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一本地图集

布拉班特公国地图细节，图上包括今天比利时和荷兰的部分地区，包括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的家乡安特卫普。印刷于1570年版的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地图集《寰宇概观》。

安特卫普，比利时

北纬51度13分6秒，东经4度23分53秒

安妮·奥尔特尔小心翼翼地将浅绿色颜料涂抹在林地区域，接着用浅棕色和深棕色来表示布拉班提亚、弗兰德里亚、汉诺亚和霍兰迪亚的低地。她用两种深浅不同的蓝色表示水域：浅蓝色表示浩瀚的海洋，深蓝色表示河流、湖泊、可航行的沿岸水道。她将船只涂成棕色和深黄色，然后用画笔蘸上红色颜料，一个一个涂在城市上：布鲁塞尔、乌特勒支、鲁汶、奥斯特维奇、阿姆斯特丹、代尔夫特、艾恩豪恩和她的家乡——安特卫普。

1570年，安特卫普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这要归功于谢尔德河畔的贸易。这条水道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因为在1486年，有一幅长5米的地图专门为它而绘。在安特卫普，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购买在德国南部开采的铜和银，然后把它们运到印度和非洲，在那里换取香料、象牙和奴隶。英国的布料、佛兰德斯的刺绣和德国的皮具都在这里交易，而这座城市本身也出口玻璃、宝石和墙纸等奢侈品。

奥尔特尔时代的安特卫普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如果你在每年有超过2500艘船停靠的港口边散步，你会听到商人们说着各种语言，有荷兰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意第绪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德语，以及非洲和东亚的语言。这座城市的交通非常便利，还有数量众多的新式现代化的起重机，安特卫普甚至有自己的起重机操作员协会。运河网从港口延伸到城市的众多仓库，然后再延伸到布拉班田的乡村。

和1500年前的亚历山大一样，安特卫普也是一个贸易中心，这里的人们对地理学和更广阔的世界有着浓厚的兴趣。安特卫普没有重要的图书馆或著名的教育机构，但为数众多的印刷厂、书商和出版商弥补了这一缺陷——自从德国印刷商约翰内斯·古登堡在15世纪50年代开始印刷书籍以来，图书市场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对图书馆的需求减少了。

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称赞一位打字员朋友，称他“正在建立一座没有限制的图书馆”，安特卫普的印刷厂充当了图书馆、书商、出版商、工作室和各种学者们聚会的场所。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位于卡门斯特拉特，包括当时欧洲最大、最重要的印刷厂金罗盘印刷厂，这个印刷厂的业务增长迅猛，此时已经拥有7座并排建筑。

安妮·奥尔特尔是以她母亲的名字取名的，母亲教她如何给地图上色。在得知安特卫普提供的工作机遇后，她的祖父从德国的奥斯伯格搬到了安特卫普，他自己做得很好——奥尔特尔家族在该市享有很高的声誉。安妮的父亲伦纳德成了古董商，她继承了父亲的宗教思考倾向。

就像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一样，安妮的父母也正式宣称信奉天主教，但和其他安特卫普人一样，他们也持有新教徒的同情心。1535年，伦纳德因参与印刷改革派作家迈尔斯·科弗代尔翻译的《圣经》英译本，而被迫逃离这座城市。

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查理五世，几乎没有给新教留时间，宗教裁判所狂热地焚烧书籍和异教徒。当伦纳德逃离安特卫普时，他留下了妻子和孩子——包括安妮的哥哥亚伯兰，当时他只有8岁。宗教裁判所的人冲进了房子，寻找被禁的异端书籍，但什么也没找到。

安妮的父亲在4年后去世，留下她的母亲勤奋并成功地继续着古董生意，并指导安妮、亚伯兰和他们的妹妹伊丽莎白绘制彩色地图。地图一直是他们父亲收藏品的一部分，年轻的亚伯兰对地理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当时荷兰的地图市场很大，并且随着荷兰的国际贸易活动而不断扩大，甚至过时的地图也很受欢迎，那个时期，许多艺术家画作中各式各样的人物，从资产阶级到不起眼的制鞋工人，背景都是墙上的地图。地图以各种价格买卖着——在荷兰，彩色地图尤其受欢迎。

亚伯兰和他的姐妹们买了黑白地图，将它们粘在亚麻布画布上，再在木框中延展开，然后上色。他们将彩色地图出售给私人、出版商和书商——彩色地图通常比非彩色地图贵1/3左右。每幅地图的外观都是由客户决定的——如果有人想把自己的家乡涂成明亮的粉红色，那么亚伯兰和他的姐妹们就会让他们愿望成真。但是颜色也可以用来传达信息。早在1500年，德国地图学家埃尔哈德·埃茨劳布就建议使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说不同语言的地区。然而，在随后的日子中，亚伯兰透露了对非彩色地图的偏爱。在1595年写给外甥雅各布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要一本彩色副本，但在我看来，不上色的版本更好，因为你自己可以决定它的色彩。”

亚伯兰从未受过教育——大概是因为他必须工作。或许伦纳德希望他的儿子上大学——至少他已经尽他最大的努力教他拉丁语和希腊语。在亚伯兰去世后不久，他的一位朋友在一封信中提到他——亚伯兰“受阻于现实，因为他有一个寡居的母亲和两个年轻的姐妹，需要靠他扶持”。大约60千米外的鲁汶大学，是欧洲仅有的两所设置制图学专业的大学之一。它似乎唾手可得，却又遥不可及。亚伯兰的另一位朋友写道，亚伯兰“靠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在没有师父或老师的情况下学习和练习（数学），甚至一样理解了数学中重要而最深奥的知识。这让其他人非常钦佩”。

亚伯兰可能读过什么书呢？在亚伯兰的时代，在鲁汶教授制图学的教授是杰玛·弗里西乌斯。弗里西乌斯小时候是个瘸腿孤儿，在他贫穷继母的照顾下长大，然后在大学里获得了一个为个别有天赋的学生保留的读书机会。他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数学家、医生和仪器制造师。在1530年，他曾制作了一架地球仪，出版了《天文学和宇宙学原理》作为对地球仪的补充说明，并在3年后基于实地测量出版了一个小册子。两本书都在安特卫普——欧洲地理学、地图出版最重要的城市印刷了，年轻的亚伯兰把两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这并非不可能。

同时，亚伯兰还阅读了游记和历史著作，例如希罗多德、斯特拉波、马可·波罗的游记和托勒密的《地理学》——很可能是塞巴斯蒂安·蒙斯特在1540年、1542年和1545年出版的版本，这是自100多年前首次译成拉丁文以来出版的众多版本中的最新版。

托勒密复兴

欧洲文艺复兴始于1397年，当时希腊学者曼努埃尔·克里索洛拉斯抵达佛罗伦萨，向佛罗伦萨的僧侣们教授希腊语。在过去的700年里，欧洲学者对希腊语的研究非常少。克里索洛拉斯在君士坦丁堡学习希腊语期间，修士雅各布·德安吉洛与他相识后，邀请他前往意大利。德安吉洛带着许多希腊手稿返回佛罗伦萨，其中包括一本托勒密《地理学》的副本。当克里索洛拉斯开始翻译《地理学》时，这座城市的人文学者圈对其抱有一定程度的期待——在此时，学者们只是听说过这部作品，只能读到这本书的只言片语。当克里索洛拉斯搬到其他城市时，雅各布·德安吉洛亲自承担并完成了翻译工作。

在《地理学》译本的导言中，德安吉洛写到，托勒密向我们展示了世界的样子。他还强调，希腊学者提供了拉丁制图传统中缺乏的东西——将球面地理转绘到一张平面纸上的方法。但是德安吉洛缺乏必要的数学技能，无法翻译托勒密关于如何设计这种投影的复杂说明，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读者对这部分内容知之甚少。

