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3月23日讯（刘姝雯 记者 陈淋）3月20日，三星堆遗址发布最新考古成果，再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20年12月，在四川省文物局的统一布署下，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全面参与到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中。为满足新时期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与研究的需要，考古文博学院成立了由不同研究领域的15位教师组成的三星堆考古团队，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业人员一道共同发掘祭祀区的5、6、7号器物坑。同时，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先后有21名博士、硕士、本科生全面参与到了此次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当中。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工作的重启，是严格遵照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有效结合的理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重要指示的典型案例，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看现场：

川大负责的祭祀坑出土金面具，发现“木匣”……

2020年12月11日，四川大学考古队入驻三星堆遗址，参加新发现祭祀坑的发掘工作，并主要负责5、6、7三个坑的发掘。其中5号坑最小，占地仅3.5平方米，但出土很多金器残片，目前已清理出多件金器和60余枚带孔圆形黄金饰片、数量众多的玉质管珠和象牙饰品，最令人瞩目的金面具便出自5号坑。6号“祭祀坑”发现了一具“木匣”，长约1.5米、宽约0.4米，内外均涂抹朱砂，匣内装有何物仍然成谜。7号坑是四川大学负责的最大面积的祭祀坑，目前尚未发掘到器物层。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有助于解决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比如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过去考古只发现了两个坑，这次增加到八个坑，并且对周围进行了详细的勘探，有助于复原当时“神庙”或“祭祀区”内部的空间，对完整认识古蜀文化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于反映的宇宙观念，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忆历史：

90余年来，川大学人多次参与三星堆考古发掘

四川大学考古学人多次参与三星堆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早在1934年，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教授葛维汉、林名均等在三星堆月亮湾开展考古发掘，出土的玉、石、陶器共有600余件，其类型主要有石璧、玉圭、石珠、石斧、石锥、石刀、石杵、玉琮、玉璧、玉管穿、小玉块等，开启了“三星堆文化”的考古序幕。1935年葛维汉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6卷上发表《汉州发掘简报》，对月亮湾考古发掘过程进行了详细介绍，还对出土的石斧、小玉珠、方玉、玉壁、石璧、小杵棰、石剑、石凿等玉石器进行了描述。葛氏《汉州发掘简报》是三星堆文化早期研究的代表作，亦是早期研究广汉遗址遗物的集大成者。

1953年宝成铁路开工后，冯汉骥带领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博物馆相关人员多次到三星堆一带开展考古调查和试掘，不断有新发现。1960年，张勋燎为历史专业57级学生讲授《考古学通论》，期间曾率学生赴广汉三星堆遗址作短期考古调查。1961年6月，结合教学，张勋燎与马继贤等率历史专业58级学生赴广汉中兴（三星堆）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其调查资料及研究成果刊于《文物》1961年第11期。1963年在冯汉骥的倡导下，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联合组成考古队，对月亮湾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

1986年3月，四川大学教师林向、霍巍、李永宪带领考古专业1984级本科生赴广汉实习，与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合作，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参与实习指导工作的还有四川省文管会陈德安、陈显丹。此次在距离后来发现的一、二号祭祀坑数十米的区域开展考古发掘，最大收获是发现了丰富的文化层和陶器群，极大地拓展了对三星堆文化内涵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四川大学博物馆目前馆藏三星堆文物约有200余件（片），主要分为陶器、玉器、石器三大类。陶器均为1934年广汉月亮湾发掘出土，皆为陶片，约有百余片，主要器类有尖底罐、纺轮、高柄豆、小平底罐、花边口沿罐、尊形器、器盖等，其中仅尖底罐和纺轮各修复了1件。玉器约有10余件，多为征集而来，主要器类有环（2件）、琮（2件）、牙璋（2件）、斧（3件）、凿（1件），以及残玉块4件。石器约100件，既有1934年发掘出土者，也有陆续征集而来者。主要器类有璧（47件）、斧锛（5件）、磨石（5件）、管饰（1件）、环（2件）、绿松石珠（17颗）等。针对上述器物，周蜀蓉、尹俊霞、王波、王滨蜀曾撰写《1931-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入藏的广汉月亮湾出土遗物》予以详细介绍，文载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编著《三星堆研究》第四辑，巴蜀书社2014年。

三星堆发现以来的90余年，一代代川大考古学人与四川考古工作者一道，披荆斩棘、上下求索、砥砺前行，拨开四川远古重重迷雾、重建四川古代巴蜀历史、建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为打造巴蜀文明金色名片、见证巴蜀文明从盆地走向世界的辉煌贡献考古学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