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连福：新中国 70 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历史演进、主要经验及发展指向

思想火炬 09-30 2457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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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随着时代发展经历了改造式传播、动员式传播、开放式传播、交互式传播的历史变迁。在长期的意识形态传播实践中，党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体现为传播主体上坚持党对意识形态传播的全面领导，传播内容上坚持以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为基本遵循，传播方式上坚持以宣传教育和文化活动为主要形式，传播策略上坚持正面宣传与应对交锋相结合。进入新时代，我们需要进一步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守正创新，通过拓展传播主体、丰富传播内容、改进传播方式、创新传播话语，使其更好体现时代性、符合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 作为意识形态工作重中之重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更是塑造国家形象、凝聚价值共识、增强意识形态引领力的关键环节。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梳理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发展脉络，总结其历史经验，认识党在新中国成立 70 年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变”与“不变”。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特点把握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未来发展的转向和趋势，无疑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在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中迫切需要的。

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历史演进

纵观新中国 70 年影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因素，无论是外部的历史环境、中心任务、技术变迁，还是意识形态自身结构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自身的理念定位、内容体系、手段载体、表达方式也相应发生着调整与转变，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形成了与各历史时期相适应的具有阶段性特征的传播形态。

1.以“思想重塑”为目的的改造式传播（1949—195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三大改造”完成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也是主流意识形态整合与确立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清除、改造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建立和巩固新秩序首先要完成的任务，正所谓“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2](P435) 为此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从宣传教育和批判运动正反两方面进行了全民范围的思想改造。

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社会主义价值的认同、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都需要迅速形成统一的思想体系，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和价值功能，这一要求离不开广泛的宣传教育。1951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 [3](P82) 新中国成立初期，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旨在对全体民众进行“思想改造”和“价值重塑”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由上到下，由党内到党外，由干部到群众，层层进行教育，层层打通思想的办法”。 [4](P45) 将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工农群众，甚至剥削阶级，通通纳入教育改造体系之中。通过全国范围的宣传普及和动员学习，使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得到最广泛和最有效的传播，为建设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是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展开全方位批判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既面临国内意识形态因价值观念混乱、思想意识多元而带来的各种斗争，又遭受国外敌对势力压制和意识形态渗透而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长期处于不利环境的挑战。基于此，党和国家在广泛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同时，也致力于清除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思想障碍，对各种错误思想，尤其是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了全方位批判。如在党内开展的整党整风活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对封建买办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斗争。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等。通过对残存思想和错误思潮的斗争批判，在清除思想障碍中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创造有利环境。

总之，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意识形态传播目标更多地在于教育群众、统一思想。通过逐步建立起来的传播体系，以自上而下的改造式传播形态迅速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提高了传播的覆盖力，使广大人民群众日益认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 以“建设探索”为主线的动员式传播（1957—1977）

“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为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而艰苦探索。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最大程度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为意识形态传播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

一是以加强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社会主义认同感。从 1957年至 1966 年，党中央出台一系列文件，着重向广大人民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宣传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以及进行抵制“西方和平演变”和反修正主义的宣传教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教育目的就是向人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和观念，在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中保证人民坚持正确方向。

二是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激发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1957 年党的八大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任务也随之确定为学习宣传党的八大路线。随后，通过对八大路线以及各条战线的宣传，提高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迅速掀起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和步伐。

三是以典型事例为传播载体激励人们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以典型事例为载体进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是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有益经验。通过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典型案例以及雷锋、王进、焦裕禄等典型人物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以及无私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的宣传教育，鼓舞人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身的力量。

这一阶段通过动员式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然而，由于党在建设探索中出现了“左”的倾向并不断积累，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意识形态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也不可避免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比如，集中管控的传播机制、口号式的宣传话语等。虽然这一传播形态力图在最大程度上达到动员目的，但是由于过分追求意识形态传播要素的统一性也导致其缺乏必要的张力，客观上造成了不遵循传播规律、不讲究传播艺术、不重视传播效果的弊端。

3. 以“改革发展”为导向的开放式传播（1978—2012）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长期“左”的思想的束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成为我国发展历程中的伟大转折点。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进入新阶段，意识形态传播系统的封闭状态开始被打破，从传播环境到传播方式日益呈现出鲜明的开放性特征。

一是传播环境的开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开放，表现在意识形态传播领域首先就是传播环境由封闭走向开放。传播环境的开放性使封闭的传播系统转向流动格局，信息源得到拓展，部分传播权力得到释放。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互联网的崛起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处于更加自由、开放、多样的环境之中。

