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福建

《山海经》曰：“闽在海中”。绵长的海岸线与山岭遍布的陆地，让福建看起来仿佛是一部“打开的山海经”。

为了获取海洋的“渔盐之利、舟楫之便”，数千甚至上万年前，福建先民便开始走向海洋，不安分的族群个性又促使他们跨越台湾海峡，进而驶向茫茫无际的太平洋。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意为：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直至夏商时期，同时存在着风格各异的众多文明，散布在四面八方，犹如“满天星斗”。最终，众多文明交流、碰撞、融合，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在“满天星斗”中，如果说以农耕为特色的中原文明最为光彩夺目，那么，福建文明则是一颗耀眼的“蓝色星辰”：自然环境、资源禀赋造就的“海洋个性”，是福建文明的最大特色之一。

千万年间，沧海桑田，闽人紧随大海的脚步，搏击风浪，览尽甘苦与沉浮。他们是中国的“海上马车夫”、中国的“世界人”，穿越古代、近代、现代，闯荡天下，生生不息。

回头看，光阴似水，唯有潮起潮落不变，正如人间的求索依然。下南洋、闯世界，爱拼会赢的个性也成为刻在闽人基因里的古老记忆。

平潭壳丘头遗址群：向海迁徙的第一块踏板

民以食为天。在远古时代，福建先民吃什么，能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文化面貌。与内陆地区相比较，福建沿海新石器时代经济形态最大的特点就是“靠海吃海”。由于濒临太平洋，适应海洋、从海洋中获取食物是福建沿海史前文化的最大特色之一。

不过，由于缺乏文字记载，这些历史故事大多湮没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随着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这些消失的远古历史又被重新发掘出来。今天，从太平洋视角来看福建，我们将看到一部更加波澜壮阔的远古史。福建第一大岛、我国第五大岛——平潭岛，就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穿越之门”，引领我们走入历史深处。

1958年全国文物普查时期，考古人员在平潭县平原镇南垄村发现了壳丘头遗址。由于种种原因，此后并没有对其进行正规发掘和保护。1985年，福建博物院派出考古队，对其进行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收获颇丰，共清理出21个贝壳堆积坑和一座墓葬，出土石器、骨器、贝器、陶器等遗物200多件。根据碳十四测年结果，壳丘头遗址距今约6500年。

壳丘头遗址是典型的贝丘遗址，主要文化层的堆积物80%以上为贝壳，居民采集食用的贝类有19种之多，其中绝大部分为丽文蛤。可以想象：距今6500多年前，壳丘头处于山麓与海湾间的台地之上，地势平坦，日照充足。这里为壳丘头先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充足的天然资源，成为海岸边一处理想的聚居地。

福建博物院研究员、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告诉记者，壳丘头遗址是目前福建沿海发现的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也是台湾海峡西岸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遗址还发现了以平面呈梯形的小型石锛为代表的磨制石器，以及少量的穿孔石器。“不要以为磨石头很简单，这在当时属于‘高科技’。”范雪春说，通过借助外力，史前人类将工具越做越精细，用途也越来越广，帮助他们达成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成果。壳丘头出土的石锛普遍较小，有的长度仅有3.5厘米，很难作为单体农业工具使用，应是作为装柄的复合工具，用来采集或攫取食物，更有可能是用于修房或造独木舟的工具。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陶器的发明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人类首次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转变成另外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之一。

壳丘头出土的陶器主要是以陶釜为代表的生活用器。这些陶器虽然烧制火候不匀，但纹饰种类却不少，包括波浪纹、贝齿纹、戳点纹、刻划平行条纹、指甲纹、绳纹、磨光黑陶和红衣陶等，颜色以灰、黑、灰黄、红、褐色为主。从其别具匠心可以看出，壳丘头先民已有闲暇的时间和多余的劳动力把玩泥土，点缀海边的日常生活。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纹饰、器型的比对，我们发现壳丘头文化跟台湾的大坌坑文化有很多共性。”范雪春告诉记者，上世纪60年代，台湾大坌坑遗址被发掘出来。壳丘头和大坌坑两地出土的陶器都以粗绳纹、夹砂陶为主要特征，很多都印有相似的波浪纹、贝齿纹、指甲纹和刻划纹等，反映出当时两岸先民对大海的热爱与崇拜，也说明两者处于一个文化圈里。

壳丘头文化并非孤立存在，除了福建发现的平潭祠堂后遗址、闽侯昙石山遗址下文化层、闽侯溪头遗址下文化层等之外，南至漳州、金门，东到台湾，皆存在与壳丘头文化特征相似的文化类型或遗址，其影响力甚至覆盖到更远的越南所在的中南半岛。

