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几乎都起源于大江大河，中华文明本质上是江河文明。其他诸多古老文明纷纷消失，而中华文明连续五千年不断代，其根本原因是形成了稳定的文化基因。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华民族的江河文明具有六个显著特征：双条性、同体性、贯穿性、同向性、同形性、阴阳性。类比研究发现，长江和黄河是“双联体”，构成了中华文化基因的双股结构，且符合整体定律、遗传定律、重组定律、突变定律、互补定律、屏障定律、修复定律、耦合定律，由此可以说明中华民族为何生生不息不可战胜、为何中国一直有“大一统”思想等“学术之问”，从而为中华文化自信提供理论支撑和学理解释。

一、 引言

生物最基本的要求是生存与繁殖，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妥协，每一次适应都是多个物种之间的妥协。基因ＤＮＡ不是宿命，而是历史的见证者。河流本身是有生命的，每条河流都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个性、记忆和密码。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不计其数的河流，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由于地壳运动和各种地表变化，有的渐入衰微，有的甚至早已结束生命，只留下遗址供人凭吊。但有的河流，长盛不衰，与民族共存，绽放着恒久的美丽和光彩。毫无疑问，长江与黄河就是这样的大江大河。它们有太多的故事值得叙说，有太多的英雄值得追忆，有太多的变化需要辨析，有太多的梦想需要延续。而对这样的江河，我们有传承文化基因、保护文化遗产、弘扬文化精神的历史责任。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文化自信做出了“一个国家、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等系列重要论述。文化是人造的物质和精神的总和，具有双重性。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唯物主义观点，文化基因应属于社会存在范畴，是实实在在客观存在的东西。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一直存在几个“学术之问”，比如中华文明为什么能五千年不断代?中华民族为什么生生不息、不可战胜?中华文化为什么不同于世界其他区域的文化?为什么共产主义思想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等等。我们通过多年深入调研后认为，这些问题的共同答案只有一个：长江和黄河是中国的两股文化“核苷酸链”，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ＤＮＡ)，具有复制、遗传、变异、重组、连锁、交换、互补、修复等生物学特性。研究中国文化，不能单独研究长江或者黄河，必须把二者作为“双联体”进行整体分析，才能得到全面准确的结论，因为长江和黄河不可分离，是遗传基因ＤＮＡ的两股链条，缺一不可。中华文明的密码和钥匙全都蕴含在长江和黄河“双联体”之中，全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因此，我们采用类比研究法和生物遗传学基因理论来分析中华文化的特征。

二、文献综述

“基因”一词诞生于生物遗传学，是指有遗传效应的ＤＮＡ片段，是控制生物性状的基本遗传单位。二十世纪中叶，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Ａｌｆｒｅｄ Ｌ. Ｋｒｏｅｂｅｒ和克拉克洪(Ｃｌｙｄｅ Ｋｌｕｃｋｈｏｈｎ)最早将“基因”与“文化”联系在一起，他们设想不同文化中是否具有像生物世界里“生物基因”那样基本而又齐一的“文化基因”。１９７６年，英国生物学家和行为生态学家道金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ａｋｉｎｓ)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仿照“基因(ｇｅｎｅ)”创造了“Ｍｅｍｅ”一词(译为“谜米”或“文化基因”)，意指“文化传递单位”。国外的“谜米”研究一直围绕文化复制和传播机制进行，是一种传播学意义上的学问。《牛津英文字典》将“Ｍｅｍｅ”定义为：文化的一种要素，可设想为一种非基因手段的复制。