德安吉洛将这本书的书名从《地理学》改成了《宇宙图景》。在中世纪，欧洲人没有单独的地理术语，因此，在译本中，每次这个词出现时都必须给出定义，通常的定义是“与描述世界相关”。一些罗马作家曾经使用“cosmographia”一词，作为“宇宙志”（cosmography）一词的同义词，这个词可以同时描述地球和天空。读者们，请一定不要忘记，德安吉洛认为，这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天体，因为托勒密的经纬度是基于对太阳、月亮、恒星和行星的观测而获得的经纬度信息，显示了这些天体是如何影响地球的。

因此，德安吉洛将地理学纳入占星学和天文学并存的传统中，这样我们就必须理解文艺复兴早期的读者们是如何解读托勒密作品的：《地理学》并没有突然间为欧洲人提供一个新的世界观，也没有提供一种更科学地绘制地图的方法。相反，他们使用托勒密的书籍，就像使用其他地图和天文观测材料一样来调整他们现有的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是建立在老普林尼的著作和中世纪旅行游记基础上的。

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佛罗伦萨的学者们从何时开始基于托勒密的坐标绘制地图，但15世纪早期，一个未注明日期的信件表明，弗朗西斯科·迪·拉帕奇诺是第一个绘制此类地图的人：“他用希腊文绘制了这种地图，图上的名字都用希腊文表示；他又用拉丁文绘制这种地图，图上的名字都用拉丁文表示，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1423年，波焦·布拉乔利尼从一位佛罗伦萨政治家那里购买了“托勒密的《地理学》中的一些地图”。

托勒密被重新发现时，南欧人正前往世界各地进行探险。葡萄牙人沿着非洲海岸进行寻找黄金的探险活动，并将轻便机动、可同时在河道和浅海地区行驶的轻快帆船，加入他们老式而沉重的舰船队伍中。1418年，两艘葡萄牙船被吹到大西洋的马德拉岛上；它们于1427年到达亚速尔群岛，并于1434年在以大雾和恶劣天气闻名的西撒哈拉海岸驶过博哈多尔角。长期以来，葡萄牙人认为，没有人生活在此地以南的地方，但是当他们到达撒哈拉以南的冈比亚河时，他们沿着穿越沙漠的阿拉伯商道航行，黄金和奴隶可以直接被运往欧洲港口。

如今，欧洲人发现自己身处世界的这个部分，在古典时期被认为因为高温而无法居住。1439年，在佛罗伦萨的一个教堂会议之后，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代表们，被问及了一长串关于他们国家有多靠南的问题，意大利人弗拉维奥·比翁多写道：“托勒密只知道埃塞俄比亚最小的一部分——包含在埃及境内——对超出这个区域的其他地区和王国一无所知。”

对于北方，托勒密的世界地图只延伸到北纬63度神秘的图勒（极北之地）。1427年，《地理学》在巴黎的学术界流传后，红衣主教纪尧姆·菲亚斯特出版了一本包括北部地区的版本。菲亚斯特在地图上写道：

除了托勒密所说的，还有挪威、瑞典、俄罗斯，和将德国与挪威、瑞典分隔开的波罗的海。波罗的海再往北，一年有1/3时间会结冰。这片海之外，还有格陵兰岛和更靠近东部的图勒岛。这些地区分布在北部地区的未知土地上。托勒密没有提及这些地区，人们相信他对此一无所知。为了使第8幅地图更加完整，克劳迪亚斯·辛布里克斯勾勒出了北部地区的轮廓，并绘制了一幅与欧洲其他地图相连接的地图，这样就有了11幅地图（而不是10幅）。

这张地图扩展了托勒密的世界观，包括了北纬74度的国家。

第一张已知的北欧地区地图，由丹麦地图学家克劳迪亚斯·克拉维斯绘制，并由法国红衣主教纪尧姆·菲亚斯特于1427年在其版本的托勒密《地理学》中出版。由于未知的原因，克劳迪亚斯认为北欧地区具有东西方向，而不是南北方向。地图底部是不列颠群岛，苏格兰向东弯曲。冰岛是海上一个半月形陆地，格陵兰岛从北欧地区的西部向上延伸到北部。

北部地区

这幅地图是由丹麦的克劳迪亚斯·克劳森·斯瓦特绘制，他以另外的名字克劳迪亚斯·克拉维斯和辛布瑞克斯而著名，1424年在罗马时，他开始熟悉托勒密的地图。他可能还在这里遇到了负责与北方的基督教团体保持联系的菲亚斯特，他们可能一致认为有必要绘制一幅北方地区的地图。

克劳迪亚斯的地图显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从东向西延伸，而不是从南向北。西侧是尼德罗西亚，东侧是一条从斯德哥尔摩到瓦斯蒂纳修道院的道路，连接着北欧最重要的两个朝圣地。苏格兰的北岸位于挪威斯塔万格岛正南，奥克尼群岛位于两者之间的水域，而冰岛则是一个半月形的岛。最西边是格陵兰岛——这个地方第一次出现在了地图上。但是，根据当时的观念，格陵兰岛不是一个岛，而是北极大陆向东延伸的一部分，北欧国家的北部，在向南弯曲与俄罗斯接壤之前，新地岛就像大陆之间的潜在且长年被冰雪覆盖的一座桥梁。

在第一幅印刷的北欧国家地图上，克劳迪亚斯的影响显而易见。这幅地图被收录在1482年由尼古拉斯·日耳曼努斯在德国乌尔姆市印刷的《地理学》版本中。但是，在这张地图上，格陵兰岛被移到了北欧国家的正北方——它与俄罗斯之间由一块名为菲拉派朗斯的小块陆地相连，而俄罗斯与瑞典北部则由一块名为东方哥提亚的小块陆地相连。英格诺门特这个名字再次出现在挪威北部，再往南就是挪威。

在现存欧洲最古老的地球仪上，格陵兰岛再次位于挪威以北，这个地球仪由德国水手马丁·贝哈姆于1492年制作。贝哈姆写到，这个地球仪以托勒密的《地理学》为基础，但是“那些吹来屈拉蒙塔那风的偏远地方，不在托勒密的描述之内，例如冰岛、挪威、俄罗斯，我们均已知晓这些地方，每年都有船只访问，世界的这种简单分布毫无疑问，在图上可以看到的每个部分，均可以驾船到达”。

从这个地球仪上可以看到，似乎可以轻松地从欧洲驾船到达亚洲，因为贝哈姆低估了地球的大小，并将日本放置在墨西哥所在的地方。从安提利亚岛到日本海岸只有50个经度。安提利亚岛应该位于大海的最西边，居住着几百年前逃到那里的葡萄牙人。

同年稍晚一些，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向西航行，寻找通往亚洲的海上航线时，他使用了贝哈姆的地球仪。当他的船驶出大海，离旧大陆越来越远时，他朝本该出现在北纬28度的安提利亚方向望去。哥伦布在航海日志中写到，没有看到该岛，但10月12日凌晨2点，当月亮照亮几千米外的海滩时，海员罗德里戈·德·特里亚纳喊到，他看到了陆地。

美洲

15年后，德国地图学家马丁·瓦尔德泽米勒开始撰写一本新的《地理学》。在他最初的计划中，他并没有打算扩大托勒密的世界景观，但他刚刚从热那亚制图师尼古拉·卡瓦利那里获得了一幅新的航海图，这幅图上有最近在遥远西部发现的大片区域，以及佛罗伦萨探险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的一本书，这本标题为《新世界》的书，是这个时代最畅销的书。

