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又是一年“橘子红了”的时节，第四届“琦君散文奖”在温州揭晓，今年获奖的作者，除了大导演贾樟柯，还有名门之后、杭州人夏衍的孙女沈芸。

沈芸的个人履历是这样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1991年开始在《当代电影》杂志任编辑。2000年调至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从事学术研究，主攻研究方向为电影产业与市场、电影史和电影导演，同时，还从事“夏衍研究”及文史研究。发表《史料·回忆与研究——从谈起》、《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创建始末（1949—1957）》《祖父夏衍与中共隐蔽战线》等文章100多万字。著有《中国电影产业史》《新概念学生素质教育丛书：中外电影》《中国城乡电影市场研究》《一个人和一群人》；参与编辑的书有《90年代的“第五代” 》《夏衍全集》，独立主编《老上海电影画报》大型丛书。

另一个或许无法切割的身份，她是文化名人夏衍先生的孙女，而且与爷爷夏衍在京城一起生活了20年。20年，爷孙俩同一屋檐下，亲密无间。

沈芸获奖的这非虚构作品《南竹竿胡同113号》，就是这二十年间，其中爷孙一起在北京南竹竿胡同113号，一个已经变成大杂院的四合院中生活的点滴记忆与回望。

琦君散文奖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南竹竿胡同113号》是一个历史时期的见证和缩影。沈芸的文字，柔韧有力，从容沉静，用亲历者的身份回望往事，切入历史的微观层面，将反思隐匿于日常叙述和人物命运之中，于生活幽暗处展现民生智慧，于困厄中觉悟生命的乐观，用个体记忆镜照时代，并从父祖辈的尊严中感知自己的血脉流淌，以文观史，以史鉴心，引人正视且心怀悲悯。

“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藏，不如喜乐。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这是丰子恺的《豁然开朗》里的句子，沈芸在她的《南竹竿胡同113号》中开篇引用了，这，或许正表明了后辈从先辈处继承的人生态度。

爷孙俩的共性，随处可见。沈芸的本职工作是电影研究者。夏衍是著名的猫奴，沈芸也是猫奴。出来温州几天，已要在惦记家中的爱猫了。

沈芸到达温州的当晚，本报记者在她的房间里采访了她，以下，是记者与沈芸的对话——

【乡愁】

钱江晚报：《南竹竿胡同113号》中的《四九城》，第一句就是“我，祖上杭州，生在苏州，养在上海”，您现在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多年了吧，很久没来老家杭州了？到浙江温州领奖还是很亲切吧？

沈芸：我是浙江人，这次能够在温州拿奖感觉到很意外，也很幸运，毕竟回到自己家乡。杭州也已经有几年没回去过了。

钱江晚报：现在你家饭桌上还会有江浙菜吧。琦君散文奖说起来是一个跟乡愁有关的文学奖，您是浙江人，说到“乡愁”两字，该怎么说呢？

沈 芸：乡愁的感觉对我来说，我的家族在浙江绵延了几百年，所有概念是从新人那里得来，所以我的乡愁也非常具体，也非常落实到生活的细节，比如说，我爷爷是固执的南方人，在饮食上，我爷爷的口味一直保持南方习惯，不爱吃香椿，吃月饼要吃苏式的。记得有年春节，按北方习俗家里包饺子，但爷爷要另吃馄饨，还边吃边“讽刺”：刚到第二代就北方化了。又比如说我们自己家的一个纪念日，还有我们家在家里说的是上海话，我爷爷的上海话里，又带着浓重的杭州官话的口音。这些因为我从小和爷爷在一起，就耳濡目染了，如果把这些都抽空了以后，我们的乡愁就有点空洞了。

钱江晚报：爷爷应该是对你一生人格形成影响最大的人？

沈芸：因为那么多年生活在一起，记得有个细节，他跟我说，女孩子要戴小表才漂亮，他有点老派，有点海派，审美上也是讲究的。

钱江晚报：对现在的你来说，乡愁是非常具体的存在，其实就在日常生活中。

沈芸：是啊，我爷爷杭州人，我奶奶是德清人，是德清一富裕蔡氏的长女，她的父亲是杭州纬成丝织公司驻沪总账房比如我还是会说，“我们浙江人如何如何”，“我们浙江人，一块饼搭一块糕。”

