑，笔者选择了半开放型访谈这种方法来收集资料。

（二）具体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半结构式访谈，配合以座谈会。

1.半结构式访谈

访谈是质性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种收集资料的方式，它是一种研究性交谈，是研究者通过口头谈话的方式从被研究者那里收集（或者说“建构”）第一手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在半结构式访谈中，研究者对访谈的结构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但同时也允许受访者积极参与。通常研究者事先备有一个粗线条的访谈提纲，根据自己的研究设计对受访者提出问题。但是，访谈提纲主要作为一种提示，访谈者在提问的同时鼓励受访者提出自己的问题，并且根据访谈的具体情况对访谈的程序和内容进行灵活的调整。[31]访谈是一个经验共享的过程。研究者与受访者在对话中互动，研究者可以从受访者的叙述中了解她的视角及她对自己的经验所保持的观点；双方也可以一起合作，就谈论的现象进行深入的挖掘与澄清。研究者不只是被动地聆听与记录，他还帮助受访者发现一些隐而未显的心理或社会意涵，所以搜集到的研究资料是丰富、复杂与充满象征意义的。

就半结构式访谈的内容而言，笔者把访谈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受访对象成长经历中的流动经验，包括其个人背景、来到上海的动机、进城后的职业特点以及语言符号的掌握情况。第二部分是婚姻抉择过程，包括认识途径、婚姻抉择过程以及婚姻模式特点。第三部分是考察她们结婚以后经济、社会、家庭和个人心理等全方位的社会适应情况。第四部分是请她们谈谈如何应对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包括经济压力、社会交往中的不愉快经验以及对个人身份的认知（详细“访谈提纲”见本书附录二）。笔者通过妇联主任和妇女代表事先熟悉受访者，并在访谈开始前以及在访谈过程中注意并采取多重方式，充分化解她们可能产生的疑虑。

2.座谈会

座谈会是一种无结构式的集体访问，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收集资料的方法。笔者在调查初期，采用妇联组织实际工作中经常采用的座谈方式，由妇联或者其他领导主持，请婚姻移民比较自由地说出自己的现实需求，并互相交流看法。座谈会没有具体的问题，会议也进行了全程录音。

三、研究过程与经验材料来源

（一）研究过程

对于本研究的构思始于2007年3月初至6月底，笔者在导师[32]的引荐下，全程参与了“创建充分就业社区”的专题调研，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初步认识了解到一些已经取得户口的婚姻移民的“就业难”问题。2007年7月底至11月底，在Z区妇联维权的课题中，笔者重点对婚姻移民的生活状况与权益需求进行调查，使选题得到深化，最终确定了研究思路，形成了研究框架。本研究之调查在笔者导师的引荐下，得到了Z区政府机构的大力支持，调查过程由如下三个部分组成。

（1）在2007年3月初至11月底，Z区人大和Z区妇联的两次调研中，笔者初步了解Z区婚姻移民的生活现状，并重点考察了几个有代表性的街道，参与了由50多名婚姻移民组成的座谈会。在以上两次实地调研的过程中，笔者经常向Z区妇联工作人员和区、街道、居委会同志进行访谈，有意识地收集关于“外来媳”方面的资料，从而不断加深对“外来媳”的认识，逐渐细化了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

（2）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外来媳在上海的生活情况，笔者选取了上海市Z区A街道作为调查地点，于2008年3月21日至5月16日，在Z区妇联帮助下，笔者选择A街道内的25名“外来媳”，进行了深入访谈。每次访谈都有录音辅助，访谈结束后整理出了相当丰富的文字资料。了解“外来媳”在流动过程中，个体面对农村­→大城市或者小城镇­→大城市这样时空转变的生活场景，在户籍制度、二元社会结构、社会性别结构、城市婚姻市场结构等宏观社会结构的控制和压迫下，“外来媳”所采取的适应城市生活的实践策略，从而揭示个体和社会关系的互动，即个体面对城市生活的不同情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灵活的和充满创造力的生存技巧所显示出的主体选择性和能动性。

（3）2008年8月9日至8月28日，笔者对部分外来媳又进行了电话回访，对有些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二）经验材料来源

本研究的经验材料主要由如下两个部分构成。

（1）2007年3月初至11月底，笔者参与Z区课题调研所得到的文献资料，包括全国和市政府下达的保障妇女权益的政策文件、Z区政府的执行文件，以及各个街道和部门的总结汇报资料。

（2）2008年4月21日至8月28日，笔者对访谈对象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整理出来的访谈资料。

四、资料的处理与分析

（一）资料收集

本研究以半结构式访谈为主要搜集资料的方式，运用访谈法的目的是要了解受访者的主观经验，研究者借由与受访者的互动与语言的沟通，引发对方提供资料或表达出受访者的意见与想法。因此，研究者与受访者是在访谈过程中，通过彼此经验的分享，得以使对话过程互为主体，并在过程中不断创造新意义。研究者在进行访谈的前期，仍在不断调整访谈纲要及提问方式。根据前期受访者的访谈，整理出丰富的内容，再予以检查、调整、增删纲要的内容，最后逐渐确定访谈纲要，以更加符合本研究的需求。所以，在与之后的几十位受访者访谈时所得到的内容，均涵盖最后确定使用的访谈纲要所列出的问题。

