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奎一们>

土龙山暴动前，王奎一的学生从县城给他捎来一封信，说日本子要来收缴地照了。王奎一把信给景振卿看，景振卿立即集合三百多人去找谢文东，于是土龙山暴动爆发了。

王奎一是土龙山来才河人，知识分子，人称"王老先生"，名流、大户。土龙山暴动，投笔从戎，带领当地农民保卫家园。白家沟战斗打死饭塚等人后，日军攻打太平镇，王奎一战死。家人闻讯，妻子和儿子也拿起枪，投身暴动队伍，后来都在战场上牺牲了。

一窝子上队，一门忠烈。

土龙山暴动的首倡人、重要领袖之一的景振卿，1880年生于长春，迁居依兰土龙山清茶馆，兄弟中排行老二，人称"景二爷"，为人豪爽、性情耿直，讲义气。有七十多响地，为当地大户，清茶馆甲长。5月1日攻打湖南营，敌人火力很猛，部队被压制在一片开阔地上，不进则死，后退亦亡。在小丘后指挥战斗的景振卿，一跃而起，大呼冲啊，身先士卒发起冲击，中弹身亡。

前面写过的九里六激战，是景振卿的儿子景龙潭带一个中队打的，身负重伤仍指挥战斗。据说后来也在战斗中牺牲了。

景振卿

笔者家乡本溪县清河城，有个有名的"黄家大户"。主人黄拱宸1899年出生，其父因在王府中伺奉王爷有功，王爷将其在清河城小甸子、成记一带的土地，全都赏赐给他，从此黄家富甲一方。黄拱宸奉天中学毕业，不愿在奉天经营客栈，回乡栽培果树、养蜂，优哉游哉，广交各界。本溪、兴京两县提起"黄大爷"来，几乎无人不晓。

"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凤城举义，黄拱宸参加邓部义勇军，被任命为13路军少将左参赞。黄拱宸出钱出枪，以其声望，号召、组织各界人士和农民参加义勇军，收编山林队。

1933年3月，黄拱宸带几个人到兴京县西厢小堡收编"双虎队"，正值奉天靖安军在这一带"讨伐"，躲避不及被捕，并将黄拱宸携带的13路军印信和自卫军空白臂章搜去。

家人探监，告诉他正在花钱托人营救。他说不用了，这样的归宿挺好。把俺赎出去，日本子成天监视着，那种亡国奴的日子俺活不了。"没当过一天亡国奴"的李向山的老乡李德恒，是桓仁中学校长、桓仁县抗日救国会会长。他的许多学生参加了辽宁民众自卫军和抗联1军，他领导救国会为1军募捐，购买粮食、衣服、弹药，派人送上山去。

六十多年后，李德恒的已过八旬的女儿、女婿，和许多八十岁左右的老人，告诉笔者，李德恒是1936年9月被捕的，在沈阳关押半年后被害。那天晚上抓了好多人，救国会的骨干几乎一网打尽。李德恒他们知道日本子要抓人，那天晚上都没在家，怕吓着家里人，说开会，到学校去等着。逃跑的没几个。他们觉得那样会让日本子看低了中国人，他们要让日本子看看中国人的骨气。这些人大都是教师，瞅着弱不禁风，那时教师可都是体面、有身份的人呀。临押去沈阳时再看，眼镜没了的，鼻青脸肿的，一瘸一拐的，没模样了。可一个个都昂着头，上汽车前还喊口号，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满洲国'"。

这是一群文弱的男人，也是"宁肯掉头，不肯低头"的真正的男人、强者。

景振卿烈士墓

像李德恒、黄拱宸、景振卿、王奎一这样的中国人，东北各地都有，在有义勇军、抗联活动的地区更多。

与黄有们不同的是，王奎一们都不是共产党员。

信仰三民主义的烈士

盖文华，1894年生人，山东省福山县人（又有说是河北省人），北平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在大连、安东、上海等地从事银行、钱庄业。目睹国家衰弱，列强横行，忧国优民，寻求救国救民道路，加入国民党。"九一八"事变，他痛心疾首，将妻子儿女送到大连岳父家，在敦化、蛟河、安图等县串联爱国人士，准备组织反日武装。王德林的老3营起兵抗战，他认为这是一支很有希望的队伍，遂投身救国军，被任命为上校参议。