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考古学家巴里·罗莱（Barry Rolett)认为：“通过在平潭壳丘头文化遗址、龟山遗址、东花丘遗址等的调研，推断平潭很可能是波利尼西亚南岛语族海上迁徙的第一块踏板。这里发掘的数处考古遗址，以及出土的文物，都显示了平潭和太平洋岛屿之间的联系。”

闽侯昙石山遗址：福建海洋文化从这里开始

从平潭出发，沿海岸线到达闽江口，再溯闽江而上，约60公里就到达了如今的闽侯县城。江边有座毫不起眼的低缓山丘——昙石山，海拔仅26米。如此寻常的小山丘，却因为1954年的一次意外发现，改写了福建的历史。

1954年1月7日，昙石山所在的昙石村村民在修筑闽江防洪堤坝时，挖出了许多样式古旧奇特的瓦罐、石器、骨器以及堆积很厚的贝壳。一时，村里挖到了“宝”传扬开去。

经专家们初步判断，这是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一个史前文化遗址由此重见天日。

从1954年至2009年，考古人员先后进行了10次正式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根据考古成果，专家们推断，5000多年前，这里应是另一副模样：那时的海岸线可能就在今天的昙石山一带，闽江与大海在这里交汇，先民们逐水而居，现在的福州城当时应该到处都有水域。这可能也是昙石山原名叫“墰石山”的原因之一——在福州话中，“墰”即“海边礁石”之意。

“昙石山是典型的贝丘遗址，可以说‘福建海洋文化就从这里开始’。”昙石山遗址博物馆馆长董平研究员认为，昙石山代表了独具福建特色的海洋文化。新石器时代，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单纯的自然寄生者逐渐转变成自然改造者，人类开始减少对自然的依赖。昙石山的先民们也在这个时期进行了极具海洋文化特色的创造。

陶釜是昙石山文化最典型、出土最多的陶器，是海洋文化特色的重要例证，也是福建5000年饮食文化的基因载体。1996年底，考古人员在昙石山遗址的同一座墓葬里清理出了大大小小18件陶釜，数量之多极为罕见。纵观这些陶釜，不少底部都有火烧的痕迹，据此推测它们应该是一种炊具。但是，18件陶釜出自同一座墓中，明显超出了实际使用数量的范围，这是为何？

董平分析，一方面，不同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的多寡说明，这个时期昙石山人的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等级分化。另一方面，可见几千年前处于江海交汇处的昙石山先民已经开始讲究“美食”，河鲜、海鲜分开煮，把食物烹煮方式细化。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古今并无二致。

继昙石山遗址发掘之后，考古人员又在昙石山周边发现、发掘了相似遗址，如庄边山、白沙溪头遗址，以及青铜时代的黄土仑遗址等，都处于闽江下游，出土众多印纹陶。

1963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曾昭燏、尹焕章建议：把“几何印纹陶为主的文化”的名称改为“昙石山文化”——以几何印纹陶为主的这种文化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以福建、广东和浙江南部这一片地区为中心。“昙石山文化”从而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最早被认定、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第一个被确立的考古学文化。随着研究的深入，专家推断，昙石山遗址距今约5000～4300年。

昙石山文化价值凸显。董平认为，昙石山除了海洋文化特色，另一个重大价值是对中华文明多元起源学说的强有力证明。5000年前，中原各类文明光彩夺目的同时，福建先民也在昙石山一带创造出具有福建地域特色的文化类型，石器、骨器、角器、牙器、陶器等大量出现，就是很好的实物证据。

2021年10月，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组织开展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遴选推介活动，昙石山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是福建省唯一入选项目。

在昙石山，一件器型独特如“喇嘛塔”和“折腹壶”拼接而成的陶器“塔式壶”，在目前我国的考古发现中绝无仅有。出土时它位于墓主人头顶位置。有关专家认为，它应当是与当时人们某种宗教信仰和灵魂观念有关的“神器”。墓主绝非部落中的普通一员，而应是祭司或部落首领。祭祀行为受到重视，意味着昙石山文化进步到了新阶段。

背山靠海，潮汐给昙石山人带来丰盛的海物，而农业文明此时也开始在昙石山悄悄萌芽。在昙石山遗址博物馆，一件贝铲看似平淡无奇，但它却反映出当时的昙石山人可能已经开始从刀耕火种向农耕过渡。

人类学者通过对昙石山遗址出土的人类和动物骨骼的骨胶原和骨磷灰石同位素比值进行分析后推测，海洋性食物和大米等碳水化合物是昙石山人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昙石山人是否最终掌握了农耕技术还有待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海边风高浪急，捕捞种植皆不易。昙石山人耕山耘海，拥抱风浪，与大自然一再交手又彼此造就，形成了独特而瑰丽的区域文明，并在漫长的交流融合中给中华文明注入了海洋文化元素。