钱江晚报：最近你陪姑姑去了趟德清？

沈芸：要说“乡愁”，我有个姑姑可真是神奇。姑姑在纽约和新泽西生活了70年，她是我爷爷的外甥女，她的外婆是我爷爷的母亲，属德清的另一大家族徐家，我奶奶是蔡家，徐蔡两家是联姻的，是德清四大家族的两大家族，等于说我爷爷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德清人，所以他说他是杭州仁和沈氏，也是半个德清人。姑姑这次终于到了她外婆徐家的老宅，她寻到根了，了了一桩心愿。我从她身上，强烈地感受了一次什么叫“落叶归根”。

【京华烟云】

钱江晚报：《南竹竿胡同113号》是从记忆出发的吧？

沈 芸：我觉得我所有写作的原动力都是源于记忆，我不认为这些写作都是单向的记录。记忆是有血有肉的。

钱江晚报：《南竹竿胡同113号》的生活始于哪一年？

沈芸：1975年，我爷爷75岁，搬进这个标准的四合院时，原来的独门大院已经搬进了7户人家，变成了大杂院，我在那一年被接回北京和爷爷生活。

钱江晚报：你是从父母那里被接回北京的？

沈芸：对，那时候爷爷刚落实了政策，我父母在外边还没回到爷爷身边，倒是孙辈先跟着爷爷在一起生活。那段时间，也不怎么认真上学，我们是北京胡同里放养的孩子，很多时间闲逛，玩儿，串来串去，所以才有了《南竹竿胡同113号》。

钱江晚报：感觉有点像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马小军？

沈芸：是有点像，当然男孩子更野。

钱江晚报：你也写到了北京大杂院里平民百姓的日子，胡同人家的东家长西家短，非常的亲切生动，人物都是活的，有声音有情感，隔了这么多年去写，还是这么鲜活。

沈芸：这种荡游玩耍的童年日子，现在想来也是难得的，是不同于今天孩子的放养，虽然不是从课本中学东西，也会学到很多东西。后来我们家就不再冷清了，家里的客厅热闹了起来，爷爷的老友们接踵而至，梅兰芳的夫人福芝芳、廖承志夫妇带着女儿、还有黄永玉一家、黄苗子郁风夫妇，吴祖光一家等常来常往。后来我爷爷忙起来，家里的住房紧张了，1979年秋冬就搬家了，过了没多久，红学家周汝昌就搬进去了。

钱江晚报：你爷爷是著名的猫奴。

沈芸：他当时选的四合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爱猫，可以养猫。我们家的老猫，也是爷爷最爱的“博博”死后就埋在这里。

钱江晚报：算起来，在这里也就四年时光，你印象却那么深？日后会写出这部得奖作品？

沈芸：一方面是我回到北京跟爷爷开始生活的起点，有我的很多记忆在这个四合院里，另一方面，南竹竿巷113号也是爷爷晚年最后20年时光的重大转折点。

老照片：南竹竿胡同113号，夏衍与爱猫。

【爷孙】

青年时代的夏衍。

钱江晚报：都说“隔代亲”，您跟爷爷特别亲吧，才能在多年后写出那么多的回忆文字来？

沈芸：隔代亲是一方面，另外来说，我是我们家长得最像奶奶的孩子，我爸爸总说，这才是你爷爷最喜欢你的原因。

钱江晚报：你身上有很多他的印迹吧？

沈芸：我总是时时刻刻地想起爷爷，因为我如今长成一个人，身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赋予我的。最主要的还是精神上的，习惯上的，我爷爷也培养了我的口味，我至今生活中也还有很多的江南口味，小时候他纵容我的刁嘴，看着我吃东西时的馋样子，他会很会心地笑。

钱江晚报：您是什么时候忽然决定要写家族记忆了，要写跟爷爷有关的文字了？

沈芸：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是我爷爷去世那年。从1975年到1995年，我跟他整整生活了20年，那也是他饱受摧残后的耄耋之年。我爷爷带走的那个时代，作为历史长存于人间，不以生死为界。爷爷去世后，我第一篇写的关于他的文章，是1995年他去世2个月后写的祭文《天上人间》，这是我写过的最难过的一篇文章，是一边给他整理着年表一边写的。后来一发不可收拾，慢慢就走上了他曾经特别希望我走的“文史哲”之路，转眼就写了20多年了。我想起他曾经给我写的信，要我好好管家，趁平静的日子用功。想起他鼓励我多看杂书，特别提到要多读清代小说。