盖文华才华出众，机敏干练，善于交际，有比较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1932年2月救国军攻打敦化县城，守敌火力很强，正持不下，城内突然枪声大作。原来是盖文华事先带人潜入城内，策动伪军阵前倒戈，在日军背后打响了。内外夹攻，很快拿下敦化城。

3月中旬，盖文华在吉林市被捕。据说，在日本宪兵队，鬼子动用了所有的刑具，也未撬开他的嘴巴。又派汉奸劝诱，许以高官。盖文华冷笑道：余一生致力于中华之富强，凡违反三民主义者，皆余之仇敌，凡侵略中国者，亦余之仇敌，余必竭力歼灭之！

30日，盖文华和十几个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江城雪。

作为国民党员，盖文华是反对共产党的。到救国军后，在力主抗战的同时，也不忘反共。新中国成立后，有关他的文字，几乎只有反共的一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笔者对他没有任何好印象。

据国民党政府统计，中国抗战时期牺牲而入忠烈祠者，共有270余人，其中东北为60余人。

苗可秀和盖文华，都是国民党员。东北沦陷，民族危亡，他们首先表现的是中国人的属性，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即便像盖文华这种抗日又反共的人，那种为民族大义献身的精神，不也值得后人学习、怀念和敬仰吗？

<老于太太和李三侠们>

在桓仁县采访，不时听到关于"老于太太"的故事。有人说她是抗联，有人说她不是抗联，无论是不是抗联，都说她打鬼子。

"九一八"事变前，老于太太就是胡子。有人说她长得漂亮，被胡子抢上山当了压寨夫人，胡子头叫官军打死了，她就成了胡子头。有人说她是为了逃婚，自己上山当胡子的。胡子忌讳女人，认为队中有女人不吉利，而她特别能干，比男人都"飒愣"（爽快、利索、果断），又有一手好枪法，没她不行，就当了胡子头，叫"大姑娘队"。

而据老于太太的大孙子于海金说，他的爷爷叫于德荣，宽甸县八河川人，老家山东，三十多岁时在宽甸张半子沟被日本人打死。爷爷怎么当的胡子，怎么跟奶奶结婚的，他不清楚。

关于老于太太是抗联的版本，说是红军到桓仁后收编胡子，"大姑娘队"也被收编了。有人说编为一个支队，有人说编为游击大队，老于太太是支队长（大队长），有委任状，上面盖着杨靖宇的官印，老于太太也有官印。程斌投降后，杨司令带红军走了，老于太太还打了半年，抗不住了，下山投降前把委任状和官印烧了。还有人说是放个罐子里埋起来了。"文化大革命"中，老于太太挨批斗，说她是胡子头，想起这个罐子，上山去找，没找到。

非抗联的版本，说你拿不出是抗联的证据，那不就是胡子吗？

笔者请教县党史办的同志，他们说我们知道的也就这些，多少年了，查无实据，都是民间传说，但她打鬼子是真的。

单立志老人

一双裹了又放开的半大脚，两支匣子枪，5个儿子都是在她的背上长大的。出没山林，打家劫舍，袭击日伪军。赶上敌人"讨伐"，这山那山，这县那县，没白没黑地到处跑，桓仁、宽甸、兴京的山林里，到处都留下了那双半大脚的足迹。孩子饿了，脑袋从她腋窝下拱过来吃奶，或者把奶子撩到肩头上，吃得更舒服。据说她的奶子特别长，民间叫"布袋奶子"。有人说那不是天生的，就是那样奶孩子奶长的。奶孩子也不妨碍指挥、打仗，喊着叫着，趴着跑着，左右开弓，孩子也不把枪炮声当回事了，照样吃奶、睡觉。不过，打完仗了，背上的孩子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母亲就赶紧解下来，看看是不是打死了。待到下山投降前两年，3个大点儿的儿子都拿起了马枪、手枪。

