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此刻咱们对“打砖块发明者是谁”大致比较看重,小伙伴们都想要分析一些“打砖块发明者是谁”的相关内容。那么小编在网上网罗了一些关于“打砖块发明者是谁””的相关文章,希望我们能喜欢,朋友们快快来了解一下吧!
人物小传
叶世泰,1926年11月出生于江苏苏州,著名变态反应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教授,中国变态反应学奠基人之一。1947年由东吴大学医预系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52年毕业后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52—1956年参与创建中国第一个变态反应科。1972—1981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兼耳鼻喉科副主任,1981—1993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
20世纪60年代初证实蒿属植物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季节性致敏病因;20世纪70年代研制的用于治疗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的“鼻敏宁”“眼敏净”深受临床欢迎。1985—1990年主持全国致敏气传花粉与真菌调查,自行设计的花粉真菌取样器被全国广泛采用。自1982年起,主持全国变态反应学培训班29期。主编变态反应学专著近十部。
曾任中华微生物免疫学会变态反应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荣誉主任委员,国际变态反应及免疫学会会员,亚洲太平洋变态反应及免疫学会执行委员。1984年获美国耳鼻喉变态反应学会杰出贡献奖,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007年获颁美国变态反应及免疫学院荣誉院士,2008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2012年获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终身成就奖。
访谈节选
书香童年:太湖之滨启童蒙
刘晓坤(以下简称“刘”):叶老您好,请谈谈您的童年生活和成长经历。
叶世泰(以下简称“叶”):我是苏州人,生于1926年,正是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国家积贫积弱的这段时间。可是我的故乡是一个山明水秀、风景如画的地方,在苏州东山,太湖之滨,是个鱼米之乡。我是长房长孙,直到十几岁才有弟弟妹妹,所以比较受重视,童年很欢乐。
我的祖父叫叶庆祜,他对我影响很深。他是当地公认的德才兼备、能力高强的教育家。三十来岁时,他从苏州被挑选到北京办学,在宣武门外的江苏会馆创办了江苏旅京学堂,三十多年一直担任校长,一心扑在学校里。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来了,学校没法办了,他的身体也垮了,1938年孤身死在了工作岗位上。次年,我的叔父冒着枪林弹雨到北京,把他的灵柩从北京运回苏州。祖父两袖清风,带回去的有什么呢?有他几十年的日记,还有一沓碑文,来自他的学生为了纪念他忘我办学在江苏会馆所立的碑。
祖父从小就注重对晚辈的教育,我上学之后有一个任务,就是与他书信来往。当年,他每次写回来的家信我都能看到,总是教导我要好好地学习,为人要端正、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勤俭节约。如今回忆起来,我的祖父对我影响终身。
我童年里有四位女士对我十分慈爱,分别是我的曾祖母、祖母、外祖母和我的母亲。我母亲是个家教很严的人,十分重视对我的教育。她曾千叮万嘱让我听老师的话,不能骂人,不能吵架,所以我从来没有骂过脏话,母亲还教我方块字和阿拉伯数字,上学前我就已经认识几百个字了,所以学习上几乎没什么压力。
乱世求学:颠沛倍感家国情
刘:请谈谈您的求学经历。
叶:五年级时,卢沟桥一声炮响,把我童年的美梦给打碎了。不久,上海沦陷,紧接着苏州也沦陷,日本人就占领了我的家乡,把原本富庶美丽的鱼米之乡变得盗匪横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我的父亲是个商人,他在上海经营一个印刷厂几十年,于是就把我带到上海插班念小学,其实就是逃难。我小学毕业之后又考上了在上海的扬州中学,这是扬州中学的老师逃难到上海,为了糊口,在闹哄哄的商场里办的一个学校。
我在上海上了一年小学、一年中学,后来,我的家从苏州东山搬到了苏州城里,我就到比较有名的苏州中学念了5年书,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东吴大学医预系,当年东吴和协和是有合作的,东吴大学医预系毕业后可以考协和。可是,当年内战不断,南北交通断绝,炮火连天,不可能到协和念书,所以我就在1947年转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继续接受医学教育。
刘:再次来到上海读书,当时的上海是什么样的呢?