沈芸（中）和爷爷在一起。

钱江晚报：他教过你写作吗？

沈芸：没有，小时候他喜欢我在他房里呆着，但他也不教我写作文，我的作文是学校里学的，但他会提醒我阅读很多书。他希望我读好中文，扎实地研究历史，用最平实的笔法来叙述。

钱江晚报：您的本职工作是电影方面的，可以说这是从爷爷那里来的传承吧？

沈芸：我小时候在礼士胡同上小学，旁边就是清代大臣刘墉的府第，也是电影局的办公地，很我家南竹竿胡同很近，那时爷爷常到那里去审片，也常带我去看电影，比如《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等，有次《苔丝姑娘》因为涉及到两性问题，他没带我去看，我很不高兴。我后来读大学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我父亲是学理工的，我数学不好，结果考了北影，但我爷爷其实并不热衷我干电影这行，他很不喜欢我从电影学院学来的论文体，他还不断地给我泼冷水，他几乎也没有给我灌输过任何电影方面的观念，他认为，作为一个人综合教育的基础，电影的面太狭窄，不足以支撑知识结构的全部。

钱江晚报：您现在走上了爷爷期待的路。

沈芸：他当时讲的这些道理，我要在他离开后才开始愈发清晰了，这几年，我出版过三本电影研究方面的专著，最终还是回到了爷爷希望我做的文史方面的研究和写作上来。

钱江晚报：从你家来说，代际传承是什么？

沈芸：我从一个孙女对爷爷的回忆到进入“夏衍研究”，需要走过一段心理的历程，需要超越一般意义上的亲情。我一开始，爷爷对我来说也许只是熟悉和了解，他做过哪些事，是个什么样的人，怎样看待社会，如何评价自己，都还是蜻蜓点水的略知一二，这些年重新回望他的人生，我在许多个“为什么”中一点点感悟，可以说，爷爷只属于我个人，而“夏衍”的含义要丰富得多。他说的，“我这个人很平凡，但我经过的这个时代，实在太伟大了”，令人深思。我深知不是因为血缘我就能轻易敲开人物之门。

抢先读

南竹竿胡同113号(节选)

一、四九城

我，祖上杭州，生在苏州，养在上海。

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我随母到了北方的唐山，快要上学了，又被带回了北京。我回到北京后不久，我爷爷夏衍走出了秦城监狱，我们家的元气开始有些慢慢地恢复了，话说那是1975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北京城告诉了我三种颜色：蓝的天，白的云和灰的瓦。

气派！不愧为千年古都，没有一点俗媚之气，走在街上的人，也是大大方方的。

我们家在东城南小街，早先的门牌是八大人胡同27号，后来改为南竹竿胡同113号。

在一个物是人非的年代里，所谓的东富西贵，也就剩下胡同和四合院了，住在里面的人，都被一茬茬地革了命。

1949年以后，我爷爷他们那一代的很多文人“书生作吏”，走上了如履薄冰的仕途，可是，之初的他们依然是文化人。譬如说，他们中的一些人用自己的稿费买院子，像丁玲、艾青、叶君健……都是自购房产。

我爷爷也说过，他当时手里正好有一笔可用的稿费，刚刚调到北京当部长，他就看好了一座带花园的四合院，还没等他买，文化部就分配了他这处房子。

作为四合院，这算不上好宅子，平平常常，既没有雕梁画栋，也没有假山后花园，简单呆板，但规矩方正，对于当时四口人的家庭，足够了。

还有足够好的是地段，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

南竹竿胡同隔着一条小街，正对着是礼士胡同，著名的刘墉府是后来的电影局。隔壁就是我上的礼士小学，我每天上学走路十几分钟。

这条南小街上，分布了很多耳熟能详的胡同，24路公共汽车把它们串了起来，往南沿线两边：北竹竿胡同、竹竿胡同、南竹竿胡同、演乐胡同、内务部街、史家胡同、新鲜胡同、红星胡同、芳嘉园胡同、禄米仓、干面胡同……一直开到终点北京火车站。

往北，到了朝阳门内大街。有以前的文化部、外交部、图书进出口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最重要的是朝内菜场，逢年过节，凭票供应，排队购买，那可是一年之中关乎温饱的大事件。

