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海潜（1888-1974），字松坡，号树汉，湖北大冶县城关人。五岁入私塾读书，15岁时乘船至武汉，投入湖北新军第八镇三十二标当兵，17岁考入湖北陆军小学堂，18岁加入洪门大洪山，拜徐朗西为大哥（徐也是峪云山山主，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派遣回国专事联络帮会）。向之为人，豪侠仗义，敢做敢当，以会党身份与各地会党交游，武昌起义前广泛结纳反清志士。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是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大事件，向海潜投身其事，并从此走上一条追随孙中山、以洪门力量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本文勾勒其生平，自清末至其离开大陆为止。

向海潜（1888-1974）

（一）辛亥元勋，革命志士

武汉三镇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昌是湖广总督衙门所在地，也是清末编练湖北新军的重地，武昌还设有很多新式学堂，新军、学兵与具有新观念的知识分子（归国留学生）聚集一地，形成革命暗流。1907年初，革命团体日知会遭到破坏，但会众四散，分立团体，多达二十余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种族研究会、将校研究团、黄冈讲习所、武德自治社（后改名文学研究社）、义谱社、铁血军、德育会和向海潜为首的群英会。这些团体大多秘密建立于军营，主要以陆军学堂学兵和新军士兵为发展对象，“彼等名称虽殊，潜谋革命则一”。同年，同盟会外围团体共进会成立于日本东京，尊孙中山为领袖，主其事者是同盟会会员焦达峰、日知会会员孙武。1909年初，共进会成员大都奉派回国，在两湖地区活动，武昌新军之革命氛围迅速加剧，各团体成员（包括群英会）逐渐汇聚于共进会、文学社之中。

按，文学社由1908年建立的群治学社（后改名振武学社）演变而来。

向海潜的群英会，取梁山泊一百零八将聚义之意，实际人数远不止此。该会主要成员有李绍白、刘国祥、秦培鑫、吕尹雄、杨庆山等，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之称的熊秉坤亦为该会主要成员。向海潜具有新军与洪门会党的双重身份，既以军队组织管理会党，又以会党方式团结军队。群英会内包含有不同组织的革命同志、会党分子和普通官兵。清末会党在华南主要是三合会系统，在长江流域以及西南西北地区主要是哥老会系统，素以反清为职志。

武昌起义前，向海潜负责与炮队联络，起义时率众冲出营房，计划护送炮队入城，再前往楚望台领取枪械，不巧被某旗籍军官砍伤左眉，幸得马队孙继权救治，裹伤再战。起义军进攻督署时遇到顽抗，所幸炮队在保安门与蛇山架炮轰击，义军攻陷督署。之后，向海潜又率民军攻打汉口，为武昌起义的胜利立下战功，湖北军政府成立时，向海潜被任为参谋，旋被任为武昌卫戍司令。其间，向海潜继续与两湖会党联络，阳夏之战时，他以参谋名义赴湖南，联络会党武装援鄂。民国初立，孙武私欲膨胀，在谋求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次长不成后，成立民社，创办《民声报》，与临时政府对抗，甚至改变革命立场，联络袁世凯。向海潜对此十分不满，遂联络同乡、第二协统领黄申芗（1884—1942，共进会主要领导之一）等人密谋倒孙。1912年2月17日倒孙事件发生，向海潜及其群英会起主要作用，并由向开第一枪，此次事变迫使孙武辞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之职。事后，向离开武汉，前往上海。临时政府叙功，授向海潜为陆军中将。

按，1909年春，孙武从日本归来，邀约黄申芗在汉口某酒楼见面，动员黄申芗加入共进会，黄申芗因为当时武汉各团体与海外革命党人不通声气，遂欣然同意，并利用他所联络的各团体负责人，商量并入共进会，向海潜率先响应。由于各团体的加入，共进会声势大振，成为武昌起义时期最著名的革命团体。焦达峰（1886-1911），湖南浏阳人，早年入浏阳高等小学、长沙高等普通学堂预备科学习，1902年加入洪福会（哥老会），参加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同盟会，任调查部长，专事联络会党。武昌起义后，焦达峰与陈作新于10月22日在长沙领导新军起义，成立湖南军政府，焦被推为都督，旋被立宪派策反的叛军杀害。

