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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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母为子女理发时,与子女吃饭时,常指出大家的缺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督促大家上进。子女如有错误,蔡母从不责骂,只是说明理由,要子女改过。若果屡诫不改,蔡母就在清晨子女未起时,用荆竹条子打股臀等处,历数各种过失,直到子女承认错误答应改过才肯罢休。选用荆竹条,是因为着肤虽痛,而不至于伤筋动骨,又不打头面上,恐有痕迹,为见者所笑。蔡家孤儿寡母,住在绍兴城里,虽有亲戚帮衬,肯定不比那些殷实人家,捉襟见肘是免不了的。蔡母这样教育子女,也是迫不得已,反而让蔡元培一生都受益匪浅。
母慈儿孝,这是宗法社会的通例。蔡元培旧学渊源深厚,自然懂得孝顺之道。蔡母历来有胃病,病故前痛得厉害,常年吃药也没有什么起色。蔡元培记得少时听长辈说,祖母曾大病一场,七叔父秘密割臂肉一片,和药以进,祖母服之而愈,相传可延寿十二年云云。蔡元培想母亲病得不得了,做儿子的没有他法,这个土偏方不妨试一试。于是他就把左臂上的肉割了一片,放在药罐里面,蔡母的药,本来就是他煎的,因此并没有别的人知道。但是左臂负伤,肯定负痛用力就不均,这一点被大哥看出来,于是全家人都知道了,蔡母非常感动。大家都希望母亲可以延年益寿,但是第二年蔡母病重回天无力,终究去世了。弥留之际,蔡元培三弟又割臂肉一片,和药以进,可是也没有效果。
蔡元培兄弟割肉孝亲,算是大孝子了。这样的事例,其实在一些县志中比比皆是,甚至有剖开肚腹,割肝孝亲的极端例子。古时外科手术并不发达,也没有现在的无菌手术室,孝子们割肝事亲,往往长辈的生命没有救下,自己也呜呼哀哉了。这些老人往往病入膏肓,求医无效,为什么只要吃了孝子的肝或肉就马上痊愈了呢?难道人肉真能妙手回春吗?我觉得这是有很大问题的,很可能是当权者的一种宣传谋略。本来没有这件事,可是大家都这么说,甚至写进书里广为流传,到最后自然就铁板钉钉了。统治者号称以孝治天下,其目的不外乎是为了维护三纲五常,维护君权罢了。然而这种宣传,却在民间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导致百姓不能明辨是非,从而做出违背科学、戕害自己的悲剧来。这就难怪,一些人会等在法场,用馒头蘸人血做药引子,来治疗顽疾了。这样的场面见得多了,直接就触动鲁迅等弃医从文,要以开启民智为终身使命了。
出任教育总长之时的蔡元培刚刚45岁,正行走在他73年人生的辉煌时期。在世人看来,这个成就可谓是个人仕途上的登峰造极。但我们回眸凝望一下蔡元培睌清时期的科举之路,对于这样的结果就不会惊讶:1883年,16岁,蔡元培考中秀才;1889年,22岁,蔡元培参加乡试,中举,浙江全省中试者155人,蔡列第23名;1890年,23岁,蔡元培进京参加会试,金榜题名第81名贡士;1892年,25岁,蔡元培赴京殿试,金榜题名“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1894年,27岁,蔡元培应散馆考试,成绩出众,被授予官职翰林院编修。
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青春之年就已经取得了如此辉煌的仕途,我们想不出还有什么人不对蔡元培的仕途人生感到艳羡。就在蔡元培被授予翰林院编修的这一年,中日两国的海军在黄海海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海战,战争的结果以北洋水师惨败而告终。1895年,清廷签订《中日马关条约》,让蔡元培顿感悲愤,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开始把目光从国内学术专向西方社会文明变革的转型,与当时国内众多维新人士一样,他计划通过学习进国家的社会发展经验,实现救国的理想。
当时国内维新派和开明人士向国外学习已经非常普遍,留学欧美和东渡日本蔚然成风,蔡元培最初选择了学习日文而非西文,因为他认为西文书价过于昂贵,而日本皆有译本,通东文即可博览西文书籍。况且英语、法语、德语等西文没有三五年不能精通,而日文则较为简易,往往半年即可有所收获。从1897年起,蔡元培开始着手学习日文。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国外,“六君子”一的谭嗣同拒绝出走,慷慨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蔡元培对谭嗣同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非常钦佩,变法者遭遇的屠杀使得他对清廷怀有的最后一丝希望亦彻底破灭,促使了他对中国社会变革道路发生更为深刻的思考,而最终的结论则是清廷已经无可救药,只有兴办教育,培养新人,才能彻底改变政府腐败无能的现状。
为此,他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辞去翰林院编修一职,携带家眷离开京城,南归故乡,开始了人生伟大的转变,1 898年戊戌变法之后的辞职事件是蔡元培一生的转折点,他从封建科举制度下具有爱国热情和开明思想的士大夫,转变成为有强烈暴力色彩的革命家。从此,他对待革命已经不再停留于静观态度的理解和默许,而是直接以暗杀暴力革命的姿态身体力行地去实践。
1904年冬天,东京军国民教育会会员龚宝铨从日本匆匆归国,他和蔡元培协商准备组织一个反抗清廷腐败专制的革命团体。按照蔡元培的意见,该团体定名为“光复会”,以光复汉族、反对清朝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宗旨,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誓词,以“暗杀团”刺杀清廷要员为主要手段,表现出强烈的激进主义革命态度。为了成功暗杀清政府要员,蔡元培决定自己制造炸药,于是积极吸收懂化学的人加入组织,并配置炸药。蔡元培常常亲自到实验室练习。就在光复会成立后的第二年,光复会成员吴樾携带自制炸药暗杀清政府“五大臣”,可惜因炸弹提前爆炸,不幸当场牺牲。