二是传播理念的变革。为适应新时期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转移，意识形态传播重新树立了重视物质利益、满足人民需求的新的价值导向，传播理念转向以人为本，注重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逐渐以利益和需求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切入点，更有效、更及时、更深入地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也开始通过促进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发展与创新来提升传播的有效性，凝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志和力量。

三是传播领域的拓展。首先表现在传播领域的拓宽，从以政治领域为主转向经济领域，也逐渐深入至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开创了意识形态传播工作大格局。其次体现在传播阵地的扩大，由最初的广播、电视等传统传播阵地逐渐转向网络新兴媒体阵地，有效突破时空界限。再次表现在对外传播的发展。随着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对外交往日益增多，也积极拓展对外传播。

四是传播方式的多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革新，传播方式日益丰富，尤其是媒体技术的发展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多样的传播平台和传播方式，采取灵活有效的传播方式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由此可见，改革发展引领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有了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既顺应了时代潮流，也适应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发展。然而，客观来讲，这一阶段所呈现的特征更多的是外部环境带来的影响和改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系统自身并未发生结构性改革。

4. 以“思想引领”为指向的交互式传播（2012—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意识形态领域也面临新形势、新问题和新特点，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意识形态工作上升到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也更加注重思想引领作用的发挥，多次强调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也担负着重要使命，始终将思想引领作为重要原则，以此推动意识形态传播工作不断强起来。

一是构建大宣传的传播格局。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互联网带来新的传播形态的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了“大宣传”的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既是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格局的重塑，也是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价值的重构。大宣传理念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传播主体的立体化和多元化，要求多方联动、全员参与，主体的转变及多元拓展更有利于构建互动式的传播关系。

二是形成互动式的传播模式。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全面普及，网络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渠道，其去中心化、去权威性等特点改变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它以强大的赋权能力使得网络空间中的个体有着高度的自主性，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具有主动性、个体性的积极参与者。这一特征要求告别传播主体本位思想，树立互动共享的理念，更加重视受众的心理特征和接受需求。因此，在网络传播中，传统的较为单一的传播方式逐渐被隐性、个性化、互动式、对话式的传播方式所取代。

三是塑造大众化的传播话语。话语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话语方式影响传播的接受效果。新时代更加倾向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表达，注重塑造大众化的传播话语，具体表现在，语言更加具体、简洁、大方，表达更加直观、通俗、易懂。用生活化、个性化、网络化的语言既形象生动又透彻深刻的传播好主流意识形态，如“有权不能任性”“打铁还需自身硬”“各民族要像石榴籽紧紧抱在一起”等，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产生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传播效果，有效促进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交流互动。

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实现了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新跨越，更加注重对意识形态传播规律的科学把握和传播效果的有效提升，变过去单向被动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为双向互动的传播方式，通过交互式传播，使党的理论“像‘家常菜’一样为群众所需并深入寻常百姓家”， [5] 在“深入人心”中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引领作用。

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发展与转变，并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形成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1.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传播的全面领导

马克思曾鲜明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6](P170) 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历史也加以证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剧变，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失去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功能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得到有效传播，正因如此，党始终坚持对意识形态传播的领导。“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7]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意识形态领域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强调党的领导地位，在新时代条件下意识形态传播范式可以转变，但党的领导权必须牢牢把握。

由于其重要性和特殊性，党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领导，是全面的领导和绝对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要求迅速健全各级党的宣传机构，“通过报纸、出版、广播、电影、学校及其他各种文化教育工具，经常地向各界人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各项主张。” [8](P147) 严格规定各级主要报刊和广播电视都必须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下，一些专业性的报刊、电台、自媒体也要接受党的指导和监督。70 年来，无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化，传播形态如何演变，传播技术如何发展，党的领导作用始终贯穿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各环节和各方面。坚持党管宣传、党管媒体、党管阵地、党管舆论；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网。党对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的把控、传播队伍的培育、传播机制的建立等，都有着绝对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回顾 70 年发展历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并不断创新领导方式是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既是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政治保障和重要途径，也是有效应对西方敌对势力长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传播错误思想企图进行“西化”“分化”的迫切需要。

2. 坚持以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为基本遵循

“离开了党的中心工作，宣传工作就会失败。” [3](P86) 作为一种政治传播活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最终目的是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基本遵循开展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根据不同时期历史方位的变迁和中心工作的变化调整和丰富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内容，为中心工作的完成提供思想和舆论保障。

新中国成立到 1956 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时期，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思想改造是这一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核心内容。随着 1957年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传播的中心任务也转变为最大程度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宣传党的八大路线到宣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以达到动员目的。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围绕并服务于经济建设、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为改革发展做好舆论工作，着力宣传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意识形态传播立足新时代，紧紧围绕时代

