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天骄：美国实战威慑核战略：理论、历史与现实

作者：江天骄，复旦发展研究院讲师，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内容提要】 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础的国际防扩散制度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如今却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对于全球防扩散与核裁军进程出现的倒退，美国负有特殊的责任。这突出表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历史和现实问题上。首先，经典核威慑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美国矛盾的核战略和防扩散政策。以实战威慑和延伸威慑构成的绝对自由核战略才是长期指导美国核政策实践的根本。其次，通过对20世纪50～60年代的冷战史进行再挖掘可以得知，一般认为的美国核战略在主张核武器用于实战的保守派和主张核武器仅用于威慑的自由派之间摇摆，实际上夸大了自由派对美国核战略的影响。美国在大多数总统任期内将绝对自由核战略作为拱卫其构建战后国际秩序和获得对苏联战略优势的关键。最后，核武器与非核武器的互动是当前核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传统的核威慑和战略稳定正面临极为复杂的挑战。然而，美国依旧以核常融合、攻防兼备构筑绝对优势，并以新兴技术、跨域威慑确保全面制胜。其结果持续引发由核武器与常规武器互动、谋求技术先发优势以及追求绝对自由所导致的“三元悖论”，从而对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防扩散制度产生进一步冲击。

【关键词】 美国核战略；防扩散制度；纯威慑；实战威慑；新技术革命

一 问题的提出2020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问世50周年，也应当举行条约第10次审议大会。在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中，《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相关国际法规是最具普遍约束力的国际制度之一。然而，跨越了半个世纪的相关制度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新一轮军备竞赛暗流涌动，朝核问题久拖不决，伊核问题持续发酵，核扩散与核战争的风险正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与气候变化、网络安全、人工智能以及新型传染病等更加时髦的全球治理问题相比，核扩散问题的症结长期以来难以得到妥善解决，老调重弹不免让人丧失关注的兴趣。该扩散的都已经扩散，不会扩散的再过多久也不会扩散，似乎成为了一种无奈的现实。此外，“如果核战争会爆发，早就该爆发了”这类反事实的论断也会让很多人认为核不扩散体系始终在正常运转，因而不必杞人忧天。事实上，发轫于冷战时期的全球防扩散与核裁军体系当前面临的挑战可能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棘手。首先，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核技术已经广泛扩散，相关敏感核材料（分离钚和浓缩铀）也日益堆积，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核扩散的风险。 其次，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和《开放天空条约》或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并引发无核国家对有核国家不按照防扩散条约规定尽快实现核裁军义务的不满。最后，核禁忌作为防扩散制度长期凝聚的国际规范正不断衰退。一方面，美国作为世界头号核武器国家大肆渲染大国竞争时代的到来，强化核武器的作用，并反复强调核武器的实战性；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防扩散政策上推行“双重标准”，地区核扩散问题愈演愈烈。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无视相关国际制度，长期游离于核不扩散体系之外。美国对以色列的核扩散问题讳莫如深，对印度更是不顾其违反防扩散条约的事实而与其签署民用核合作协议，公然破坏国际防扩散制度。在朝核问题的刺激下，日本和韩国国内的保守势力也多次探讨核扩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随着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以及中东地区局势的恶化，伊朗也不断威胁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或进一步引发地区核扩散的连锁反应。美俄核裁军进展迟缓，部分核大国甚至利用核武器作为一种威逼的手段，进一步加深了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的矛盾。近年来，无核国家发起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全球反核运动，并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禁止核武器条约》。目前已有85个国家签署了该条约。在2019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更是猛烈批评现行核不扩散制度，认为其反映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国际力量格局，并提出要么所有国家都没有核武器，要么所有国家都能拥有。 乌克兰也表示将不再承担《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义务，或转而发展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战略武器保家卫国。尽管全面核裁军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不应该成为一句空话，当前国际核态势的发展方向显然与这一宏伟目标相背离。对于当前全球防扩散与核裁军体系所面临的巨大风险，美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战期间，美国抢在德国前面打开了核武器的“潘多拉魔盒”。尽管最初美国研制核武器是为了赢得反法西斯战争，争取世界和平，但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核战略的正义性和正当性迅速衰减乃至走向反面”，总体上其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并对世界核态势产生了“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影响”。 自原子技术革命以来，美国一方面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推动全球防扩散与核裁军进程，另一方面又通过积极发展核武器谋求对主要竞争对手和可能发生核扩散的国家进行打击。早在“曼哈顿计划”之初，美国军方就强调即便是盟友也不能拥有核武器。 随后又提出“巴鲁克计划”作为国际防扩散制度的雏形。 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要么与盟友分享核武器，要么支持或默许盟友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以此与苏联对抗。尽管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国际防扩散制度基本确立，但美国在防扩散问题上偏袒盟友和伙伴国家的案例比比皆是。这种“双重标准”的做法对国际防扩散制度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在核裁军方面，20世纪70～80年代，美苏之间的军备控制和军备竞赛交替进行。冷战结束之后，美俄之间尽管持续开展核裁军，但核武器数量下降的同时都伴随着在核武器的质量上以及其他先进常规武器领域的竞赛。总体上，美国的核战略及其防扩散政策始终在矛盾中前行。强调核武器不能被使用的观点往往认为，核战争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且核武器本身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美国因此推动了建立国际防扩散与核裁军制度，并要求其他国家也减少任何发展核武器或使用核武器的可能。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应当积极发挥核武器的作用，谋求绝对的核优势，并在冲突中优先、尽早使用核武器。美国也因此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遗余力、坚持不懈地发展高精尖的核武器技术，不断推出咄咄逼人的核政策。对后者来说，前者的观点是故步自封；对前者来说，后者的做法无异于自毁长城。