韦斯普奇在书中描述了一次前往南美洲东海岸的航行：“我们在那里发现了许多陆地和几乎无数的岛屿（通常都有人居住），而我们的前辈们对这些岛屿只字未提。”这本书第一次宣称西方的国家位于一个独立的大陆上，而不像哥伦布一生所认为的那样，是亚洲的东海岸。

卡瓦利的航海图和韦斯普奇的书给了瓦尔德泽米勒新的抱负，他现在想做的不仅仅是简单修改托勒密的早期作品。相反，他想创造一幅世界地图，将托勒密的发现与新发现结合起来，一个与地图呈现内容相同的地球仪，以及一本书，用以解释为什么有必要撰写一本不同于托勒密版本的《地理学》的书。

1507年春，瓦尔德泽米勒出版了《宇宙志导论》。在第七章，一段关于几何学、天文学和地理学原理的相当枯燥的理论部分，将永远地改变世界地理：“亚美利哥发现的世界的第四部分，我们可以称它为亚美利加，即亚美利哥之地，也可以叫作——美洲。”在第九章，描述了欧洲、非洲和亚洲之后，瓦尔德泽米勒阐述如下：

……第四部分由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发现。由于欧洲和亚洲都是以女性名字命名，我找不到任何反对的理由把这一部分称为亚美利加，即亚美利哥之地，以亚美利哥这位能力出众的发现者命名它……因此，现在已知地球被分为四部分，前三部分为大陆，第四部分是一个岛，因为它四面环海。

这篇文章非常具有预见性。在1507年，还没有人发现美洲被水包围——那将是6年之后，第一个欧洲人、西班牙探险家瓦斯科·巴尔博亚将在巴拿马穿越美洲大陆，到达太平洋；13年之后，葡萄牙探险家费迪南德·麦哲伦航行到美洲大陆的最南端。

同年晚些时候，瓦尔德泽米勒的世界地图出版了。这是一幅巨大的地图，长240厘米，宽120厘米，分为12张——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例子，显示了古典与现代结合而发展起来的先进地理学。这种知识组合体现在地图的顶部——几百年前，耶稣俯瞰世界的形象被继续保留，两个手持科学仪器的人，分别拿着象限仪和圆规，代表着他们各自的时代，看着他们所代表的区域——托勒密在旧世界的非洲、亚洲和欧洲之上，而韦斯普奇在新世界之上。这幅地图的简称是“世界宇宙图”（全称为：根据托勒密的传统和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等人的发现而绘制的宇宙图）。

托勒密的大部分描述被保留在地图上，包括印度洋上尺寸过大的塔普拉班岛（斯里兰卡），而来自中世纪的元素包括非洲食人族，也在其中。北欧地区可以看出源自尼古拉斯·日耳曼努斯的作品，表现在：尼罗西亚位于最西边；英格诺门特位于挪威以北；图勒位于卑尔根以南，西面是奥克尼群岛；芬兰根本不存在。

这幅地图突破了托勒密的成就，绘制了位于西方的世界的第四个部分。这不仅是世界上第一幅将美洲绘制为一个独立大陆的地图，也是第一幅使用“亚美利加”这个名字的地图。图中对美洲大陆南段的绘制惊人地准确，不禁使人怀疑，瓦尔德泽米勒不但查阅了韦斯普奇的游记和葡萄牙、西班牙船队的航海日志，还使用了其他资料。

但如果用到了，他却从未提及过它们。沿着海岸，有几条河流和一些地名被标记出来，但在内陆却找不到名字——西部地区是一个“极度不知名的地区”。在北纬10度，美洲大陆的南部与北部分离——呈现为两个大岛。我们可以看到，看起来像墨西哥湾和佛罗里达的地方，延伸到了伊莎贝拉岛（古巴），这里几个沿海地区的名字被标注出来，但是西部的陆地再一次是一个未知区域。在北部，该大陆以一条直线结束，在这条直线之外还有另一个“极度不知名的地区”。

其他制图师复制了这幅地图，并采纳了美洲这个名字，包括彼得·阿皮安（1520年）和塞巴斯蒂安·蒙斯特（1532年）。但过了一段时间，瓦尔德泽米勒开始怀疑这个大陆及其名称。1513年，当他的《地理学》中的世界地图完成时，他满足于将美洲大陆称为“不知名地区”。1516年，当他的航海图完成时，他向前迈进了一步，将美洲大陆的南部称为“鹦鹉之地”和“新地”，将北部称为“古巴之地，亚洲的一部分”。

在这里，就像之前和之后的许多其他场合一样，历史事件总是充满着黑色的讽刺意味。亚美利哥·韦斯普奇于1512年去世，当时他并不知道整个大陆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给出此名称的人在1520年去世——他后来改变了这个名称，并开始怀疑那里是否真的有一个大陆存在。

奥劳斯·马格纳斯

然而，1527年夏天，当瑞典大主教奥劳斯·马格纳斯前往安特卫普，看到瓦尔德泽米勒的航海图时，历史突然再次明亮起来。虽然瓦尔德泽米勒把美洲画为亚洲的一部分是错误的，但他的航海图远比描绘360度经度的推测性世界地图要恰当得多——尽管美洲仍有1/3的区域是未知的，直到北纬90度的所有地区——大部分位于北纬70度以上，也同样是未知的。瓦尔德泽米勒1516年的航海图上绘出了232个经度——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和我们现在的太平洋都没有出现在其中。在北部，瓦尔德泽米勒补充了一段文字，承认他对北部地区没有很好地概述，因为这一地区有很多相互矛盾的说法。

奥劳斯·马格纳斯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个致歉——在瓦尔德泽米勒的地图上，北部地区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形状的肿块，上面装饰着一种4条腿的海象状生物。同年，奥劳斯开始绘制自己所在地区的地图。

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奥劳斯游历过很多地方。他十几岁时第一次出国旅行，最远到达挪威的奥斯陆，并于1510年至1517年在德国学习。1518年春天，当他被任命为瑞典乌普萨拉的一名司铎时，他接受了教皇的一项使命——向北旅行，出售赎罪券，为建造圣彼得大教堂筹集资金。奥劳斯从瑞典的东海岸向翁厄曼兰前行，向西到达詹姆特兰，再翻越群山到达挪威的特隆赫姆。很有可能，他或许在这里遇到了熟悉地理学的尼达洛斯大主教埃里克·瓦尔肯多夫。埃里克在两年后写了关于芬马克的介绍，为天主教会提供了北方生活的一瞥。

从这里开始，我们很难确定奥劳斯下一步要去哪里。沿着挪威海岸旅行时，他是否在努尔兰、特罗姆斯和芬马克过冬？还是他仅仅从瓦尔肯多夫口中听到过这些地方？他是否真的对观察罗弗敦周围和卑尔根郊外的捕鱼活动特别感兴趣？他亲眼看见莫斯科斯特拉门的潮汐漩涡了吗？或者他只是坐在火炉旁一个温暖的角落里，听着大主教描述它们？我们所知道的是，1519年的一个仲夏夜晚，他经由詹姆特兰回家时，发现自己身处瑞典和芬兰边境的托尼亚。在那里，白俄罗斯人、卡雷利亚人、萨米人、芬兰人、比亚人、瑞典人和挪威人相遇并进行商品交易。我们不知道奥劳斯向北走了多远，但他可能参观了位于乌普萨拉教区最北端的萨尔基拉克斯的教堂，从这里可能一直走到北极圈以北的佩洛，那里是永久定居地的最北端。我们还知道1519年奥劳斯去了斯德哥尔摩。