（二）反袁勇将，奔走联络

1913年3月，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引发二次革命。7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袁通电，8月8日任命向海潜为江苏讨袁军副参谋长（临时总司令为何海鸣、参谋长为王宪章），率军一部镇守江阴。袁军攻打江阴城，讨袁军处于劣势，伤亡惨重，有部下建议他弃城保存实力，向海潜说：“人在城在，人亡城亡。即使我被打得只剩一兵一卒，也绝不弃城逃走！”孙中山闻讯，电令向率部撤退，并对随从说：“我宁失江阴一城，绝不可失向海潜这员猛将！”

二次革命失败，向海潜流亡日本，1913年12月1日与黄申芗等人拜见孙中山，7日与吴铁城、蒋中正、吴忠信、杨啸天（杨虎）、黄申芗等人加入中华革命党，亲书誓约，听从孙中山关于开展国内反袁斗争的安排。孙中山虽比向海潜年长许多，每次见面，却按洪门规矩称向海潜为向大哥，因为孙中山早年曾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受封“洪棍”（三等职位），而向海潜先为群英会首领，辛亥革命及民初系两湖地区“海湖会”大哥（一等）。

1915年，向海潜回国，多次参加反对段芝贵、王占元对湖北实施军阀统治的行动，并组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向海潜在武汉及周边地区拥有深厚的会党关系，所以在反对段、王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据辛亥老人卢智泉回忆：“同志们举熊先生（熊晋槐）为讨袁军总司令，以谋继起。同志们身上都带有三角形的药水刀子，对反动派的走狗，哪里遇到就在哪里跟他们干。革命同志把反动派的走狗往租界上拉，他们把革命同志往华界拖。就这样，侦缉老爷们被党人弄死了不少：熊先生家里就弄死了三个；卢志泉勒死了陈捷三；向海潜、马骥云、吕丹书等杀死了走狗几十个。工程营发难有功的程正瀛，堕落成为王占元的特务，也就是在这个斗争中被党人拉到租界，装入麻布袋沉之长江的。经过党人这种坚决的斗争，王占元的稽查长周三毛甘愿两不相犯。至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释放政治犯，反袁斗争始告一段落。”1916年，向海潜往来大冶、武汉、上海等地，筹谋反对王占元之事，上海《民国日报》《申报》等多有报道。

1917年，孙中山反对段祺瑞倒行逆施，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大元帅，誓师北伐。孙中山任命向海潜为护法军政府军事委员，并相继任命向海潜为大元帅府援鄂第二混成旅旅长、湘鄂联军总指挥、鄂省自治军左翼总指挥等职。从辛亥革命到北京政府时期，向海潜主要活动于两湖地区，以“湖北民军司令”著称。

大约自1923年开始，向海潜主要居住于上海。1926、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他在鄂北、安徽组织武装，与北洋军队作战。南京政府成立后，向海潜应江苏省主席钮永健之邀，任溧水县公安司令、省水路公安管理处副处长、溧水-溧阳联防区区长等职，负责剿灭当地匪患，至1930年，当地匪患肃清，百姓赠以“万民伞”。此后，向海潜自请解甲归田，息影沪滨，在上海期间主要从事社会事业，如创立五圣山（见下），如创办五伦女子职业学校以及民治、民有两所小学。

（三）开山立基，团结抗日

严格说来，在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后，以反清为职志的洪门会党已经失去在社会上立足发展的可能，但由于洪门网络密布，人数众多，触角四伸，在民国时期的城乡、军民、黑白两道中，普遍活跃着其身影。北京政府在法律层面上对于民间帮会是有约束的，在“军政”中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训政”目的，进一步加大对于洪门会党的管制力度，以致洪门在“反抗北洋军阀统治”的层面上具有进步性，而在南京政府时期，因为国民党以“训政”手段治理社会的加强，形成洪门组织涣散、社会影响减弱的局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华步伐，中华民族危机日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向海潜广泛联络，开山立基，在民国洪门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1932年3月21日，向海潜在上海创立洪门五圣山。取五圣山之名，一是为了纪念洪门五祖（殷盛洪、傅青主、黄梨洲、顾炎武、王船山），二是尊崇儒家五伦八德，三是五人结义，山分五堂：向海潜以总山主兼智松堂堂主、朱卓文为仁文堂堂主、梅光培为义衡堂堂主、明德为礼德堂堂主、张子廉为信廉堂堂主。

