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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符号学》:解释意义不在,才需要符号

思想与社会 450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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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符号学》

作者:赵毅衡

重庆大学出版社

简介:

著名的符号学家和叙述学家赵毅衡,一辈子从事形式论研究,根据多年教学经验积累,写了这本小书《趣味符号学》。用符号学的理论视角,评论了100组小故事。算是中国第一本面向没有符号学知识的读者的符号学普及读物。

为何缺什么,就偏偏要显摆什么?因为解释意义不在,才需要符号。

解释意义不在场,是符号的第一必要条件;意义一旦在场,符号就退场。

甲骨经历了一个从符号载体(商代占卜、记录器物),到纯“物”使用(中药:骨粉收敛止血功效),又再次变为符号载体(古代文化研究资料)的符号价值升降过程。

魏晋南北朝时代,文人喜欢作秀,一如当代。不过魏晋敢于作秀的人远不如当代之多,所以陶渊明能一再作。当代艺术家,每次表演必须另打主意,另找走偏锋的新点子,日子难过得多。

符号的社会威力在于,它很快把自己的形式作为意义所在,让符号本身成为意义之重点,符号表达的意义反而退居第二位。各民族的习俗(衣服食物装饰等),是排外的,起了保护民族文化的作用。

政治符号(例如“右派分子”、“走资派”),先有概念范畴,再按图索骥“戴帽子”。

自从有了政治,仪式就非常重要。大部分国家的仪式为显示强大、统一,而英国的议会开幕式,女王和国会却一丝不苟反复演戏,表示遵守规则。仪式本是封在琥珀中的符号化石,越是年代久远,越是不对应实际,越是价值连城。重复仪式,就是回溯历史留下的意义。煞有介事、有模有样地一次次重复,表示今天的游戏依然倚重旧规则。传统成为仪式符号后,抽象而不具体,可以在一个安全距离上发挥意义作用。

中国古代政治多的是真真假假的谶语,所有的谶语都是读法歧出的结果。《推背图》、邵雍《梅花诗》、刘伯温《烧饼歌》、诸葛亮《马前课》,都是借此做正式运作。

小说中的叙述者,用“我”自称时,也可能没有提性别。但是一旦需要视觉化,或是在讨论中需要提性别,就不得不按作者的性别。凡是女作家创立的叙述者,我就是“她”,男作家的叙述者,我就是“他”。

在原始社会,部族的生存和延续,必须用全部精力、全部符号,为之奋斗。因此生殖必然受崇拜:几乎全部发掘出来的史前文物,女性形象都有怀孕的大肚子,与多子多产的蛙和鱼一道,被顶礼膜拜。人类社会多少万年,扁平肚子总是被看不起,女人们自己也羞愧难当。

在人类历史上,古今都有所谓“神话式思维”,出现“似生似、像生像”的比喻性治疗:吃蛇胆明目,吃牛鞭壮阳,吃红枣补血,吃鱼泡收子宫,吃未孵化的蛋补阴,吃藕粉美白,吃桂圆滋阴,吃白果补阳,食龟长寿。

烟花可以是像似符号,痣位可以是指示符号,究竟意义是什么,却要问专家。算命作为符号解读,需要他讲出一番道理。

我们无法否认,某些词携带意义是有理由的,尤其象声词、感叹词,只是这两种词在语言的词汇总量中很少。实际上,凡是全世界差不多说法的词,就可证明是有根据的。全世界的“母亲”几乎都用[m]唇音,显然与婴儿食乳用嘴唇吮吸有关;全世界各民族的“父亲”,几乎都用响亮的爆破音[p][d],或唇齿音[f]。而且这二者用的是最简单的元音[a],呼为[ma]与[pa]。显然这与婴儿的生理需求呼唤有关,是婴儿最先使用的语音符号,这就是各民族的共同根据。

一旦进入真正的拟声,各民族只能说有同有异。就拿最简单的狗叫来说,中国人叫做“汪汪”,英国人说是“bow-bow”,法国人认为是“oua-oua”,每个民族都认为自己的拟声词像极了,实际上都不太像,自己觉得像就是像。