（二）访谈录音转化

研究中的每次访谈时间约为90分钟，在访谈以前，告知受访者将进行全程录音，强调此研究以学术研究为目的，并不挖掘受访者隐私，使受访者安心接受访谈。对于受访时采取全程录音的方式，大部分受访者愿意接受，也有几位觉得不自在，表示不要看到录音工具，以免感染紧张的气氛。每次采访结束，研究者都在当日整理录音，以将录音内容转换成逐字稿的方式呈现文本，并将受访者的非语言动作（情绪、声调、表情等）记录下来。对于访谈资料有未详尽或不清楚之处，则进行第二次访谈（面访或电话访问），直到达到资料详尽准确为止。

（三）资料分析

将访谈的资料整理成文字以后，研究者对转换的文字不做取舍，以免隔断受访者的思想脉络，研究者期望能完整呈现受访者的生活世界，然后进行整体文本的初次阅读。在阅读时，将自己先前的理解及偏见放在一边，以开放的态度进入受访者的生活经验，把握文字自身所显示的重要信息并加以注记，研究者在阅读的同时写下自己的看法和反思，以求整体理解文本，透过原始资料的反复阅读，找出所涵盖主题。

（四）研究信度

本文在借鉴其他文献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注意从研究方法、研究资料等途径保证研究的信度。在多元的方法上，本研究采取半结构式访谈、小组座谈以及文献搜集等多元方法相互佐证。同时，在访谈时对于受访者的描述，研究者尽可能再以相同主题和事件询问社区、居委会或者妇代主任，最后将做好的文字稿交予受访者，如果有不符事实之处或研究者有曲解时，请受访者告知研究者并作实时的修正，以提高研究的信度。

另外，研究者对于写作时期所取得的分析结果，及时与导师和同学共同讨论，经过多次讨论与修改后，确立研究分析的共同主题，以了解是否有重大偏差或遗漏之处，经过不同时间与不同分析者交叉检验，有助于提高研究的可信度。

五、研究伦理

本研究涉及婚姻移民在城市社会生活的感受与适应策略，因此在过程之中必定会问到个人内心的感受及较隐私性的问题，涉及研究伦理。研究者以受访者的权益为首要原则，在研究前都征得了受访者的同意，而研究资料撰写、研究分析等内容也以匿名的形式进行处理。

（一）签订访谈意见征询书

在研究之前，研究者向受访者解释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说明研究访谈意见征询书，确保并尊重受访者进行研究的意愿。在研究开始前，研究者事先与受访者说明研究者身份与研究目的，经过受访者的同意才进行访谈与全程录音，同时，也告知受访者可以依个人特殊状况或意愿，退出访谈。

（二）尊重个人隐私

在研究过程中，录音、访谈稿等与受访者相关的资料会予以妥善保存，其中有关可以辨识受访者身份的资料以匿名方式处理。待研究完成后，未经受访者同意，不会任意将个人资料与访谈内容公开。

（三）访谈地点选择

本研究以半结构式访谈为主，访谈地点选择以受访者的方便为主，由受访者自己决定时间和地点。尽量做到让受访者在熟悉、安静且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及想法的环境中接受访谈。

六、研究限制

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婚姻移民城市适应的动态过程，包括进城以前的原乡生活，进城以后的职业和社会生活、婚姻抉择过程，以及婚后经济、社会、家庭和心理层面的适应以及发展出来的主体选择性的实践策略。研究需要把握个案中的复杂情况，如何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交织关系中梳理出清晰的、社会适应的纵向和横向脉络成为本研究的难点。

（一）对象选取的限制

在调查过程中，笔者首先遇到的是进入调查单位的困难。婚姻移民分散在Z区的各个家庭当中，虽然笔者借助了政府管理体制中的基础组织的力量，但是还是有个别婚姻移民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愿意接受访问。

（二）语言限制

本次访谈地点虽然是在国内，但是语言仍然是访谈的一大障碍。就婚姻移民而言，已经经历了家乡话、普通话和上海话三种有相当大差异的语言，现在已经习惯讲上海话。而笔者虽然在上海生活了五年，但是由于长期生活在学校这样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对上海话只能听懂一点，根本不会讲。因此，笔者只能用普通话访问，但是很多婚姻移民一般都是用带有家乡口音的上海话交流，也常常会冒出上海话的词语，这必定影响到笔者的访谈。而在笔者所参与的一些会议中，与会者大部分都是上海人，在会议过程中，一般开始是用普通话，会议尚未过半，就有人开始用上海话，然后一发而不可收，直到会议结束时会用普通话做个总结。笔者访问的区和街道妇联工作人员大多了解我听不大懂上海话，他们在接受访谈时都是讲普通话；但是在街道访谈时，街道工作人员常常会普通话—上海话—普通话先后变换几次，笔者只能半听半猜，事后对相关问题进行追问。语言的差异将给访谈带来沟通的困难，也可能会影响整体访谈资料的收集和分析。

（三）访谈中断

大部分受访者白天都需要工作或者做生意，白天工作结束后，晚上和其他空闲时间又要忙于照顾小孩、煮饭或照顾公婆等家务。所以，我们的访谈时间多半是以婚姻移民感觉自己有空的时间为主，地点也由婚姻移民来选择。即使如此，访谈中也常常由于必须带孩子、接电话或者其他事情而出现中断，而受访者常常因为有事情而显得心不在焉，笔者只能草草结束，等到下次访谈时进行补充。

[1] 包蕾萍：《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第126页。

[2] Karl Ulrich Mayer,EuentHistoryAnalysisinLifeCourseResearch,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90,p.5.