此时，瑞典正处于动荡时期。丹麦—挪威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在瑞典大主教的支持下，于1520年控制了该国，但在1523年被致力于宗教改革的古斯塔夫·瓦萨推翻。尽管奥劳斯仍然忠于天主教堂，但瓦萨要求他与商人们一起，参与在吕贝克[1]举行的关于荷兰人进入瑞典口岸的谈判，可能因为国王知道奥劳斯对瑞典海岸线非常了解，能够捍卫国家的利益。因此，奥劳斯于1527年夏天才抵达安特卫普。同年的4月14日，亚伯兰·奥尔特尔出生在安特卫普，并从这里前往格但斯克[2]，在那里他开始绘制地图，将欧洲大陆的北部地区更准确地呈现出来。

在波兰，奥劳斯遇到了他的老朋友，制图师伯纳德·瓦波夫斯基，并结识了尼古拉斯·哥白尼，他将在16年后撰写《天体运行论》，在这本书中，哥白尼认为地球是绕着太阳运动的，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旋转。格但斯克挤满了熟悉波罗的海的海员和商人，瓦波夫斯基得到了一张地图，上面显示了波罗的海地区、芬兰和瑞典之间的所有贸易路线。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对允许借用这幅绘有丹麦、瑞典和挪威的地图，他心存感激。在格但斯克，奥劳斯坐了下来，把所有这些信息和他从旅行中获得的经验结合起来，开始绘图。

1537年，奥劳斯离开波兰前往意大利；两年后在威尼斯，他借了440个达克特[3]来印刷他的地图。这幅名为《海洋地图和北方之地的描述》（下文统一简称《海洋图》）不仅仅是一张地图——它有着中世纪世界地图的传统，同时又充当了一种带有插图的百科全书，提供了关于北欧国家百姓、国王、动物、宗教和自然资源的各种信息。

1555年，在这幅地图之后，他又出版了一本关于北欧民族历史的巨著，以此对这幅地图上的许多插图进行解释。奥劳斯解释一个位于芬马克的夫妇狩猎头像，写道：“在这里，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女人，她的头发蓬松，正拉弓射箭。也不奇怪，因为那些住在极地的人，意识到他们的森林面积广阔，有着富足的猎物，如果女人们不参与捕猎，那么仅靠男人不足以追捕它们。因此，女性捕猎的速度与男性一样迅速，甚至可能更快。”在赫尔格兰，奥劳斯描述了当地人在火上烧鱼，他写道：“这些鱼头用于代替木头。”解释说鱼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鱼头可以用作柴火。

在奥劳斯的地图上，波罗的海的部分地区被冰覆盖，包括芬兰湾，在那里我们看到两支军队，一支来自莫斯科帕尔斯，即将投入战斗。这是一场发生在1495年的战争，当时莫斯科人试图越过冰封的芬兰湾征服维堡。

在挪威海之外，奥劳斯加入了一些嘲讽宗教改革运动的内容。在法罗群岛的南端，一个安全的港口被展示在一个僧侣形状的悬崖后；在港口的西边，一只具有威胁性的海怪正在游动，它有着野猪的头、锋利的獠牙、龙的爪子、长在侧面的眼睛，这便是新教的海猪。根据奥劳斯的说法，在丹麦—挪威完成宗教改革的1537年，有人看到了这种生物。奥劳斯从意大利的宣传册《海中的怪兽》中获得了有关海猪的资料，这本小册子上说，这种动物曾在德国海岸附近被观察到，“那里的海岸上也游荡着许多怪物，它们为自己制定了基督教信仰和宗教的新法律”。

地图上不同地方的国王都被分配了一句《圣经》中的引言，这里也有一个类似的模式：天主教国王被分配了充满赞美的引言，而赋予新教国王的引言充满了谴责。但挪威是个例外——部分原因在于挪威当时没有国王。分配给挪威国王的话——“没有人可以夺取你的王位”——应该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奥劳斯认为挪威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1539年，《海洋图》毫无疑问是最好的北欧地区地图。5年前，德国人文主义者雅各布·齐格勒出版了一幅地图，对其前辈成果做了明显的改进。他将北欧地区置于正确的南北方向，提供了相当准确的距离，瓦尔德斯和阿斯洛亚在北纬70度和60度左右，并把芬兰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不是瑞典的附属国。然而，对芬兰的描绘不是特别准确，丹麦向斯塔万格和伯尔吉斯延伸，菲英岛和西兰岛被分解成众多小岛，哥本哈根不包括在内，冰岛从北向南延伸，格陵兰岛隶属于挪威北部。与奥劳斯的地图相比，齐格勒的地图显得相当原始。

在《海洋图》上，丹麦位于北部的挪威和东部的瑞典之间。图上精确地绘出了波罗的海和芬兰。在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向西弯曲，没有与格陵兰岛相连，这说明航行到那里是有可能的，并且冰岛有其正确的东西走向外形。但是奥劳斯的原版地图存在时间很短——可能因为它的印刷量太少了，又或者对于偏远的北欧地区来说，这幅170厘米×125厘米的巨型地图并没有市场。

1572年，意大利人安东尼奥·拉弗里出版了一个该地图的缩小版，比起奥劳斯的巨型地图来说，这个版本更受欢迎，这就是大多数人都熟悉的拉弗里版本。奥劳斯的拉弗里缩小版历史书同样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本书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包括在安特卫普使用的荷兰语。在安特卫普，一位著名的制图师将阅读拉弗里版本地图，他将尽其所能绘制一幅北欧地区地图，并将其纳入世界上第一部现代地图集中。

第一幅印刷的北欧地区地图，收录于由德国制图学家尼古拉斯·日耳曼努斯于1482年印刷的《地理学》一书中。就像位于一个非常富有想象力的位置一样，托勒密的斯堪的纳维亚群岛已经变得越来越大，并且附着在大陆上。芬兰不在其中，但是挪威部分标出了诺罗莎、卑尔根和斯凡奇瑞希斯等城市。“Mare conelatum”意为“冰冻之海”。这张地图被绘在一个斜面上，用来模拟球形地球。

奥特利乌斯

《海洋图》出版时，亚伯兰·奥尔特尔只有12岁，他父亲于同年去世。现存的文献记录中，亚伯兰被描绘成一个重视学业的真诚的年轻人，而且似乎每个人都同意，亚伯兰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平静、友好和体贴的性格——唯一能扰乱他温和性情的事情是他的阅读被打断，这或许因为他不得不花时间工作和挣钱，以至于阅读时间非常宝贵。在他年轻时的某个时候——我们不知道确切时间——他成了一位制作地图的雕刻师的学徒。

安特卫普的第一家印刷厂于1481年开业，当年轻的亚伯兰开始他的学徒生涯时，这座城市已有68家印刷厂、47名书商、224名印刷商和出版商。

此时，印刷厂正在用铜版取代木版。铜版可以再现更多的细节并且更耐用，尽管更昂贵且需要更多劳力——将图案雕刻在铜版上的雕刻技术需要技能娴熟的工人。1547年，亚伯兰成为圣卢克公会的会员，圣卢克公会是由艺术家、雕刻师和印刷师组成的城市同业行会。亚伯兰以地图着色师而不是雕刻师的身份加入行会，因为他从不雕刻地图。

作为行会的一员，亚伯兰·奥尔特尔不仅被允许将自己的名字拉丁化为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他还可以经营自己的生意。他追随父亲的脚步，开了一家商店，出售古董、书籍、硬币、艺术品、印刷品。他精通地图，以及与地理学、历史学有关的商品，因为这些是他最感兴趣的主题。

