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易舜

习近平总书记10月28日在河南安阳考察了殷墟遗址，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殷墟是商朝晚期都城，是甲骨文的发祥地，在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历程中，发现了大量文物与遗迹，为探索商文明与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支撑。

中原大地，古都璀璨。

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内，诞生了洛阳、郑州、安阳、开封四座古都。郑州与安阳曾是商朝不同时代的都城，公元前14世纪，第19位商王盘庚将商朝都城迁至北蒙，将北蒙更名为殷，自盘庚至商朝灭亡，都城不再迁徙，殷作为商朝都城的历史有273年，西周建立后，又沿用了一段时间。

这座殷都，便是今天的安阳殷墟。殷墟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从1928年开始对殷墟进行考古发掘，在近一百年的时光中，这座大遗址给考古学家和公众带来了许多惊喜，然而要说最激动人心的惊喜，首推甲骨文。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之际，向长期致力于传承弘扬甲骨文等优秀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们表示热烈的祝贺。贺信说，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

甲骨文的发现颇具传奇色彩。1899年，清朝学者、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偶然在中药“龙骨”上发现了文字，对其进行鉴定后认为是古物，随即开始有意识收藏甲骨。王懿荣收藏的这批甲骨，为一个叫刘鹗的学者获得，这位刘鹗字铁云，是《老残游记》的作者，他于1903年出版了《铁云藏龟》，这是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资料选编。

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甲骨文的巨大学术价值，涌现出了“甲骨四堂”。这四位对甲骨文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其字或号中都有一个堂字。“甲骨四堂”中年龄最大的是罗振玉，号雪堂，1908年他设法弄清楚了甲骨的出土地点，随后他与王国维考定殷墟是商朝晚期的都城。

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不仅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也提供了研究的新范式。甲骨文是地下发掘出的第一手材料，可以与流传下来的文献进行印证，这便是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王国维，晚年号观堂，他依据甲骨文记载重构了商王世系，发现甲骨文的记载与《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基本吻合，这就有力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可信的历史著作，既然《殷本纪》可信，那么《夏本纪》也一定有所本，这又为探索夏朝历史奠定了基础。当时疑古思潮大兴，王国维的研究给这一思潮猛然一击。

对甲骨文的研究，直接促成了1928年对殷墟的发掘。从1928年到1937年，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对殷墟总共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参与其中的学者，许多日后成为名家，如董作宾，字彦堂，1933年他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将殷墟甲骨划分为五期，这是甲骨文研究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其五期划分法沿用至今。

今天参观殷墟遗址的宗庙宫殿区时，观众能看到一些宫殿基址、车马坑，还会看到一个空空如也的大坑，它直径约2米，深约4.4米，正式的名字是“YH127”，这个坑中曾堆满甲骨，是新中国成立前殷墟遗址考古的最大收获，发现它的过程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考古学家在殷墟发现了一个“档案室”，万片甲骨揭开商朝神秘面纱

1936年6月12日，对殷墟遗址进行的第十三次发掘原本计划在这天结束。这天下午四点，在YH127中发现了大量龟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当天清理完这些龟甲，考古队想争取第二天清理完毕。这些龟甲都是记载着珍贵历史信息的文物，天气正在变热，现场清理不利于文物的保存，于是决定整体提取，到室内再仔细清理。考古学家历四个昼夜，“才把这堆松若海绵、质如散沙的灰土和灰土上所衬托的脆弱的、腐朽而不易动手的龟甲，妥适而安全的装入一个高约一公尺宽约一尺七寸的大木箱中”。

这年的6月24日，大木箱好不容易运送到了安阳火车站，亲历此事的考古学家石璋如在194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注的大雨连绵不休，到七月四日才装车起运，这箱在车站上冒雨候车，又十昼夜”。现代文学家敏锐地抓住这个细节，将其与古代传说中“仓颉作书，而天雨粟”相提并论。

文字是人类伟大的发明，因为有了文字，人类的经验与智慧才能传递下去，这才有了文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按照古文字学家李学勤的观点，甲骨文的成熟，“不仅表现于字的个数之多，也表现在字的结构的复杂”，甲骨文中能够找到古人所说的“六书”的实例，所谓“六书”是指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前四者是造字的方法，后二者是用字的方法。

尽管时至今日仍有为数不少的甲骨文未辨认出，但甲骨文中的一些象形字，不必经过特别的训练也能识别出，而经过特别的训练后，识读常见的甲骨文并非难事，这是因为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与甲骨文是一脉相承的。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从1799年罗塞塔石碑的发现，到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的成果问世，历时二十三年。古埃及象形文字诞生与使用的文化已不复存在，而汉字与中华文化赓续不断，历久弥新。

