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名流、文人思考宇宙玄虚,体味山川人文,标榜风流姿态,对于诗文、书法、绘画、园林, 山水的欣赏也形成了新的文化潮流,文艺不再服务于礼教 附丽于宗教, 书法和绘画不再是仅服务于政治,宗教、道德目的的实用技能, 有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评价标准, 成为文化阶层创作,欣赏、研讨、购藏的对象。在政教、祭祀、实用功用之外, 出现了从个人兴趣、审美愉悦、学术研究等目的出发进行的收藏行为。欣赏者、收藏者可以通过书画藏品表达情感、观点,拥有文化艺术品成为品位和身份的象征.

——《中国艺术收藏史》

小编今天为您介绍值得关注的五位中国艺术收藏家：赵孟頫、项元汴、乾隆皇帝、庞元济、福开森。

赵孟頫：书画家作为收藏家

赵孟頫(1254-1322年)是元代初年最为著名的文人、书画家,也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收藏家之一。

（赵孟頫肖像（清代摹本），绢本设色，清代（19世纪），大都会博物馆）

（《红衣罗汉图》，纸本设色，赵孟頫，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赵松雪书《心经》，纸本墨笔，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与其同时代的著名书画家鲜于枢认为赵孟頫“篆隶正行颠草,俱为当代第一”,可见时人的推许。赵氏不仅是著名的书画家,同时也是出色的鉴藏家,他宦游南北、出入内廷,对钟鼎彝器、书法碑帖、古画砚印所见甚广,时人称他“鉴定古器物、名书画,望而知之,百不失一”。他晚年名播海内,求书购画者门庭若市,名声显赫,经济富足,收藏上出手阔绰,延祐四年(1317年)曾以五十金购得宋人王居正之《纺车图》。

赵孟頫精于鉴别,敏于收藏,藏品来源主要有家藏、赠送、市购、交换等方式。

项元汴：古代最大的私人书画收藏家

明代中后期富商巨贾跻身顶级艺术品收藏家行列,他们对珍稀艺术品的竞相购买成为艺术市场上的显著现象,项元汴可以说是这类商人收藏家的代表。

（项元汴肖像）

嘉兴项氏家族靠经营典当业发家,后到处置地买屋,靠收取地租和放贷积成巨富。

家中三儿子项元汴(1525-1590年),字子京,号墨林,从小接受科举教育,好诗文、丹青。他捐了国子监监生的身份, 不入仕途,一边从商一边从事收藏。

（项元汴藏品 王献之《中秋贴》，小楷，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让项元汴在当时和身后出名的是他对收藏的热衷和成果的丰硕。他花费巨资广购文玩珍异、金石遗文、法书名画，江南的世家大族要出售旧藏的时候常常首先就想到他,当时文人认为“海内珍异十九多之”,“三吴珍秘,归之如流”。

（黄庭坚《自书松风阁诗卷》，上有项元汴等人的鉴藏印，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项元汴曾获一古琴,上刻“天籁”两字,故将其储藏之所取名天籁阁,并镌有天籁阁印,经其所藏历代书画珍品,多以“天籁阁”等诸印记识之,往往满纸满幅。

（天籁阁印）

他收藏的顾恺之《女箴图》、阎立本《豳风图》王摩诘《江山图》被时人目为“绝世无价之宝” 。

（顾恺之《女箴图》）

因为他有钱而又好收藏,很多人也用书画从他这里质押借钱,如陈继儒《秘岌》记载三塔寺的和尚曾把宋高宗手书《龙王来力》质押在他家。这些奇珍异宝自然也吸引了喜好收藏的文人士大夫的目光,当时到访嘉兴的高官亚贵、文坛盟主画坛新秀无不以登天籁阁赏画为乐事。

乾隆皇帝：清代皇家收藏的“好大求全”