按，1933年，浦东同乡会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成都路口开建同乡会会所浦东大楼（也叫浦东大厦），1936年落成，共八层，会长杜月笙与常务理事黄炎培、穆藕初等举行盛大落成典礼，市长吴铁城等政要出席。本年，五圣山会址入住该楼三层，不久洪兴协会成立，其事务所及下属战时工作委员会亦附设于此，“八一三”抗战前后，许多抗日救亡团体集中于该楼，包括向海潜担任主席团成员的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以及上海救济委员会总办事处、学生战时服务团、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及其机关报《救亡日报》（社长郭沫若，夏衍、樊仲云为总编辑）等。建国后，该大楼被收归国有，1990年代中期，因建设延安东路高架桥而拆除。

向海潜计划以上海为基地，借着全国抗日热潮，为洪门发展打开新局面。但是，近代上海素为青帮巢穴，举凡军政警巡、商贾店员与工人苦力，帮众密布，势力强盛。五圣山开山之初，发展并不顺利，而几位堂主也各有志趣，分散各地，如仁文堂朱卓文与胡汉民、胡毅生兄弟交好，主要活动于广东。向海潜并不气馁，努力突破，在上海与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铁城以及军政界商震、钱大钧、杨虎、李济深等人建立友谊（向曾在二次革命时在日本与吴铁城、杨虎等人结拜兄弟），吴铁城为五圣山提供经济援助，力主反蒋的李济深后来出任五圣山会办。全面抗战爆发前，五圣山势力逐步扩大到长江中下游与华南的不少地方。在上海活动反蒋的李西屏（向海潜的辛亥战友）在1934年1月致胡汉民信云：“至于洪门，推行正猛，新近又加入向海潜、蓝绍亭。两同志在洪门极有力量，尤有深长之革命历史。蓝君即蓝天蔚之叔，辛亥贵州起义，曾任民政长。向君在湖北历来革命，累踬累起，愈失败愈坚忍，（在）鄂西一带据有伟大潜势力，亦将来吾党之基础部队也。”

按，1931年10月，被蒋介石软禁的胡汉民获释，由上海至广州，以抗日、反蒋为号召，招兵买马。

1930年代，上海洪门团体有五圣山、五行山、民兴社、峪云山、大洪山、太华山、楚荆山、侠谊社、终南山、十龙山、江湖联合会、天寿山、长白山、正诚社、新胜和体育会、聚胜和体育会、五祖祠、福寿山、鑫华山、大龙山、兴中山（杨虎）、民国山、复兴公、琅琊山、复明山等40个左右，山头林立，各行其是，五圣山山主向海潜遂与五行山山主兼民兴社社长汪禹丞等人商议，准备在上海筹建洪门联合组织。经过酝酿，1936年夏，各路洪门大哥齐聚上海老西门大境路关帝庙，召开洪兴协会成立大会。洪兴协会，取“同心协力，复兴洪门”之意。江浙沪一般称洪门为洪帮，在当时上海洪帮中，向海潜势力最大，而汪禹丞名望最高，因此会议推举向、汪两人为协会理事长。洪兴协会成立后，事务所就设在浦东大楼五圣山会所，每月召开理事会，联络各山兄弟感情，共同行动。

今日上海老西门大境路关帝庙

洪兴协会成立之际，抗日救亡运动正蓬勃发展，向海潜在理事会上要求具有爱国传统的洪门会众投身抗日斗争。他派代表到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等企业，向工人中的洪帮兄弟讲演洪门反清故事，号召大家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还召集申新第五、第六、第七纱厂和怡和洋行、和平洋行等工厂企业的工人在大中华酒楼聚餐，告诫大家不仅要抱洪门的义气，还要抱中国人的义气，团结抗日。