在法兰克福举行的每年两次的书展，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包括巴塞尔、伦敦、布拉格和罗马）的人们，这些人中有印刷商和书商，寻找出版商的作者，寻找作者的出版商，和对获取最新地图感兴趣的任何人，这些新地图均基于从远方返回的旅行者的最新信息而绘制。成群结队的人涌向城市，来到圣莱昂哈德教堂和河流之间的区域，尤其是布赫加斯图书街——一排排拥挤的摊位上挤满了书商和地图供应商。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也来到这里，既购买新物品又出售他的商品。

墨卡托

1554年，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在法兰克福结识了当时最伟大的制图学家杰拉杜斯·墨卡托。奥特利乌斯甚至在他们见面之前就崇拜墨卡托——当时奥特利乌斯28岁，还不是特别出名，而43岁的墨卡托则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地球仪制造者和制图师，每当他出版一本新书时，欧洲各地的读者都会争相阅读。根据奥特利乌斯的说法，墨卡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托勒密”。在法兰克福的会面，标志着他们长期友谊的开始，在此后的余生中，两人互致信函，分享地理信息。

墨卡托出生在斯海尔德河稍下游的小镇鲁佩尔蒙德，位于安特卫普以南20千米。当他遇见奥特利乌斯时，他正在德国杜伊斯堡和鲁汶之间来回奔波，前一个地方是他因宗教原因在荷兰被监禁，后搬来的一座城市，后一个是他在大学工作的地方。他的父亲是个穷鞋匠，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不久他母亲也去世了。墨卡托原名杰拉德·克莱默，在入读大学时被取名为墨卡托，他与杰玛·弗里西乌斯就读于同一所面向贫困学生的学校。当墨卡托开始学习数学、天文学和宇宙学时，弗里西乌斯成了他的导师。1536年，两人合作制作了一个受西班牙国王委托的地球仪。

早在古代，斯特拉波就认为，展示地球最好的方法是使用地球仪——当然，地球是圆的，任何把它展示在平面上的尝试都需要牺牲某些地理事实。但地球仪提供的空间很小，无法满足人们在海岸线上航行或查找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路线时所需的详细信息。地球仪的制作成本也比平面地图高得多。

多年来，地球仪是由金属、木材和纸制成的，图像直接绘制或雕刻在球体上。16世纪，第一个由混凝纸[4]制成的地球仪出现——接着用一层灰泥覆盖并涂上一层漆，然后将画有世界的纸条尽可能仔细、准确地粘在干燥的清漆上。

制作纸条是制作地球仪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这项技术需要印刷12条凹进去的纸条，这些纸条粘在地球仪表面后，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图像。由于山脉、海岸线、河流和边界经常跨越几个纸条，因此，最终成品存在很大的失真风险。雕刻师们知道，地球仪上地、物的名称应该尽可能地放在同一个纸条上。将纸条粘在球面上时，必须尽可能地细致，以避免出现褶皱、错位和重叠。

在开始制作地球仪之前，墨卡托和弗里西乌斯查阅了所有最新的地图。奥劳斯·马格纳斯的地图要到第二年才会出版，所以他们在绘制北部地区时使用了齐格勒的地图——至少，这意味着芬兰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

学者们最近也开始明白，地中海只占地球表面的一小部分，小于托勒密分配给它的60多个经度。但是缩小地中海的面积也会导致西班牙变得更小。这可不是西班牙国王所乐见的——查理五世曾寄予厚望，希望这个地球仪能将西班牙帝国的辉煌展现在世人面前。另一位制图师欧伦斯·费恩，居住在远离西班牙的巴黎，在他1531年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已经将托勒密地图中的西班牙面积缩小了一半。但弗里西乌斯和墨卡托为了安全起见，继续遵循托勒密的尺寸。

与以往一样，绘制亚洲的工作仍处在进行中——该大陆的东部地区几乎每年都会被重新绘制。1522年，当费迪南德·麦哲伦探险队的幸存者回到西班牙后，航海记录显示：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游记中记载的世界上最大的岛塔普拉班岛，被移到了西边，因为据说没有人在这个位置看到这座大岛。

南美洲三角形的轮廓已经固定下来，其顶端位于南部的麦哲伦海峡，但是在赤道北部，即今天的中美洲附近，制图师们的麻烦出现了。关于这片土地的北边是什么，几乎没有确定的答案——北边地区有多大面积？是否属于亚洲的一部分？均没有答案。在费恩的地图上，他把“亚洲”一词写在北美洲和亚洲接壤的地方，但在弗里西乌斯和墨卡托的地球仪上，他们选择让北美洲成为一个独立的大陆，并保留了费恩关于这个大陆面积的信息，使得北美大陆只跨越了30个经度——比起实际的83个经度来说，这显得太狭窄了。

和奥特利乌斯一样，墨卡托也学习了雕刻艺术，并由此确信拉丁文字比当时北欧标准的哥特式文字更容易阅读。弗里西乌斯的地球仪是荷兰第一架用拉丁文字书写的地球仪，也是第一架印有墨卡托签名的地球仪：鲁佩尔蒙德的杰拉杜斯·墨卡托。

《圣经》地图

墨卡托的第一幅地图，是受一位改革家和地图收藏家委托而绘制。这位收藏家想要一幅大型的圣地地图，用来挂在他的墙上。只有现代的铜版印刷，才能提供这种清晰、精确和美观的地图。

1475年，卢卡斯·布兰迪斯在德国吕贝克出版的一本书中收录了一幅圣地地图，这是世界上第一张现代印刷地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幅地图是现代的，因为它是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绘制的，而不是来自纯粹的经典和《圣经》资料——布兰迪斯绘制这幅地图时，阅读了锡安山僧侣伯查德在1274—1284年的一次朝圣之旅的记录。

在墨卡托时代，荷兰的读者对1526年在安特卫普出版的《路德圣经》中收录的地图很熟悉。这幅地图是由马丁·路德的朋友卢卡斯·克拉纳克绘制，主题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到圣地的旅程。这幅地图打破了传统的天主教意象，只展示来源于文本的某些场景。宗教改革者们喜欢这幅地图，因为以色列人的旅程象征着从奴役到自由的运动，象征着从无知到皈依上帝。对改革者来说，埃及人代表着他们试图挣脱的腐朽的罗马教皇。

迈尔斯·科弗代尔的英文《圣经》中，使用了这幅地图的一个版本——奥特利乌斯的父亲伦纳德曾参与印刷这本英文《圣经》，并导致他不得不逃离安特卫普，以躲避宗教裁判所的审讯。

克拉纳克的地图陪伴着墨卡托长大。他还查阅了雅各布·齐格勒绘制的该地区地图。“我们已经绘制了这张巴勒斯坦地图，”墨卡托写道，“希伯来人从埃及出发，经过多岩阿拉伯。来自齐格勒的地图，他是这方面最忠实的制图师。”尽管墨卡托不确定自己对地图的最终结果有多满意，但至少比齐格勒的版本有了改进。齐格勒从未完成自己的版本。

1538年，墨卡托在一幅世界地图上宣布了他一生的工作内容——“沿着宽阔的线条划分世界”，紧随其后的是“特定地区的单独地图”。他传达的信息很简短，但很清楚——他的世界地图提供对世界的概览，但接下来的地图将提供细节。当年26岁的墨卡托下定决心，要尽其一生，通过地图来描述和探索这个世界。他还没有见过大海，也没有见过高山——他也不会去，因为这位伟大的地理学家从未去过距离出生地400千米以外的地方，他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法兰克福。墨卡托的世界在佛兰德斯[5]，这里有田野、运河和教堂的尖顶，这也是他希望绘在地图上的第一个地方。