符号是携带着意义的感知,而感知必须通过人的五官,五种感觉就形成了五个感知渠道。但是感知会在五种渠道之间互相跨越,形成所谓通感,即跨越渠道的感觉。

佛理认为,人的五官之上,更有第六感,“六根”是五种感官加上“意”。“意”的对象是“法”(世界)。将某些没有感官作用的事物,与感官相比,就出现了“概念通感”。

所谓“出位之思”,就是某个文本,想突破自己所属体裁的限制,达到另一种体裁的效果。

艺术的本性就是摆脱束缚。因此,追求其他体裁的效果是艺术符号表意的一种自然趋势。出位之思较少出现于非艺术(科技的 / 实用的)体裁中:实用的符号表意要求效率与准确性,就必须在体裁范围内,充分利用程式的优势。

食指与欲望联系在一起,可能因为人从小吮吸手指。中国不愧是一个美味民族,“指示指”专门指向食物,变成“食指”,岂不美哉。

者行孙是不是可以用来指孙行者呢?要靠能不能得到承认。任何人换一个名字,只要在社会关系中得到承认,那么这个名字指的依然是他。这种承认有两种可能,一是社会上有关的人都承认了,那么本人没有选择只能承认,例如我们很不情愿接受的绰号,由不得我们了。

明末陕西农民起义,最初的起义首领几乎都用的是假名:点灯子、不沾泥、射塌天、革里眼,五花八门。隐姓埋名,为的是不连累家人。

洪秀全本来小字火秀,开始传教之初,就假托天父旨意,改名洪秀全,这是因为上帝叫“爷火华”,自己名字当然不能有火。

父母都认为自己为孩子取名是他们的自由意志,但是一代人中同名人之多,说明大多数中国人自愿紧跟潮流。名字很难改,孩子长大成人后,发现自己的名字无法指示自己。

重名不方便,而更严重的是:名字的主人被烙上了“属于某个时代”、“属于某种思想方式”的印记。

名字作为指示符号,对象是拥有此名字的人,解释项却是家庭背景、父母的思想方式。

名牌的标牌,只是符号的载体,此时与它代表的货品质量或货品的美学价值脱钩。符号本身,而不是符号指向的对象,显示了“尊贵”、“豪富”、“奢侈”。资本主义的细胞——商品——在当代是货品+品牌的结合体,完全没有品牌价值的“裸物”,不是当代的商品。

品牌是符号,却是当今经济的重要生长点。建设并“保卫”品牌的符号价值,现在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生死攸关的问题。

地区分热带温带寒带,教师分成助教讲师教授,机关职员分成科级处级局级部级。中国人把cousin分成堂哥堂弟堂姐堂妹表哥表弟表姐表妹,爱斯基摩语把雪分为49种,阿拉伯语把骆驼分成30多种,都是精确把握对象的需要。没有歌曲排行榜,没有各种PK晋级,各种节目就无法“选秀”。只有这样才能给一个一个貌似混乱的世界一个秩序。

古人的“号”有不少自贬词,“游人”、“野人”、“散人”、“钓徒”、“放翁”、“稼轩”、“隐客”,表示自己不求功名闻达,但是经常被人看做矫情。

不要品牌,却使人们看到某商品就反过来疑问:这是“无印良品”吗?这时人们就检查货品质量。觉得设计清雅、质量优秀的,人们就会想:这的确是无印良品,于是发现“无印良品”的特殊风格,达到了“无牌胜有牌”的境界。

词句反讽有幽默味道,情景反讽几乎是苦涩的幽默,因为受到自己犯的错误的捉弄,而历史反讽就没有幽默意味,相反具有悲剧色彩,超出浅层次的符号表意,进入了对人生、对世界的理解。

中国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制度,曾经是全世界的楷模。但是要维持选择的幅度,就必须用严刑峻法,杜绝靠社会关系的组合。泄漏考题,权力寻租之考官的下场可能是满门抄斩。