叶:解放前,我们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就是一门心思念书而已。可是解放后就完全变了,有好多同学当年是千金小姐,也开始上街打腰鼓、扭秧歌,庆祝解放。还有很多老教授,本来满脑子洋思想,可是后来都慢慢地走向新中国,为人民服务了。
新中国一成立,共产党一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国民党执政的时候,物价飞涨,今天发了薪水要赶快去买米、买面,把它全部花光,否则第二天就买不起了。可是共产党来了之后,各方面逐步都正规起来,这点很令人佩服,我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
开国大典前我在上海听广播,得知家家户户都要挂国旗,可是又不知道国旗是什么样的,尺寸、五星的位置都不知道。所以,在1949年“十一”之前,报纸上就印出了正规的国旗图样,人们就照着图样用红布、黄布来做国旗。
缘定协和:三宝之光映此生
刘:您后来怎么来到协和的?
叶:我是通过国家统一分配来的。共产党是很有远见的,觉得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正规的医生那么少,将来医生肯定是极端缺乏的人才,所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要通过高级师资训练班来培训一批高素质的中国医生。
刘:能谈谈您选择耳鼻喉科的原因吗?
叶:当时有个历史背景,就是从思想上要服从统一分配,所以我来到协和,选择耳鼻喉科,都是机缘的安排。
初到北京协和医院,张庆松[1]教授和上海来的学生座谈,问教我耳鼻喉科的老师是谁,我说是一个美国人,叫Dunlap[2]。他非常吃惊。后来他告诉我,Dunlap是当年北京协和医院的第一个耳鼻喉科大夫,当时的耳鼻喉科还只是外科的一个分支,张庆松教授不知道后来Dunlap去了上海,所以他很诧异我会是Dunlap的学生,这确实很巧。
刘:初到协和,“协和三宝”给您什么感受?
叶:感受很深,特别是张庆松教授分配我协助他创办变态反应科之后,假如没有协和图书馆,恐怕这件事就难以完成。协和的图书馆真是个宝贝,有问题跑图书馆准没错。当年协和的图书馆里面有两本最经典的变态反应学杂志,一本叫Journal of Allergy,一本叫Annals of Allergy,虽然当年外汇紧张,但协和从创刊号一直买到最新刊号,一本不落。我们能够对变态反应学的来龙去脉有系统了解,图书馆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大功劳。
老教授就更不用说了,个个都是招牌。当时耳鼻喉科有三大教授:张庆松教授是鼻科专家;刘瑞华[3]教授是张庆松的老师,协和的第一任耳鼻喉科主任,是耳科专家;还有一位徐荫祥[4]教授,他是副主任,是咽喉科的专家。这批人在当时毫无疑问都是大家,那是很辉煌的时代。
从无到有:变态反应探路人
刘:请您谈谈创建变态反应科的原因。
叶:张庆松教授1938年到美国留学一年,他的导师既是很有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也是变态反应专家,所以他回国之后就想把中国的变态反应科搞起来。可是他1939年回国,正是日本人侵略、中国受灾难最深的时候,即使他有这个心愿,但12月8号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后,协和关门了,协和的大夫都失业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开展这项工作。
1952年,我到协和后不久,有一天晚上,我在科里实验室看书,张教授请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叶大夫,我想开变态反应科,希望你能协助我做这项工作。”我从小就有过敏病,当时对此很有兴趣也很愿意做,于是就接受指派,开始筹备建科。
刘:变态反应科的创建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
叶:我们当年可以说刚刚迈入医学的大门,变态反应科在中国也完全是个空白,变态反应病在中国人中的发病情况也不清楚。一旦建科了,病人来了,如何治疗和应对,也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变态反应病的病人有一套特殊的诊治办法,叫特异性诊治,就是用变应原来检测患者的过敏原。要制备这些变应原,有一些必要的器材,例如至少得有一个大冰箱来保存所有抗原。当时我走遍全北京也买不到冰箱,最后是从一个旧货市场淘了一台外国人离京前处理的二手冰箱,一直用了几十年。再比如,制备抗原必须要用无菌过滤,需要蔡氏滤器,可当时国家刚解放,还没有医疗器械商店,我们就从老协和的废品堆里翻出了蔡氏滤器,诸如此类。
经过3年多的时间,总算开出了一个像样的变态反应科,非常正规,学术上也很过得去,绝不是将就从事、因陋就简。
刘:新成立的变态反应科与当时国际水平相比怎么样?