除此之外，81号里的那两幢鬼宅，天长地久地摇曳在日晒雨淋中……

那时候的北京四九城，不大，东城以内，皆可步行。从东城到西城，骑自行车最适宜。

我记得，王昆仑的女儿王金陵经常骑一辆自行车，到了我们家院门口，把车一停，叫着“夏伯伯”走进了正房的客厅。她在人大当教授，教俄罗斯文学，是《红楼梦》专家，懂昆曲。

“我爱北京天安门”，是需要有一段车程的，去一趟也算是一件大事情。

在公交车里面，我对24路的感情最深，这座古城留给我最初的记忆，都是24路帮我串联起来的，它所经停的每一站，都是记忆库的一扇门，不要轻易触动。

我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会经过一个小卖部，开在一个居民房的低矮窗口，只有一个小售货口，我总是探进头，跟里面的老大爷说，要5块桔瓣糖，一分钱两块，每次就买10块。口袋里的这5分钱，我在课堂上就攥着，心里盘算着，买了这10块糖，要在这两天回家的路上和做作业的时候，分几次吃光，这是对自己上学辛苦的偷偷奖赏。

有这种小心思的孩子，不止我一个。廖梦醒家的一位小哥哥，今年都六十多岁了。他小时候，最爱吃稻香村的黄油枣泥饼，他住校省下一星期的零花钱，就是为了吃上一块黄油枣泥饼。从稻香村出来，吃上了思念已久的枣泥饼，不坐公交车，走着回家，边走边吃，节约了他妈妈给的车票钱。

在我家的南小街上，没有稻香村，我的最爱也不是枣泥饼。如果从南竹竿胡同出来，去坐24路，要走到演乐胡同那一站上车，在这不到5分钟的路程中，有一家早点铺，除了清晨卖油饼豆浆，也卖烧饼糖耳朵之类的小吃，到傍晚才关门。

我们从南方过来的人，最受不了北方的这种小吃店，简陋得很，跟上海的糕点店没法比。那位王金陵阿姨在多年以后，有一次在电影院里见到我，热情地从包里掏出点心来：“给你吃啊，这可是从上海带来的奶油点心……”

玻璃窗的木门只要是营业时间就一直敞开着，冬天挂上个厚厚的棉门帘子。终日都在昏昏暗暗中，一两盏黄瓦斯灯泡，总是提不起精神，随时要熄火的样子。高高的、我踮起脚才够得着的柜台，三两个没精打采、说话硬撅撅的售货员，几张方桌子和条凳，是供吃早点的人用的，桌子上放着筷子桶和搪瓷调羹盒。柜台里没几样点心，麻酱咸火烧、麻酱糖火烧，有时候还会有焦圈和应季的绿豆糕。

在这几样可怜巴巴的点心里，我最爱吃的是一毛钱一个的豆馅火烧。白白的硬面烧饼皮上滚了一圈白芝麻，在烧饼的肚子中央点了一个红点，最关键的是，它一定要裂口，露出里面的豆馅，是带红小豆豆皮的馅，不是南方的细沙。它的学名极其生动，叫：蛤蟆吐蜜。

对了，到了下午，小吃店会供应炸糕，就是天津的耳朵眼炸糕，也是带豆皮的豆馅。

这家早点铺离我们家很近，有的时候，早上，小孩子赖床，大人就把早点买回来，冬天家里生炉子，用锅装回来的豆浆就放在蜂窝煤炉子上小火温着，油饼夹在铁丝筚子里烤在一边，吃的时候嘎嘣脆。

我觉得糖油饼是最好吃的，比普通油饼要贵，一毛钱一个，是油饼里的战斗机。那时候，大人要是给小孩儿两毛钱买早点，就有点奢靡之风的意思了。

我们家里的南方人总是怀念油条，北京当时没有，天津有，他们叫果子。让我最早知道果子就是油条的人，是一个郎中，他住在我们家院子的对门。

这个人，充满了故事，而且是互相矛盾的故事。

二、街坊

过去北京的夏天，白天热，晚上凉，不难熬。三伏天，太阳底下是火辣辣的，树荫下晒不着的地方，小风吹着凉快。

一到七、八月份，树上知了喳喳地叫上一整天，到了太阳落山，还不肯“下班”。

进入雨季，地上房上的狗尾巴草像小孩儿抽条似的向上蹿，蚊子也跟着猖獗起来，大家吃完饭坐在院里乘凉，人手一把蒲扇，漫无目的地拍打着……

我刚回北京时，没有找到小学接收，像个失学儿童一样每天在家里东跑西颠。父母上班，好在有爷爷教我语文，不过他的教学方法不规范，也有可能是他根本看不上“四人帮”他们编的课本，不好好按照教材教，所以，我一个夏天都在家快乐地“放羊”。