该地区正经历着全民反抗运动。1537年，佛兰德斯首府根特拒绝为西班牙国王对法国的战争提供财政资助。一些市民逃离了城市，其他人拿起武器并将城门封锁，人们计划举办一个盛大的节日来庆祝这座城市辉煌的过去。皮埃尔·范·德·贝克为这一场合创作了一幅带有明显民族主义色彩的佛兰德斯地图。他写道，这是必要的，因为“直到现在还没有适合于这个国家情况的准确描述”。这幅地图强调了佛兰德斯在布鲁塞尔和大海之间的战略位置，图中绘出了这片土地上通航的运河，装饰着华丽的帆船和马车，并绘出了在这个地方进行贸易的所有国家的旗帜。节日结束后，查理五世从西班牙派了两名使者来传话，他打算亲自访问这座城市。

查理五世对地图非常感兴趣，很可能他已经看到了范·德·贝克的地图。但是，印制这张地图的皮埃尔·德·凯泽尔不愿意冒任何风险，他认为，如果他能尽快再出版一张地图，重新把佛兰德斯绘成一个忠诚的省份，他的生意和生活都会更安全些。墨卡托、几位商人和其他制图师，以及布鲁塞尔当局也表示同意。墨卡托很快就把原图上飘扬的旗帜撤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地图上下边框上装饰的佛兰德斯统治者的肖像，包括查理五世。这幅地图上还有一段给国王的夸张献词。

2001年，马丁·瓦尔德泽米勒于1507年绘制的大型世界地图被美国国会图书馆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因为这幅地图被认为是美洲的出生证明：这幅地图第一次把“亚美利加”这个名字用在西方发现的土地上。但是，在瓦尔德泽米勒制成此图之后，关于这片土地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大陆，或者这片土地是否与亚洲东部接壤的争论持续了数年。

我们不知道查理五世是否见过墨卡托的地图，但他还是很不高兴。他和随行人员进入根特，只用了不到5分钟就突破了设防的城门。13名反对派领导人被斩首，法官、市长、每个公会的6名代表和50名市民，穿着黑色衣服，脖子套着缰绳，被迫赤脚从法院走到城堡，在那里，他们跪在地上乞求宽恕。这座城市失去了所有的政治权利，整个地区被夷为平地，为一座新的堡垒腾出空间。最后，国王带走了城里的巨大时钟。范·德·贝克绘制的地图上，那座辉煌的城市成了一片废墟。

墨卡托继续绘制着世界各地的地图。以前从来没有人出版过现代世界的各区域地图，而现在已知的地区要比托勒密所知道的大得多，这个项目需要时间。不幸的是，墨卡托缺少时间——他不断被迫接受委托任务，以此来照顾他不断壮大的家庭。他的妻子芭芭拉已生下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另一个孩子也将于1541年到来，不久之后这对夫妇将会有7个孩子。墨卡托每时每刻都在工作——每当高级官员们要求他制作一个新的地球仪时，或者一位印刷商想让他写一本关于制图排版的书时，他总是来者不拒，并推迟他的区域地图绘制工作。1543年，他被控与新教有染，被判入狱7个月；宗教裁判所洗劫了他的家，但一无所获。1552年，墨卡托搬到了莱茵河对岸的德国小镇杜伊斯堡，在这里他终于完成了他花了14年时间绘制的欧洲地图。

在绘制北欧地图时，墨卡托最后看了一眼齐格勒的地图，然后把它与奥劳斯·马格纳斯的《海洋图》和荷兰航海图结合起来，他认为，比起《海洋图》，这些荷兰航海图将挪威海岸绘制得更加准确。一位当时的人文学者写道，墨卡托的《欧洲地图》，“比任何一本同类地理学著作，都更受各地学者的好评”，墨卡托明白自己终于出版了一幅能赚大钱的地图。

墨卡托精神抖擞地沿河而上，来到法兰克福书展。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那位28岁的来自安特卫普的地图着色师，他有着灰色的眼睛，金色的头发，并想知道如何将整个世界绘制成适合图书封面的样子。

粗糙的地图集

1554年，奥特利乌斯的朋友简·拉德马彻开始为吉利斯·霍夫曼工作。霍夫曼是“安特卫普的著名商人”，他的船队遍布各地。霍夫曼购买了他可以获得的所有地图，因为这些地图不仅可以帮助他计算从一个地方到下一个地方的距离，还能让他知道，可能会有哪些危险等待着他的船员们，他们应该选择这条路线还是那条，同时，也可以让他了解欧洲战争的最新战况。拉德马彻在晚年的一封信中写道：“由于那个时期发生了大量令人不安的事件，我会购买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地图。”

富有事业心的霍夫曼不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人，因此在吃饭或与他人讨论哪些地方值得航行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打开再合上他的地图——他发现这些地图更适合挂在墙上，而不是摊在摆满食物和饮品的餐桌上。拉德马彻建议将一些较小的地图收集在一起，制成一本书，可能是一个好主意，霍夫曼赞同这个办法。

于是，他让拉德马彻尽可能多地寻找小型地图，而拉德马彻把这个任务转交给了奥特利乌斯。结果证实，这本包含着38幅地图的小书，非常实用。现在，霍夫曼可以坐在他的餐桌旁，或躺在床上翻阅地图了。奥特利乌斯制作的这个粗糙版本的地图集，将会成为他一生工作的开端——世界上第一部现代地图集。

克里斯托弗·普兰丁

4年后，31岁的奥特利乌斯走进了克里斯托弗·普兰丁的金罗盘印刷厂和书店。普兰丁是法国人，最初是装订工人，被一个醉汉用剑袭击、手臂受重创之后，他无法再装订图书，而成为一名印刷工和出版商。在奥特利乌斯离开后，他写道：“为亚伯拉罕，他为拉丁语版‘维吉尔地图1’上色，用羊皮纸装订。（1558年1月13日）”

和墨卡托一样，普兰丁也成了奥特利乌斯的终生好友。在他们第一次见面后不久，普兰丁雇用奥特利乌斯为一幅法国北部地形图的36幅副本上色。从16世纪60年代开始，普兰丁也获得了奥特利乌斯开始绘制的原始地图。

已知最早的奥特利乌斯签名版地图绘制于1564年。这是一幅大型世界地图，长148厘米，宽87厘米，印在8张纸上，以德国卡斯帕·沃佩尔和意大利贾科莫·加斯塔尔迪在1545年和1561年绘制的地图为蓝本。同时，奥特利乌斯查阅了马可·波罗的游记，还翻阅了古典时期的资料，包括托勒密的著作，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地图，并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其他制图师们已经完成的工作，并尽可能详细地检查每一细节。最终，奥特利乌斯根据他掌握的所有最新、最可靠的信息，绘制了这幅地图。

奥特利乌斯的第一张地图对其他地图影响不大，他接下来完成的两幅地图——一幅是埃及地图，另一幅是圣地地图——也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但在1567年，当奥特利乌斯给普兰丁看一张亚洲挂图时，普兰丁意识到销量将会大增，于是买了100本，每本1荷兰盾。这一成功使奥特利乌斯在当时的制图师中声名鹊起。

在写给这幅地图的读者的一段话中，奥特利乌斯提到，杰出的地理学家贾科莫·加斯塔尔迪最近出版了一幅以阿拉伯宇宙学家伊斯梅尔·阿布拉菲达地图为蓝本的亚洲地图，但没有提及最初绘制者的名字。奥特利乌斯从未试图隐瞒他的地图是基于加斯塔尔迪版本的事实——通过他的一个朋友，奥特利乌斯了解到，加斯塔尔迪没有提及阿布拉菲达的功劳，而阿布拉菲达批评了加斯塔尔迪这一疏漏。奥特利乌斯在收集、绘制地图时，不会犯这样的错误——1554年，他制作的那本简单的地图集，有着更全面的延伸信息。他仔细记录下了每张地图的创造者的名字。