叶: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好多外国代表团来协和参观,有美国的、欧洲的、澳大利亚的和日本的,我带他们参观门诊、皮试室、配药室,请他们观摩我们的抗原特异性试验和脱敏药制备过程。他们问我,这些抗原从哪里来的?我回答说,都是我们实验室自己做的。对方惊讶地说:“You are Mr Allergy in China!”[5]之所以这么评价,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很像样,因为他们也是这一套。
刘:变态反应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叶:首先,变态反应科这个叫法在学术上站得住脚。相比于历史悠久的内科、外科和妇产科等,我们这个科相对年轻,只有100多年的历史。Allergy(变态反应)这个词是一个奥地利的小儿科医生发明的,他用两个拉丁词“allos”(意为“变化”)和“Ergon”(意为“反应”)拼起来,杜撰了这么一个词,整体意思是变化了的反应。为了避免歧义,使科室名称更通俗,加一个“过敏”做标注也是可以的。当年“变态反应科”这五个字的科牌还是我亲手写的,写好后请漆工漆好在老楼挂了二十几年。
知心良医:过敏神探下基层
刘:建科之初病人多吗?医患关系如何?
叶:那是1956年的春天,开始大家担心,咱们这个科国内首创,病人对变态反应的了解有限,会不会缺病人。事实证明,这个担心是多余的,我们一开张就人丁兴旺,四面八方的病人都来了,食物过敏、药物过敏、皮肤过敏、哮喘病人等,病种十分丰富,这也客观证明了变态反应病在中国老百姓中广泛存在。
我们科初开张时人手很少,但病人很多,所以天天加班。病人来了,你要先作初诊,然后找过敏原,这既要靠特殊的检查手段,也需要医生追根究底地问病史,比如发病前去了哪里、吃了什么、见了谁、经历了哪些异常,以及父母兄弟姊妹的过敏史等等,长此以往,医患沟通非常密切,关系也很好。
刘:根据多年临床经验,您给病人总结过防敏技巧吗?
叶:建科之初,我发明了一个防敏要诀,包括4个字母:“B、G、T、E”。“B”就是避免的“避”,假如你对花粉过敏,那么你避开花粉季,到没有花粉的地方休假,过敏症状立马就好;第二个“G”就是“忌”口,对食物过敏患者来说,对过敏原忌口,病自然就好了;“T”就是代替,好多食物过敏患者,可以用代替的办法来治,譬如小孩子牛奶过敏,可以吃马奶、羊奶,当然最好是母乳,实在不行也可以用豆浆等植物蛋白来代替;最后一个“E”,就是把过敏原“移”开,用这个办法解决的问题也不少。
刘:有令您难忘的病例吗?
叶:我常跟科里年轻的同志说,我们帮助病人找过敏原,要有福尔摩斯精神,不放过蛛丝马迹,因为致敏原因往往就藏在细微线索中。一旦找到过敏原,皆大欢喜,有时不用打针吃药就能自愈。
我还记得当年有一位女病人,结婚之后开始犯哮喘,我们做了好多试验,也查不出过敏原,连她先生抽不抽烟,出嫁后生活方式的改变都问了一圈,仍旧一无所获。于是我们去她家拜访,找来找去,最终在床底发现了玄机:罪魁祸首是一对新制的樟木箱子,把箱子拿走,女患者不药而愈,非常神奇!
刘:变态反应科的病人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给您什么启发?