这种矛盾反映出美国历届政府都始终未能清楚地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核武器究竟为何而存在？历史实践证明，美国实际推行的核战略与经典核威慑理论之间存在较大的偏差。随着新时期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和新一轮军事技术革命的到来，核武器的本质及其在大国博弈中所扮演的角色须得到更加清晰的解释，从而为21世纪后半叶国际核秩序的建构奠定基本共识。为此，本文旨在探索三个有待进一步明晰且相互关联的理论、历史和现实问题。首先，如果经典核威慑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美国矛盾的核战略和防扩散政策，那么半个多世纪以来指导美国核战略实践的理论究竟是什么？其次，一般认为美国的核战略始终在主张核武器用于实战的保守派和主张核武器仅用于威慑的自由派之间摇摆，且20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体现的是自由派的观点，而此后保守派取而代之。 然而，通过对20世纪50～60年代的冷战史进行再挖掘可以得知，自由派对美国核战略的实际影响非常有限。最后，核武器与非核武器的互动是当前核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传统的核威慑和战略稳定正面临极为复杂的挑战。 如果不能准确认识非核武器对国际防扩散和核裁军制度所产生的影响，那么长远看，现行制度将难以存续下去。二 美国核战略的悖论：追求绝对自由的核战略 以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为代表的战略学家和以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学家都是经典核威慑理论或者“纯威慑”理论的支持者。该理论最早揭示了核武器作为一种“绝对武器”的不可防御性和无与伦比的威慑力，并对核战争的危险性和毁灭性发出警告。 “纯威慑”理论的观点对冷战之所以没有上升为热战甚至核战争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从而使人类见证了一场有别于传统大国争霸历史的冲突形式。 然而，该理论与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极具进攻性的核战略以及“双重标准”的防扩散政策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悖论。（一）“纯威慑”理论及其推论根据“纯威慑”理论主要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争取核优势是毫无意义的目标。核武器帮助国家通过核威慑确保其主权和安全不受侵犯。 只要拥有一定规模的核武库，其他国家就会因为忌惮于核报复而不敢入侵。 核武器甚至能够消除历史上长期引发冲突的安全困境，促成国家间的合作。 这种合作的动力正是来自于拥有核武器的双方为寻求避免两败俱伤而产生的共同利益。 此外，“纯威慑”理论强调，核武器唯一的作用就是威慑，而很难产生其他的政治影响（例如威逼胁迫对手）。 因此，只要具备二次打击能力，国家将享有充分的主权和安全。而核军备是否处于均势并不能影响核威慑的效应，争取核优势也不能为国家带来更大的政治优势或是谈判筹码。第二，核武器应该扩散。华尔兹作为这一观点的旗手认为，只要国家感到不安全并认为获得核武器能够确保自身安全，那么美国阻止核扩散的努力就不会成功。 既然核武器只能被用于威慑，美国就应该积极支持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因为这会让越来越多的国家谨慎行事并消除传统的安全困境。正如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突出结构和体系的作用，而把国家行为体抽象成受体系影响的各个同质化的单元，“纯威慑”理论也把核武器视作一种具有普遍强大威慑力的武器，且不论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和政体如何，核武器的存在本身都将约束其战略选项和行为。在此基础上，整个国际社会将逐步形成一种自我慑止的文化，以至于最终需要被威慑的对象都寥寥无几。第三，核武器是一种防御性的武器。从攻防平衡的角度来看，核技术革命对于防御极为有利，以至于其他关于核武器本身的性能以及核态势等影响因素都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 只要防御的一方拥有核武器，那么，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核武器，以何种形式存储，以何种形式发射，都意味着征服变得几乎不可能。 只要核武器存在，就会促使国家更加谨慎地动用军事力量。 因此，随着核武器的扩散，国家间将形成一种防御占主导的态势。根据“纯威慑”理论的观点进行推论，美国不应该也不可能限制核扩散。只要获得了二次打击的能力，继续在质量或数量上强化核武库是没有意义的行为，反而会招致不必要的资源浪费甚至扰动地缘政治。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战略稳定将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无论是特定的冲突场景、历史地理、政治体制，还是国家的利益目标，都不会改变核武器所带来的系统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其他一些关于“核禁忌”的规范性研究以及不使用核武器的国内政治研究也大多接受“纯威慑”理论的基本假设，即核武器拥有绝对的毁伤能力，核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且伴随着严重的道德问题。（二）“纯威慑”理论与美国核战略的悖论然而，“纯威慑”理论显然不能全面解释美国的核战略及其实践。美国既不满足于保留仅用于“纯威慑”的小规模核武库，又要将核武器像常规武器一样使用，还要不惜花费巨额的资金和精力来建设抵御核打击的导弹防御系统，更不愿接受其他国家获得二次打击能力。美国不仅不认为核武器只是用于确保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防御性武器，而且不愿接受被其他国家核威慑。在冷战初期，为了抗衡来自苏联的威胁，美国将核武器前沿部署到海外，试图在冲突中优先使用核武器，甚至给予前线指挥官发射核武器的预先授权。事实上，美国也从未放弃对核优势的追求。当苏联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并逐渐与美国形成核均势时，美国同样发起了反超行动。 美苏核军备竞赛的实质是美国领跑而苏联对美国进行追赶。 尽管美苏很快在20世纪70年代达成了一系列军控协议，迫使美国接受在数量上与苏联对等，但这毕竟是美国当时处于相对衰落地位的无奈之举，也是尼克松政府为了摆脱越南战争泥潭和一系列国内政治危机所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而在军控谈判的背后，美国试图一边以军控协定约束苏联的优势，一边在质量上继续赶超苏联。 其中就包括美国在冷战中后期研发和部署的“潘兴-II”、MX“和平卫士”和“三叉戟D-5”等导弹，以及导弹防御系统和针对苏联核潜艇的反潜战术。 这也是为什么到了后来美苏达成《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并大幅削减核武器数量时，美国反而凭借核武器在性能上的优势，强化了整体的威慑力。如果美国真的接受了军控协议以及“纯威慑”理论的主张，那么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所有的战略武器乃至部分常规武器的发展都没有任何意义。与其他面临周边地缘政治竞争的国家不同，美国因为有着两洋保护这一天然的地缘优势，其对于用核武器来确保自己不被侵略的需求相对来说是非常低的。然而，美国在核武库方面的投入却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得多。 冷战后，美国对核优势的执念持续发酵。 其核武库的现代化升级以及相关战略部署明显包含着针对俄罗斯和中国而采取先发制人打击的意图。 这种对核优势的执念甚至超越了历届不同的政府、党派和官僚集团，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战略思维。对此合理的解释是，在美国的核战略中核武器的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纯威慑”的目标，其更加宏大的核战略目标至少包含延伸威慑和实战威慑两部分。所谓延伸威慑，即在保护本土的核威慑（或称“中央威慑”）基础上把核保护延伸至海外盟友，其目的在于保护盟友免遭军事威胁，并消除盟友为确保自身安全而研发核武器的动机。 所谓实战威慑是与“纯威慑”相对的概念。相比“纯威慑”主张核威慑是基于核武器的报复性使用而自动生成、核战争打不得的观点，实战威慑将核武器视为与常规武器一样可以用于实战的武器，而且在有限核战争中核武器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对手的军事力量而非城市或平民。为了打赢或者慑止有限核战争，核优势（核武器的数量、性能、部署和作战原则等）就成为实战威慑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与此同时，实战威慑还主张推行以导弹防御为代表的“限制损失”能力来减少对手的战略打击对己方造成的损失。延伸威慑和实战威慑由此构成了相辅相成的核战略体系。对延伸威慑来说，实战威慑缓解了其可信度困境。由于地理上的显著差别，入侵本土的军事行动和对海外盟友发起的行动不应该面临同等程度的报复。