中国最早使用“文化基因”概念的学者是米文平，当时更多地是一种感性认识或标签。随后，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对文化基因展开了分析研究。刘长林从哲学角度探讨了文化基因对社会文化进化的影响，刘植惠从文化传承角度来讨论文化基因的意义，徐杰舜通过文化基因研究人类文化结构中存在的本性因素，孔宪铎和王登峰从生物性的角度来研究人的文化基因。还有一些学者着眼于文化基因与新时代文化自信、国家认同价值的生成逻辑、中国道路选择、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企业创新等关系的应用研究。“文化基因”概念还用来解释文学、史学、法学、传播学、医学等领域中的现象和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文化基因”“精神基因”“精神标志”等词语，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作为一个科学名称已得到众多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的认可，其定义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王东认为文化基因是人类文化系统的遗传密码，是决定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核心内容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毕文波指出文化基因内在于各种文化现象中，并且具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传承和展开能力的基本理念或基本精神，以及具有这种能力的文化表达或表现形式的基本风格。赵传海认为，文化基因不仅是正在传播和应用的文化，也包括那些可能被激活的传统文化，并给出了“可以被复制的鲜活的文化传统和可能复活的传统文化的思想因子”的定义。邵培仁和杜群认为，富有生命力的、具有内在联系的遗传密码和核心元素即文化基因。这些定义的根本出发点都是从文化本身的角度来定义文化基因，主要指传承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深入人心的传统文化。部分学者试图寻找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刘君提出汉字基因论，郝永认为中华文化基因离不开儒道释三家的思想。然而，无论是汉字还是儒道释思想，起源时间都明显滞后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存在时间，因此都不可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我们所要寻找的文化基因应该早于中华民族，并且是无形与有形、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体。

基因的独特遗传性质还被应用于生物计算领域，促进了分子生物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等领域的交叉融合发展。１９９４年，Ａｄｌｅｍａｎ博士率先提出利用基因特殊的双螺旋结构和碱基互补配对原则，创立了ＤＮＡ计算技术，立即成为数学、生物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热点。为得到精确可靠解，学者们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建立了多个计算模型，有基于理论研究的粘贴模型、剪切系统模型、插入/删除模型、ｋ－臂模型、发夹模型、质粒ＤＮＡ模型，基于生物操作的试管型计算模型、表面ＤＮＡ计算模型和芯片型ＤＮＡ计算模型。２００１年，以色列魏兹曼学院的科学家成功研制出世界第一台ＤＮＡ计算机。２００４年，中国第一台ＤＮＡ计算机诞生于上海交通大学。相比传统计算机，ＤＮＡ计算机具有体积小、贮存量大、运算快、能耗低、并行计算等优势。相比生物进化速度，文化进化速度要快得多。用生物遗传算法计算文化进化过程得到的结果显然与实际情况差异较大。１９８９年，Ｐａｂｌｏ Ｍｏｓｃａｔｏ基于模拟生物进化过程的遗传算法，首次提出了模拟文化进化过程的文化基因算法(Ｍｅｍ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文化基因算法是基于种群的全局搜索和基于个体的局部启发式搜索的结合体，搜索效率在某些问题领域比传统遗传算法快几个数量级，已广泛应用于单机并联机调度问题、工艺规划问题、斯坦树扩展问题、集装箱装配和电站负荷分配问题、对地观测和数据传输等优化问题，以及旅行商问题(ＴＳＰ)。

三、中华文明本质上是江河文明

人造的物质和精神叫文化。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人类，就没有文化。水是生命之源，也是文化之源。大江大河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性，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人类起源于大江大河，任何文明的根基都在江河、发展于流域。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因此中华文明本质上是江河文明，而不是陆地文明、黄土文明。江河在演变，文化与文明也在演变，国家也在演变。中国５０００年文明史，大体就是长江和黄河的演变与发展史。

(一)水是万物之源

水是生命之源，是构成一切生物体的基本成分。人可数天无食，但不可一日无水。水是人体细胞和体液的主要成分，人体５０％~７０％的重量是水，脑组织大约含８５％的水，血液大约含９０％的水。

水是经济之本，是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农作物生长离不开水的灌溉，水是农业的命脉。工业生产同样离不开水，有原料用水、产品处理用水、锅炉用水、洗涤用水、冷却用水等。

水是运输之体，是重要物流通道。水路运输具有运载能力强、成本低、能耗少、投资小的特点，特别适合于大宗物品的运输。在没有公路、铁路和航空的古代，水路是出行和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郑和下西洋、唐代向波斯湾等地对外运输丝绸形成的知名航线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已成经典。