据说，在辽东山区的山林队中，最多时近百人的"大姑娘队"，女人是最多的。平时在老于太太身边的几个人，都是年轻力壮、武艺高强的女兵，丈夫死后更是如此。老于太太留下5个儿子，小产的，夭折的，不知有几个。那年代女人生孩子叫"过鬼门关"，更不用说她们这种境况、生涯了。死人不说，怀孕、生孩子又怎么行军、打仗呀？那时没有避孕药具，她们就吃了一种什么草药，绝经了，每月再也不"来事"了，这辈子也不能做母亲了。

1 军是1938年秋后陆续撤离本溪地区的，老于太太应该是年底，或者1939年初下山投降的，之后就住在桓仁县普乐堡，直到去世。

1998年3月28日，我在于海金家采访，中午去路对面的小卖店买烟。开卖店的老人叫王志祥，七十四岁，他说老于太太下山时他见到了。是从大荒沟下来的，日本子领着伪警察押回来的，押到孟家店的院子里。就剩十几个人了，头发老长，披散到肩上，分不清男女。脸、手和胳膊腿，露肉的地方都是锅铁色。棉衣刮得像烂羊皮袄似的，袖子、裤脚丝丝缕缕的，不少人没穿鞋，用破布、麻袋片包着脚。大雪隆冬，那时但凡有点儿办法，也不会下山投降的。老于太太背着老五，脸上看不出表情，那眼色刀子似的，昂着头，挺刚强。

八女投江带头人冷云

张翔，年三十九岁，吉林省宁安县南湖头人，家庭业农，身为农民，善打枪。事变后，本身虽未参加反日运动，但其对反日部队有很大的帮助，以后被日走狗知道，报告日贼，将其家庭人口杀尽，房子纵火，剩他一个乘机逃出，加入救国军。后因救国（军）失败，自己单独领一部分队伍进行反日游击战争。在他队内的士兵，都是打枪的能手，所以在每次与敌人接触的时候，敌人多少要受些损失。特别出名的给敌人一次打击，即是三四年日本福田大学的学生视察团到镜泊湖去视察，在他们未到之前，他先探悉，以后设兵埋伏，至敌人的汽车到时，即陷入阵地，结果被他们全数打死，一人未剩，枪械、经济都获得而去（敌人十四人全武装，轻、手、机枪都有）。以后在三五年又遇敌激，因众寡的关系，他本身牺牲了。张翔队长他虽然全家被杀，后自己亦牺牲。但在他的一个时期战争当中，一方面能够全国家之大义，另一方面能够为家庭雪冷血热

复仇，其即死于九泉之下，亦能瞑目矣。"

感谢先人给我们留下这样珍贵的文字，也只能这样子写到这里了。

《东宁县志》介绍伪满时境内9支较大的山林队，排在首位的是"李三侠队"。没人说得清李三侠的真实名字。本世纪初，笔者在东宁县采访十多位八十岁以上、见过李三侠的老人，说他是山东省日照县人，大高个，有点儿水蛇腰，一身武艺，枪法十分了得。

据说，当年李三侠闯关东走到东宁县老黑山时，黑灯瞎火中，有只狗从背后把两支前爪搭在他的肩膀上。他有杆烟袋，烟袋杆子二尺多长，比大拇指粗得多，黄铜烟锅子酒盅大小，小榔头似的，扬手向后一刨，那狗就瘫软下去了。又攀上一只，又一刨。再一看，嗬，周围都是绿莹莹的眼睛，疯了似的扑上来。他就左一烟袋，右一烟袋，一路打着。到户人家，见他浑身是血，把主人吓了一跳。他说你们这地场狗咋这么凶呀？第二天有人去看，全是狼，二里多路躺倒十几只，大都是脑门儿上有个血窟窿。