书信世界

1568年，威尔士制图师汉弗莱·洛伊德在给奥特利乌斯的信中写道：“我把我的威尔士地图寄给你，虽然地图上的细节并不完整，但它是如实绘制的。”奥特利乌斯向洛伊德寄去了一张他的亚洲地图副本，并同时询问洛伊德，能否在他即将出版的书中使用这幅威尔士地图，因为奥特利乌斯知道，这是关于威尔士地区最好的地图。洛伊德回复道：“你还将收到一张英格兰地图，上面有这个地区古代和现代的名字，以及另一张相当准确的英格兰地图。”

奥特利乌斯拥有一个庞大的制图师和地理学家网络，他可以联系他们以获得最好的地图。历史学家约翰内斯·潘诺尼亚给了他一张特兰西瓦尼亚的地图，英国探险家和外交官安东尼·詹金斯给了他一张俄罗斯地图，等等。奥特利乌斯有了一大堆可以利用的地图。

1570年，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绘制的北欧地区地图。“Septentrionalium”是北方的拉丁名字，因为罗马人把这组名为北斗七星的恒星群体叫作“Septentriones”，意为7只公牛。这个星座总是在北方可见，所以Septentriones也成了“北方”的罗马名字。请留意，格陵兰被画成一个岛——这是特利乌斯当时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因为没有欧洲人到过这么远的北方。

奥特利乌斯按照他书中的格式，重新绘制了他收到的这些地图，尽可能地对这些图进行修订和改进。以前从未有人尝试过这么做，奥特利乌斯给这些地图设定了标准化的外观。意大利人有一个传统，把单幅地图收集起来装订成一本书出版，但是这些地图有着不同的大小，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文字、符号和颜色进行绘制——奥特利乌斯的地图集之所以被称为同类地图集中的开山之作，是因为他在书中设计了一套描绘世界的标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奥特利乌斯也为此付出了代价——1568年7月，奥特利乌斯给一位医生朋友写了一封信，描述了他一直以来的心悸。

奥特利乌斯绘好地图后，将其交给了他的好朋友弗兰斯·霍根伯格。霍根伯格是那个时代最好的雕刻师之一，由他把地图刻在铜板上。在确定地图的展示顺序时，奥特利乌斯遵循了“地理学王子托勒密”的建议，先展示一张世界地图，再按照从西北到东南的顺序展示不同地区。1569年9月，奥特利乌斯从普兰丁那里买了47卷纸，并自己支付了印刷的费用。

然而，此时普兰丁正忙于印刷8卷本的多语种版本《圣经》，这可能是他没有时间印刷他朋友的第一版地图集的原因。因此，奥特利乌斯又找到了吉利斯·科庞·范·丁斯特，他是一位印刷大师，在印制地图和宇宙著作方面有着超过30年的经验。范·丁斯特记下了《寰宇概观》出版的日期——1570年5月20日。

历史之眼

奥特利乌斯在序言中写道：“安特卫普的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致仁慈的读者：正如我所想所见，没有任何一位文雅的读者，不会不知道，对于那些认真学习的学生来说，历史知识给他们带去了多大的益处。我真诚地相信并说服我自己，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无知地否定，正确理解它们的重要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地理知识可以被称为历史之眼。”

把历史和地理联系起来并不罕见。在中世纪，一些教会神父强调，对圣地地理的了解使他们对《圣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比以前更加广泛和更加精确地描绘这个世界，这种联系还在延续——复制品意味着人们现在可以“看到已经完成的事情，知道它们在何处完成，就像它们发生在现在那样”，奥特利乌斯将它们比喻为几乎就像在剧院观看戏剧一样。

有史以来第一次，那些能够买得起这本地图集的人，可以“购买整个世界”了，而且是装订在一本书里。《寰宇概观》的封面上，展现了女性形象代表的四个半大陆。在顶部，欧罗巴坐在一个宝座上，戴着王冠，她的左右两侧分别放着两个地球仪。第三个地球仪在她身边，她手握十字架，预示着负责把基督教带到世界各地。

亚洲女神也穿着高贵的长袍，但戴的是头饰而不是皇冠；和亚洲女神一样，非洲女神也是欧洲女王的属地，但她穿的衣服更少，头上戴着灵感来自太阳的光环，以强调她生活的地方非常炎热；最底下的是她们的亚美利加，但她很少能让人想起那里先进的文明——西班牙人在那里遇到的是印加人、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这是一个原始的、食人的亚美利加，手里拿着一个欧洲男人的头——赤身裸体，手持武器，她是一个妖艳的蛇蝎美人，既诱惑又吞噬着欧洲男人。在她旁边是一尊半身像，代表着至此被部分发现的最南端大陆：“尚不为人知的南方大陆”。

澳大利亚

很久以前，古希腊人就猜测过，赤道以南一定有大片未知的陆地。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气象学》中写道：“一定有一个地区与南极的关系，就像我们居住的地方与北极的关系一样。”在公元40年左右，罗马哲学家马可洛比乌斯绘制了一幅地图，描绘了遥远南方的一个巨大而寒冷的大陆——寒冷南方。

1520年，麦哲伦驾船驶过火地岛和美洲大陆之间的海峡时，他认为南方大陆在他的左舷。“有人以发现者的名字将这片南部大陆命名为‘麦哲伦大陆’，”奥特利乌斯在这个大陆上写道，在南美洲下面的地方上，他用“麦哲伦”给这个地区命名。更遥远处，在非洲下面，他写下“鹦鹉区”（Psitacorumregio）这个葡萄牙语的名字，这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在当时，葡萄牙人是否已经绘制了澳大利亚的部分地图，因为葡萄牙人当时在澳大利亚稍北的香料群岛从事贸易活动，奥特利乌斯是否看到过这些地图。奥特利乌斯在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画了一个海峡，这一事实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怀疑——直到1606年，西班牙探险家路易斯·瓦兹·德·托雷斯航行穿过这个海峡后，这个海峡才正式被欧洲人发现。

同年，荷兰航海家威廉·扬松成为我们所知的第一个绘制澳大利亚北部海岸部分地图并在那里上岸的欧洲人。又过了36年，另一个荷兰人亚伯·塔斯曼开启了向南的长途航行，去寻找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南方陆地上的一个地方。虽然他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东西，但他确实发现了澳大利亚南边的塔斯马尼亚岛，他也是第一个到达新西兰的欧洲人，随后绘制了这两个岛的部分地图。1644年，塔斯曼前往澳大利亚北部和西北部海岸，对该地区进行了全面测绘，并将其命名为“新荷兰”。两年后的一幅世界地图第一次绘出了新西兰。

但是，由于荷兰人在这些地区既没有发现香料和黄金，也没有发现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很快就对此地失去了兴趣，该地区的其他地方仍然处于不为人知的状态，直到1769年英国船长詹姆斯·库克绘制了新西兰地图，次年又绘制了澳大利亚东海岸地图。但是，关于南海岸是否与南极大陆相连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当英国航海家马修·弗林德斯环绕整个澳大利亚航行并出版了他的地图——《澳大利亚或南地总图：根据1789—1803年皇家海军探险号的马修·弗林德斯将军的勘探而绘》后，澳大利亚才不再是一个“未知之地”。

大获成功

第一版的《寰宇概观》包含69幅地图。为绘制这些地图，奥特利乌斯参考了89位制图师的工作，他在书中写下了每一位制图师的名字——这个列表像一个16世纪末欧洲地图师名录。不出所料，墨卡托在这里被提及为圣地巴勒斯坦和佛兰德斯的地图做出了贡献，和他一起的还有为英格兰地图提供帮助的汉弗莱·洛伊德，为俄罗斯地图提供帮助的安东尼·詹金斯和为北部地区地图提供帮助的奥劳斯·马格纳斯·哥特斯。