尤其当对手也拥有强大的核武器时，宁可自我牺牲也要保护盟友的延伸威慑面临天然的可信度问题。 为此，美国不断地通过与盟友建立磋商机制，进行核分享，强化核武库并展现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意愿等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手段，来提升其核保护的可信度，而实战威慑对核优势的追求以及对核战争的积极备战显然能够满足确保盟友信心的要求。对实战威慑来说，延伸威慑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存在的合法性。从“纯威慑”理论的观点来看，实战威慑不仅穷兵黩武、劳民伤财，而且伴随着巨大的核战争风险以及道德问题。然而，如果是为了推行延伸威慑以保护盟友以及更加广泛的全球利益，并防止出现更加严重的核扩散以及核事故，那就需要更加灵活且富有弹性的威慑手段来应对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常规武器在内的多样化的威胁。因此，为了服务于延伸威慑，实战威慑似乎成为了一种无奈或者说是止损的战略。（三）追求绝对自由的美国核战略在此基础上，延伸威慑和实战威慑统一于美国追求绝对自由的大战略，即美国可以利用核武器来威慑（甚至胁迫）对手，同时又要避免自己被其他国家（包括盟友）的核武器所威慑。 美国既要用延伸威慑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对其自由行动造成限制，又要通过实战威慑追求对已有核武器国家的绝对优势，从而避免被对手威慑。对大部分有核国家来说，核武器主要是为了自保，但对于美国来说，核武器或许是其称霸世界的最大阻碍。因此，美国的核战略实际上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随心所欲的大战略。凡是有利于美国霸权的就接受（例如慑止大国与美国间的战争并维持战略稳定），不利于美国自由行动的就拒绝（例如美国被对手威慑以及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纯威慑”理论所主张的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稳定有利的事（例如有限规模的核武库，接受对手的核威慑，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以及核扩散等），对于美国来说却限制了其霸权和行动自由。 美国由此将自己与整个国际体系割裂开来，但美国核战略的“美国例外论”和“美国中心论”所带来的问题远比它想要解决和可能解决的问题多得多。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在确保战略稳定和实现延伸威慑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为了避免关键盟友发生核扩散，美国通过政策宣示、签署协议、前沿部署核武器和导弹防御、建立核分享和核磋商机制等多种手段确保其延伸威慑的可信度。 当美国与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战略稳定表现得十分稳固时，美国的盟友往往对其延伸威慑的可信度表示怀疑，并对主要竞争对手可能发起的低烈度冲突表示担忧。为了确保延伸威慑的可信度，美国必须积极准备随时发起代价高昂的先发制人打击，并很有可能破坏战略稳定。 但与此同时，为了避免首先挑起核大战，美国又要维持与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稳定。其结果是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实战威慑谋求核优势，并建立起一种所谓的“最优不稳定”状态（Optimum Instability）。 美国试图向对手传递出一种信号，即美国拥有打破平衡的实力，但并不希望这样做。这种实力足以威慑对手不要对美国及其盟友轻举妄动，但同时又不至于引发冲突升级，并确保盟友处于核不扩散的状态。然而，所谓的“最优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静态的模型，也是美国一厢情愿的想法。一方面，当美国强化对海外盟友的延伸威慑时，已经打破了地区原有的力量平衡，从而增大了无核国家核扩散甚至爆发地区核扩散连锁反应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当美国为追求核优势而突出实战威慑时，又刺激有核国家为确保其核威慑的有效性而升级核武库。其结果是，美国的延伸威慑和实战威慑努力反而进一步刺激核扩散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持续进行，并给国际防扩散和核裁军制度带来空前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核战略是彻头彻尾的战略悖论，其旨在抵御核技术革命对美国自由行动所造成的束缚，却又将自己充分暴露在这一风险之中。与此同时，美国这一随心所欲的大战略还将整个国际社会持续笼罩在核大战的阴影之下。三 重新审视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一以贯之的实战威慑一般认为，美国的核战略在纯威慑和实战威慑两派之间交替更迭，且在20世纪70年代后实战威慑派占据上风。 然而，如果对从原子弹问世到冷战结束前的历史进行再审视，不难发现实际上所谓“纯威慑”的理论对美国核战略的影响极为有限。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上，美国根本没有采取核威慑政策，而是将核武器作为一种迫使日本投降的威逼手段。当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冷战的铁幕缓缓降下时，美国追求核优势和先发制人的核战略充分体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中。艾森豪威尔政府随后推行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更是美国第一次将延伸威慑与实战威慑相结合。肯尼迪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明确了“避开城市”和“打击军事力量”的核战略原则。尽管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美苏逐渐形成核均势以及冷战局势缓和的需要，美国在政策宣示上选择了“相互确保摧毁”，但实际上，美国并不愿接受所谓的“恐怖平衡”，在核打击政策上也继续追求实战优势。因此，尽管存在不同的声音，但从最终的政策实践来看，美国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奉行绝对自由的核战略。（一）原子弹问世之初美国的实战威慑倾向在原子弹问世之初，美国对于这种新式武器的态度十分矛盾。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利奥·齐拉特（Leo Szilard）和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等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群体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坚决反对将核武器直接用于战争。早在1944年9月，科学家们就在一份报告中明确表示，核武器只能用于威慑对手不要对美国发动侵略。 而当美国对日本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之后，这些研制原子弹的功臣不仅严厉谴责这一罪孽深重的行径，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以消除核战争为宗旨的和平运动。1946年，伯纳德·布罗迪正式出版了《绝对武器》一书，开创性地总结出核武器的不可防御性以及核战争打不得的观点，成为经典威慑理论的先驱。陆军部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L. Stimson）也在离任前夕向杜鲁门总统建议，美国应该同苏联合作，控制和限制原子弹被用于战争，并引导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从而拯救人类文明。 然而，以杜鲁门和丘吉尔为代表的政治家们则对使用原子弹进行辩护，指出其目的是为了尽早结束战争和减少更大的伤亡，甚至将其美化为“拯救生灵的神奇事迹”。 美国军方随后也多次公开表示，核武器与大规模使用常规武器在本质上没有多大不同，其毁伤效果被过分夸大了。广岛和长崎的灾难引发了关于道德与正义、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长期争论。直到苏联打破美国的核垄断，担忧全面核战争及其道德困境的声音才在美国政界进一步凸显。“冷战之父”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明确指出，美国只需要维持满足威慑目的的最低限度核力量即可。1949年秋，在由苏联核试验所引发的关于是否要研制氢弹的辩论中，凯南写信给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强烈主张放弃“首先使用”原则。 