极目不见故人，抬头却是同一片星空。一垄贝丘、一把石斧、一枚骨簪……连出一条长长的历史脐带，保存在我们的记忆里。

跨海而来的石锛：书写万年“海峡故事”

像壳丘头、昙石山先民一样，福建南部的先民们也是伴海而生，过着耕海牧渔的生活，并且凭着骨子里的闯荡个性，跨越台湾海峡，书写了一段史前“海峡故事”。

福建最南端的东山岛，当地渔民出海常常会打捞到一些动物化石，渔民们恭敬地称它们为“海兄弟”。当地渔民给打捞到化石的地方取名“脚骨筒线”。这些化石多数酷似脚骨头，而且海浪涌到这些地方时，由于水太浅，会发生翻折，形成一道非常明显的白浪。

海底地形数据显示，台湾海峡中静卧着一道由若干浅滩组成的隆起地带，从福建东山岛向东偏南延伸，经台湾海峡至澎湖列岛，最后连接到台南。它曾是连接两岸的“桥梁”，被人类学家称为“东山陆桥”。研究表明，在冰河时期，“东山陆桥”至少有7次露出海面，使台湾与大陆连为一体。大约一万年前冰河期结束，海水上升覆盖陆地，形成了台湾海峡，“东山陆桥”在距今约8500年前淹没于海底。

范雪春介绍说，在澎湖及台湾本岛发现的史前动物化石，与在东山发现的“海兄弟”属于同一动物群落，这表明闽台自古相连，这些哺乳动物应该是通过“东山陆桥”迁徙、交流的。由此推测，先人们也有可能在一万年前就通过“东山陆桥”自由往来于海峡两岸。

往事越千年。闽台的交流交往并没有因为“东山陆桥”沉于海底而中断，东山大帽山等遗址的发现及发掘就证明这点。

1986年，东山县陈城镇大帽山山脚下的大茂村一些村民为了盖房子，需要就地取材用贝壳烧壳灰，他们惊奇地发现，山坡上的土层下面就埋着厚厚的贝壳。村民无意中的挖掘，引来世人关注。

2002年至2003年，福建博物院等机构进行了两次正式发掘，根据碳十四测年结果，大帽山遗址距今4800年～4300年，与昙石山文化年代相当。

令人关注的是大帽山出土的一批石锛。经成分分析，这些石锛绝大部分的原材料竟来自澎湖列岛。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的先民已经能够驾船出海，往返于海峡两岸，获取生活资源。“从考古收获来看，我们也许低估了先民们的造船和航海能力。”范雪春说。

曾参与大帽山考古发掘的时任美国丹佛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焦天龙教授说：“以往，绝大部分研究者在探讨海峡两岸的考古学文化交流时，关注的焦点都是从大陆到台湾的交流和传播，很少有人涉及台湾或澎湖对大陆的影响。而实际情况是，任何长久的文化交流都不可能是单向的。只有双向的文化交流、物品交换和人群移动，才能解释台湾海峡两岸在新石器时代长达数千年的文化相似性。”

这样像走亲访友般你来我往的交流融合，如今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里依然切实可感。

厦门大学文博管理中心主任石慧霞告诉记者，厦大人类博物馆是在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奠基人，厦门大学第一届毕业生林惠祥先生的倡导和倾囊捐赠下，于1952年创立的，是新中国第一家专科性博物馆；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博物馆中收藏台湾少数民族文物和南洋诸国文物最多的博物馆。

厦大人类博物馆展示着林惠祥搜集的十多件台湾石锛、石斧。这些多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两次只身入台，对台湾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搜集所得。当时台湾还被日本侵占，林惠祥化名林石仁，假扮成商人。调查遇到了许多困难，除道路艰难交通不便外，还有日本警察盯梢。他只身一人，进行了近两个月的田野调查工作，又到台北圆山贝丘遗址做考古调查，获得大量文物和资料并带回大陆。

如今，这些当年严严实实包裹在林惠祥行囊里、跨海而来的石锛、石斧静静躺在厦大人类博物馆里，虽然布满了岁月的痕迹，但数千年前的样貌依旧。一如台湾海峡潮起潮落，“东山陆桥”浮浮沉沉，也未曾中断从上古至今两岸的来来往往。

南岛语族：太平洋的“归舟”寻找遥远的原乡

跨过海峡，漂洋而去，福建先民的足迹可能不只台湾岛，还有更远的太平洋、印度洋。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一个热门课题——“南岛语族”的研究，再次把目光聚焦到福建等中国东南地区。

南岛语族指讲南岛语系的族群，这个语系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主要分布在岛屿上的一个大语系，共包含1000～1200种语言，分布地区东起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西接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北抵夏威夷和中国台湾，南至新西兰，总人口约4亿。