1934年12月4日，《团省委特派员钟关于东满反日斗争情况的报告》中说："三侠部队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工农成分，所以他们不错，三侠本身打仗勇敢。"

前面写过，义勇军曾两打东宁县城三岔口，"李三侠队"都参加了，第一次还提出包打西山炮台。这不光因为"李三侠队"人多势众，还因为有两挺机枪，据说有个机枪手还是苏联人。

东宁县大肚川的神洞北山，有个叫高丽庙子的山沟，是打伏击的天然去处，"李三侠队"在那儿伏击过日军运输队。附近老人告诉笔者，当年听到枪声响了小半晌，烧毁8辆汽车，光活捉的鬼子就有40多，用铁丝串绑着押进山里了。

1938年冬，李三侠率队准备攻打金厂街筹集给养，被汉奸告密。部下报告"洋跳子"（胡子黑话，即日本兵）来了。李三侠正躺在炕上抽大烟，说你们先走。等他抽够了大烟，鬼子已经进院了。他掏枪打倒两个，跳上北炕，飞身从后窗跃了出去。鬼子一挺机枪正等在那儿，浑身被打得蜂窝似的。

张祥是个农民，种地又打猎。侵略者把他的家人都杀了，他就把那杆猎枪对准了两条腿的野兽。李三侠就不同了，没人知道他当胡子前干什么，打从人们知道世界上有这个人起，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三侠"了。他们都参加过救国军，王德林过界后，也曾与其他抗日军联合作战，但他们未参加任何组织系统，无党无派，就是打鬼子。

王奎一、景振卿、景龙潭也无党无派。8军后来发展20多名党员，他们若不是过早牺牲，是可能参加共产党的。9军、10军、11军也大体如此，许多烈士都不是党员。

儿时听老人讲邓铁梅的故事，参军后部队驻地就在他的家乡磨石峪。"九一八"事变40周年前夕，我去找邓氏家族的人采访。两位老人压低声音道：邓铁梅打日本子没假，可他不是共产党，有人还说他是国民党，这事俺们不能跟你说。

王凤阁也是一样。抗战六年，全家牺牲，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除了当地老人，没人知道他。有人说他是胡子头，有人说他是国民党，其实他什么也不是，就是个打鬼子的中国人。

黄拱宸也无党无派。如果有机会，他们倒是可能像苗可秀、盖文华那样，参加国民党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跟侵略者拼命，也就无愧为响当当的中国人。

与此对应的，是无名烈士太多。

除了于家人外，几乎没人知道老于太太姓王，嫁人了连这个姓也没了，就剩个"老于太太"-﹣好像她生来就叫"老于太太"。

这样个强悍的女人都没有名字，那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孽果。而像李三侠、张祥的山林队，邓铁梅、王凤阁、苗可秀的自卫军，包括8军之后的联军，除了前面写过的原因外，时间的久远，宣传系统的缺失、不畅、不健全，特别是在加入联军之前，烈士英名知之自然就难。当然，还有读者可以想见的原因。

无论有名还是无名，即便曾经反共，或者打家劫舍，在侵略者面前，他们都是响当当的中国人，无愧于黑土地的先人和后人。

他们都不会唱《国际歌》，却吼出了《义勇军进行曲》!