乾隆皇帝是宋徽宗之后最为爱好书画收藏的皇帝。

（乾隆画像）

好大贪占的心理奇妙地集合在乾隆皇帝的身上,他不同时期对自己为何热衷收藏的 “表态”常常显得有点虚伪,但是鉴于他的权威地位,臣子对此只能给予颂扬并按照“潜规则” 竭尽全力迎合皇帝的收藏癖好。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上有乾隆收藏印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乾隆皇帝喜好收藏广为人知,大臣为了取宠纷纷进献奇珍异宝。督抚在元旦、万寿节这样的正常庆典之外,在端午、中秋、上元等节庆也纷纷进献书画古玩金玉。

（《弘历观画图》，纸本设色，清代乾隆时期，郎世宁，故宫博物院）

这是传教士画家郎世宁创作的一件“画中画”,图中身穿宽袍大袖便服的乾隆帝(弘历)正在庭院中欣赏自己收藏的古玩书画,眼前三个侍者打开的是另一位宫廷画家丁云鹏所作《洗象图》,描绘的是扮作普贤菩萨的乾隆皇帝正在观看众人给白象洗澡的场景。还有几位童子正在捧着画轴、古琴、瓷瓶、宝匣走来, 显然乾隆皇帝要在此观赏消磨一段时间。他身侧右手倚靠的方桌上摆放着九件古玩器物 ,有宋瓷 青铜编钟、明宣德祭红霁青莲瓣卤壶 汉墨玉牧羝器架等。

在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的收藏之下,皇家的宫廷收藏盛极一时,构成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主体。根据1925年官方统计,故宫拥有117万余件文物,这是按照民国时期的文化观念统计的结果,其中一些并非是皇室刻意收藏的文玩,仅仅是实用物品。

庞元济：20世纪最大的中国书画收藏家

庞元济(1864-1949年),字莱臣,号虚斋,是民国时期的一代收藏巨擘,私藏可谓名作荟萃,精品迭出,经手书画高达5000件,被王季迁称为“全世界最大的中国书画收藏家”。

（庞元济肖像照 ）

庞元济生于浙江吴兴南浔富豪之家,是南浔“四象”之一庞氏开创者庞云缯的次子。庞云缯以经营蚕丝发家,光绪年间便富甲一方,与“红顶商人”胡雪岩交情不浅,又曾为左宗棠代购军火获取暴利。

庞元济子承父业,在上海,江苏吴县、吴江,浙江绍兴、萧山等地拥有米行、酱园、酒坊、药店、当铺、钱庄,房地产等产业。

1924年后他常年居住在上海,与上海本地以及流寓上海的鉴藏家、古董商郑孝胥、张大千、吴湖帆、谢稚柳、王季迁、徐邦达、张珩等交往,也彼此交换、买卖藏品。

（《虚斋名画录》民国刻本，庞元济为藏品三本著录画目）

庞元济从小喜欢研习字画和碑帖,擅长书法绘画,未及成年就喜欢购置清乾隆时人手迹刻意临摹,他自称是“嗜画人骨”,旁及书法、铜器、瓷器、 玉器、 古砂器、鼻烟壶、碑刻和文房器具等。

清末民初朝代更迭,社会动荡,收藏世家纷纷抛售所藏,而上海当时就是一个主要的书画市场。

庞元济既拥有财力,又精于鉴赏,在门客陆恢等人协助下 “每遇名迹,不惜重资购求”,故而清末“南北收藏,如吴门汪氏、顾氏,锡山秦氏,中州李氏,莱阳孙氏,川沙沈氏,利津李氏,归安吴氏,同里顾氏诸日家,争出所蓄,闻风而至,云烟过眼,几无虚日” (《虚斋名画录·自字》),而1911年辛亥革命后又一次藏品大换手也让他所获甚丰,“比年各直省故家名族因遭丧乱,避地来沪,往往出其藏...以余粗知画理兼耆收藏,就舍求售者踵相接”(《虚斋名画续录》)。

庞元济曾亲赴北京收购吴镇《渔夫图》、南宋夏圭《灞桥风雪图》,金代李山《风雪杉松图》、元代钱选《浮玉山居图》、元代张渥《雪夜访戴图》等。但是他最大一笔收藏应该是买下晚年落魄的上海著名出版家、收藏家狄平子(1873-1941年)手中的大批宋元名迹,如尉迟乙僧的《天王像》、王齐翰的《挑耳图》,王蒙的《青卞隐居图》 《葛稚川移居图》董源的《山水图》 赵孟顺的《龙神礼佛图》 《簪花仕女图》、柯九思的《竹谱》、黄公望的《秋山无尽图》等。

