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接收了一位名为戴维·贝内特的患者，他只能依靠体外生命支持系统——体外膜肺氧合（ECMO）维持生命。其病情不适合接受常规心脏移植手术。

今年1月7日，该医学中心的医学专家为贝内特进行了一项特殊的移植手术，他们将经基因改造的猪心移植入贝内特的体内，该手术为全球首例。

尽管贝内特在接受猪心移植手术后约2个月去世，这一手术仍被视为重大突破。猪心移植手术给了贝内特死亡以外的另一个选择，也为众多等待人器官的患者提供了新希望。

贝内特坚信，即便手术失败，医生和科学家也能从这次手术中获取宝贵的经验。9月2日，贝内特的手术医生、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异种心脏移植项目联合主任巴特利·格里菲思接受新京报《地球连线》专访时也表示，他们从这次手术中总结了很多经验，他们认识到，实验室里的成果可以通过手术成为现实。

9月2日，新京报《地球连线》专访巴特利·格里菲思。/新京报外事儿出品

他解释道，目前调查结果表明，贝内特死因与潜伏的猪巨细胞病毒有关。他希望能尽快进行下一个异种器官移植手术，这次他们将提高病毒检测的敏感度。

在格里菲思40年的医学职业生涯中，他见证了器官移植手术领域众多重大突破，如今，他希望可以将其所学投入到异种器官移植的研究中。在采访中，他也对中国医生表示尊敬，希望将来可以继续和他们保持密切合作。

9月2日，新京报记者连线巴特利·格里菲思。/《地球连线》视频截图

首例移植猪心者死因或为一种猪病毒

新京报：今年6月，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相关团队发表声明称，贝内特的去世与一系列复杂因素引起的心力衰竭有关。可否用简单的语言解释目前对其死因的调查结果？

巴特利·格里菲思：我们仍在对多种可能致病原因进行研究。目前来讲，较大的可能是：我们未能检测到供体动物中潜伏的猪巨细胞病毒（pCMV），这或最终导致贝内特的去世。

尽管该病毒并未感染戴维的其他器官，但它在供体心脏中复制增殖，或破坏进入心脏的血管。我们认为病毒在潜伏期结束、变得活跃时影响了心脏毛细血管。这些毛细血管为肌肉输送血液和营养物，当其停止运作时，血液会随机流入心脏，致其膨胀。同时，没有毛细血管传输营养物质，心肌也会坏死。

在很短时间内，戴维的心脏如同扭了脚踝后的伤处一样，异常肿胀。最终，因为大部分甚至全部血管被毁，心肌也受到毁坏。另外，尽管难以证明，但我们也没有排除供体心脏发生不寻常排异反应的可能性。

巴特利·格里菲思。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的声明还提到一种药物或导致戴维·贝内特的死亡。

巴特利·格里菲思：这种药物为人免疫球蛋白（IVIG），在市场上流通，是一种通过输血注入的药物，来自人体，有浓缩的免疫球蛋白。我们一般将其用于自身免疫球蛋白很低的患者。

当戴维生病时，我们认为其受到感染，所以静脉注射了该药物为其补充免疫球蛋白。这是当患者免疫球蛋白过低时我们的常规操作。

不幸的是，我们注入的人免疫球蛋白或含有人类的抗猪抗体。几乎所有人血液中都含有某种形式的抗猪抗体。在输入人免疫球蛋白前我们也做了相关测试，其并没有对器官造成损害，但我们仍不确定其最终是否损害了供体猪心。

希望尽快进行下一次异种器官移植手术

新京报：你觉得你们从这次手术中主要学到了什么？

巴特利·格里菲思：之前我们对异种器官移植手术知之甚少，而在对戴维进行手术后，我们可以确定：实验室的成果可以通过手术成为现实。

基因改造的猪心运作正常，手术一切正常，我们采用的免疫抑制方案（即通过特定的药物抑制免疫系统的方式）也似乎有效。如果其他方面也都非常顺利，如果我们有一个更完美、没有潜伏病毒的供体，那我们现在的对话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可能会谈论戴维继续生活、回到家中，那将成为一个奇迹。

一直以来，这个手术都被认为具有实验性。接受手术的患者以及我们的监管机构都清楚，对戴维来说，手术以外的另一个选择将是死亡。若不进行手术，他将继续进行药物治疗，不能拥有高质量生活，其生命或不超过一两个月，且他永远不会离开医院。在手术前我们并没有很高的期待。我们没有向戴维承诺（可以帮其延长）多一天甚至多一个小时的生命。

事实上，我们认为戴维在术后存活60天已经是一个奇迹。但是，我们为他的死亡感到非常难过，因此不会为此高呼胜利。

2022年1月，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贝内特（右）和巴特利·格里菲思。图/IC photo