主题和中心任务，不断进行内容的丰富和创新，充分发挥思想引领的作用。

“随着每一次社会秩序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 [9](P253)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党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先后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理论。它们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呈现。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始终把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作为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进行传播，以最大程度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凝聚力和精神感召力。

3. 坚持以宣传教育和文化活动为主要形式

追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 70 年的历史演进，不难发现，党始终重视宣传教育和文化活动两大传播形式，它们以显著优势与独特作用在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实效性。

首先，宣传教育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渠道。“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 [10](P1094) 党历来重视宣传教育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组织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活动，以及围绕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等活动进行了革命英雄主义、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开展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教育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十九大精神学习教育、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宣传教育、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等群众性的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以及针对广大党员干部的“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一系列教育活动。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形式，宣传教育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具有指向性的预期目标和强制力，能够最大程度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功能，保证传播的高质与高效。

其次，文化活动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方式。文化的传播形式一方面打破了因时间和空间造成的传播障碍，另一方面解构了由群体、观念等差异带来的传播壁垒，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使蕴涵在其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更短的时间内得以渗透和传播到更广的范围。因此，相比于宣传教育自上而下的强制力，通过文化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更具吸引力和感召力。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作用，充分发挥文化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新中国成立初期歌颂抗美援朝英雄事迹的电影《上甘岭》，改革开放后的一首《春天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展示了中国的新气象，新时代的《战狼 2》《红海行动》等主旋律影片燃爆电影市场，使爱国主义得到极大彰显。历史经验加以证明，文化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独特而有效的路径。

4. 坚持正面宣传与应对交锋相结合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发展历程，无不以正面宣传壮大主流意识形态，以应对交锋澄清错误意识形态的诋毁，以此坚守主流思想舆论阵地，占领意识形态传播制高点，确保主流意识形态有力、有效、有质的传播。

一是通过正面宣传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认同度。正面宣传为主始终是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越是经济发展，越是思想活跃，越要鲜明地传播好主流意识形态。习近平深刻指出，“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 [1] 在正面宣传过程中，通过大力宣传党的理论成果与政策方针，宣传党领导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和文化支撑作用，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影响力和认同度。无论是建设时期，还是改革时期，正面宣传始终贯穿于主流意识形态全过程，通过理论宣传、典型模范、先进事迹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二是通过舆论斗争有效抵制错误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蚀。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实现的，斗争是应对错误意识形态渗透和侵蚀的有效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面临着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场优势消解的挑战。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压迫，改革开放初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不断渗透；20 世纪 90 年代，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西方掀起一股“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意识形态淡化论”的狂潮；进入 21 世纪，国内学界更是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西方错误社会思潮的不断侵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造成了极大的挑战。对此，我们党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和阵地意识，始终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舆论斗争，以党的重要刊物和重要媒体及时“亮剑”，对错误思潮进行揭露和批判，有效抵制错误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蚀，占领意识形态传播制高点。

三、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发展指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由此对意识形态传播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网络新兴技术迅猛发展的态势下，要明晰新时代的鲜明特点和把握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矛盾，就要用时代的要求审视、用发展的眼光研究、用创新的精神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通过扩展传播主体、丰富传播内容、创新传播方式、转化传播话语，以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1. 传播主体需要着力“强化扩展”

传播形态的颠覆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的变革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要及时进行传播主体的转型优化，在强主导、促多元中更好达成“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识”这一传播目标，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

一是传统传播主体主导的再强化。尽管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以党政机关、宣教部门和主流媒体为主的传统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的权威性和主导性。然而，由于其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起着“把方向”“守阵地”的作用，主流媒体依然需要巩固并强化主导地位。具体而言，一方面，强化党政宣传部门的领导权和责任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发布方，党政宣传部门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是不可替代的。随着社会转型发展和意识形态工作新变化，要强化党政宣传部门的领导权，落实责任制，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传播队伍，不断提升传统传播主体的公信力、影响力、引导力。另一方面，加强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主流媒体始终是舆论引导的“定海神针”，在巩固主流媒体主导地位，应对自媒体发展壮大对其权威性带来消解挑战时，注重强化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通过主动传播主流价值观、积极回应民众合理诉求，让正能量更强劲、让主旋律更高昂。