YH127总共出土了17096片甲骨，除了8片牛骨外，其余都是龟甲，坑内还葬有一人，埋葬年代是武丁时代。YH127被人们称为商朝的档案室，这些甲骨是有意埋藏在这里还是无意埋藏在这里，今人无从知晓，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逐渐为我们揭开商朝的神秘面纱，可以说今天的学者比司马迁更加了解商朝。

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殷墟遗址发现了许多甲骨，其中较重大的发现有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出土5335片甲骨、1991年在花园庄东地出土1583片甲骨。对甲骨文的研究与整理也取得了重要成果，1978年至1982年，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出版，合集收录41956片甲骨，此后又出版了补编和释文，尽可能将存世的甲骨收录齐全。郭沫若，字鼎堂，这位以激昂澎湃的新诗闻名的诗人在日本留学时开始接触甲骨文研究，很快就有所成就，他注重以唯物史观来诠释甲骨文材料，这在当时是别开生面的。

新中国成立后殷墟考古进步显著，正在建设中的国家考古公园将与公众共享考古成果

殷墟遗址的考古，曾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中断。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殷墟遗址考古恢复，迄今已进行了超过一百次的发掘。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考古学家评选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殷墟遗址名列第一。

殷墟遗址考古让今人能够真切感受到三千多年前的商文明的辉煌灿烂，这里除了出土大量甲骨外，还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等。殷墟遗址横跨洹水两岸，许多观众在游览了洹水南岸的宗庙宫殿区后便打道回府，而忽视了洹水北岸距宗庙宫殿区约三公里的王陵区。王陵区共发现了13座大墓（含1座未完成墓）和数量众多的祭祀坑。13座大墓按照墓道数量又划分为不同等级，有四条墓道的等级最高，有两条墓道的等级次之，有一条墓道的等级又次之。

13座大墓中，标号为M260的墓有一条墓道，1984年考古学家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确认这座墓便是抗日战争中被盗掘的后母戊鼎的出土地点，因此这座墓的主人是“后母戊”。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鼎，以其832.84千克的重量，荣居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制造这样一件体量巨大的青铜器，不仅要解决一系列技术上的难题，也需要有周密的分工与合作。在这样一件青铜器上，我们足以看到商朝青铜文明的发达。

“后母戊”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之一，武丁还有一位配偶叫妇好。1976年，考古学家在殷墟宗庙宫殿区发现了妇好墓，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殷墟遗址考古的一项重大发现。甲骨文中有上百条关于妇好的记载，她是一位母亲，是一位占卜师，也许最让今人感到意外的是，她还是一位叱咤疆场的女将军。

今天观众在参观殷墟遗址时，能看到一座想象的妇好塑像，塑像背后就是她的墓室，这座面积不大的墓室，未经盗扰，保存完好，出土了近两千件随葬品，其中有468件青铜器、755件玉器。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妇好鸮尊，将猫头鹰的形象融入到青铜器中，猫头鹰昂首挺胸，自信满满。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妇好三联甗，揭示了那时人们的饮食生活，三千多年前，只有中国人掌握了蒸的技艺，这是中国人水与火相生相克智慧的展现。

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之精美不下于青铜器。收藏于河南博物院的跽坐人形玉佩，仅高5.6厘米、宽2.8厘米，但雕刻十分精致，人物两膝与小腿贴地，臀部坐在脚跟，上身直立，这就是跽坐的姿势，是席地而坐的商朝人一种常见的坐姿，人物头顶留短发一周，眼睛很像是汉字中的“臣”，蒜头鼻，口微张，这是一件挂在衣服上的配饰。妇好墓中出土过不止一件跽坐人形玉佩，还有融凤凰与人的形象为一体的玉佩，不仅做工精美，更体现出商朝人非凡的想象力。

考古学家对妇好墓出土玉器的来源进行研究后，发现它们大部分来自万里之遥的新疆和田，考古学家认为那时就有一条玉石之路连接和田与商文化的中心地区。在中原地区之外，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等商代遗址的发现，说明商文化的影响力已拓展至长江流域，上述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既具有商文化的特点，又具有明显的本地风格。这些遗址如洒落在地的花瓣，正逐渐收束为一枝花，一枝色彩纷呈却又和谐美丽的花。

世纪之交，考古学家在洹水北岸又发现了一座商城，并且确认是一座都城，它的时代晚于郑州商都，早于殷墟，这座商都是哪位商王的都城，考古学家还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但答案就在这片土地下。目前，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在建设中，经过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这片广袤的土地已经带来了许多新发现，未来它还将带给我们更多新发现。

地不爱宝，文脉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