按，汪禹丞（1870—1941），安徽婺源县人（今属江西），系上海青帮大字辈，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警卫队长。“九一八”事变之后，汪禹丞与沪上爱国帮会人士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冬，上海青洪两帮徐逸民、范文照、杨宝璜、邱汉平、韦敬周、崔锡麟等人筹建洪门五行山（其山堂香水名为“五行山、卫国堂、团结香、保家水”， 山名“五行”，意为用金木水火土一切物质力量来消灭侵华日军），公推汪禹丞为山主，因汪禹丞身跨青洪两帮，又是旅沪徽州同乡会会长，颇有势力。1935年春开山，汪在五行山条款中加入抗日内容：“打到日本小鬼”、“收复东三省”、“消灭满洲国”等，又在洪门诗句中增加新内容，如：“高烧红烛照山堂，洪门义气万年长，中华儿女心如火，民族前途放异光”，“五祖堂前万载香，同心合力定家邦，凯歌高唱班师日，痛饮黄龙喜更狂。”汪禹丞在抗战中病逝于香港，灵柩运回故乡婺源安葬。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向海潜率领五圣山兄弟，更加积极地投身抗日运动。7月21日，向海潜致电北平宋哲元与二十九军将士：“二十九军的抗战为民族争光，海潜韬晦沪上，愿本孙中山反清精神，率洪门健儿，与敌寇周旋，虽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辞。”次日致电蒋介石：“我虽不才，愿以在野之身，统率海内健儿，与残暴日军一决生死，一息尚存，义无反顾！”向海潜还与沪上青帮大佬共同发表申明：“有群众数十万人，听候点编指挥！”其间，向海潜积极参加上海抗日活动，担任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洪兴协会设战时工作委员会，组织战地救护队，救治伤员。汪禹丞还与姜豪等人创立“东南国民抗日自卫军”，活动于上海县、嘉定县和江阴县等地。

淞沪抗战激烈进行时，9月4日，蒋介石致电戴笠，命与杜月笙等社会人士合作，限一个月内组成一支一万人的游击部队。戴笠亲自与杜月笙、向海潜等人商议，迅速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直属军委会，杜月笙为主任委员，向海潜、刘志陆为副主任委员，下辖别动队，总指挥刘志陆（别动队次年改名忠义救国军），第一支队主要由洪门兄弟组成，第二三支队主要成员是青帮，第四支队由上海商会负责，第五支队主要是军统武装。其中，中共江苏省委所属军委书记张爱萍，指派张执一等许多中共党员进入第一支队，张执一为上尉书记官，王际光为少校副大队长。别动队组建后，立即投入战斗，第一、三、四支队陆续进驻苏州河沿岸，配合正规军抗击日军，因军事训练不足，伤亡极大。其中第一支队第三大队五百余人，很多是中共党员，在后来西撤至皖南、浙西时，仅存五十余人。

上海沦陷后，日伪政权对洪兴协会威逼利诱，一部分人落水，向海潜出走广西，再转重庆，汪禹丞避居香港，保持了民族气节。同时，向海潜与五圣山各堂主相约，无论身在何地，继续抗日。其中，信廉堂堂主张子廉（浙江杭州人，上海江南制造局工人出身，参与辛亥杭州起义，后在上海经商致富）于1941年奉赈务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之命，赴港参加赈务会议，因事滞留，值太平洋战争爆发，遂在香港召集洪门弟兄，成立中华民国香港联合保安队，与港英政府合作，参与抗击日军对香港、华南的进攻，并救济难民，护送难胞至内地。义衡堂堂主梅光培在香港警察、海员和渔民中广收门徒，组织义勇军抗日。礼德堂堂主明德于1938年在河南许昌组织抗日游击队，并请洪帮首领杨庆山为顾问，颇有声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五圣山副山主、被孙中山称为“辛亥革命甲等功臣”的高振霄（1882—1945），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不顾年事已高，以抗战策反委员会委员及上海洪帮大佬的特殊身份，投身抗战第一线，后奉命留守上海，隐居不出，1945年3月，日军威逼高振霄出任日伪上海市长，高振霄拒绝，并从容饮下日军的毒酒牺牲。

日军占领上海后，向海潜经南通到武汉，1938年应李济深之邀至桂林。在桂林、贵阳时期，向海潜广泛吸引侨资，会聚流亡精英，在贵阳设立群伦实业公司、大川船运公司，在桂林设立西南机械厂，专门生产汽车零部件，以供军需民用。此外，在李济深协助下，向海潜还发动洪门兄弟在粤桂境内设立多处难民救济站。

