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国互联网使用刚起步，我们单位上因特网好像都是通过拨号的方式，需要的时候连接，按流量收费，所以与国外联网比较困难。北京图书馆的电子邮件只有很少的几个，馆长办公室外事科对外联系，都用孙承鉴先生在高能物理研究所注册的邮件：sjsun@sun.ihep.ac.cn，这已经成为工作用的公用邮件。高能物理研究所当时是全国学术界的电子邮件枢纽，我复旦大学的同学，也用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邮件服务器(jmlin@fudan.ihep.ac.cn)，不过复旦也刚开始有了自己的服务器(jcheng@solaris.fudan.edu.cn)。我在澳大利亚，则已经拥有所有员工每人一个的电子邮件地址(b.gu@nla.gov.au)，这让感到非常新奇。对比一下，可以了解到当年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程度。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与同事们的沟通中都有提及。

当时北京图书馆内部用NEC的中文终端进行编目，但是对外公共检索的目录还没有开发好。北京大学图书馆希望能利用北京图书馆的目录，但是当时北京大学在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 China Education and Research Network)内运行，而北京图书馆只能通过中国电信等网络绕道访问CERNet，存在问题隐患，例如不同网络之间传输导致信息损失或者代码失真。

北京图书馆开发了联机目录(OPAC)，没有正式对外启用，让正在澳大利亚工作的我帮忙测试。当时是馆长办公室外事科庄静女士和图新公司中文机读目录中心覃其锦先生分别联系我，要测试从澳大利亚到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连通情况。

在澳大利亚，技术虽然不很发达，但却使用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当时工作站配的是Windows 3.11操作系统。他们的馆藏目录系统(OPAC)也是采用仿真终端的方式，就是通过Windows的“命令提示符”(MS-DOS)功能，进入DOS界面，在里面启动非图形界面的软件。

第一次，测试虽然成功，但是因为当时没有中文的Windows，而澳大利亚没有汉化软件，于是只能出来乱码，可以凭感觉通过键盘选择菜单，不能说完全成功。

第二次，澳洲同事邓清平(C.P. Tang)访问中国，回来时候给我带来了覃其锦先生给的中文DOS系统，装在5英寸软盘里，容量不超过1MB。我让人转存到3英寸软盘，才得以使用。因为那时候，中国人主要使用5英寸软盘，而澳洲人主要使用3英寸软盘（较先进一些）。每次进入DOS界面后，就能显示出汉字来。于是我测试OPAC得以成功。这第一是说明汉字传递不会出问题（之前邓先生一直以为双字节信息经过传递会丢失），第二说明有平台的话显示也可以正确。

当年HTTP协议还不普及，图书馆网页主要用于宣传，而业务系统一般都通过DOS界面下的Telnet协议连接，菜单都通过数字或者字母选择。

澳大利亚当年实施CJK项目，以解决中日韩字符的目录检索问题，采用Innovative公司的INNOPAC及新加坡的MASS (Multi-lingual Application Support Service)软件。测试CNMARC到USMARC的转换，然后就可以利用北京图书馆的MARC数据了。

后来，我在澳洲写的一些论文，都在中文DOS界面，启动WordStar软件，如虎添翼。在Windows环境下的Miscrosoft Word之前，WordStar和WordPerfect是我们最经常用的字处理软件。

那时候，汉字有三套，分别是中国汉字、美国汉字、台湾地区的繁体汉字，分别用不同的代码，需要有不同软件，或者同一个软件的不同字符集才能正确显示。

Windows2000以后，应用了Unicode字符集，而我们于2002年启用Aleph500系统，才解决了各种文字同时显示的问题，不同地区的汉字当然不在话下，连日本汉字也能一起显示了。2002年9月我访问日本的时候，与日本国立情報学研究所的技术人员探讨，解决了日本汉字和中文汉字之间的映射，于是我们检索也变得方便很多。

感谢我在澳洲工作时期的主管谭太太(Beatrice Tam)，她给予我大力支持，在我工作期满后把所有资料都邮寄回国。不然，我绝对不可能保存那么多珍贵记录的。

根据富平老师在《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2期上的文章《北京图书馆中文书目数据库建设的回顾和展望》，“1996年3月1日北图的中文图书书目数据库正式对读者开放，提供公共检索……”我能在其前期测试期间做一些有用的工作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