火锅底分麻辣/三鲜、单锅/鸳鸯锅,全国都差不多。到了成都才发现,用油也要讲究地分清油、牛油、猪油;蘸碟又分麻油碟、原味碟、干碟。还没开吃,感觉已经很不一样。

老百姓对品牌的地位,有一个简单易行的标准:品牌代言人的名声等级。因为每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名人排行榜,整个社会合起来的名人排行榜,就可以与商品排行榜互相参照。很多时候,消费者只看代言名人,心里就会对被代言品牌的价值作出衡量。因此,每个名牌为自重身份维持形象,就会找与品牌的影响力匹配的代言人。如果一个顶级品牌请了一个二三流明星做广告,会给人这一品牌正在走下坡路的感觉。如此看来:名牌以名人而贵。

到底是牌以人出名,还是人以牌出名?这是人与牌子配合作战,要的是符号价值“门当户对”。鲁迅曾经疑惑:“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

节奏是一种时间分节:有规律地隔一段时间重复符号文本的某种特征,例如有规律地重复轻重音,就造成音乐的分节;有规律地重复平仄安排,就造成律诗的格律;有规律地重复同一元音,就形成押韵;有规律地从事休息,生活就有节奏。节奏似乎是一种形式,是符号的安排方式,不是符号本身。

我们可以问:佛教的“贝叶经”,究竟是经文更有意义,还是写经的贝叶更有意义?米粒上刻《兰亭序》,究竟是《兰亭序》有意义,还是被刻的米粒有意义?我们也可以问:摇滚乐演出,究竟是唱的歌,还是满台的灯光、烟火,满场的喧闹、手舞足蹈更有“摇滚”意义?

一个文本展示为某种体裁,我们就不得不按文化的体裁约定来解释这种文本。作者的意图我们不容易知道,而展示者却是有明确意图的。

狂欢节最重要的庆典,是小丑加冕成“王”,一切神圣物,一切日常生活的正常逻辑,这一天要颠倒过来,被嘲弄、戏耍、贬低、歪曲、戏仿。想进入这个第二生活中的人,只有放弃在第一生活中的权力、身份、地位。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的乌托邦世界。

社会被压制的欲望,可以通过艺术“曲线认同”,流浪的女光棍,改称“侠女”,呆在银幕上、书页中,就让我们艳羡。艺术乐此不疲地表现的,都是我们不能认同的人:充满性诱惑的女子,杀人如麻的武士,魔法无边的巫师,流浪终生的高人。这些意义方式,不是我们的欲望,而是我们对被排斥的欲望,是社会大多数的我们,对把他们标为“不正常”的歉疚。

生活中,我们对符号信息的处理,往往不是根据信息的种类,而是根据发出者的身份。父亲命令的,与母亲叮嘱的,哪怕话一样,你的处理方式就不同,看你怕哪个;城管说的与警官说的,老师说的与校长说的,你的理解都会不一样,所以说人的本性“害怕权威”。

观看演出,已经成为,观众的眼光,持续在演出与被演出之间滑动。对于名演员过去演出的记忆,的确会影响演出的“真实感”,但是人们更容易适应的,是文化常规:没有人会认为人物有一张名演员脸,故事就失真,观众知道银幕上的苦命女子,是身价百万的富婆演员,一样会感动到涕泗滂沱。

粉丝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与明星灵魂合二而一:自己一生平庸,有明星代为出名,心里也就平衡了。所以明星一生必须丰富多彩,多少人的空虚要靠他们来填满。明星还应当有点政治或宗教领袖的自信和魄力,坚信自己值得被百万人钟爱,关键时刻绝不犹豫绝不谦虚,敢为迷途的灵魂指路。

身份经常是社会性的,需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都需要“与人同乐”,孤独的身份缺乏社会意义,不起身份的作用。

“纪实”是体裁的品格,接收者要求此文本与事实关联,因此“纪实”体裁才能撒谎。虚构文本与事实没有直接关联,也就不可能被指责为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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