坚持对日使用核武器正当性立场的杜鲁门总统也在朝鲜战争期间是否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最终选择了放弃，或是考虑到缺乏核打击的“理想目标”， 或是考虑到苏联已经拥有了核武器，抑或是迫于核战争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和摧毁人类文明的压力。在杜鲁门发表的告别演说中，他一反常态地强调，核战争将彻底毁灭几百代人历经苦难建立起来的文明社会，核战争打不得。然而，这种理性和富有远见的声音并未转化成为政策实践。1950年，美国出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对苏联进行全面遏制。这种遏制政策也成为美国整个冷战时期乃至当今战略思维的核心。NSC68明确提出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是确保国家安全和推行遏制政策的坚实后盾。 核威慑则是这种强大军事力量的关键。一方面，当美苏都拥有核力量时，苏联不敢轻举妄动；另一方面，美国只有获得占绝对优势的核力量和制空权，才能迫使苏联不去使用核武器。 因此，NSC68建议美国加紧生产热核武器并坚持“首先使用”的原则。不难发现，此时美国的核战略思维已经远远超出经典核威慑理论，并将核武器视为遏制苏联乃至维持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从而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大规模报复”和“解放”政策奠定了基础。（二）“大规模报复战略”中的实战威慑到了1953年10月，在讨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号文件》时，围绕核武器的使用问题曾出现过争论。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国应在对抗苏联的全面冲突中使用核武器，同时避免在小规模冲突时使用；杜勒斯却主张破除对使用核武器的禁忌。 而最终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无疑反映了杜勒斯的观点，即将核武器视为常规武器，强调以进攻性打击力量实施“大规模报复战略”，并要求美国在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保持优势。 美国由此开启了倚重核武器的大战略之门，并奠定了此后几十年美国“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基础。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的消息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所谓“导弹差距”的担忧。美国本土不仅第一次面临威胁，其民族自豪感也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在美苏围绕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激烈博弈的大环境下，苏联率先取得重大科技成就是难以让人接受的，这给美国带来了危险和耻辱。 尽管没有确切证据表明苏联真的在战略武器方面已经超过美国，但迫于压力，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得不奋起直追。直到肯尼迪政府上台，才发现事实上美国始终在核武器的数量方面保持领先。 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曾作出评论：“不论是就其质量还是就其超额数量而言，艾森豪威尔时期的武器装备都是一份巨大的遗产。”部分将“大规模报复战略”视作“纯威慑”的观点忽视了两个关键问题。其一，美国在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上谋求对苏联的绝对优势，甚至不惜营造出“导弹差距”的伪命题。这种对核优势的执念源自NSC68将核武器作为遏制苏联的战略工具的政策，与“纯威慑”理论格格不入。其二，美国在这一时期开启了延伸威慑的大门，并与实战威慑紧密结合。冷战初期，欧洲盟友力量的衰竭使得美苏之间出现了真空地带，美国急需一个防御纵深来阻止苏联对西欧的扩张。杜鲁门时期，原子弹还只是数量较少且较为昂贵的武器，也没有实现小型化。因此，北约最初推行的是周边遏制战略，以二战时期大规模地面作战的方针来遏制苏联的扩张。考虑到当时东西方的常规力量对比大致是6∶1，差距悬殊，北约决定迅速扩充常规军备。 然而，对于正处在百废待兴状态的西欧国家来说，扩军的要求无疑是不可承受之重。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作为一名典型的共和党人和大西洋主义者上台，主张在政治和经济上鼓励欧洲一体化，从而将美国从长期的军事和经济负担中解放出来。 在军事和安全上美国则借助核武器向欧洲提供延伸威慑保护，以弥补西欧国家在常规力量方面的劣势。在其提出的“新面貌”战略中，一方面要求美国在经济发展和军事安全之间取得“大平衡”，削减常规力量和海外驻军规模；另一方面则充分发挥核优势，通过“大规模报复”遏制苏联的扩张和战争的爆发。 北约于1954年通过了《北大西洋军事委员会第48号文件》（MC48），进一步提出“剑与盾”战略，即以美国的核力量向苏联发动核打击，而以北约的常规力量在前沿阵地迟滞敌人的进攻。在北约接受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后，美国的核武器成为决定西欧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从而引发了严重的同盟困境。受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影响，西欧盟友开始普遍质疑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北约在这一时期举行的一场名为“全权代理”（Carte Blanche）的军事演习显示，一旦东西方发生战争，德国而不是美苏将会成为双方核打击的首要目标。 因此，处于冷战对抗最前沿的联邦德国表达了对获得美国核情报，参与核决策过程，甚至获得美国战术核武器的渴望。 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西欧盟友也纷纷要求美国分享核情报和战术核武器。 在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的冲击下，出于对美国可能抛弃欧洲防务的担忧，法、德、意还启动了三国核武器计划（FIG Agreements）。 为了确保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同时避免关键盟友发生核扩散，艾森豪威尔政府积极向海外前沿部署核武器，并逐步扩大与盟友的核情报共享。1957年，北约出台了《北大西洋军事委员会第70号文件》（MC70），要求从1958年起，在五年内共建立30个装备有战术核武器的师。美国对这些战术核武器实行“双重钥匙”制度，即欧洲盟友负责掌管运载工具而美国负责监管核弹头，或者采取由美欧双方军官各自保管一把核武器发射钥匙的办法。此外，美国国务院还积极推动在北约国家中建立“核储备计划”，即平时由美国负责监管前沿部署的核弹头，但在紧急情况下转让给欧洲盟友，以此强化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巩固联盟的团结。这里的“大规模报复”究竟是纯威慑还是实战威慑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首先，根据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的核打击政策文件“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62），美国将核打击的目标聚焦在中苏集团的2 600个导弹基地、工业集群和政治军事中心，并将动用超过3 000枚核武器以确保摧毁目标，从而引发严重的过度杀伤问题。 从打击目标来看，艾森豪威尔的核政策似乎更接近于“纯威慑”。但需要注意的是，“统一作战行动计划”是在核威慑已经失效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核打击行动，其制定本身就意味着美国是真正在为核战争而不只是核威慑做准备。而在核打击过程中，美国根本不顾及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其超杀原则旨在确保对手再无还手之力。因此，“大规模报复”的本质是进攻性的“第一次打击”战略。其次，从1955年开始，美国陆续向北约部署了超过20种类型的核武器，数量最多时达到约7 000枚。 其中既有“诚实约翰”“雷神”“朱庇特”等中短程导弹，又有“奈克–大力神”防空导弹，还有核大炮和核地雷。这些战术核武器的射程相对有限，主要用于迟滞苏联的常规部队快速向西欧推进。此外，战术核武器不太灵活且生存能力较差，在敌人进攻时容易陷入要么使用，要么被敌人掠夺或破坏的尴尬境地。因此，前线指挥官往往在紧急事态下拥有发射这些核武器的事先授权。 再加上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确保盟友对美国延伸威慑的信心，有意放松了对前沿部署核武器的控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前沿部署的战术核武器是在实战中更容易被使用的进攻性武器。北约盟友则进一步指出，对于被保护的盟友来说，陆基导弹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可见性”（Visibility）将美国和西欧的安全联系到一起，而潜射导弹无法确保这种紧密的关联性。 