趁大人不注意，我便溜出院子，跑到对门去玩。

某一天，那位郎中，姓余，正站在院中间跟三两男女说着话：“天津那大果子，炸得是金黄铮亮，暄暄腾腾，站得直，立得住，笔挺挺，北京见不着。长江以南的人，他们管这叫油条。”

说这话时，他不像北京人，但又不像天津人，这果子里透着见识，却不是思乡。

余郎中长得像李雪健，五短身材，平头板寸里藏着白发，黝黑的面色中埋着皱纹，我总感觉他的眼白比别人都多，眼角中露出的余光比李雪健扮演的人物还要狡诈，他的嗓音也跟李雪健的角色一样是从鼻腔里发出来的磁性般沙哑，他的声音从来不高，但是一听就知道是他在说话。

他一看见我跑进了他们的院子，就开始收起了话头，摇着扇子，准备往自己家门里走，上了台阶，手一背，给了我一个后脑勺。

我们家是胡同里的著名黑线人物，这条街上没人不知道。我们家被抄过30多次，一个院子几乎被抄空了，几卡车把家里一排房子的书都拉走了。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红字标语直接写在了院子的白墙上，正对着我们的门窗，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家是专政的对象。

随后，院子里搬进了七户“革命群众”，我们被轰进了连厨房都没有的三间房子。

我出生的1969年，是我们家最倒霉、最悲惨的年月，我爷爷被抓进去三年了，生死未卜。

所以，给我取名“芸”，一是取芸芸众生的平民百姓的含义，二是芸香，为一种夹在书里防虫的草，取义“书香”。

从小我被保护得很好，在家里没有受过夹起尾巴做人的自我矮化教育。

我曾经在胡同里，趾高气扬地跟街坊们说：“我爷爷是四条汉子！”街坊们觉得我很好玩，故作一番惊叹状。唯独余郎中，从我身边“哼——”的一声走过去，摔了一下院子的大门。

可是，很奇怪，我一点也不怕他，照样往他们院儿里跑。

我们家的院子在经过了这场劫难后，已经失去了当年的景致，成了一个大杂院，院子的中间还被邻居盖了小厨房，东南角的一棵桃树挤得见不到阳光，不久就无影无踪了。只有一溜西房的前面还保留了一些残存的遗迹，我爷爷亲手种的一棵枣树，从小树苗长到碗口那么粗了，树枝也长过了房顶，却从未见它结过枣。一棵开不了几朵花的紫丁香，瘦小枯干，营养不良。还有一个葡萄架，那只等了我爷爷8年多的大黄猫，死后就埋在葡萄架下，或许是这只“义猫”的气场太大，在它入土为安后没多久，这棵葡萄藤就死了。

隔壁建了一个金星钢笔厂，每天都有难闻的赛璐珞味道飘过来。可以说，这个院子的风水已经给破坏完了。

从监狱里出来的爷爷，身心俱疲。家未破，人安在，已经是万幸了。

“文革”前那种打理庭院的好兴致，荡然无存，也力不从心。他只是在家房前的小块空地上种些花生，教我种些“死不了”和地雷花，我奶奶倒是喜欢盆栽的粉红色韭菜莲。他们看见我用采来的指甲花捣碎了，来染红指甲，很开心的，这也算是劫后余生的一点小快乐。

指甲花，也叫凤仙花，是我从对门的院子采来的。“死不了”的花籽儿和地雷花的花种，也是我从对门的院子采来的。夏季的地雷花，到了晚间，会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气，采地雷花种的时候，我还专门搭配挑选了各种颜色，紫色、黄色、白色和花斑点，幻想着来年，在我家院子里，也种出一片姹紫嫣红，不过，好像没有成功过。

对门的院里养着一只黑猫，是翟大妈家的，翟大妈是满族人，一位体面的老太太，对我家很友好，欢迎我去玩。

我爸爸稀罕她家的黑猫，总说以后自己也要养一只，这个愿望后来我们搬到大六部口，实现了，他一下子养了两三只黑猫，因此我爷爷说：“黑猫是我儿子的，黄猫是我的。”