二是新兴传播主体参与的多样化。全媒体时代传播权力的转移决定了在坚守传统传播主体主导地位的基础上，也要依托网络和自媒体平台，整合多方力量，扩大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的多元参与。一方面，团结引导“意见领袖”。网络意见领袖队伍的壮大和影响的加深使其成为网络空间中的强劲力量， “往往能左右互联网的议题，能量不可小觑”。 [11](P325) 因此，要善于将公众媒介、各种自媒体中的活跃发言人，培育成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意见领袖”，团结他们参与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各种实践活动中来。另一方面，培育发展公共性自媒体。自媒体组织是新媒体平台内容的重要生产者，一方面以拥有成千上万的关注者而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以接近专业水准的传播能力使传播活动在客观上也能较好地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塑造和培育具有公共性的自媒体组织，使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主体，通过积极的舆论引导影响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

2. 传播内容需要坚持“与时俱进”

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凝聚价值共识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传播内容的先进性和时代性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认同度至关重要。因此，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需要在不断丰富和创新传播内容中强化其说服力和影响力。

一是在回应时代关切中进行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供给的根本。习近平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12] 在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创造性回答时代和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答好“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主题，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华民族为什么强这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围绕时代课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作出新概括，夯实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容供给。

二是在弘扬主旋律中丰富传播内容。充分认识到在新时代传播主流意识形态首先就是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导新时代中国全面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全面完整地传播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13]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不断往实里走、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增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广度、力度和效度。随着时代的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会不断注入新的内容，也需及时丰富和更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体系。

3. 传播方式需要不断“融合创新”

传播方式的发展离不开媒介形态和技术手段的革新。在各种新型媒介技术的急速发展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要及时抓住技术发展带来的传播变革，借助前沿性媒介技术进行转型升级，确保传播效果的有效提升。

一是立足媒介新形态建设主流媒体。媒介融合已成为我国媒体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媒体融合的重要性，“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 [14] 在互联网对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格局的重新构建下，主流媒体所面临的竞争更为激烈，融合发展的任务也更为紧迫。面对媒介形态的深刻变化，主流媒体只有紧跟时代，加快融合发展步伐，向数字化、移动化、整合化、规模化方向发展，才能有效改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更好地以媒体融合的传播优势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资源优势。通过深度融合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竞争力强，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以全时段、全方位、全媒体、全覆盖为主要目标”， [15] 在做大做强主流舆论中巩固壮大主流阵地。

二是立足技术新手段创新传播方式。传播手段的建设与创新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广为流传，谁就能在掌握话语权上占据主动。”[16](P317)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新的技术手段迅猛发展并应用至传播过程中。在各种新技术新应用中，尤其是伴随着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投入商用，其超高网速、超短时延、超大容量的特点将深刻改变信息的传播方式和受众的接受习惯，新的媒体形态、社交应用可能会应运而生。在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网络新技术不断革新的时代发展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对未来传播领域的发展带来更大影响，传播载体、传播渠道更新迭代越来越快。因此，要紧盯技术前沿，瞄准发展趋势，运用大数据分析受众特征、掌握舆情变化，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准确、高效、优化传播，以新技术新应用引领和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精准传播。

4. 传播话语需要增进“时代表达”

话语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主流意识形态解释力和说服力的增强、认同度和影响力的提升以及话语权威的维护，都需要创新话语表达方式，构建融通内外的话语体系。

一是话语表达方式的转化发展。随着传统的文字传播时代向现代的视觉传播时代转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话语在实现由政治话语向文化话语转化、学术话语向大众话语转化的基础上，也需结合图像时代特点，使理性话语向感性话语转化。集图、文、声、形于一身的视觉文化能够以一种生动、活泼、形象的方式让人们通过感性意识就能较好地了解和理解。这种传播形式的现代转型提示我们，在以科学、准确、理性的话语诠释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时，也要以富有感性、直观的话语表达群众的心声和利益诉求，以化解主流意识形态高度理论化、系统化的特征与群众感性的意识之间的张力，使社会成员能更好地理解、接受和认同。

二是内外话语体系的融通构建。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通过一定的话语体系得以呈现和传播，要重视话语体系的构建和话语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一方面，创新构建对内话语体系，讲好时代故事，唱响主旋律。在把握和弘扬时代主旋律中，讲好新时代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故事，讲好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故事，讲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故事，讲好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的故事，化理论、实践、思想为真实、生动、感人的时代故事，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积极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更加响亮传播中国声音。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话语权归根结底是在国际传播竞争中确立和巩固的。因此，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也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着眼于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以倡导国际新秩序和新型大国关系为基础，找准中外利益交汇点、话语共同点、情感共鸣点，生动准确地阐释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传播中国独特的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塑造美好的国家形象，使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方案赢得世界人民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支持。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1）.

[2]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

[M]. 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5] 孙洋洋.把党的理论宣传做成百姓“家常菜”[N].学习时报，2018-06-27（2）.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解放军报，2003-12-08（1）.

[8]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0]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