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　关于定名、立辞、推理的基本概念。早在商周时期，即有作为祭名出现的“类”，如“肆类上帝，禋于六宗”（《尚书·尧典》）。以后渐次改变含义，如《周书》：“言行不类，始终相悖”，具有“善”的意思。至春秋之际，随着人们认识程度的提高，对周围事物开始了朴素的分类，于是“类”又有“族类”、“物类”等新义，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物象天地，比类百则”（《国语》）。春秋末，邓析的“动之于其类”，孔子的“有教无类”，反映了他们都已经注意到事物“以类聚”、“以群分”的普遍性；虽然还没有把“类”作为逻辑的范畴加以肯定，但已从“类”的角度去自觉地认识事物和比类推理。尤其孔子的“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已经把类推作为求知的重要思维方法。墨子赋予“类”以更多的逻辑意义，提出：“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墨子·非攻》），“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墨子·公输》）。不仅把“类”作为分析事物的根据，而且明确地把“类”与“故”（理由）联系起来，作为立辞和辩说的基本原则。《易传》认为“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事物之间有差异也有共性，提出了“君子以同而异”的思想和“类族辩物”的逻辑方法。孟子对“类”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孟子·告子上》），并提出了“知类”的逻辑要求。后期墨家继承并发展了墨子关于“类”的思想，将“类”概念作为墨辩逻辑体系中一个最重要的逻辑范畴。对“类”作了详细分析，把“类名”作为名的一种，明确了它的外延反映一类事物，如“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经说上》），认为类名所反映的那些对象之间的“类同”是“有以同”，即部分属性相同；有的事物不能形成为类，是因为“不有同”，即没有相同之处。强调“辞以类行”，认为“立辞而不明其类，则必困矣”（《大取》）。把“类”作为推论的原则：“以类取，以类予”（《小取》），认为推论必须限于同类事物，“止类以行之，说在同”（《经下》）。认为异类之间不能作比较，因为它们的度量标准不同：“异类不比，说在量。”（同上）类推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事物有多层次的类，“推类之难，说在大小”（同上）。公孙龙从正名实角度对不同层次的类名进行了察辨，赞赏尹文与齐王论士时“察士之类”的分析，提出了“白马非马”等命题。《吕氏春秋》既注意到了“类固相召”，认为事物因某些属性相同而可以各归其类，同类相应相推；也注意到了类同的差异性，提出“类固不必可推知”的思想，认为同类事物并不都能类推。荀子认为“类”的本质在于同理：“类不悖，虽久同理”（《荀子·正名》），把“类”作为立辞和推理的逻辑根据，“以类度类”，“推类而不悖”（同上），并把“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和“听断以类”（《荀子·王制》）作为一种基本的认识方法：“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怍）”（《荀子·儒效》）。先秦诸子关于“类”的理论，给后人的思维活动以直接的指导。东汉王充认为不仅圣人可“揆端推类，原始见终；由闾巷论朝堂，由昭昭察冥冥”，而且“妇人之知”也能“推类以见方来”（《论衡·知实》）。至宋代，程颢、程颐赋予“类推”以演绎的含义，并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方法。朱熹对“类”的本质作了明确的表述：“就其异处以致其同，此其所以为同也”（《朱子语类》卷七十），赋予“类推”以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含义，而且作为一种基本的治学方法和教育方法运用于实践：“以类而推……是从已理会处推将去”（《朱子语类》卷十八），“事有日生者，须推类以通之，则告者不费而闻者有深益耳”（《答吕伯恭》）。明清之际王夫之提出“比类相观”的理论，主张通过对各类事物“或始同而终异，或始异而终同”的考察，分析事物之间同异伸屈的关系，逐步把握各类事物的本质，形成正确的类概念，“知此物所以成彼物之利”（《张子正蒙注·动物篇》）。“类”的理论对于中国古代各门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学、医学、农学等典籍中，根据“类”的原则进行推论而取得成果者屡见不鲜。

以名举实　墨家逻辑用语。用概念反映事物对象。《墨子·小取》：“以名举实。”名，名词、概念；实，事物及其属性。《经说上》：“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举，反映，即概括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经上》：“举，拟实也。”《经说上》：“告以之名，举彼实也。”反映了后期墨家对概念的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

取实予名　对墨子名实思想的概括。指人们应就客观存在的事物取其所以然之理而予（断定）之以名。《墨子·贵义》：“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不同于儒家的“循名责实”。

以说出故　墨家逻辑用语。通过推理申述理由。《墨子·小取》：“以说出故。”说，推理，论证；故，理由，根据；出故，申述理由。《经下》、《经说下》即为“以说出故”的实际运用。《经下》先立“辞”，《经说下》随后申述其“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