（吴镇《渔夫图》）

民国三年(191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了《中华历代名画记》一书,采用当时先进的珂罗版照相技术呈现绘画作品,收入庞元济收藏的古代画作共76件,包括手卷20件、画轴52件及“名笔集胜册”4件。与庞氏此前的藏品目录以斋号命名不同的是,本书命名更为宏大,还有中英对照序文。

如今,庞元济的藏品国内多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等处,国外则主要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底特律美术馆、纳尔逊艺术博物、克利夫兰美术馆等收藏机构。

福开森：收藏家、经纪人、传教士的混合

1935年6月29日,北京出现了一则轰动文化学术界的新闻。《大公报》特辟“福开森博士藏品赠华纪念特辑” ,集中刊发福开森与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内政部古物陈列所主任委员钱桐签署的《赠与及寄托草约》以及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记福氏古物中之至宝》等九篇文章,披露美籍福开森博士决定将他收藏的千余件中国文物全部赠献南京私立金陵大学,并先期将所赠各物寄托北平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开辟福氏古物馆展出。

“得之于华,公之于华”,《大公报》对福开森的举动予以高度评价,称此举“为我国文化史上从来未有之事也”。

（《大公报》图片）

因为金陵大学当时尚无适当地点保存这批古物,福开森与北平古物陈列所商议,请该馆在故宫文华殿特设福氏古物馆,先期代为保管并公开展览,等条件成熟后运往南京金陵大学。

这些藏品分为铜器、玉器、陶器、瓷器、绘画、墨迹、碑帖类,市值达四五百万银元。北京多家报纸对此次捐献和展览报道不断,国民政府还专门颁布“关于嘉奖私立金陵大学校董福开森捐助古物予本校”的指令,这对193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北平古物陈列所多次催促金陵大学迁移包括小克鼎在内的福开森捐赠之物,惜受种种历史原因限制,到1945年福开森去世时都未能如约。

（福开森肖像）

民国初年福开森开始介入古玩生意,1912年作为中国派出的四名代表之一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世界红十字大会,顺便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接洽为该馆采购中国古董。大都会预付5万美元给他去购藏古代绘画、青铜器和陶瓷,可他6月份回到北京后购买的一批绘画作品并不受大都会博物馆的欢迎。后来的学者认为其中多数真伪很成问题。福开森对画作的鉴定水准不高,而且常常过于轻信他认识的中国收藏家、画家、官员的推荐。

（青铜簋，青铜器，商代，藏于大都会博物馆）

大都会博物馆在1914年解除了和福开森的合约,不过之后他们仍然在一些收藏事项上合作,福开森为大都会博物馆收购了数件举世闻名的青铜器,包括端方旧藏的西周青铜禁组器。

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青铜器还不甚了了,福开森全力说服大都会的董事会拿出整年的收藏基金去购买这样一套青铜器,如今它成为了大都会博物馆里最重要的青铜器收藏。

（青铜器，藏于大都会博物馆）

在中国,福开森积极促成了许多文化项目,如福开森与朱启钤、金城推动北洋政府将已收归国有的紫禁城前朝部分仿效外国开设博物馆等项目，在文化艺术界很有影响力。

以上内容摘自《中国艺术收藏史》

艺术的发展、文明的传承离不开收藏，从“大文化”的角度回顾收藏现象兴起、转变、延续至今的全过程，不仅对艺术界、收藏界有重要参考意义，更可以帮助公众了解中国艺术演进的悠久历史、认知中国文明传承的独特机制。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

全球第一部中国艺术收藏通史《中国艺术收藏史》

从史前人们收集穿孔贝壳的故事开始，历时叙述了商、周、汉、魏、晋、唐、宋、元、明、清一直到近现代各个时期中国收藏文化观念和潮流的演变，既有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宏观观察，也有对收藏家、经纪人、创作者以及市场、文化环境的细微分析，兼具历史文化的深度研究和作品鉴赏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