(二)长江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长江和黄河诞生于何时，现在还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长江和黄河都早于现代智人的诞生。奔腾不息的长江与黄河，滋养着华夏大地，哺育了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长江和黄河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源泉所系、血脉所依、根魂所在。一方面，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是中华民族先民早期最主要的活动地域。黄河流域出现了山西西侯度猿人、陕西蓝田猿人、大荔猿人、山西襄汾丁村早期智人、北京山顶洞人、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晚期智人的活动。长江流域发现了２００万年前的巫山人，金沙江水系发现了距今约１７０万年的云南元谋人，四川发现了４万年的资阳人，浙江余姚市发现了距今７０００多年的河姆渡人，安徽发现了距今约２０万年的和县人。另一方面，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国早期文化形态的主要诞生地。黄河流域形成了半坡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裴李岗文化、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长江流域孕育了宝墩文化、营盘山文化、三星堆文化、彭头山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洪文化等。２０１９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将中华文明史从３５００年前的殷商时期上推到５０００年前。

四、构成文化基因的基本条件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等也诞生在江河流域，两河流域孕育了古巴比伦的阿拉伯文明，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恒河孕育了古印度文明。此外，泰晤士河创造了灿烂的英格兰文明，孕育了大不列颠独特的风土人情。河流既是创造文明的动力，又是记录文明的载体，还是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体。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华民族的江河文明具有几个显著特征。

(一)双条性。中国拥有长江、黄河两条大江大河，而绝大多数国家只有一条。古埃及只有一条尼罗河，古印度只有一条恒河。古巴比伦文明虽然有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但两者之间的距离较短(最短直线距离仅６０公里)且在下游汇合成为一条(阿拉伯河)。从生物遗传学看，基因具有两条相互平行的双螺旋主链骨架，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相互协同，结构才稳定。以此类比，文化基因也应具有两条或两条以上并流的大江大河。

(二)同体性。长江和黄河均起源于中国青藏高原的青海省，全流域都在中国境内。而尼罗河除流经埃及外，还流经布隆迪、卢旺达、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扎伊尔、苏丹等８个国家。尼罗河全长６６７０千米，埃及境内仅占１５３０千米。恒河全长２７００千米，不仅流经古印度，还有５００多公里在孟加拉国境内。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均起源于土耳其，幼发拉底河流经土耳其、叙利亚、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等多个国家，底格里斯河流经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见表１)。基因存在于生物本体内是生物能够独立保持自身特性的基本前提。以此类比，作为文化基因的江河必须发源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同一个地方，且全流域都在本国领土范围内。

(三)贯穿性。长江和黄河均自西向东流经了整个中国版图，流域覆盖了绝大部分领土。长江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１１个省市区，数百条支流延伸至贵州、甘肃、陕西、河南、广西、广东、浙江、福建等８省区。黄河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９省区。从海河和黄河的关系看，京津冀地区也隶属黄河流域范围。几乎所有生物的体细胞都含有基因。以此类比，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基因“主链”的大江大河，必须贯穿或覆盖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绝大部分领土，否则，就不具备代表性和全域性。

(四)同向性。长江和黄河的水流方向是相同的，都从中国西部流向东部并注入大海。流动方向代表文化演进方向，相同的流向表示遗传方向一致。基因遗传总是有特定方向的，生物基因总是从祖辈、父辈向子辈的单向代际传递，文化基因总是从过去传递到现在、再传向未来。以此类比，作为文化基因的两条大江大河，必须流向相同，才能保证演进方向相同、目标一致。否则，二者之间就没有耦合作用和整体性。

(五)同形性。长江和黄河的形态相似，呈镜像对称结构，整体上看都是从西向东流，局部看都有无数弯道、蜿蜒曲折。黄河流经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５省区形成了向北的“几”字形大弯，而长江干流金沙江流经云南、四川境内，形成了向南转北的“几”字形弯道。生物基因的两股链条呈双螺旋平行结构，形态相同。以此类比，作为文化基因的两条大江大河必须形态相近，才能相互配合、相互协同、相互支撑、相互促进。