<"机器房子" >

老交通员李升把小丫头李敏送到6军4师密营，李敏就算上队参军了。

李敏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房子。

南北大炕，一面就十来米长。说是炕，其实是床，用木头支架的，床面是碗口粗的黄波罗树一劈两半，半圆形皮面朝上，顺着铺摆开。黄波罗树皮是味中药，能治疗腰腿痛、高血压、糖尿病。那时不懂，就知道这东西发暖、软和，躺上去比较舒服。

进屋后最明显的，是地中央那个半人多高的油桶改制的火炉子。密营里，冬天必得有这个东西，取暖，有的还兼做饭。劈柴拌子在里面呼呼燃烧，像一台机器轰轰作响，上半截都烧红了。如今城里冬季供暖，政府规定室温不得低于18摄氏度，否则居民可以不交取暖费。那时那屋里能有5摄氏度就不错了，屋子大，那房子也不严实呀。

帽儿山、锅盔山、四块石等等，李敏待过的密营多了。有利用山洞修建的，有半地下的地窖子，大都是像4师这种称做"木刻楞"的木头房子。四面墙都是电线杆子粗细的原木垒叠的，里外用泥糊一下，风吹雨淋有的剥落了，往里灌风。打从人类穿上衣服有了家后，睡觉好像就得脱衣服了。那时的庄稼人，包括许多土财主，脱得更彻底，大人小孩，一丝不挂。一是没衬衣，二是就算有，穿衣服睡觉特别费衣服，也舍不得。抗联没有脱衣服睡觉一说，不光不脱，临睡前还得把穿戴拾整一番。头上狗皮帽子，脚下乌拉头，衣服扣子扣好，再把腰上皮带或麻绳系一遍。待到早晨起来，嘴巴脸上结满霜花，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成了白胡子老头。

在家时，房子也四面透风，好歹有床破被，更重要的是身下那炕是热的。密营没被，老同志大都有件大衣，白天穿，晚上盖。李敏刚上队没大衣，马司务长就把他那件油渍麻花的日军呢子大衣给她盖着，那也冻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可比起后来露营的日子，已是天堂了。

刚上队时，密营里就她和李桂兰两个女的，马司务长年纪大，就挨着她睡。到帽儿山后，女的多了，男男女女一大屋子，就年纪最大的女的挨着男的睡。有的也用板皮或箱柜什么的，在中间隔开，里边睡女的，外边睡男的。那时那人比较单纯，有歪歪心眼儿的人少。

帽儿山密营里有两台缝纫机，就成了6军被服厂。各军密营里都有被服厂，南满被服厂叫"机器房子"，北满管缝纫机叫"机器"，还有叫"自缝针"的。

忙时，那机器白天晚上就那么"咔咔咔"地响着。

第一台机器，是1934年秋从大地主老夏家缴获的，同时还缴获一批白布，游击队给送进山里，建起被服厂。厂长裴成春和李在德、刘思淑、许贞淑，都不会用机器，县委找来个裁缝张师傅，李在德最先学会了。游击队不断发展，被服厂也不断扩大，李敏、李桂兰等人也来了。

买的缴获的许多是白布，第一道工序是染色。把黄波罗树皮放大锅里熬开半个小时后，把树皮捞干净，布料放进去浸一阵子，捞出来晾干就成了淡黄色。作树皮也行，效果差些，跟牛皮纸的颜色差不多。军装样式是中山式，帽子是苏联红军的尖顶帽，中间有个红布剪的五角星。各军服装的颜色，式样不一致。国共合作后，吉东有的部队帽子上嵌的是青天白日。就是一个军也难得统一，比如6军这批买的缴获的是黑布，那就只能是黑色的了。待到1938年后，密营陆续被敌人破坏了，各军又都像当初的游击队似的，什么色的都有了。

最忙的是换季时，机器活，手工活，手脚不闲。晚上舍不得点油灯，就点松明子，一个个那脸都熏得灶王爷似的，吐出的痰都是黑的。李在德老人说，困哪，不知不觉就把手指头送到针脚下，被机针扎穿了，一下子疼醒了。有时都顾不上包扎，赶紧看看是不是把机器弄坏了。就是根机针，也是来之不易的宝贝呀。没事，把手包上，继续干。