这些相隔万里看似毫无关联的人们，在语言和文化上却表现出超乎想象的相似性。那么，这一海洋族群的发源地在哪里？是怎么扩散的？是怎么走向太平洋深处的？

上世纪60年代，台湾大坌坑遗址被发掘后，人们发现它跟环太平洋地区的遗址性质相似，从生产工具、生活用器到习俗，都非常接近。1987年，著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指出，大坌坑文化是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是台湾“南岛语族”的祖先文化，原“南岛语族”的起源地有可能是大陆的东南海岸。

近年来平潭壳丘头遗址群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则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根据焦天龙教授的研究，大坌坑文化的特征与同时期的福建和广东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非常相似，表明台湾的这一史前文化应是在大陆东南沿海的不断影响下产生的，而大陆向台湾的移民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素。

2010年11月，福建来了一群独特的“太平洋客人”。当年7月，6名南岛语族后人（来自法属波利尼西亚）登上仿古独木舟，从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启程，借助星象、季风和洋流，一路北上，途经库克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等地，远航1.6万海里后，抵达平潭壳丘头遗址、闽侯昙石山遗址。

这是一段如沧海一粟般的漫长漂流，也佐证了从中国乘独木舟漂到南太平洋诸岛的可能性。法属波利尼西亚独木舟协会会长凯达布说：“虽然我们的宗教信仰来自欧洲，但从人类学来讲，我们的根在中国，这是一次回顾历史的历程。”

令人欣喜的是，这几年，随着语言学、分子人类学等多学科的快速发展，一些学者利用DNA测序和分析等技术，研究推出了一批重大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南岛语族起源及扩散”提供了学术支撑。

厦门大学历史系董建辉教授告诉记者，从历史语言学最新研究成果来看，在当今的闽方言（闽南话、福州话等）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南岛语系词汇，虽然历经2000多年的发展，南岛语系的因素并没有消失殆尽（例如福州话和南岛语中，“脚”均发音“Ka”），很多南岛语系词汇已经融入闽方言中，成为其“南岛语底层”。

科技考古全面开拓了以往的考古学研究不能涉及的领域，极大地提高了其科学性和精确度。

2020年5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团队在《Science》在线发表论文《Ancient DNA indicates human population shifts and admixture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a》（《古基因组揭示中国南北方人群的迁徙与混合》）首次通过中国南北方人群的古基因组研究，从遗传学角度揭开了中国、东亚古人群遗传特点、基因交流与迁徙融合等若干谜团，呈现了中国史前人群遗传与演变历史。

付巧妹团队运用古基因捕获技术，成功在福建漳平奇和洞、闽侯昙石山和溪头遗址的史前人骨中提取了DNA，并与来自南亚及太平洋岛屿的古人群DNA进行比对，其结果进一步证明：广泛分布在太平洋岛屿的南岛语人群，与中国早期南方沿海地区人群直接相关，且可追溯至8400年前。

2021年2月22日，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传超教授联合全球43个单位的85位共同作者在《Nature》上发表论文《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Formation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East Asia》（《基因组学解析东亚人群形成历史》）通过古DNA精细解析东亚人群8000年来的迁徙和混合历史，这是目前国内开展的东亚地区最大规模的考古基因组学研究。

在这篇论文中，王传超团队在全球首次发表了台湾古人基因组测序数据，涵盖台湾新石器到铁器时代的汉本和公馆两处遗址。研究团队对两处遗址中的46个个体DNA进行测序，并将其与大陆现代壮侗语人群、台湾和东南亚的南岛语族人群，以及6000至8000年前的大陆古人DNA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台湾2000至3000年前的古人与福建及其周边地区古人以及现代壮侗语人群有最近的遗传关系。

王传超告诉记者，这是首次以台湾本岛古基因组作为事实支撑，直接证明了台湾少数民族所属的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也从遗传学层面反驳了“台独分子”所宣扬的台湾少数民族与大陆无关的所谓“南来说”。“这就像我们做亲子鉴定一样，是一个最直接有力的证据。”

尽管肉身已经逝去，遗骨却抵御住时间腐朽万物的力量出现在今人面前，吐露隐藏千年的秘密。

近年来，随着跨学科整合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的证据，“南岛语族是如何起源及扩散的”这一课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探讨和回答，而如何更科学回答这一课题，学者们的探寻考证还在继续和深化。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有可能被新的发现再次震惊。

万年时光是一片沧海，人类如微尘一般存在。我们进食、生存、繁衍，不断进化，也在无常中追求永恒与生命绚烂的声张。沿着时间的长河逆流而上，我们看到了“你”，也遇见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