(六)阴阳性。长江和黄河分别位于中国地理分割线——“秦岭—淮河”南北两侧，北面黄河短而为阴，南面长江长而为阳。黄河与长江，一北一南，一阴一阳，整体构成了“太极结构”，实现了阴阳平衡。生物基因也有阴阳性，“阳”表示显性、能表达，为主基因，而“阴”表示隐蔽、隐性、不表达，为修饰基因。生物的某种指标呈阳性就表示患有某种疾病，反之呈阴性则表示身体正常。“阴”和“阳”是可以转化的。因此，人体基因要保持阴阳平衡，一旦发生紊乱，就会出现疾病。以此类比，作为文化基因的江河必须保持阴阳平衡、阴阳协调。

上述分析表明，长江和黄河的这些特性与生物基因的结构高度契合。这些特性是江河组成文化基因的基本条件，长江和黄河正是因为满足这些全部特性，才能组成中华文化基因的两股链条。而其他古文明之所以纷纷消失，也是因为孕育这些文明的大江大河未能全部满足这些基本条件，没能构成文化密码基因。

中国江河数量众多，流域面积在１５００平方千米以上的超过１５００条，流域面积超过１００平方千米的河流数量超过５万条，不是所有的河流都能构成文化基因。譬如，珠江、淮河、辽河、海河等虽满足起源和全流域在中国境内的同体性，但不满足贯穿性、双条性等。珠江的流量居全国第二位、长度居第三位，但覆盖范围仅贯穿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６省区。雅鲁藏布江、澜沧江、怒江都起源于中国境内，但都流向了其他国家。松花江、汉江、岷江等虽然流量较大，但都属于其他江河的支流。黑龙江虽然流量较大，但既不满足同体性，也不满足贯穿性。

五、中华文化基因蕴含的几大定律

孩子像父母，是因为父辈的特征遗传给了后代。遗传的根源在于脱氧核糖核酸(ＤＮＡ)的独特性质与功能，可以分离、复制、互补、编码，所有信息都蕴含在ＤＮＡ之中。孩子和父母又不完全相同，这是基因重组、变异的结果。经过类比研究、文化参照，可以发现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蕴含着几大定律。

(一)整体定律。从地理位置看，长江与黄河是分别位于中国南北的两条江河，都具有自身的个性、品质和内涵。类比基因结构，长江、黄河以及二者之间的山脉、支流等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长江和黄河组成了中华文化基因的两条“核苷酸主链”，在物理形态上构成了类似生物基因的双股结构。长江和黄河之间的山脉和支流犹如“碱基”，将二者紧密相连。“山脉碱基”如秦岭，“支流碱基”如嘉陵江、渭河、洮河等，嘉陵江和渭河在宝鸡市金渭湖汇合，嘉陵江的支流白龙江与洮河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汇合(见图１)。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中华文化传承看，长江与黄河更是一个整体，统一于中国大地，不可分离。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的文化交流自古就有，如四川茂县的营盘山文化与甘肃临洮县的马家窑文化，陕西宝鸡的弓鱼国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文化。整个中华大地，基本都符合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二十四节气规律，形成了大一统文化。

图１长江黄河组成中华文化基因示意图

(二)遗传定律。基因是具有遗传特征的ＤＮＡ片段，遗传是基因的根本属性。万古长江黄河的基本特征至今没变:一是长期养育中华儿女。长江、黄河是养育中华民族的父母河，千百年来灌溉和滋养着中国大地。二是中国内陆的水运主通道。长江航道被称为“黄金水道”，２０１９年长江航道干线航运货物通过量近３０亿吨。虽然黄河由于水流不稳定和河床变化较大，没有形成整体航运通道，但在局部地区仍然发挥着运输作用。三是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华夏始祖“三皇五帝”活动于黄河流域，夏商周建都于黄河流域，我国最早的城市、文字、青铜器、礼法制度都出现在黄河流域。黄河流域的开封、洛阳、西安、郑州等和长江流域的南京都是多朝的古都所在地。长江经济带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２０１９年，长江和黄河流经的１９个省市区常住人口为9.５３亿人，占全国总人数的６８％；ＧＤＰ达到６5.８６万亿元，约占全国总量的２/３。