我们从这个手术中学到了很多，包括科学上的新知识和对患者的护理程序等，这或能成为另一个患者医疗计划的一部分。

新京报：现在回想戴维·贝内特的手术，你感受如何？该手术有何意义？

巴特利·格里菲思：我想尽快进行另一次手术，以获取更多知识证明我们的努力和戴维对我们的信任是有价值的。

戴维深信即便其不能活下来，我们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我想我们已经从戴维那学到几乎所有可学知识，是时候将其应用到下一位患者身上了。

这次手术是我职业生涯的顶峰。能够为异种器官移植领域的进步作出一份贡献，这非常鼓舞人心。我希望可以将40年的工作经验和研究成果投入到这一领域的发展中。若能在结束职业生涯之际再次作出贡献，我会非常开心。

下次将提高对猪巨细胞病毒检测敏感度

新京报：对于下一次类似手术有何计划？

巴特利·格里菲思：目前我们没有计划立即进行下一个类似手术，但我们医疗中心鼓励我们继续进行相关工作，提供供体心脏的公司Revivicor、联合治疗公司也鼓励我们继续在人体上进行类似手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或允许我们再进行一两次类似手术。现在我们谈论的这些手术将会经过监管机构审核，在病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进行。

如果得到许可，我相信我们也会从第二次手术中学到很多。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可以在更多医学中心对更多患者进行手术。异种器官移植便不会局限于实验室，或在更多特定人群中取得成果。

当地时间2022年1月7日，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贝内特接受经基因改造的猪心移植手术。图/IC photo

于2023年或2024年在多个医疗中心对多名患者进行手术之前，更多相关知识将提高成功的可能性。过去十年内，Revivicor对猪巨细胞病毒的检测都成功了，我们之前没有理由怀疑其检测过程，而通过这次手术，我们知道这种病毒的可能影响，同时也有了改进过的检测方式，未来病毒测试失败的可能性将大幅度减小。

新京报：如果再进行一次猪心移植手术，其较大的改变就是保证供体心脏中没有猪巨细胞病毒，对吗？

巴特利·格里菲思：是的，下次我们会进行多个不同检测。我不认为有完美的供体动物，但我们可以努力提高检测敏感度。这种检测方式被称为嵌套PCR，血液中少量DNA也能通过这种方式检测得出。

最大挑战：克服免疫排斥反应

新京报：你在这个领域工作多年，可以介绍一下异种器官移植的发展吗？

巴特利·格里菲思：上世纪80年代，当我刚完成医学训练时，我们刚开始在匹兹堡大学进行心脏移植手术。一位优秀的外科医生托马斯·斯塔兹（Thomas Starzl）加入了我们，他被视为现代移植手术的重要人物。

他选择开始使用环孢素（Cyclosporine）和他克莫司（tacrolimus），这些药物后来成为提高心脏、肺、肾和肝移植手术成功率的关键。这些药物的发现和应用并不简单，有人怀疑其有效性，有人觉得其对人体有害，这个过程经历了常见的科学辩论，一波三折，但斯塔兹医生没有放弃推进其应用。

现在我们在移植手术领域工作多年，有患者术后又生活了20多年，他们或将进行其第二个、第三个移植手术，一些年轻患者术后拥有了自己的家庭。

正如1967年12月巴纳德的手术证明了心脏移植的可能性，今年的手术让我们看到了异种器官移植手术的可能性（注：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南非外科医生，进行了世界首例心脏移植手术）。

资料图：南非外科医生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图/IC photo

如今，我们开始翻页：如果我们能有无限供应的器官呢？如果异种器官移植手术进入市场，这将改变许多患者的命运。那些被拒绝器官移植的患者不必再等待。由于器官短缺，我们有时需要作出艰难的决定，排除年龄较大或有癌症病史的患者。这些患者或都可以通过异种器官移植延续生命。

最终，人类可能研发出一种适合移植、不会引发任何免疫排斥反应的“万能器官”，器官移植将跟输血一样（简便）。

此外，克隆技术是异种器官移植的关键，其越来越简单、精准。这始于我们熟知的克隆羊多利，克隆羊多利的团队随后又成为首个克隆猪的团队，这些科学家之后建立了Revivicor。他们在这个领域工作多年，能精确地进行基因改造。这种克隆技术一旦成功便可持续很长时间，那培育一群经过基因改造、没有携带病毒的动物就不再那么困难。

新京报：在你看来，目前异种器官移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巴特利·格里菲思：最大挑战是免疫排斥反应。异种器官毕竟不属于人体，很多人的身体会视其为异物，进行免疫排斥，如同人体会排斥细菌或其他异物。

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可以成功，患者在接受他人器官后，可以持续生存且不发生免疫排斥，我至今都觉得惊奇。通过药物，大部分时候移植器官可以成功运作，这或延长病患12年至15年生命。当我刚开始进入这一领域时，患者接受心脏移植手术后，只有50%的概率可以多活一年，而如今患者或将多活15年。

在我工作的这40年间，在一个科学家的职业生涯间，我们已经取得如此大进展，想象一下，在两个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后，我们又将见证怎样的进步？