1939年，国民党方面鉴于各帮会力量自行投入抗战行列，有意组织一个全国性帮会动员机构，仍然由戴笠负责，戴笠遂派杨继容前往桂林，将向海潜接到重庆。在重庆期间，在四川袍哥大爷、八十八军军长范绍增等人帮助下，向海潜及其五圣山迅速发展（按，云贵川袍哥与两湖地区海湖会、长江下游洪帮均属哥老会系统）。四川袍哥一向分为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号，向海潜将礼字号副总社长廖开孝、仁字号罗国熙（军统）与原二十军中将副军长夏炯转入五圣山，然后通过他们将重庆的仁、义、礼各堂袍哥全部转入五圣山，五圣山一跃成为全国洪门势力最大的山头。除了壮大山头，向海潜在重庆也经常到洪门兄弟集中的党政机关和工厂企业访谈，鼓励兄弟们全力抗日。他还派人到湖北组织抗日游击队，在敌后打击日军。

战时重庆，不仅当地袍哥人数众多，外来的洪门山头亦为数不少，如五圣山山主向海潜、皕花山山主韦作民、长白山山主张树声、太华山-栖霞山双龙头杨庆山等，他们相互联络，计划成立洪门最高山堂，蒋介石得知后，一者担心洪门统一后势力坐大，二者可能被中共利用，三者原本便有意向加以统一，遂命令戴笠联合杜月笙等先行下手，建立帮会统一社团，由军统加以操纵。1940年夏，统一性的帮会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成立，向海潜与杨虎、杜月笙、杨庆山、张树声、韦作民、田得胜等七人为常务委员，戴笠任主任委员。人民行动委员会虽有捐款献机、赈灾救济、建立秘密抗日交通线等活动，但其活动均在军统掌控之中。

按，据向海潜墓志铭云：“复鉴于空战之所需，自捐巨资，并与杜月笙先生等号召募款，购战机二十架，命名‘忠义’，呈献政府。”

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没有答应洪门成立合法政党等条件，造成美洲洪门大佬黄三德激愤不已，转而支持孙中山的对手陈炯明，1925年在美洲成立致公党（后来经历诸多曲折，在新中国成立之时由司徒美堂将致公党引入国内）。同样，蒋介石政府推动抗日，有利用帮会的一面，但是面对帮会组织大力发展武装的情形，他是难以容忍的，即使是在抗战相持阶段，为了限制、消灭异己力量，政府颁布多项规定，限制并取缔帮会活动。1944年，五圣山山主向海潜要礼德堂堂主明德率领洪门兄弟携八千支步枪，经西安到敌后，蒋介石得知后严令戴笠处理，戴笠命胡宗南扣留枪支，指使别动队纵队司令刘慕德将明德逮捕活埋（一说明德死于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又下令通缉向海潜，向不得不逃往桂林，在李济深处任高级顾问，后经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樊崧甫和吴铁城等人疏通，蒋介石才取消通缉（樊后来继任五圣山礼德堂堂主）。

按，礼德堂堂主明德，在郑州陇海铁路局所办学校任职，发展组织以铁路局员工为主，副局长吴士恩以及工程师、段长、站长与普通员工加入者甚众。

在桂林期间，向海潜除了创办西南机械厂外，还成立汽车营运公司，为前方将士运送各类物质。有一次，日军空袭桂林，向海潜公司七辆满载物质的汽车正在行驶中，忽遇数百学生在空袭中四处逃散，向海潜当机立断，命令卸下物质，将200多名学生运送到安全地带。1944年11月，日军攻占桂林，向海潜押送10卡车器材西行贵阳，在独山县境遇到同样逃亡贵阳的孤儿300余人，衣不蔽体，号泣不止，向海潜立即带人卸下载运器材，将全部孤儿直接运往重庆，交由宋美龄开办的难童教养所（向于1974年去世时，还有已入老年的当年难童前来跪拜吊丧），同样，五圣山会办李济深在抗战开始后也广泛发动本山弟兄护送大批难民从香港、广东向广西、贵州撤退，人数颇众，其中一次是将200余名妇女儿童护送至桂林。