(三)重组定律。基因的自由组合定律是遗传学的三大定律之一，是促进生物演变的根本。孩子兼具父亲和母亲的外貌和性格特征，根本原因就是父亲的基因片段与母亲的基因片段重组的结果。基因在重组过程中自然选择、自我进化，留下适应能力强的基因片段，落后的、适应能力差的片段将被淘汰。为适应地壳变化、水土流失、高温干旱、洪水泛滥等自然灾害和周边环境变化，长江、黄河出现了自然或人工改道、部分支流枯竭甚至消失，产生新的河道。宁夏秦渠、汉渠、汉延渠、唐徕渠，四川都江堰等渠道的修建就是重组变化的结果。

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多次重组。新石器时代，黄河文化主流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向南伸延，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向北伸延，这三种文化在淮河上游地区形成了并存局面。青铜器时期，吴越地区既有湖北钟祥的楚文化，也有孙武等贤能之士带来的黄河文化。先秦时期，孔孟提倡的“相濡以沫”和老子提倡的“相忘于江湖”两种文化相互碰撞。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华夏子孙逐渐意识到“相濡以沫”的观念固然重要，但“适者生存”的法则更为根本。新时期，中华文化与世界多国进行文化交流合作，逐渐形成“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理念。

(四)突变定律。基因突变是指基因组ＤＮＡ分子发生的突然的、可遗传的变异现象，有错义突变、无义突变、移码突变等多种形式。长江与黄河自古就在不断变化、永不停息，河道改变、转弯、决堤、洪灾等自然变化和水电站、灌溉渠系的人工修建都属于突变。文化的突变可分为文化消失和文化诞生，消失的文化有良渚文化、石茆文化、半坡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三星堆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裴李岗文化、金沙文化等，新文化诞生的典型代表有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和诗经、唐诗、宋词等文学典籍。

(五)互补定律。黄河与长江在气候、生态、经济、文化、人口等方面具有差异性、互补性，以秦岭为界，南北不同，使得整个中国保持大体稳定、平衡，相互支持、配合。

从命名上看，“河”和“江”虽然都是指水流的地方，但为何黄河叫“河”，长江称“江”?目前有三种说法:一是按照地理区域来划分，长江以北称为“河”，以南称为“江”；二是按流向来划分，流入内海或湖泊的称之为“河”，流入外海或大洋的称之为“江”；三是按照水季来区分，丰水期和枯水期不太明显的河流叫作“江”，反之称作“河”。这几种分类方法都有局限性，我们认为“江”和“河”的称谓差异在精神层面，尤其是在历史文化层面。其实，长江与黄河的阴阳也表示硬软、南北。北方的黄河流域土质松软，适合于木器、石器耕作；南方的长江流域土质坚硬，必须用青铜器、铁器耕作，因此黄河文明稍早于长江文明，黄河泥沙多、水黄浑，长江泥沙少、水清澈。由此可以回答什么是“河”、什么是“江”这个多年没有解决的难题。我们认为，体量不大、落差较小、流域土壤疏松、水道人工干预较多、水量随季节变化较大并归于内湖内海的水流叫河；反之，体量很大、落差较大、流域土壤硬实、水道人工干预不多、水量随季节变化不大并归于大海大洋的水流叫江。我们把国外的水流都叫河，如尼罗河、亚马逊河等，这是翻译词汇(ｒｉｖｅｒ)的习惯问题，实质上有的应该是江。因此，中国关于江河的定义，本质是文化问题，而不是地理学问题。区别什么是江、什么是河，这是典型的中国追问。无论哪种区别标准，“江”和“河”如何定位本身就体现了长江和黄河的文化差异性，具有互补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历史事实。