叶:在变态反应病中有一个很典型的病,叫花粉过敏。我们科的工作有一个旺季,是从立秋到国庆,病人症状非常典型,无外乎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流眼泪、咳嗽等等,是典型的花粉过敏。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中国过敏病人的发病规律,并向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门搞花粉的专家请教,终于发现北京地区重要的致敏花粉——蒿属花粉。
当年,出了门头沟就是西山,我们每年都去那里考察,漫山遍野的黄蒿、白蒿,有的足有一人多高,用手拍拍,花粉就像冒烟一样飘出来,可以飘很远。我们高度怀疑它,就取了花粉回来做“抗原”,给病人做“鼻黏膜激发试验”,果不其然,蘸取微量花粉的棉纤丝伸进患者鼻腔后,用不了5分钟,患者就会发作一次花粉症,我们马上采取措施,给他用药啊、做鼻腔冲洗等等。
这些试验最后证实了,在中国北方地区,包括华北、西北、东北,蒿属花粉是一个重要致敏因素,后来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北京日报》还专门发表了文章介绍这些研究成果,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老百姓也逐步意识到变态反应病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我们的患者在七八十年代也是非常多,后来我们还专开了一个夜间门诊。
刘:您参加过医疗队吗?
叶:我参加过两次医疗队。有一次是1967年春节刚过,广西玉林爆发了流行性脑膜炎,周恩来总理指示北京要派医疗队前往,协和也要去人,我就去了。去到那里,才知道条件的艰苦。你知道厕所是怎么盖的吗?两层楼,楼上两块板子搭一个厕所,下面就是猪圈,牲口以人的粪便和其他饲料为食,人再以猪肉为食,这种医疗卫生条件你可想而知。
第二次是1972年,我去了大西北的张掖参加医疗队,那里医疗条件很差,我们就背着药箱去老乡家里看病送药;当地极度缺水,取水主要靠挖一个坑来收集雨水,人和牛羊都从里面取水喝,一年洗一次澡都算奢侈。这种经历很难忘,只有亲眼看到了,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体会很深。
刘:您在医疗队期间,结合自己的专业做了哪些工作?
叶:当时去医疗队,我就随身带了一些取样器[6],想着有条件就做点研究。当时住在老乡家,就在炕头放一个玻璃片,去学校就把取样器放在操场上,去到哪就放到哪,随机取样后收集回来统一分析,发现好多问题。我们原以为西北地区寒冷干燥,细菌真菌和花粉数量较少,但实际上形形色色的霉菌孢子数量很多,甚至比北京地区还要严重,为什么呢?主要是农民的居住条件太差了,炕边堆放各种粮食:面粉、豆子、苞米等,很容易长霉,这些情况不深入基层是无法体会的。
继往开来:“变”的眼光看发展
刘:您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叶:1972年的夏天,周总理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二三十位医学专家,商讨有关气管炎的问题。有的专家说,气管炎冬天易犯,他们有特效中草药,治疗效果很好。轮到我发言时,我分析了过敏性气管炎的发病情况,这种气管炎不单是冬天犯,只要有过敏原刺激,其他季节也可能犯,发病的时间不绝对。谈到气管炎的治疗,当时比较重视对咳、痰、喘的对症治疗,我认为更应当注意针对病因的治疗。后来,周总理特别指示说,大家回去后不要等到冬天才开展气管炎防治工作,要抓紧时间办。
自从总理接见以后,变态反应科在大家心目中好像起了一些变化,这就相当于肯定了变态反应科的地位,这是很有意义的。
刘:您毕生从事变态反应临床和研究工作,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叶:变态反应学科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变”字,环境千变万化、地域千差万别,时空一改变,过敏现象就完全不同。我们曾做过全国性气传花粉调查、真菌调查等,这些调查数据很珍贵也很重要,可供后人参考。但是,大家一定不能躺在这些数据上,以为万事大吉,一定要根据当下的变化,重新调查和论证。
举个典型案例,中国过去最具特色的致敏原之一是中国漆,它非常容易引起过敏反应,好多老百姓都怕它,要是有人去世了,家里人漆好了棺材办丧事,对漆过敏的人去逝者家走一趟,便会变成“肿脸”、呼吸困难、浑身起疙瘩,大家往往以为是鬼上身,其实就是漆过敏。反观现在,由于丧葬文化的改变,漆棺材的中国漆已经很少见了,漆过敏也就少了很多。
刘:您觉得应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变态反应科?