按，在国民党内部，李济深素以反蒋著称。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红军签订反蒋抗日军事协定，李济深被选为政府主席和军委会主席。不久，福建事变被镇压，李逃亡香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出版《大众日报》，继续反蒋。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鉴于全国的抗日形势，撤销对李济深的通缉令，并任命李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并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四）向往光明，黯然赴台

抗战胜利后，向海潜于1946年春回到上海，首先着手办理洪门复员，改组洪兴协会，向仍任理事长。这一时期，向海潜不但要安抚在抗战中牺牲的洪门遗孀遗孤，还着手整顿日渐松散的五圣山组织，他先是成立工厂，开设清平园餐厅，以经营利润来承担各项开支。经历抗战，五圣山仁文堂朱卓文（为陈济棠所杀）、义衡堂梅光培（隐居香港）、礼德堂明德以及留守上海的副山主高振霄等均已为国捐躯，或是因故隐匿。向海潜以山主身份重新布局，任命张子廉为副山主，毛文领仁文堂，广州警察局长、调任首都警察厅副厅长（曾任第七战区政治部少将副主任）李国俊暂领义衡堂（后在台实领），终南山山主韦以黼（字作民）兼领礼德堂（未几病故，由副堂主樊崧甫接任），向海潜自领智松堂，张子廉兼领信廉堂。

4月，向海潜六十寿辰，洪门兄弟在静安寺设立寿堂，孙科、吴国桢、吴开先、潘公展、王晓籁等党国要人和社会名流纷纷送礼祝寿，蒋介石也送礼祝贺。本年，美洲洪门大佬司徒美堂来沪，计划联合向海潜等召集全球洪门大会，组建新的致公党，对抗国民党一党专政。7月25日，洪门恳亲大会在上海举行，向海潜为主席团成员。但是，向海潜认为洪门是互助团体，不宜涉入政治，主张结社而不主张组党，所以，此后五圣山未参与致公党的组建。12月，向海潜在上海创立协社，以联络感情、生活互助为指归，向自任理事长，各堂堂主为常务理事。

由于国民党的分化瓦解，洪门最终仍然未能组建统一而独立的政党。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时，意图全面控制全国性帮会组织及其武装，指使军统方面将人民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10月10日，新社会建设协会在上海丽都花园举行成立大会，向海潜、杜月笙、杨虎担任常务理事（不设理事长），秘书长章士钊，军统特务徐亮任书记长，负实际责任（徐亮亦列名五圣山）。

在沪期间，向海潜多次大开香堂，广收会众。他虽然列身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这种由国民党控制的社团，但并没有为国民党反共打内战出力，甚至也没有竞选国大代表。相反，在这民族转折关头，开始向中共方面靠拢。

1947年，中共方面为了阻止国民党利用帮会进行反共、从事破坏活动，计划争取帮会首领，促使其保持中立，或为我所用。中共上海局专门成立帮会工作委员会，由城市工作部直接负责。1937年就曾进入别动队（忠义救国军）任职的城工部部长张执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民委副主任）秘密会见向海潜，推诚交谈，希望他在历史转折中帮助中共。向海潜在抗战期间即与“反蒋”的李济深等人来往密切，此时大势所趋，表示首肯。张执一遂指令帮会工作委员会书记田云樵与向保持联系。此后两年内，向海潜经常向中共提供重要情报，如国民党战区部队调动以及蒋介石决定下野等。向海潜同时加强与李济深的合作，派智松堂的汪云山等人秘密加入“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礼德堂堂主樊崧甫也开始与中共合作。向海潜的这些活动，引起军统注意并加以监视，向告知手下：“不要管他！”仍然与李济深和共产党方面来往。蒋介石鉴于洪门势大，不敢贸然行事，但也不想让向海潜留在上海为中共所用，遂在上海被解放军围困前夕，令毛人凤派人将他押上飞机，飞往香港，后转澳门。

1953年，向海潜一家被迫迁往台湾。1974年9月7日，向海潜病逝于台北，享年86岁。

（本文部分史事参考台湾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编印：《向公纪事——革命游侠向海潜传奇的一生》，感谢李烈钧将军之孙李季平先生赠送复印本，李本得自向海潜之子向榕铮之赠，特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