因此，出于延伸威慑的战略需要，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不可避免地强调其实战性，并谋求在核武器数量和质量上的绝对优势。（三）“灵活反应战略”中的实战威慑随着苏联对美国本土核威胁的增加以及小型和局部冲突的不断爆发，“大规模报复战略”面临日益僵化的问题。美国必须不停地回答究竟是否值得牺牲本土安全去保卫欧洲免遭苏联进攻的问题。为了解决这种“要么自杀，要么投降”的两难困境，以威廉·考夫曼（William Kaufmann）、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 E. Osgood）等为代表的一批战略学家主张以“有限战争”作为补充。 美国陆军前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则提出“灵活反应的国家军事计划”，强调灵活运用各种军事力量应对不同程度的冲突挑战。 在这种新战略学说的影响下，肯尼迪政府提出了“灵活反应战略”，强调加强常规力量建设，准备打有限战争，并通过分级制止来掌握冲突升级的主动权。 “灵活反应战略”同样奉行的是实战威慑。1962年6月，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在安娜堡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明确提出美国的核打击应该瞄准对手的军事力量而避免打击城市。 与此同时，肯尼迪政府对此前的“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62）进行了修订，使其体现了“打击军事力量”的要求。不过，麦克纳马拉随后在公开场合大多以“确保摧毁”取代此前强调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 促使其改变立场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受到当时核武器以及侦察技术发展的限制，难以明确区分军事和非军事目标并实施精确打击；二是苏联不接受打有限核战争，认为美国在掌握核优势的情况下谋求打击苏联军事目标，无异于挑起核大战； 三是西欧盟友认为“灵活反应”意味着美国要抛弃北约防务的责任，让欧洲部队在冲突中当炮灰，而美国究竟是否介入、何时介入以及以何种手段介入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无法威慑苏联的行动。出于政治目的，美国将核政策宣示从“打击军事力量”转向“确保摧毁”。尤其在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国一方面避免可能刺激苏联并引发核冲突的行为，同时又在防扩散的问题上需要苏联的支持；另一方面，美国还要维系北约内部的团结，避免更多盟友因不信任美国而效仿法国走上核扩散的道路。与此同时，这种转变也是受技术条件和客观现状所限。尤其到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美苏核均势的形成，“相互确保摧毁”成为了一种无奈的威慑格局。然而，美国这一时期在核政策宣示方面的改变“并没有对建立在‘打击军事力量’思想基础上的核打击政策产生本质的影响”。 麦克纳马拉不仅在核作战计划中继续强调包括控制升级和分级制止等与“打击军事力量”密切相关的实战威慑概念，而且主张把“限制损失”的能力同样作为其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限制损失”既要求美军消灭对手可能用于发起进攻的战略武器，又要求通过导弹防御等措施来抵御对手已经发起的核打击，从而利用攻防两端的战略优势减少对手可能给美国带来的损失。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苏太空竞赛进入白热化阶段。约翰逊和尼克松两届政府不顾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对导弹防御系统在资金和技术上的缺陷以及可能刺激军备竞赛的批评，依然坚持部署“哨兵”和“卫兵”系统，企图以此减少来自中苏集团的核威胁。 因此，“限制损失”与“打击军事力量”共同反映出美国对实战威慑的不懈追求。尼克松政府上台时，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都陷入危机，国力相对衰落。为了避免军备竞赛对经济和安全造成的巨大压力，同时也考虑到世界格局的新变化，美国积极通过军控谈判缓和与苏联的关系。与此同时，考虑到苏联对美国的核威胁大幅提升，尼克松政府背地里明确拒绝接受“相互确保摧毁”。1975年，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正式提出“有限核选择”战略，通过控制升级、建立战略预备力量和阻止苏联战后恢复等措施，突出打有限核战争的选项，标志着美国的核政策宣示也彻底转向实战威慑。在此基础上，卡特政府又提出了“抵消”战略，重新将麦克纳马拉早期主张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发扬光大，要求能慑止从有限冲突到全面核大战任何一个级别的核战争。里根政府不仅继承了上述核战略，而且主张核战争可以打赢，并试图建立攻防兼备的全面战略优势。因此，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通过军控谈判继续限制苏联在核武器数量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则加强自身核武器现代化的步伐，提升打击精度和生存能力。此外，里根政府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SDI）亦是源自麦克纳马拉的“限制损失”战略。与“纯威慑”理论认为战略防御会破坏战略稳定并增加核战争风险的观点截然不同，信奉实战威慑的里根政府恰恰认为战略防御能够与高精度的战略打击力量相配合，进一步削弱对手的核报复能力，从而显著增强美国整体的威慑效应。综上所述，尽管部分战略学家及和平人士长期为军备控制和避免核战争奔走疾呼，但其推崇的“纯威慑”思想至多反映在美国的军控政策和极个别时期的核政策宣示之中，而几乎从未真正影响到美国的核战略决策。由实战威慑和延伸威慑构成的绝对自由核战略才是整个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的真实面貌。这种核战略服务于美国在二战之后打造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大战略目标，在军事安全领域将美国的“绝对军事安全”与世界安全挂钩。 在两极对抗的过程中，美国的核战略亦服务于美国冷战时期的大战略目标，旨在将其军事和经济上的相对优势转变为绝对优势，从而具备对苏联发号施令的能力。 因此，威慑对手不要入侵美国从来不是美国的优先目标，能够以包括核优势在内的超强实力胁迫对手才是美国的不懈追求。即便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依旧将自身利益向全球扩展，将自身安全等同于美国主导的国际自由秩序的稳定。 四 新时期的挑战：新技术革命对全球战略稳定的冲击当今世界的核平衡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虽然核弹头的总数持续在减少，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数量却在增加。冷战时期确立了以美国和苏联为中心的核平衡格局，而当前的核竞争无疑面临多极化的趋势。随着美国将中俄明确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美俄开展新一轮军备竞赛，核大国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以东北亚、南亚和中东为代表的地区核扩散问题久拖不决，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同样增加了爆发核冲突和进一步核扩散的风险。与此同时，新技术革命的到来正在不断侵蚀传统核威慑和战略稳定的基础，不仅对各国核战略造成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新时期全球防扩散与核裁军进程带来重大挑战。这里的新技术革命主要包括两部分。首先，核技术本身及其密切相关技术（包括情报、侦察和指挥控制系统等）都在发生变化。例如计算机和遥感技术的快速发展就使得核武器的生存能力受到挑战。 其次，以导弹防御、网络、人工智能、无人作战平台、高超声速武器以及定向能武器等为代表的非核技术的快速发展，并与核武器系统以不同的方式密切互动，使得未来的战略互动环境变得极为复杂且难以预测。导弹防御技术的日益成熟使攻防平衡可能发生逆转。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化应用则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升级的风险。如何正确认识能够有效摧毁核武器的常规军事手段？如何界定及回应能够在不费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削弱核威慑并可能打破战略稳定的网络攻击行为？冷战时期两极格局体系下的军控体系既不能有效遏制核竞争多极化的趋势，也无法有效回应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复杂影响。在这一大背景下，尽管美国国内部分有识之士积极反思在新时期人类应当如何与核武器相处的问题，但总体上美国的核战略依旧传承了其对于绝对自由的追求——既不能被大国竞争威胁，也不能被非对称手段限制（包括恐怖袭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各种非对称打击）。