仕途无限的翰林编修,到从事暴力革命的激进革命家,如此巨大的身份转换,在中国历史上除了蔡元培外是绝无仅有的。1 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身在上海的蔡元培丝毫没有狭隘的团体个人主义观念,毅然同意将此时声势浩大的光复会合并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的上海分会会长。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蔡元培的命运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建立了真正的血脉纽带关系。7年之后,蔡元培被孙中山亲自任命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开始了他人生中作为一名杰出教育家的角色经历。
然而,历史留给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之位的时间极其短暂,短到只有匆匆数月他就辞职旅欧。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上任只有数月的教育总长,能够在如此狭窄的历史板块之间做出如此多的教育规划。其规划之客观、筹谋之远见、体系之细密,远非当时任职时间更长的教育总长所能比,这是他在民国教育史上创造的奇迹。
1917年,蔡元培开始了北京大学校长生涯,与其此前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仅仅数月的履职形成鲜明的反差,褪去教育长的光环,北京大学校长时期的蔡元培留给人们更为深刻的印象。此时的蔡元培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至花甲之年卸任,在任10个春秋。这10年里,政府首脑更迭如同走马灯,北洋政府的总统换了5次,还有临时执政1人、摄政2人,内阁总理则换了30次。这十年里,蔡元培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先后7次辞职,均末果。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历届政府都不批准蔡元培的辞职申请,即使他离开北京大学,也并不是政府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而是因为军阀张作霖取消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校,他的北京大学校长之名不过是名义上被取消而已。也就是说,蔡元培自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就成了终身校长,即使是蛮横粗暴的军阀主政,也认为蔡元培是最理想的北京大学校长。一个大学校长能够获得世人如此认可,这在世界大学史上当是独一无二的。
在任职北大校长期间,蔡元培极其重视人才。“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名言,一语道破了办学的精髓所在。作为民国知名教育家,蔡元培也深知这一点。1917年之前的北大,学生多为权贵后代,以混学历当公务员为目的;教师有的不学无术一心当官,有的本身就是政府官僚。学校上下风纪败坏,尤其是课余寻花问柳令人瞠目。
蔡元培留洋多年,经北洋政府再三邀请回国担任北大校长,要想做出成绩,非得聘用名师、整顿校风不可。蔡元培登高一呼,北大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不同主张、派别和观点的人才在此交锋,堪称百家争鸣。蔡元培兼容并包,让他们和而不同各美其美,这就是他的办学智慧所在了。兼容并包说则容易实践却难。
譬如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上倡导科学与民主,批判儒教和传统道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在青年中影响很大。可是陈独秀学问深厚,私德却不甚检点,多次出入于花街柳巷,为同僚所不齿。有小报记者还添油加醋,将其演绎成花边新闻广为广播,致使北大声誉受损。也有守旧派学者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对此给予强烈批判。蔡元培顶住压力主动在报上回应,在他看来教授把课上好即可,至于其他的私德则可网开一面。
1 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毛泽东在蔡元培逝世之时发出唁电,尊称蔡先生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北京大学校长的继任者蒋梦麟先生称之为“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而美国著名教育学家杜威则评价为:“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够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彭忠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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