[3] 埃尔德、葛小佳：《变迁社会中的人生——生命历程及其中国的实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8年第3期。

[4] 杜鹏、李兵：《生命历程理论和方法及其对老龄政策的意义》，《浙江学刊》2007年第3期，第6—7页。

[5] 李强、邓建伟、晓筝：《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第1页。

[6] 包蕾萍：《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第126页。

[7]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8] 陈孔立：《有关移民与移民社会的理论问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49页。

[9] G.Goldscheider,UrbanMigrantsinDeuelopingNations,WestView Press,1983,pp.3546.

[10] C.Ward,and A.Kennedy,"Where's the'Culture'in Cross-cultural Transition?ComparativeStudiesofSojournerAdjustment",JournalofCross-cultural Psychology,1993,24(2),pp.221249.

[11] 苏红、许小玲：《三峡移民的社会适应策略》，《思想战线》2005年第1期，第60页。

[12] 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第82—83页。

[13] 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第82—83页。

[14] 陆芳萍：《上海女性劳动力移民的社会适应过程》，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8页。

[15] 符平：《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研究的发现》，《社会》2006年第2期，第138页。

[16] 马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以武汉市为例》，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1页。

[17] 符平：《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研究的发现》，《社会》2006年第2期，第136—137页。

[18] 陈映芳编著：《移民上海——52人的口述史》，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19] 这里的代际差异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宏观社会变迁，与微观家庭代际关系中的代际差异有一定的区别。一些学者比较关注城市农民工分层，此类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城市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代际差异是异质性研究的重点。相关文献有成艾华、姚上海：《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分析》，《统计与决策》2005年第10期，第61—63页；刘传江，程建林：《我国农民工的代际差异与市民化》，《经济纵横》2007年第4期，第18—21页；杜书云、张广宇：《农民工代际差异问题调查与思考》，《农村经济》2008年第2期，第100—104页；刘雅萍：《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研究——基于杭州市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页。

[20] ［美］G.H.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21] 刘雅萍：《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研究——基于杭州市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页。

[22] 廖小平：《代际的伦理之维》，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23—24页。

[23] KarlMannheim,"TheProblem ofGenerations",in D.Kecskemeti,ed.,EssaysontheSociologyof Knowledge:Collected Works,Volume5,Routledge,1952,pp.276322.

[24] 理论界对于年轻一代农民工的界定，存在一定的争议。最容易理解的概念是由陈星博提出的“青年农民工”这一根据他们年龄特征来定义的概念。刘开明认为应该称他们为“第二代农民工”，与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相区别。王春光称他们为“新生代流动人口”，与“第一代流动人口”和“第一代流动人口”的子女——“第二代流动人口”相区别。详见陈星博：《区隔与阻断：青年农民工的“问题化”倾向》，《当代青年研究》2003年第4期，第1—8页；刘开明：《民工第二代：小小“成功”后仍觉出路不多》（2006年2月28日），网易网，http：／／news.163.com／06／0228／14／2B29KNDF0001122B.html，最后浏览日期：2008年12月22日；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63—76页。而在很多关于农民工代际差异的研究中，一般都是以出生年份在1980年为界，把农民工群体划分为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本研究的两代婚姻移民的划分就是借鉴了这些研究，但是在时间节点上进行了稍微改变。

[25] 包蕾萍：《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第126页。

[26] 据社区妇联主席介绍，虽然街道由民政局统计的外来媳为1200多户（即在民政局办理过婚姻登记才计算在内），但实际居住在A街道的要低于此数。人户分离的主要原因：（1）家中住房小，子女成年婚后家中无法居住只能在外租房；（2）原住房已动迁，但因求学、求职等原因户口未迁移；（3）因为街道辖区内批发市场多，有相当部分的居民将自住房租给市场的商铺老板作仓储，自己则到市郊处租房，以租金差价补贴家用；（4）少部分家境较好已在外购置商品房等。

[27] SandraHarding,"IsThereaFeministMethod?",inNancyTuana,ed.,FeminismandScience,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7,p.7.

[28] 金一虹、刘伯红：《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92页。

[29]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30] 熊秉纯：《质性研究方法刍议：来自社会性视角的探索》，《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第20页。

[31]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32] 笔者导师曾在上海市Z区担任人大常委和民盟主委的职位，于2007年年初在上海市Z区提出“促进充分就业”一号提案，Z区政府委托Z区人大开展调研，全区有人大、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改委等八个部门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