因此，美国政府不惜耗资数千亿美元来推动核武库的现代化，以提升核武器的精度、快速打击及其小型化和隐身性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推动研发新型战术核武器，加剧了核冲突的可能性。除了挥舞“核大棒”以外，美国还积极打造“金钟罩”般的导弹防御系统，旨在建立核常融合、攻防兼备的全面威慑体系，谋求“绝对核优势”。 与此同时，美国还积极发展能够有效摧毁对手核武器的非核以及非动能武器，进一步模糊了核战争的界限。 由于有限的核武库受到常规手段的威胁，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可能被迫采取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策略，从而增加了意外核冲突升级的可能性。 为了获得这种“先发优势”，各国围绕新兴技术的竞争或走向失序，不仅引发军备竞赛，还将持续毒化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一）以核常融合、攻防兼备构筑绝对优势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迎来了防扩散与核裁军短暂的黄金时期。 乐观派认为核武器无论在军事应用方面还是战略应对层面的作用都大幅下降，以至于可以很快被扫入历史垃圾堆。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随着两极对抗格局的瓦解，核战争的必要性及可能性都显著下降，恐怖主义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所谓“流氓国家”中扩散等新安全问题也都很难单纯用核威慑来解决； 另一方面，军事技术革命日新月异，许多先进常规武器可以让军事大国以更小的成本实现战略目的。然而，与这种乐观的期盼截然不同的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无核世界”或许是冷战后消除核武器运动的巅峰，且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很快被证明在短期内难以实现。 事实上，冷战后的美国核战略继续坚持以实战为导向，并与导弹防御相结合，企图以此确立“排他性的战略力量优势”。1994年，克林顿政府完成了冷战后美国第一份《核态势评估》报告。尽管该报告将核战略与核裁军及防扩散政策相结合，但并未改变美国对核武器的依赖。该报告提出了“灵活与选择参与”的概念，继续沿用美国冷战时期的核威慑战略，坚持“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和不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该报告在将俄罗斯列为主要潜在对手的同时，也将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军事强国和可能拥有核生化武器的伊朗、伊拉克以及朝鲜等列为防范对象。 与此同时，美国保守势力大肆渲染美国面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来自“流氓国家”的“非对称打击”的威胁，积极推动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发和部署。 此外，“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借台海危机夸大中国的导弹威胁，并指出俄罗斯庞大的核武库以及意外发射等因素也是美国面临的潜在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国际社会普遍反对，但美国依旧我行我素，并很快通过了《1999年国家导弹防御法案》（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Act of 1999）。21世纪伊始，在九一一事件以及阿富汗战争的背景下，小布什政府很快退出了《反导条约》，并主张以军事实力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流氓国家”中的扩散。 美国随即公布了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及《弹道导弹防御国家政策》，反映出极具进攻性的核战略特征。首先，报告提出要确立包括进攻性打击系统、主动与被动防御以及升级版防务基础设施在内的新“三位一体”战略力量，实现攻防并举。其中，进攻性打击系统强调核常兼备，在坚持核威慑的基础上增加常规威慑，突出精确打击和导弹防御的作用。其次，报告要求美军在遭遇常规力量难以应对的局面以及面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紧急情况下，可以采取先发制人核打击。 再次，报告还将中俄以及可能拥有核生化武器的其他五国列为潜在核打击对象，并明确指出美国将用核武器应对在海湾、台海以及朝鲜半岛地区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 最后，报告还呼吁要尽快开发所谓的低当量钻地核武器，提升战术核武器的实战应用性。小布什政府进攻型的核战略极大地阻滞了全球防扩散与核裁军进程。2005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竟然未能达成任何最终文件。朝核问题与伊核问题也随之愈演愈烈。于是，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试图进行“核公关”，并在2009年提出“无核世界”愿景。随后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强调，应当弱化核武器的作用，积极推动核裁军，并停止研发任何种类的新型核武器。 在此背景下，美俄成功签订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然而，奥巴马关于推动建立“无核世界”的宏伟计划在随后的几年里显得虎头蛇尾。美国国会仍然没有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奥巴马政府也未能积极推动关于《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并继续坚持不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到奥巴马行将卸任之际，美国核裁军的速度不仅十分缓慢，而且还出现了逆裁军的行为，启动了3 480亿美元的超大规模核武库升级计划。在导弹防御方面，奥巴马政府出台了美国首份《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强调导弹防御对于确保美国核战略有效性的关键作用。同时，奥巴马政府还以“阶段性适应方案”（PAA）大幅推进包括欧洲、中东以及亚太地区的反导网络建设，进一步模糊战略和战术防御之间的界限。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则顺水推舟，甚至变本加厉，不仅不遗余力地推进“核重建”计划，而且积极推动全球战略反导力量的建设。在其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核态势评估》和《导弹防御评估》等报告中大肆渲染大国竞争时代的到来，并推崇“美国优先”和“实力至上”的原则。目前看，冷战后美国的核力量发展趋势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核武器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美国将核武器用于应对恐怖主义、“流氓国家”以及“大国竞争”。小布什政府列出了七个潜在核打击国家的名单，而特朗普政府则点名了其中的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这四个国家。其次，核武器的使用门槛越来越低。小布什政府强调，只要对手使用或可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就可以采取先发制人核打击。 美国国防部随后允许战区司令在获得总统授权的情况下采取先发制人行动。 尽管奥巴马政府对此做出修改，但特朗普政府又重申只要面临所谓的“重大非核战略攻击”（包括常规、生化武器甚至可能是网络和太空领域的威胁），美国就会用核武器积极应对。最后，核武器的使用选择也越来越多。尤其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大刀阔斧地研发多种新型核武器。 核武器一直由于其极大的毁伤能力而与常规武器相区别，而制造小型、低当量、精度高、“干净”（核辐射污染小）、穿透性强的核武器显然模糊了核武器与常规武器之间的界限，使得核武器更加容易被用于军事打击。 目前，美军已经在核潜艇上部署了低当量、高精度的W76-2新型核弹头。在2021财年国防预算提案中，用于维护和研发核弹头的预算达198亿美元，比2017年增加50%以上。 此外，美国还披露了冷战后第一个新型潜射核弹头W93的研发计划。 为此，美国或恢复地下核试验，从而打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通过以来国际社会所凝聚的广泛共识，进一步侵蚀防扩散的国际规范。与此同时，美国以“俄罗斯违约”为由于2019年8月正式退出《中导条约》，对全球战略稳定带来巨大挑战。退约后，美国立即启动了陆基巡航导弹和陆基中程导弹的试验，并通过外交手段谋划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极易引发新的军备竞赛和增加地区冲突风险。