被服厂也是抗战形势的晴雨表。该忙时没活干，那就是不大好了。有时大雪飘飘，大批布料、棉花还没送上山，那人就急出满嘴泡了。

有时呼啦啦送来一批伤员，"机器房子"被服厂就变成了医院。

平时，密营里就是些非战斗人员。像在地方暴露、可能被抓捕的抗联家属，主要是老人、孩子。更多的是伤病员，其中包括戒大烟的人。收编的山林队，哗变的伪军，老弱病残和烟瘾大的，给路费回家了。年轻，烟瘾不大，又愿留队，就送到密营里戒烟，戒掉就归队了。

在大山里建密营，是环境逼出来的。就说伤病员吧，有根据地时可以放在老乡家里疗养，根据地没了，怎么办？

中医，西医，乡下的土郎中，乃至听说个什么偏方就给伤员用上了，就成了"医生"的人，各军密营多数都有个把的。其他各色人等，只要能下地帮把手的，就都算护士了，被服厂的女兵当然更是主力了。

提起王耀均"王医官",6军老人没有不晓大拇指的，说这人救了多少人哪。那雪冷血热

时管医生叫"医官"。5军医官管毅，大家也是齐声称赞。可无论是管毅、王耀均这种比较正规的医生，还是那种几乎全凭胆量，拿起木匠家什就动手术截肢的"医生"，最大的难题都是缺药。

没麻药，动手术前通常吃点大烟止痛。张瑞麟的右下颊骨被子弹打碎了，给他动手术的徐哲可是个人物，正儿八经的哈尔滨医学学校毕业，后来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那也没辙，连大烟也没有。先在腮帮子里外清除些烂肉，再由人帮着把伤口挤压合到一起，用缝衣服的针线就缝开了。那时动个手术，几个棒小伙子按着，像杀猪似的。这又不像锯条腿，想哼一声都不行，一口牙没几颗了，想咬牙也不成，就那么硬憋着、挺着。

也是1军，1师3团9连1排8号战士李成才，右手被子弹打了个双眼透，送去医院，6个伤员只有1贴膏药。

2军6师军需部朴部长，左脚负伤，送去密营住院，没医生，也没药。眼瞅着伤口溃烂，一天天蔓延，大家"会诊"，一致意见是得把脚锯掉。六十多岁的8团4连老兵老崔头，找来把锯，比划一阵子摇摇头。不知从哪儿弄个罐头盒子，花半天工夫做了把锯，"嘎吱嘎吱"就锯上了，活生生"嘎吱"了两个多钟头。

如今戒毒，有专门的戒毒所。那时戒烟什么没有，就是让你在密营里待着，远离毒品，硬憋死抗，憋抗过去就算成功了。伤病员所谓住院，主要就是免除了行军打仗，能够休养、将养。营养谈不上，反正每天能吃上三顿饱饭就是了﹣﹣这还是1938年前。

曾当过半年服装厂厂长的曹曙焰老人说，偏方治大病，那时光治枪伤的偏方就多了。像老倭瓜瓤子糊伤口能止血止痛，把串地龙根子煮了捣烂能治伤，老鹅眼树皮效果最好。这东西山上有的是，扒了熬成膏，糊上就行。连队干部战士用嘴嚼烂了糊上，轻来轻去的自己就"扎古"（治疗）了。

老人们都说，那时打仗，缴到好枪最高兴了，再就是药。打进个镇子，日伪的医院、药店里的药全部没收，中国人的赶紧拿钱买。

主要还得就地取材，靠中草药。开头没几个人认识，后来都行了，有空就出去采集，回来就捣呀熬的，成半个土郎中了。

1935年8月23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来信》中说：

二、三军如缺医生时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会熬膏药的，该膏药治枪伤很有把握，且价钱不贵，他们用时可派去专熬膏药。