在这本地图集中的世界地图上，有一段来自罗马政治家、法官西塞罗的引言，这段话显示了奥特利乌斯在地图学中的深邃思想：“对于一个知道眼前世界永恒、宇宙浩瀚的人来说，人间俗事还重要吗？”

世界地图之后是各大洲的地图：“美洲大陆新图”“亚洲大陆新图”“非洲大陆新图”和“欧洲大陆新图”。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有幸成为第一批被单独收入地图的国家。因为奥特利乌斯没有最西边的地图，所以第一版地图集中没有收录美洲国家的地图。地图的先后顺序与托勒密的地图一样经典，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在现代地图集中看到这种排序方式。

在书的前言中，奥特利乌斯为许多读者在地图册上寻找他们祖国未果而道歉。他向这些读者保证，这些地方的地图并没有被有意地省略、忽视或遗漏，因为他没有找到高质量的地图以供收录，他不希望读者在质量差的地图上花钱。因此，奥特利乌斯鼓励读者们，如果谁拥有或知道这些地区的地图，希望能寄给他，他很可能会在下一个版本中使用，以便“可以将这些地图补充进我们的书中”。

这是当时的制图师们常用的一种策略——在墨卡托绘制的欧洲地图中，墨卡托呼吁“仁慈的读者”为他将要绘制的下一幅地图提供制图草图和天文坐标。这些请求构成了制图师与公众之间富有成效的合作基础——一位朋友给奥特利乌斯寄去了一份摩拉维亚的地图；还有一天，奥特利乌斯收到了一个意大利人的来信，随信附着一幅中国地图，他鼓励奥特利乌斯在他下一版本的世界地图中使用这幅图，并写道：“我相信，不久这幅图就会非常必要。”

这本地图集第一次印刷了325本，销量很好，仅仅3个月后，又印刷了第二次。第二年，又出版了荷兰语版。法语版和德语版也于1572年出版。一位热心的读者写道：“所有人都对您的地图集推崇至极，祝福您！”1570年，在墨卡托写给奥特利乌斯的一封信中，墨卡托写道：“我已经检查了你的地图集，我赞赏你对原图作者工作所进行的谨慎而高雅的美化，以及你对每一幅图保留的真实性，这对于揭示被制图人腐蚀的地理真相至关重要。”

购买《寰宇概观》的大多数人是学者和富有市民。这本地图集没有上色，但是那些想要彩色地图集的人可以付钱给安妮·奥尔特尔或其他地图着色师，为他们着色。1571年5月，普兰丁记录了他的一名雇员明肯·利弗林克因为给整幅地图集上色而获得了6荷兰盾15斯托伊弗[6]——与这本书的价格差不多。几年后，利弗林克以金银为染料，为西班牙王室上色了一套奢华版《寰宇概观》，获得了丰厚的报酬——36个荷兰盾。

不太富裕的读者可以购买整本未装订的地图集，作为一捆单独的纸张，或者单独购买他们感兴趣地区的地图，每本价格为两个斯托伊弗；如果是彩色的，则为5个斯托伊弗。

随着奥特利乌斯补充新的地图，替换过时的地图，《寰宇概观》不断得到改进和扩充。1573年版本包括了86幅地图——比第一本多了17幅。1579年，当普兰丁终于有精力印刷这套地图集时，它收录了93幅地图。奥特利乌斯继续保持着与世界杰出制图师们的联系，包括墨卡托，他在1580年给奥特利乌斯写信，并告知有人绘制了一幅精美的法国地图，而他自己本人也收到了一幅新的世界地图，其中的远东部分绘制得特别好。奥特利乌斯热情地回信说：英国船长弗朗西斯·德雷克已经开始了新的探险，而墨卡托则回应道：亚瑟·皮特船长已经出发去探索亚洲北部地区了，他很可能会穿越美洲大陆的北侧返航。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互相分享信息，而《寰宇概观》也在继续扩展着，并在1591年的地图集中，到达顶峰——共包含151张地图。

3年后的12月，奥特利乌斯收到了一封信：“杰拉杜斯·墨卡托逝于12月2日，大约正午时分，他坐在椅子上，好像要在炉火前小憩片刻。”

1598年1月，奥特利乌斯给侄子写了封信：“再见了，我不再写信了，因为我大限将至。”7月，奥特利乌斯的一位朋友，给这位侄子写信：“我写此信是要告诉你，虔诚的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过世了，他于6月28日长眠在主的怀抱，并被体面地葬于圣米迦勒教堂，许多此前希望他健在的善良的人为他哀悼，但他的人生道路已经结束了。……他已长眠，但我们还在继续前行。”安妮在她哥哥与世长辞两年后，也过世了。

奥特利乌斯去世时，未婚无子嗣，但他卖出了7500本《寰宇概观》。普兰丁的孩子和孙子们继续负责地图集的最后版本，直到1612年。

题词

1630年，普兰丁的一个孙子写道，他不希望出版新版的奥特利乌斯地图集——最好让奥特利乌斯继续做他那个时代的托勒密。也许这位老地理学家听到这个他曾经用来赞誉墨卡托的比喻，会喜悦得老泪纵横。

奥特利乌斯用毕生的工作，使托勒密退出了历史舞台，而现在，他也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座丰碑。人们使用托勒密的书作为知识来源，几乎有1500年的时间，主要原因在于在这段时间内，时间几乎停滞。但在奥特利乌斯去世仅仅30年，人们就将他的作品搁置一旁，尽管这很可能正如他所愿——不知疲倦地对地图进行鉴定，丢弃那些不合适的或过时的地图，包括他自己的。

奥特利乌斯明白，地图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铜版上，雕刻师们磨掉错误的城市名字，刻上新的；敲掉那些太偏北的山脉；补充商船们带回来的新地理信息。世界处于不断变化中。奥特利乌斯拉开了世界剧院的大幕，但其他人开始了演出。地图集很快成为一种有很大需求的制图学传统标准。

贸易

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是中世纪晚期航海图的延续——通常是为了实用目的而绘，而不是宗教目的，并受到欧洲人日益增多的世界航行的影响。在15世纪早期，托勒密的作品被翻译成拉丁文，导致地图绘制更加基于勘探和科学化，而一些更专业的制图学家，例如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和杰拉杜斯·墨卡托，成为第一批以绘制地图谋生的人。当一幅手绘地图被绘制成功后，印刷技术使得这幅地图得以复制，保证了地图的供应。富商、外交官、教授、贵族和其他拥有足够资金的人，不断资助日益准确和最新的地图出版。在中世纪，一张公元800年的示意图可能会出现在400年后出版的一本书中，但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寿命要短得多。

1533年，荷兰制图家杰玛·弗里西乌斯出版了一本关于土地测量的小书。这幅图展示了他如何从安特卫普开始构建一个三角网，并使用简单的几何学知识，计算邻近城市布鲁塞尔、密特尔堡、鲁汶和其他城市的距离。他的方法一直沿用到卫星定位发明之前。

[1]吕贝克：位于德国北部波罗的海沿岸，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第二大城市。

[2]格但斯克：波兰波美拉尼亚省的省会，也是该国北部沿海地区的最大城市和最重要的海港。

[3]达克特：又译杜卡特，是欧洲从中世纪后期至20世纪期间，作为流通货币使用的金币或银币。

[4]混凝纸：一种复合材料，由纸片或纸浆组成，有时用纺织品加固，用黏合剂粘合，如胶水、淀粉或墙纸膏。

[5]佛兰德斯：泛指西欧低地西南部，古尼德兰南部。

[6]斯托伊弗：荷兰旧货币名，20个斯托伊弗等于1个荷兰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