在导弹防御方面，目标增加、能力提升和范围扩大是其主要的发展趋势。在所针对的目标方面，尽管美国官方的态度始终是通过导弹防御保护美国本土、海外驻军及盟友免受所谓“流氓国家”或是恐怖组织的导弹威胁，但特朗普上台后着重强调大国竞争，并明确指出要“摧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射向美国的任何导弹”。 此外，美国2019年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不只针对弹道导弹防御，而且将巡航导弹、高超声速武器等各种导弹威胁包括在内，其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在能力提升方面，经过多年的努力，美国已形成了包括陆基中段反导系统、海基/陆基“宙斯盾/标准-3”反导系统、“萨德”高空末段反导系统和“爱国者”中低空末端反导系统在内的多层次导弹防御体系。在导弹防御的覆盖范围方面，经过多年的建设，美国的反导系统已经初步实现全球布局。本土防御方面，陆基中段防御系统已经具备拦截小规模中远程弹道导弹和携带简易突防装置的洲际导弹的能力。区域防御方面则具备一定程度上保护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和中央司令部辖区免遭小规模中远程导弹和短程导弹打击的能力。 按照当前预算，未来五年美国将拥有近百枚针对中远程以上弹道导弹的拦截弹以及近千枚针对中程导弹的拦截弹。 在不久的将来，美军将逐步形成针对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弹道导弹飞行全过程拦截和全方位预警的能力。 此外，从末端拦截到中段拦截，再到发射段拦截，以及更具攻击性的“主动抑制”（Left-of-Launch）发射， 美国前沿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正显示出日益增长的进攻性倾向。随着特朗普政府组建太空部队并退出《中导条约》，美国或将进一步扩大导弹防御系统的规模，并组建攻防一体的前沿打击力量，使其成为确保美国绝对优势和撬动大国博弈的有力杠杆。（二）以新兴技术、跨域威慑确保全面制胜新技术革命尤其是军事技术革命往往被认为对于改变战争胜负和国家间力量对比具有颠覆性的意义。近代以来，热兵器取代冷兵器成为战场的主角，并催生了一系列战术思想和战略理论。机枪和火炮的大规模运用使得一战打成了“堑壕战”，而飞机和坦克的兴起则使得“制空权”和“闪电战”在二战中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原子技术革命之后，同样产生了纯威慑和实战威慑等不同的核战略理论。冷战后，新技术革命加速发展。一方面，大国能够借此赋能自身的军事力量，进一步提高作战效率，导致国家间力量对比持续失衡；另一方面，大国也担忧相对弱小的对手可能借助新技术采取不对称打击，打破战略平衡，甚至颠覆现行秩序。由于新技术革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往往没有明确的国际法界定，更容易造成恶意使用和无序竞争，加剧全球战略不稳定。其中，太空、网络和人工智能是三个比较典型的案例。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被称为“第一次太空战争”。 由于太空系统在指挥控制和情报侦察等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其战略价值和所谓“制天权”的理论得到了验证。 但是，以卫星为代表的太空资产往往机动性较差且缺乏掩护，脆弱性问题突出。其中，导弹预警卫星与核指挥控制系统高度关联，一旦遭受攻击很可能引发核战争。美国由此提出了对所谓“太空珍珠港”事件的担忧，即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展太空竞赛，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将受到重大威胁。 因此，从克林顿政府以来，美国的《国家太空政策》和国防部发布的相关文件都始终强调对太空的绝对控制，增强美国太空系统的威慑力，并拒绝开展围绕太空武器的谈判。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太空军正式成立。尽管美国一再强化太空威慑有其缓解太空资产脆弱性的原因，但考虑到太空在监视全球、导弹拦截和快速打击方面的天然优势，美国此举或打破太空和平，引发太空军备竞赛，并危及传统的战略稳定。无独有偶，1991年美国国会又提出了对“信息时代的珍珠港”的担忧，即由于美国对信息基础设施的高度依赖，对手可能通过网络发起不对称打击，以瘫痪美国。此后，美国国内开始广泛讨论关于网络战的威胁，并主张美国应当积极发展网络攻防力量。2010年，美国正式将网络列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大作战领域，成立了网络司令部；2017年8月，网络司令部从战略司令部独立出来，升级为美军第十个战区级联合作战司令部。 美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网络空间行动战略》《美国国防部网络战略》和《网络安全战略》等多份文件中，不仅强调了构建网络威慑的重要意义，而且要求实现网络攻防与现实世界军事行动的融通，以构建网络霸权。在此基础上，美国一方面利用“震网病毒”“断网”等网络攻击实现其在物理世界的战略目的，另一方面又企图通过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的传统军事手段以及经济和法律手段，确保其网络空间免遭大规模攻击。近年来，特朗普政府更是提出“持续接触”（Persistent Engagement）的网络安全战略，旨在将网络战推进到对手的阵地。除了持续的监视和渗透之外，美国进攻性的网络战略或与“主动抑制”发射相配合，从而破坏对手的导弹发射或是核武器的指挥控制系统。由于网络空间缺乏统一的规则体系，难以对网络攻击是否构成武装冲突或是战争行为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再加上网络空间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层面复合交织，一些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灰色行动容易引发过度反应，从而导致冲突全面升级。人工智能技术或将给全人类文明带来崭新的面貌，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机遇。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信息管理、巡航与监视、战斗空间方位选择以及目标检测与识别等国防军事领域，尤其在推进战略核力量现代化方面为世界主要核国家的重要着力方向。近年来，美国发布的《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和《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等报告，将推进军事智能化视为美国“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核心技术，其重点就包括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核武器的现代化和加强核武器“三位一体”打击能力。为此，美国国防部成立了“算法战跨职能小组”和“美国国防科技创新试验小组”。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被滥用同样会威胁到世界和平与人类生存。首先，人工智能与无人作战平台的组合使用，使得未来战争的成本和代价大幅下降，战争的门槛不断降低，国家的好战倾向由此增加。当今世界之所以战争的频度和烈度较低，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国际法规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这种对和平的向往源于人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惨痛的苦难，付出了大量的牺牲。然而，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平台的兴起，未来战争可能不再需要士兵付出生命甚至是流血的代价。与此同时，这些无人作战平台一旦实现量产化之后，战争的成本变得更低，发动战争的禁忌被削弱。其次，人工智能在核领域的应用可能威胁到传统的战略稳定。一是通过机器学习的方式提升核试验、导弹试验的精确程度和稳定性，使得军事打击的能力更先进和范围更广泛；二是从遥感侦测识别到早期预警和指挥控制系统的智能化应用，使得相关国家发现并威胁其他国家核武库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冲击核战略稳定性；三是局部核战争或者核摩擦发生的风险提高，包括美俄可能将新型核武器搭载到无人作战平台上并前沿部署到冲突热点地区；四是相关技术的扩散使得国家间、地区间乃至全球战略稳定发生变化，军备竞赛、冲突升级甚至意外冲突爆发的可能性都急剧增加。（三）新技术革命引发的三元悖论总体上，新技术革命在新时期将持续引发三元悖论的困境，从而对美国的绝对自由战略以及全球战略稳定带来重大挑战。首先是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互动悖论。为了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积极发展常规武器以逐步替代核武器或是一种思路。