1934年12月，《张同志给司令部的报告》中说：

病院二伴子，苦的要命，自己做医生，自己作伙夫，自己作院长，夜间睡在木柴堆上，真是度日如年。

不知道拳打脚踢把这个医院全包了的"二伴子"的姓名，也不知道这个医院在什么地方，从报告内容看似乎是哈东支队的。无论是哪支队伍的，读者从中也能窥见当年医院的一斑。

密营里的"机器房子"，当然不止缝纫机，还有兵工厂的机器。

或大或小，各军几乎都有兵工厂，比较普遍的是翻新子弹。就是给弹壳重铸底火、弹头，装药后重新使用。许多军都要求官兵收集弹壳，不光是自己发射的，敌人阵地上的也要捡，收集多的还有奖励。

2军兵工厂建得最早，而且有特色，能造"炸弹"。

11军创办的七星位子兵工厂，能造机关枪。

1936年秋，原奉天兵工厂的一些失业工人到下江地区找抗联，要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抗战出力。奉天兵工厂是东北最大的兵工企业，这是些技术纯熟的产业工人，第一批是共产党员胡志刚带的6个人，在集贤县找到独立师。一个多月后，又陆续来了20多人。祁致中乐坏了，这简直就是老天爷送来的人才、宝贝呀！派经济部主任崔振寰和团长叶万海，负责兵工厂的筹建和保卫，完达山支脉七星砬子群山的原始森林就热闹起来。

胡志刚带人去佳木斯买机器，在一家铁工厂看中一台机床，不光要钱，还得有3家铺保。这下可把人难住了。祁致中的警卫员丛树林，说他有个朋友是刻字工人，让他给刻3家商号的图章不就行了吗？立即去办，马到成功。

造枪得有特种钢，长发屯火车站上堆着不少钢轨，一个骑兵连连夜赶去，一个班警戒，其余的往爬犁上搬。敌人发现了，大雪纷飞中一场激战，抢运钢轨之战。老天爷帮忙，正是冬季，爬犁便捷，包括那台机床和其他机器设备，全是些死沉死沉的家伙，不然还真不好弄进那七星位子大山里。

这"机器房子"里的可不是缝纫机，用脚就能踏动的，得有电。就修道水坝，用水轮带动发电机发电。水源不足时，就用汽车发动机烧煤油发电。

第一批产品是100支撸子，外形跟撸子一模一样，只是像匣子枪一样的机头，就叫"匣撸子"。豆油烤漆，又黑又亮，性能也好。

第二批是手提式自动冲锋枪，打的是匣子枪子弹。只是产量不高，一个月才能造几支，子弹又少，试制成功再未生产。

接着就造出了机枪，并装备了11军。

东北胡子多，枪械自然有市场，民间造枪业就应运而生。弄支枪模仿起来，铁匠炉式的手工打造，一个人干，或父子俩合作，质量大打折扣。其他军兵工厂的师傅，不少是这种角色，跟11军的正规军没法比。如果再干上几年，这座兵工厂的作用就大了。

1938年初出了叛徒，日伪军进山"讨伐"，兵工厂损失很大。之后，敌人不断进犯，再加上归屯并户，兵工厂处境日益艰难。1939年2月，敌人再次大规模"讨伐"，除3个人侥幸逃脱外，包括胡志刚在内的工人和护厂官兵，全部战死。

1936年（无月日）,《刘海涛关于满洲情形的报告》中说："我们计划着在里边（小兴安岭里边﹣﹣笔者）建立军事政府、学校、小兵工厂、各种设备，这个山里就是日本知道，他进攻是很难的，也可说要与对房子（"对房子"，又称"趟子房"、"碓营"，即在山里打猎和干各种营生的人修建的房子﹣﹣笔者）和雪里人（"雪里人"即达斡尔人、鄂伦春人﹣﹣笔者）联合好了，日本就没办法进攻的了。"

当时许多人认为山里是绝对安全的。应该说这还是一种摸索阶段，翻的还是胡子的老皇历，冷兵器时代对付官军的那一套。

抗联不能没有密营，特别是在根据地的处境日益艰难，乃至被敌人疯狂剿灭之后。

而密营的精髓就在个"密"字：敌人不知道你在哪里，就是明知道你在那大山里，它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