从气候特征看，长江和黄河流域分别位于秦岭两侧，气候条件差异较大，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当黄河流域出现干旱、流沙等自然灾害时，长江流域可进行支援或作为转移地。长江遭遇洪水泛滥时，黄河流域可作为战略支援后方。考古成果证明，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几乎是同时兴起的，两者历来都是互补、互助、互动发展。只不过，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黄河流域的泥沙较为疏松，更容易被人类开发，因此黄河文明要比长江文明稍早一些。

从战略地位看，长江和黄河互为相互支持的战略后方。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期间，出现地方政权叛乱、农民战争、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等重大战乱时，中央政权曾南迁至长江流域。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华占领华北平原等地，黄河流域的中国人民向上海、南京、重庆等长江流域地区转移。

(六)屏障定律。基因本身具有屏障作用，外来基因片段和序列很难进入，目前最先进的技术仅能对极少数的基因实现成功移植。青藏高原、长江、黄河、秦岭等本身就是安全屏障。长江和黄河的河道较宽、水流湍急、不易横跨，具有抵御外来侵略的屏障作用，同时也是中国的生态屏障。从流向看，长江和黄河都流经了中国地形的三大阶梯，阶梯和阶梯之间形成天然屏障(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之间的昆仑山—祁连山—横断山，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之间的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上海、南京等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中国人民及时向重庆、四川等长江上游地区移转。秦岭作为“山脉碱基”，既是天然的军事屏障，又是阻止北方冷空气进入南方的气候屏障，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素有“南北植物荟萃、南北生物物种库”之美誉，是中国中部地区的生态屏障。长江和黄河的起源地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在４０００米以上，有“世界屋脊”和“第三极”之称。青藏高原看似积雪满山、冰川广布、高寒缺氧，看似是苦寒之地、价值不大，但实际上是我国西部和西南部的战略屏障。

(七)修复定律。基因修复是指在原位修复有缺陷的基因，将靶细胞中致病基因的突变碱基序列加以纠正，使其在质和量上均能得到正常表达。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有洪水、干旱、地震、瘟疫等自然灾难，有战争、饥荒、经济危机等冲击创伤。然而，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每一次磨难又是对中华文化的一次凝炼和升华，都是黄河与长江父母般的恩赐、维护。长江和黄河的生态、河道、江岸、流域可以通过人工或者自然修复成原来的景象。植物的自我生长、动物的自我繁殖、河道的疏通、堤岸的修补、水质的净化等都是对江河的修复。古时候，黄河长江两岸是青山绿水，动物成群，农业发达。但由于水灾频繁，加之近几十年来对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等资源的无序开发，造成了部分河道受损、生态脆弱。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

(八)耦合定律。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黄河与长江之间通过支流、山脉相互连接促进，形成放大效应、关联效应。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是二元耦合的，从文化代表的核心看，有流域的南江北河(长江、黄河)，始祖的南炎北黄(炎帝、黄帝)，灵物的南凤北龙(凤凰、中国龙)，学术的南道北儒(道家、儒家)，艺术的南骚北诗(离骚、诗经)等。“南水北调”工程实现了南北耦合互动，把长江流域丰盈的水资源抽调一部分送到华北和西北地区，从而改变中国南涝北旱、北方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局面。

六、“学术之问”疑惑解答

(一)为什么中国五千年文明不断代

因为长江和黄河构成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ＤＮＡ)双股结构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满足整体定律:自身稳定性强；其次满足屏障定律:抵御外来侵略和冲击的能力强；第三满足修复定律:具有较强的自我复制、自我修正等功能。ＤＮＡ分子呈双螺旋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其作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内侧通过氢键形成的碱基对的作用力，使两条脱氧核苷酸长链稳固并联；二是碱基对之间纵向的相互作用力的加固作用。长江、黄河组成中华文化基因的两条“核苷酸主链”，山脉、支流等“碱基”将两条“主链”紧密连接，在形态上形成双股结构，稳定性较强。