叶:我一直主张,中国的变态反应科要有中国特色,其中,既包括协和特色,也包括各个地域特色。因为各地物产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肯定有当地特殊的过敏原。我们有了全国范围的过敏谱后,才能说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变态反应学。相应地,中国特色变态反应也离不开中医药宝库。像屠呦呦能把青蒿素推广到全球,对全世界病人作出贡献,值得敬佩和学习。我们古老的医书上记载过很多对哮喘病、荨麻疹的治疗方剂和疗法,值得我们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这将是专属于中国的特色疗法。
展望未来:与时俱进无止境
刘:协和在中国变态反应学科发展中起到哪些作用?
叶:在过去几十年,协和既是变态反应科的创建者也是引领者,我们一直希望推广这个学科,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在各地建立起像样的变态反应科,而不是我们一家独揽天下。因此,我们已经开了几十届变态反应学习班,目的就是培养更多专业的变态反应工作者。现在国内很多省市的医院都已经成立了变态反应专科,这非常值得高兴。
刘:回顾您从事变态反应工作的几十年,您有哪些感悟?
叶:感慨很多,现在回想起来,变态反应病的发生主要有两大因素,一个是遗传因素,即过敏体质的人更容易发病;第二个是环境因素,当过敏体质的人在衣食住行的环境中接触到过敏原,就可能引起过敏。我这一辈子从事变态反应工作,主攻环境因素,对后天因素的考察研究投入很多,却很少在遗传基因上做研究。为什么会有这种局限?其中客观原因是,我们在遗传基因、分子生物学层面的学识积累和专业训练太少,以至于虽然意识到先天因素的重要性,却没有能力来从事相关研究,很遗憾。
但是现在不同了,人类基因测序取得突破进展,基因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未来对于基因与体质关系的探索,是值得变态反应工作者下大功夫的。现在大家很关切转化医学和精准医学,国际上应该也开始重视基因层面与过敏体质的关系,我们就更应该抓住这波潮流,从基因层面找到治疗变态反应病的根本方法。当有一天我们能把过敏体质的问题彻底改变了,那才叫去除了过敏的病根子。
总之,变态反应工作非常有趣、引人入胜,假如再让我当一次医生,我还是想当变态反应科医生,因为还有很多工作值得我花毕生的精力做下去。
注释:
[1]张庆松(1908—1982),安徽滁县人,耳鼻喉科学专家、变态反应学家,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耳鼻喉科主任,变态反应科创始人。
[2]即Dunlap A.M.(邓乐普),美国人,北京协和医院首位耳鼻喉科医生。
[3]刘瑞华(1892—1963),天津人,耳鼻喉科学家,曾任协和耳鼻喉科主任。
[4]徐荫祥(1907—1986),江苏吴县人,耳鼻喉科学家,曾任协和耳鼻喉科副主任。
[5]翻译为:您是中国的“过敏先生”,意为开创者、第一人。
[6]取样器指的是叶世泰自己发明的便携式花粉及真菌孢子取样器,用于标本采集。
老专家口述历史专栏
百年协和的历史与文化在中国现代医学史上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令人景仰、向往和称颂。为迎接协和建院百年,医院设立“老专家口述历史文化传承教育项目”,通过对协和老前辈的个人生命史、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见证的学科发展等进行文字、影像的采集和整理,记录和反映协和人秉承传统、励精图治、再创辉煌的奋斗史,梳理医院及各学科的历史脉络,钩沉传奇故事,解构文化内涵,剖析协和百年基业长青的奥秘。北京协和医院官方微信将开设“老专家口述历史专栏”,以访谈录的形式节选老前辈的部分口述内容刊出,以飨读者。
本期整理:刘晓坤 王谢
本期摄影:王鹏飞
本期摄像:刘玉拴 蒋志涛
视频制作:李苑菁
本期编辑:王晶 董琳 李苑菁
本文内容节选自叶世泰教授2次访谈记录。文中部分照片由叶世泰教授提供。
#清风计划#
标签: #打砖块发明者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