猪心以外：胰腺移植可帮助治疗糖尿病

新京报：目前也有其他异种器官移植，他们采用了猪肾脏或狒狒心脏等。在异种器官移植上，除了猪心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选择？

巴特利·格里菲思：异种器官方面，我们在对肺、肾、肝和胰腺进行研究，其中，我们对肝不太确定，其移植非常困难，而胰腺移植可以帮助治疗糖尿病。在供体动物选择上，我们认为猪器官非常合适，其形状和功能与人类相近，且猪繁殖和生长速度极快。

戴维所用的供体猪年龄为100多天。此外，我们已证明猪心在人体中正常运作，泵血功能正常，我们将继续用猪进行研究。

当地时间2022年1月7日，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贝内特接受经基因改造的猪心移植手术。图/IC photo

同时，采用猪进行异种器官移植并没有引发公众的强烈情绪。我尊重世界各地的动物权利保护专家，他们不觉得任何动物的生命该被夺走、送上餐桌。我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他们，但人类一直以来繁殖并食用猪。在将其作为供体动物上，我们没有听到特别多反对声音。

现在，在狒狒和人类之间进行异种器官移植可能比在人与猪之间更加容易，但狒狒太小，一般来说测试中采用的狒狒只有50磅（约为22.68kg）重。其他更大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有猿或黑猩猩。不过，科学社区和相关顾问已经决定，用这些珍贵、生长缓慢且聪明的动物进行异种器官移植并不合适。

从商业角度来讲，培养非人类灵长类动物耗费时间过长，它们或需要20年时间才能长到合适的体形，所以很难取得商业成功。婴儿菲（Baby Fae）只是特例，她是个婴儿，只需要一个幼年动物器官进行移植。

（注：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有一名病危婴儿（即婴儿菲）接受狒狒心脏移植手术，其在术后21天去世。）

新京报：异种胰腺移植如果成功，或将成为人类医学的一大进步，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现在异种胰腺移植进展如何？

巴特利·格里菲思：异种胰腺移植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可能比我们讨论的其他器官更具希望。过去这段时间Revivicor搁置了对胰腺的研究，但我相信这将成为未来的重要目标。如果糖尿病患者可在不注射胰岛素的情况下正常生活，这将非常了不起。

新京报：你讲到进行异种肝脏移植将非常复杂，可以解释一下吗？

巴特利·格里菲思：肝脏是一个化工厂，其制造的化学物质基于原先的供体动物。其实心脏就是一个泵，而肝脏作为一个生产胆汁的器官，进行移植时更为复杂。

在我参与的两个在匹兹堡大学进行的狒狒肝脏移植手术中，供体器官都似乎有缺陷，它们不能正常排出胆汁。因此，我们需要从更简单的器官开始进行异种器官移植。

“目标是实现人类器官移植自由”

新京报：全球器官紧缺的情况严重吗？

巴特利·格里菲思：毫无疑问非常严重。世界各地都有人需要肾，肾透析是另一种选择，但从长远来看，选择肾移植的人比选择透析的人过得更好、更长久。我在心肺领域工作，很多患者需要心脏移植，却迟迟等不到。

新京报：你如何预测异种器官移植未来的发展？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巴特利·格里菲思：目标是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实现人类器官移植自由（Organs for Everyone）。我觉得在一个或两个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后，我们能最终达到这个目标。

这同时需要人们、公司和政府的热情投资。在很多西方国家，如果一家公司相信其不仅能通过制造产品来造福民众，还能借此赚钱，他们会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特定产品。这些经过基因改造的器官被监管机构视为药物，研发如此复杂的药物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大量资金，因此这个产品必须要有市场。

我希望人类趋利的热情能促使企业和政府对此进行投资，将其视为优先发展的重要项目，而这个项目不仅有利可图，也可以拯救生命。这是与人类需求相关的一个过程，也是异种器官移植的必经之路。

新京报：你现在主要研究什么？跟异种器官移植有关吗？

巴特利·格里菲思：是的，我们目前正努力验证研究成果，以便推动对多位患者在对不同医疗中心进行猪心移植手术，这需要相当长时间。我开发并销售过一种可携带的人工肺，对人工器官也很感兴趣。

新京报：现在人工心脏发展如何？

巴特利·格里菲思：有许多新原型处于开发中，也有一些人工心脏正投入使用，我最早使用人工心脏Jarvik可追溯到1985年。我们需要极好的人工心脏，使患者术后不必依赖药物。但所有在生物力学领域工作的人都知道，这跟异种器官移植一样，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新京报：你也跟中国医生进行合作吗？

巴特利·格里菲思：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中国医生来这学习器官移植，我非常尊敬这些年轻的医生。他们非常聪明，工作十分努力。我希望将来和中国朋友能继续在科学研究上进行密切合作。

新京报记者 侯吴婷 姚远

编辑 张磊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