朝内大街以南，在前清时是镶白旗的地界，门第低不了。翟大妈家的四合院比我们家可是气派多了，北京人的老话，她家是高门槛。走上高台阶，进深是一个有檐柱的大门洞，黑褐色的大门口立着一对神气的圆门墩。虽然大门的里边已经是个杂院了，但依旧庭院深深，垂花门的雕梁画栋，游廊的迂回，都看得出这座一进的院落，在前朝不是一般的人家。

我一直感觉，这座老宅子是翟大妈的祖宅，院子里的其他住户都像是后搬进来的，只有她家，或者准确地说，只有她像是这宅门的主人。

可是，我们家的大院门是开在朝南东南角的，对门翟大妈家的大门却是朝北开的，四合院的门朝南朝北是风水布局，里面肯定有文章。

翟大妈从来不说她家的陈年往事，细想下来，她家现在应该是原来大宅的后门，前门开在了新鲜胡同，坐北朝南。北京的老城区里像这样跨两个胡同三进以上的大宅门很多，像章含之的家原来就是三进大院，前门在史家胡同，后门开在内务部街，后来院子一分为三，正门是妇联的好园宾馆，章含之住中院，后院是外交部的宿舍，成了大杂院。翟大妈的院子很可能就是这样，他们的大宅在民国时期分家了，翟大妈一家分得了后院，从南竹竿胡同进出。她家的正房像是一个南北两边对窗的花厅房，很宽大，中间打了一个木门雕花隔断，朝南的窗前砌起了一面罩房的墙，如果不错，这就是分家的标志。罩房的墙没有挡着射进来的阳光，夹道的一棵核桃树长得葱茏茂密，我由此知道了，核桃树的树冠是很美的。

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说的就是她以前的家。

所以，我们一般不说对门，都说翟大妈院儿。她那个院子里有一个大葡萄架，遮阳蔽日，快八月的时候，绿葡萄珠就垂了下来，等着慢慢变紫，葡萄藤底下还种着白色的玉簪花。她家院里的一棵大枣树，一到秋天结果时，大枣子挂在树梢上像是一颗颗玛瑙，沉甸甸的。翟大妈的东跨院窗根底下有一棵号称是百年的老月季，据说这棵月季和这座院子同龄，它的枝秆跟一棵小树一样粗。一到入冬，就用草苇子和棉絮包起来，相当于穿上棉衣。

这个院子的前院已经被破坏了，几家住户都在自己的门前接出来一个简易的小厨房，把走路的地方挤成了只能走一个人、推一辆自行车的小道。翟家的垂花门特别雅致精巧，典型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建制，“一殿一卷”式的卷棚顶和悬山顶，里院是四扇绿屏风门。以垂花门为界，里面是另一个世界，格局未变，保持完好，连花坛都还在，我采的花籽儿就是从这儿来的。

老北京院子里的春华秋实，是一种很高级的奢侈。种什么树，养什么花，是很有讲究的。一般来说，院里都会有一棵枣树，然后是丁香、石榴或海棠。

我们南竹竿胡同113号的家有一棵枣树，北小街46号也有一棵枣树，大六部口14号还有一棵枣树，同时，种了一白一紫两株丁香。

翟大妈家除了有枣树，还种了一棵香椿树。打枣的喜悦在秋天，摘香椿芽的欢乐是在春天。翟大妈院里每年用铁钩子摘香椿芽，是一大景观，大人钩，小孩儿捡，街里街坊的一下子仿佛成了一家人。翟大妈好像会做各种跟香椿有关系的菜，她更喜欢把香椿分送给四邻尝个鲜，她让我带回家去一把刚摘下来的香椿芽，送给我奶奶，炒个香椿鸡蛋。

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商店里突然投放了一批巧克力，得知消息后，大家闻风而动，赶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张秉贵”糖果柜台，蜂拥着排队购买，我爸爸托关系多买到一份，借着看大黑猫的由头给翟大妈带去。我当时和妈妈在唐山，还在上幼儿园，对爸爸带来的这份尼克松巧克力印象深刻。

从那时起，似乎是个分水岭，“文革”进入了后期。大家都被阶级斗争折腾得筋疲力尽了。嘴上不敢说，心里却都不自觉地想将那些路线啊，斗争啊，放到一边去，渐渐地回到人际交往的正常轨道，盼望着能平平安安地过上人的生活。