然而，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常规武器以及由太空、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的相关武器系统对核武器的精确打击能力不断提升，以至于越发展常规武器，核武器的脆弱性就越可能进一步增加，战略稳定性反而受到冲击。在此基础上，核战争的风险将显著增加，这在中美之间表现得尤其明显，是一种广泛的担忧。 中国始终担心美国的导弹防御、全球快速打击能力以及相关新兴领域的进攻性作战可能削弱自身的核威慑能力。美国方面则提出中国不断发展的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将威胁中美战略稳定， 并先后提出“空海一体战”“多域战”等作战概念，从而增加了中美双方在海洋、太空和网络等领域冲突升级的风险。此外，无论是常规武器还是太空、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赋能的武器系统，都面临攻防属性难以区分且缺乏有效规则约束的困境。例如，在导弹防御方面，俄罗斯坚持认为美国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违反了《中导条约》中关于进攻性武器的规定。尽管美国方面辩解认为，其在欧洲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软件并不支持发射进攻性导弹， 但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势不断侵蚀着核大国间的战略互信，甚至成为拖垮美俄之间军控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以网络武器、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平台发起的攻击都处于某种灰色地带，难以明确界定是否构成武装冲突甚至战争，也导致出现了应该如何反击的问题。原本的战略稳定态势将变得极为复杂。其次是围绕新兴技术的“先发优势”悖论。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在以太空、网络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领域，“先发优势”较为明显。 通过抢先发展这类高新技术并将其运用到军事领域，可以打破原来的战略态势，从而赢得主动权。在“先发优势”的逻辑驱使下，强国由于担心被超越，因而谋求进一步扩大优势并在关键技术领域打压潜在竞争者；弱国则担忧其落后的地位将被长期固化，因而奋起直追直至赶超强国。这种恶性竞争使得相关领域的军备谈判难以开展，军备竞赛可能走向失序。此外，围绕高新技术的竞争可能引发技术封锁甚至是经济脱钩。近年来，美国对华在核、太空、网络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的遏制与贸易摩擦相伴随，成为刺激中美“脱钩”的不利因素。原本因经济相互依赖而增进的战略稳定和战略互信正逐步受到侵蚀。最后是追求绝对自由的悖论。美国以核常融合、攻防兼备的手段构筑排他性的战略优势，并在新兴技术领域继续谋求独步天下，势必将打破原有的战略稳定，加剧地区冲突和安全困境，并给全球军控格局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一方面，其他有核武器国家被迫在攻防两端追赶美国，力求在战略失衡的情况下确保自身安全；另一方面，朝鲜和伊朗为了避免重蹈伊拉克和利比亚的覆辙，拥核自保似乎在所难免，而其周边邻国又大多是核门槛国家，这些使发生地区冲突和核竞赛的风险激增。日益严重的纵向扩散和横向扩散将进一步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削弱国际军控体系的效力和权威性，并增加意外冲突升级和发生核安全问题的风险。在新兴技术领域，无序竞争不仅容易引发军备竞赛，危及战略稳定，而且还会毒化更为广泛的国际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关系，导致更加全面的对抗。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万事万物相生相克。美国追求在核、导、太空、网络以及其他新兴战略领域的绝对优势，避免受到任何限制，其结果是全球战略稳定持续动荡，国际军控体系只破不立，最终使美国和世界各国都面临不断恶化的安全环境。五 结论早在1979年，罗伯特·杰维斯就在《世界政治》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重新探讨威慑理论》的文章，并对威慑理论和相关战略思想所反映出的“美国中心主义”提出批评。 包括大部分美国学者以及受威慑理论影响很深的非美国学者在内，都倾向于以一种单一抽象的理性决策模式去研究博弈双方的行为互动，而不考虑历史、文化以及价值观等因素对决策可能产生的影响。这种误解导致部分研究夸大了“纯威慑”理论对美国核战略所造成的真实影响。“纯威慑”理论既无法解释美国为何在核武库的规模和质量上大费周章，也无法解释美国的核态势为何咄咄逼人，更无法解释美国为何要不遗余力地阻止盟友的核扩散。事实上，美国在大部分总统任期内推行的是以实战威慑和延伸威慑为基础的绝对自由核战略。其根本目的是以核优势构建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同时避免美国的行动自由遭到核武器的限制。这种误解同样导致美国难以准确理解其他核武器国家的核战略。历史上，中国和苏联一开始都拒绝接受所谓核威慑的概念。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早就意识到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本质区别，即核力量只能作为报复性威慑使用，而不能进行核战争，更不能用来讹诈（胁迫）别人。中国就此制定了防御性的核战略，始终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且以“精干有效”为原则保持着一支具备最起码的核报复能力的战略力量。因此，以小规模的核武库和低调的核态势防止核战争或核威逼是中国的核战略文化。 中国不仅从不参加任何形式的军备竞赛，而且历来主张实现全面核裁军，从而占据着推动建立无核世界的道德高地。然而，美国坚持以自身的核战略思维来审视别国，是导致双方战略互信长期难以维系的重要原因之一。新的地缘政治竞争和技术革命，既会减少也有可能增加核武器被使用的可能性，从而对核政策的制定形成一种张力。首先，受到核武器、导弹等技术现代化以及太空、网络、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革命的影响，原本的战略稳定持续受到冲击，军备竞赛和意外冲突升级的风险大幅增加。出于对地缘政治竞争和获得技术先发优势的焦虑，传统的国际军控体系或不再适用，而新的制度管控和国际规范迟迟难以确立。其次，尽管美国和俄罗斯正在加速核武器的现代化并围绕相关新兴技术展开争夺，但双方在维护战略稳定和防止冲突升级方面仍然有着共同利益，尤其在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的背景下，军控派或提出着眼于未来的核秩序规则以及大国军事技术竞争的边界。此外，对于世界上诸多无核国家来说，核裁军仍然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自冷战以来，国际社会涌现了一大批积极参与核军控和核裁军进程的国家和非政府组织。 正是它们的努力，使得核裁军仍然有可能实现，并终于在2017年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禁止核武器条约》。早在1985年，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就提出了“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的名言。尽管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追求实战威慑核战略，但试图规训核霸权的美国国内进步力量也长期存在着，并在美国的军控政策制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美国国会前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曾作出评论：“我们在核时代正在玩一场新游戏，失去理智、惨无人道、自取灭亡的游戏，一场没有任何胜利者的游戏，一场我们只有拒绝才能避免输掉的游戏。” 国际核秩序不应该成为强国与弱国之间的竞争和较量，而应当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避免核扩散与核战争所引发的灭顶之灾。为了人类文明的前途，必须改变短视和陈旧的思维方式，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危险政策，禁止发展低当量核武器，并持续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尽管难以对常规武器进行数量限制，但考虑到新兴技术的应用很可能使得核武器面临失控和冲突升级的风险，仍然迫切需要围绕网络、人工智能等特定技术和武器系统开展新的军控谈判。同时，各国应当尽可能遵从普惠原则，缩小技术鸿沟，实现共同发展。也只有通过共同发展，人类才能最终摆脱战争的梦魇，告别核战争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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