(二)为什么中国一直有“大一统”思想

因为长江和黄河共同组成中华文化基因的双股结构，满足“整体定律”，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强调集中团结。古往今来，中国人民的潜意识一直认为，只有统一了秦岭南北，同时拥有长江黄河，才能够真正地稳定与繁荣，才能称之为大国。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儒家思想的核心观点就是主张大一统，几千年来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大一统”思想与长江、黄河共同组成中华文化基因的双股结构、共同构成的阴阳“太极结构”密不可分。

(三)为什么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很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是全面集中的领导。一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大同、“大一统”的思想，能够凝心聚力，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二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具有两条大江大河的国家，共同构成了稳定的文化基因，具有社会主义持续稳定发展的良好载体。三是长江和黄河组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片段丰富，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回旋空间。根据生物遗传学可知，基因包括的遗传特性越完整、越丰富、越多样，适应能力就越强。长江和黄河的河流海拔高差均超过５０００米，拥有高原、沙漠、盆地、平原等多种地貌形态，具有较大的调控、选择、互补、重组的空间和余地，可变性和适应能力强。

(四)为什么有限的江河长度能构成基因链条

因为从长度看，长江和黄河虽然分别只有６３９７米和５４６４米，但从历史时长看，中华民族的基因不只５０００年，而是万年、亿年以上，而且长江与黄河的支流无数，满足分形(ｆｒａｃｔａｌ)结构。从发源和流域看，长江和黄河全流域均在中国境内，犹如生物基因在同一生物体内，有构成文化遗传基因的基本条件，同时极大方便了整体开发、综合治理、统筹利用。

(五)怎样理解中华文化基因的“碱基”及其作用机理

黄河和长江之间不仅有秦岭山脉“碱基”、支流“碱基”形成的自然连接，还有大运河、南水北调等人为修建相互连接的“碱基对”。大运河全长２７００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２０１４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南水北调”工程将长江流域的丰裕水资源输送至北方黄河流域干旱地区，包括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调水线路。这些自然的、人造的山脉和支流犹如ＤＮＡ的“碱基”，将长江黄河这两条“核苷酸主链”有机联结，形成互动、互补的耦合关系。

七、结论与讨论

我们通过类比生物遗传基因，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角度提出了“长江和黄河组成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双股结构”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的根魂在长江黄河，中国的江河文明在世界上具有唯一性，中国的文化基因强大稳定，具有自我修复和永续传承的能力和特征。我们的研究至少形成了三方面的成果。

(一)提供了研究中华文化的新视角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研究大多是分开的，有的主要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有的专门关注长江经济带建设，而将长江、黄河整体进行研究的很少。长江和黄河在中华文化历史上是相互耦合、互补发展的“双联体”，产生了１＋１>２的非线性放大效应，而不是１＋１＝２的线性效应。研究中国问题、中华文化，必须将长江和黄河作为整体进行分析，才能得到全面准确的结论。

(二)解答了学界困惑多年的“学术之问”

长江和黄河组成中华文化基因的观点系统解释了为何中华文明５０００年灿烂辉煌延绵不绝，为何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可战胜，为何中国早有“大一统”思想，为何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很好等“学术之问”。截至目前，还没有一个理论或观点能系统解释这些困惑学界多年的问题。

(三)提供了中华文化自信的理论支撑

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和标志。长江和黄河组成中华文化基因的双股结构这一观点，既能说明中华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的独特性，也能解释中华文明的根本来源和根基，还能预见在长江经济带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的指引下将继续发扬光大。长江和黄河组成的中华文化基因看得见、摸得着，推进文化自信建设更有方向性和着力点。

长江和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父母河，千百年来养育着华夏儿女。虽然它们有较强的稳定性、遗传性、修复性，但也经受不起过多折腾。“长江在哭泣”“黄河在变黄”“一碗水半碗沙”等令人心痛，倍感危机。长江与黄河的高质量发展是事关中华文化传承、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幸福、中华民族复兴的千秋大事。只有加强保护、有序开发、充分激活长江和黄河“双联体”，加强连接二者的“碱基对”建设，促进二者协同发展、融合发展、一体发展，达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交相辉映，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总之，长江与黄河是统一体，二者不可分离，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稳定而强盛的文化基因。

（作者：李后强 李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